读史撷英（读《明史》之一一一）奸臣何以“奸”的历史回味——来自《明史·奸臣列传》的启示（下）

平民

与周延儒“奸”的庸常不同，温体仁则以“清官中的坏人”形象，在“奸臣”行列中特立独行，如果不是清乾隆皇帝爱新觉罗·弘历一道御批定论，《明史》或许不会那么坚定地让其与胡惟庸、严嵩在《奸臣列传》中并立。《乾隆御批通鉴》中的这道御批如此言道，“温体仁巧诈阻深，貌为公直，以要结主知。及在阁，惟日以蔽贤植党为事，甚至力翻阉案，变乱是非。而于边计民生，皆漠然置之不问，已为误国罪首。至流贼横行日久，阃帅覆辙相寻，其糜溃滋深，虽童孺亦知为沦胥无日。乃体仁并未闻有剿荡深谋，转指剧寇为癣疥，置隐忧于度外，真不复少具人心。庄烈偏听生奸，尚加信倚。崇祯十七年之间，相更五十，而体仁独居位八年，终致倾危莫挽。亡国之君，各贤其臣，于体仁又何责焉？”虽然最后有“又何责焉”的开脱，但乾隆列举的事实，则足以将温体仁的“奸臣之奸”明明白白地镌刻在历史耻辱柱上。后世观史，考证温体仁是否如此“奸”，固然必要，但根据“既有”，探寻其何以如此“奸”的“心迹”，对于广大读者，无论是明“正衣冠”之德，还是究“知兴替”、“明得失”之道，显然更为紧要。

温体仁，字长卿，号员峤，浙江湖州乌程人。其先祖温祥卿为避乱，自山西迁居浙江湖州长兴，后投奔朱元璋，担任开国元勋耿炳文幕僚，襄助军事，多有建树，洪武中期曾担任兵部尚书。定籍浙江后，迁乌程淤溪定居于乡下，成为当地颇有声望的绅士人家。温体仁受家教影响，以善于机谋见长，学业精进，十六岁考取秀才，二十四岁乡试“中举”。其间曾受邀，担任浙江金衢道副使张朝瑞“幕客”三年。二十五岁时以殿试二甲的成绩得“赐进士出身”，入选庶吉士，授翰林院编修。万历四十年，已年近四十的他迁南京国子监司业，翌年任左春坊左谕德，再两年署掌国子监事，半年后升左春坊左庶子，管理诰敕。其时温体仁父亲入京，察觉朝中党争险恶，便劝温体仁以避让为上，温体仁心领神会，坚请调任南京。万历四十四年升詹事府少詹事后，如愿调南京掌翰林院事。之后他再去北京公干，更是断绝与朝廷官员的礼尚往来，一门心思与家人欢聚欢乐，竟被坊间传为佳话。由此可见，温体仁是一个善于审时度势、极有自律定力的明白人。《明史》称他“为人外曲谨而中猛鸷，机深刺骨”，由此可见端倪。

南京任职三年，遇母亲亡故，温体仁回乡“丁母忧”，期满，朝廷召其回京任礼部右侍郎兼翰林侍读和《神宗实录》副总裁。温体仁为照顾失明体衰的父亲，称病不赴。经熹宗朱由校温言晓谕和内阁大学士韩爌敦促劝告，才于八月下旬赴京供职，并充当皇帝经筵的日讲官。两年后再接父亲讣告，又一次回乡守制。如此算来，七年天启朝，温体仁并没有在朝廷呆多长时间，也因此而躲过阉党与东林纷争泥沼，与周延儒一样，成为置身局外、相对干净的旁观者，从而为他建树“孤忠”人设打下了客观基础。除了“孤忠”，温体仁基于政治抱负，还刻意为自己打造“苞苴不入门”的“廉谨”人设。机遇总是眷顾有准备的人，崇祯朱由检刚一即位，便启用温体仁为南京礼部尚书，次年二月又招其进京，继续经筵讲读，协理詹事府事。此时的温体仁，在新帝面前“屏气鞠躬，进止有度”，一派“恭谨之气”，加上他居官三十年，“硁硁自守”，从未受到弹劾，“孤忠”、“廉谨”，正合崇祯帝关于好官的心理定义，时仅半年，温体仁便被擢升礼部尚书。然而，就在这一过程中，表面公允无私的温体仁却瞒天过海，主演了一出双面人大戏。

