岁月履痕:我的半生行记（九）

学海无涯（永芝）

七、濮阳市妇联四年:在奔忙中镌刻足迹

1985年7月，我在郑州大学法律系学习毕业后恰逢省妇联举办“提高妇女素质成果展览”，每个地市都要准备展版，大量的典型材料，解说词，还有前言，必须很快整出来。妇联人手少、任务重，偏偏这时我出了意外——一天晚上抱孩子下宿舍楼台阶时，脚脖不慎崴骨折了。

上任不久的王主任急中生智，派人把材料草稿送到我宿舍（宿舍楼离办公楼仅几十米），我便坐在床上忍受着骨折的难受，不顾手冻得发疼，一份份字斟句酌，一丝不苟。改好后让帮我看孩子的外甥女当“传递员”送到办公室。展览开幕时，我的脚还没好利索，就瘸着腿去了郑州。当时听到外地区妇联有人小声议论：“濮阳市妇联怎么来了个瘸子。”我没往心里去，只想着把工作做好，这就够了。

1983年10月安阳地区撤销，濮阳市应运而生。直到1986年5月，市妇联随市委一同迁驻濮阳，初到濮阳时，市委在中原石油勘探局附近搭建起平房大院作为临时办公点，还配套建起了职工大食堂。我们两人一间房，既是宿舍，亦充作办公室。院墙外便是连片庄稼地，夏夜蚊虫肆虐；白日出门，脚下尘土飞扬——彼时并无其他生活配套，简陋却也成了初创时的注脚。

那时的市中心人民路，还是一望无际的庄稼地。经过一段时间，办公楼、家属楼及各类配套设施渐次拔地而起。迁新址时，卡车将办公用具运至人民路新办公楼，为节省开支，妇联没雇搬运工，干部们自己动手，把文件柜、桌椅凳一一搬上六楼。办公新址半人高的杂草，家属楼旁大堆的垃圾，和男同志一样地清理。别的单位多是男多女少，女同志常受照顾；可在妇联，除了年事稍长的主任，人人都平等参与体力劳动——这或许正是妇联干部能得到更多锤炼的缘由。

办公场所落定后，濮阳市妇联的工作便以紧锣密鼓的节奏铺展开来。内部机构设立：办公室、组宣部、福利部、少儿部、法律顾问处，全单位仅十余人编制，每个部室一两人，却个个顶起一片天。

那四年，妇联系统格外活跃，专题活动接连不断。“双学双比”、“巾帼建功”活动深入推进，家长学校陆续开办，还为银行女职工举办点钞比赛；每年“三八”妇女节，既要表彰“三八”红旗手，又要举办妇女运动会等多种活动，节前节后总是妇联最忙的时节；“六一”儿童节，便去幼儿园慰问，组织幼儿节目汇演。层层建起幼儿园始终是妇联的一项重要工作。

王主任心气足、干劲高，在她的带动下，妇联每位干部的工作弦都绷得紧紧的：孩子生病也不忍请假，自己身体不适仍带病上班，成了常有的事。

1986年1月，我接任妇联办公室主任。办公室既要管文秘，又要理事务，琐碎繁杂，常年超负荷运转。我除了撰写日常机关公文，还要修改把关各部起草的文稿——典型材料、调查报告、简报素材，桩桩件件都得过手。既当指挥员，又当战斗员。妇联干部人人都能写，简直像个“写作班子”：办公室刘副主任也善写，字迹更如刻蜡版般工整得体、清丽隽秀，我自愧不如，即便不少男士，怕也难及这般笔力。

妇联虽