事情起因为崇祯元年冬的廷推内阁候补人选，阉党破灭，东山再起的东林党依靠人多势众，排斥异己，导致皇帝心仪的周延儒和自视甚高的温体仁皆以“望轻”而落选。周延儒尚在懵懂，而机敏的温体仁却已凭“揣帝意必疑”，果断出手，将矛头直指入阁呼声最高的东林领袖、礼部侍郎钱谦益，旧案重提，“上疏讦谦益关节受贿，神奸结党，不当与阁臣选”。本就心有疑虑的崇祯帝正好借此一辨此次廷推的真伪曲折，于是召阁部科道诸臣至文华殿，听取钱谦益与温体仁的当庭辩论，以辨是非。毫无准备的钱谦益，在事实确凿的旧案面前自然“辞颇屈”，而成竹在胸的温体仁则“盛气诋谦益，言如涌泉”，说了一番非常聪明的话，“臣职非言官不可言，会推不预，宜避嫌不言。但枚卜大典，宗社安危所系。谦益结党受贿，举朝无一人敢言者，臣不忍见皇上孤立于上，是以不得不言”，由“不可言”至“不得不言”，矛头直指皇上疑忌最重的“大臣植党孤立皇上”，因此，朱由检“闻体仁言，辄称善”，在场的东林党官员纷起为钱谦益辩解，则进一步增强了朱由检对东林结党营私的厌恶和不满，再加上周延儒以“会推名虽公 ，主持者止一二人 ，馀皆不敢言，即言，徒取祸呃呃。且千秋事又成案，不必复问诸臣”，“独奏”助攻，一场廷推最终以人选名单作废，钱谦益罢官议罪而告结，公开为周延儒辩解的吏科都给事中章允儒等东林党官员，“皆坐谦益党，降谪有差”，而温体仁却崭露头角，赢得崇祯帝“微体仁，朕几误”的赞叹。

钱谦益的失落，是东山再起的东林党人重大挫折，造成这一情势的作俑者，温体仁和周延儒也因此受到东林官员的群殴围攻，险象环生。心智过人的温体仁并未纠缠于具体事实的辩争，而是以退为进，借“乞罢”理由，“比为谦益故，排击臣者百出 。而无一人左袒臣，臣孤立可见”，将皇帝的注意力引向党争之政治倾轧，果然收到奇效，不仅化解了东林党官员的反攻，而且所表现出的“辗转不肯诎”的孤忠，亦更为崇祯帝欣赏，“益向之”。已是尚书的他，亦在先期入阁的周延儒推荐下，于崇祯三年六月以礼部尚书兼东阁大学士入阁。

耐人寻味的是，在这一过程中，《明史》还有选择地疏忽温体仁在此期间留下的一桩公案，亦即毁誉两端的明末历史人物袁崇焕之死，一个重要的推因，就是温体仁在袁崇焕被捕后连上两道密折奏疏，极言袁崇焕“私通后金”，“擅杀边将”，客观上促使崇祯帝更加坚定地将袁崇焕推上了断头台。温体仁曾在自己的一封家书中坦言，“崇焕之擒。吾密疏实启其端”。此事如何看，应有两种截然相反的判断，如果袁崇焕真的是谋逆罪犯，温体仁这样做，非但无过还有功，功德可鉴。但如果相反，袁崇焕是一心为国的社稷栋梁和民族英雄，他则无疑是祸国殃民的历史罪人。然而，无论作何判断，温体仁在这一事件中都有一个不容抹杀的污点，就是他动机险恶，他密疏揭发袁崇焕，真实原因是借搞倒袁崇焕摧垮东林党掌控的内阁，为自己入阁创造条件，扫清障碍，表面正直的温体仁绝非善良之辈。

人总是会变的，心有异图之徒，更是如此。“体仁既藉延儒力得辅政，势益张”，尽管其依然保持“孤忠”外表，但凭一己之力屡试不爽的成就，已经让他有了登临权力顶峰的欲望和冲动。曾经的盟友和提携人周延儒，便因此而成了他新的猎取和替代目标。表面上，他尽可以低卑姿色尊重首辅周延儒，营造“同心秉政，相得甚欢”的和谐假象，背地里却不动声色，频繁动作，发展自己的阵营力量，削弱败坏周延儒的政治形象和影响力，此长彼消四个年头，竟致周延儒一无所知，一旦时机成熟，温体仁便指使太监王坤、给事中陈赞化等一应心腹，连环弹劾周延儒，自己则躲在幕后“默为助”，最终迫使周延儒“免归”，让出位置，温体仁得遂心愿，成为“首辅”。

看似官场道行深不可测的温体仁，真正到了担纲中枢时刻，却立刻暴露出不善治政的德才缺陷。观其表现，不仅令人记起南宋陆游《闻鼓角感怀》中诗句，“时多通材臣腐儒，妄怀孤忠策则疏”，只不过，陆游此说，表达的是壮志难酬的痛楚与无奈，可对于温体仁，如此描述，却是其真实情况的逼真写照。《明史》如此描述，“当是时，流寇躏畿辅，扰中原，边警杂沓，民生日困”，温体仁“未曾建一策”。问题是，作为首辅大臣，崇祯帝何以容忍他如此的“低能”。这就不得不提起温体仁无底线尊顺皇上的非凡才能，有人说他这是“愚忠”，而我却认为温体仁“不愚”，他所采取的策略，展现的恰恰是明哲保身、大智若愚的超人智慧。在儒学主导的传统政治道德中，为臣之道有一个基本准则，就是必须敢于、善于“匡正君主”，以自己或进谏或辅佐的履职行为和道德操守纠正帝王的过失或不当行为，维护治国理政的天道正确和秩序稳定，因此自古以来，“文死谏、武死战”，一直是贤能之臣毕生追求最崇高的道德境界。而温体仁却恰恰相反，入阁八年，他对崇祯帝的主张决断几乎没有什么异议和劝谏。别人指责他一味“窥帝意旨”，他亦堂而皇之地回道，“臣票拟多未中窾要，每经御笔批改，颂服将顺不暇，讵能窥上旨”。崇祯帝每当问起兵饷之类军国要务，他都回以“臣夙以文章待罪禁林，上不知其驽下，擢之此位。盗贼日益重，诚万死不足塞责。顾臣愚无知，但票拟勿欺耳。兵食之事，惟圣明裁决”。如果遇太祖、成祖，他这么说，别说做官，就连脑袋能否保住，都在两可之中，但崇祯帝却将他这种貌似真诚的态度视为“朴忠”，不仅不予责罚，反而“愈亲信之”。其实，这正是温体仁的聪明之处，他深知，崇祯朱由检看似勤奋理政，夜以继日，但骨子里却是刚愎自用、定力失衡、反复无常的独裁之君，稍逆龙鳞，后果不堪设想。保全自己的最好办法，就是装傻卖呆，做一个只会阿谀鼓掌的随侍木偶。实践证明，温体仁这么做，也正是崇祯朱由检所期望的首辅模样，如果遇上仁宣时期的杨士奇、杨荣、杨溥或创造“万历中兴”的张居正这样棱角分明的贤良能臣，朱由检极有可能是从不能接受，一步一步走向难以相容，直至视为仇雠，必欲除之而后快。

一方面，温体仁在该做的事情上“存心”不作为，另一方面，在“日与善类为仇”等不该做的事情上，他却挖空心思肆意胡作为。这就不得不回过头来看他为自己安排的两个人设，“孤忠”与“廉谨”。先看孤忠，“孤忠”本意，褒义十足，指的是忠贞自持、不求外界体察甚至弃生前名于不顾的忠臣气节，南宋岳飞、文天祥，本朝之于谦，都是这方面最为杰出的代表。从这一角度分析，温体仁则显然不是，他的“孤”只是外表，意在以不党不派外在的“孤”，骗取极度厌恶“党争”的崇祯的好感和信任。至于“忠”，则更是“笑话”，从其心迹不一的表现看，他对皇帝和皇权的“忠”，充其量只是其一己私利和政治企图的工具和手段，他真正“忠”的，是自己的利益欲望。看似独来独往的他，从入阁那天起，就在暗处做着排斥异己，培植心腹，结党营私的黑文章。他的敌人，始终是曾经嫌弃、伤害过他的东林党人，为了击垮对手，他一方面以“孤忠”的名义，将游离于东林和阉党之外的官员聚拢在自己身边。另一方面耍弄权术，通过提荐亲近（如乌程同乡、姻亲闵红学，吏部左侍郎张捷，南京吏部尚书谢升）出任吏部尚书或署理部事，把朝廷的人事权揽入自己怀中，并在言官和各部衙门安插亲信，培育听命于己的隐形党派体系。与当时党派领袖大多热衷抛头露面不同，温体仁更善于暗中不露痕迹地操弄掌控一切，越是“荷帝殊宠，益忮横”，便越是“中阻深”。“所欲推荐，阴使人发端，己承其后”；而“欲排陷”，则“故为排假，中上，激使自怒”，将结果牵引归于对方的自作自受。为了规避这些行为可能带来的反噬伤害，他特意做了两个必要准备，一是“念朝士多与为怨，不敢恣肆，用廉谨自结于上，苞苴不入门”，以与“物欲贪念”隔绝，屏护自己的政治安全。二是“自念排挤者众，控怨归己，倡言密勿之地，不宜宣泄，凡阁揭皆不发，并不存录阁中，冀以灭迹，以故所中伤人，廷臣不能尽知”。从实际情况看，这两手确实很有迷惑力，不仅在当时蒙骗了皇上，欺骗了公众，而且在后世，亦让不少研究他的人，缺少充够充分的第一手史料证据辨别其忠奸与否，不得不以“清官中的坏人”之类模棱两可的判断而草然了事。

然而，游走江湖，凡有利害，总是要付出代价的，就在温体仁自以为一手遮天时，就应了那句老话，“善骑者坠，善游者溺”，最初助他为皇帝“宠信”的“孤忠”，最终却成了他自取灭亡的墓冢。利令智昏的他，在出手打击东林新生力量“复社”时，企图同时置其老对手钱谦益于死地，便拟旨逮钱谦益“下诏狱严讯”。钱谦益向司礼太监曹化淳“求解”，温体仁得知即“密奏帝，并请坐化淳罪”。谁知心思缜密的他，这次却惹了最不该惹的硬角色，已经冷视内臣态度的崇祯皇帝，直接将温体仁的密奏“示化淳，化淳惧，自请案治”，于是“尽得”其中奸状及温体仁密谋，“帝始悟体仁有党”，其“孤忠”人设因此而訇然崩塌。而温体仁此时犹存幻想，“佯引疾，意帝必慰留”，谁知等来的却是崇祯帝毫不留情的“放他去”，旨意下达时，温体仁正在吃饭，闻言惊“失匕箸”，其仕途生涯就此终结，次年即崇祯十一年七月，温体仁一命呜呼于家中。《明史》记载，崇祯朱由检闻知温体仁死讯，“犹惜之，赠太傅，谥文忠”，依然认可其“忠”。而京城民众得知温体仁去职，却是欢声雷动，妇孺皆庆，帝心与民心的差距，不啻云壤。

温体仁之后的奸臣便是马士英，但观其传，个中内容更像明末南明初一类人物、一种现象的综合记述。论马士英为“奸臣”，从史实看，实在有些勉强，他不仅不能与胡惟庸、严嵩相提并论，就连周延儒、温体仁这样维度较低的奸人，跟他也不是同一层次的人。

出生于贵阳的马士英，字瑶草，万历四十七年进士，授南京户部主事，后任官郎中和严州、河南、大同三州知府。崇祯五年，擢右佥都御史，巡抚宣府，上任仅一月，即因擅取公帑数千金行贿，被告发，坐罪遣戌，流寓南京。在南京期间，马士英做了一件影响恶劣的糗事，与同榜进士、因附丽阉党而被罢黜、寓居南京的阮大铖过从甚密，交欢近十年。崇祯十五年，凤阳总督高斗光因战事受挫遭逮治，经时为首辅的周延儒等人荐举，赋闲十年的马士英再度出山，以兵部右侍郎兼右佥都御史，总督庐、凤等地军务，到任之后，亦有平定保定总兵刘超叛乱、抵御流寇等不俗军绩。从这一过程看，马士英并没有影响全局的特殊表现，该做的事他做了一些，不该做的他也做了一些，在当时那样的社会条件下，都在“世俗正常”的范畴。而他所占据的军政地位，却在崇祯自缢，京师沦陷后，在南明初期的崛起创造了非常重要的条件。

崇祯自缢之后，他凭借实力，在拥立福王朱由崧为弘光新君过程中起到决定性作用，并因此成为新朝东阁大学士兼兵部尚书、都察院右副都御史，处于新朝廷权力运行的顶端位置。之后他本应牵头组建“救亡”统一战线，团结一切可以团结的力量，利用半壁江山的潜在优势，抵御外患内忧，重建大明江山，可他非但没有尽力而为，反而把本就品性不端的“挚友”阮大铖找来，倚为左右手，从而把本可放下的东林与阉党的党争再次复燃，使本就脆弱的新政权一下子陷入分崩离析的内乱之中，仅一年时间，弘光小王朝就归于灭亡。马士英“奉王母妃，以黔兵四百人为卫”，南走浙江，奔走联络四方共同抗清，而名声已臭的他四处碰壁，惶惶然如丧家之犬，最后在太湖长兴伯吴日生军中抗清，兵败被擒，拒不投降，死于清军屠刀之下。

可以这么说，马士英对南明第一个新政权有拥立之功，但更有致其覆灭的重大失误和主要责任，但依此便将他列为“奸臣”，依然有失公允。清人修《明史》，起自朱元璋洪武，综至朱由检崇祯，十七朝，十六帝，历时二百七十六年，南明之弘光、隆武、绍武、永历四朝十八年，根本就不在这一范围之中。而马士英之所谓“奸”，则集中表现于南明弘光朝，影响范围也主要在江淮苏浙一带，无论从那个角度看，将他列为明朝“奸臣”，都是不甚地道的。更何况马士英的民族气节不逊同时期任何英灵，崇祯朱由检因“君主死社稷”、自缢煤山，虽是亡国之君却照样受到历史包括他的敌人的包容和尊重，可同样深明大义、以死殉国的马士英受到的待遇却截然相反。其中原因，固然有马士英身为弘光朝首辅，也确实做了不少蠢事和坏事，追究有因；但是不是还有其他一些上不了桌面的因素在起作用，譬如马士英生前是不是做过一些事，特别是拒降，给满清统治者留下了极为深厚的痛恨情绪，即便过了一百年也依然记恨在心。而弘光朝更为可恶，货真价实的奸人、马士英招引来的阮大铖，尽管他前有依附魏忠贤的阉党劣迹，后有延续党争，党同伐异，政治倾轧的现实罪行，就因为他投降了清朝，并死在引导清军进攻福建的途中，就睁一只眼闭一只眼地放过，其中的猫腻一目了然。如果直书其为前朝“奸臣”，清朝岂不要承担“藏污纳垢”的不好名声，为了所谓对历史负责，只能半遮半掩地在《马士英传》中掺杂进他的劣迹史实，搞了一个四不像怪模样。此外，还有一个重要原因，参与《明史》编纂的人员，有相当多的江浙一带的知识分子，很多人的学识理念，深受东林特别是与马士英、阮大铖尖锐对立的“复社”思想影响，这一现实，极有可能对评价马士英的客观性和公正度带来比较不利的影响。分析这些原因，并非刻意为马士英洗白，只不过说，他确实有“坏”的表现及严重后果，但要称其为“奸臣”，则多少有点“高抬”他了，他真的没有那么“坏”。

但凡“奸臣”，如《明史·奸臣》卷中的各位，总有一个核心特征，那就是他们无不将“一己私欲”凌驾于“天下为公”之上，窃弄威权，祸国殃民，给江山社稷、民众福祉留下严重祸害。就是“成色”弱一些的周延儒、温体仁，留下的恶性伤害亦远不止于当朝。周延儒的不作为、欺骗君王，让消极怠政成为明哲保身的法宝，而温体仁假“孤忠”真“党争”的做法，则更像三国吕蒙的“白衣渡江”，将党争从之前以公开论理为主的“明争”，蜕变为基于争权夺利阴谋绞杀之“暗斗”，直接导致政治伦理、制度平衡的道德崩塌和品质败坏，其危害的烈度和深度，远在胡惟庸、陈瑛、严嵩父子之上。

2025.09.17.于淮水之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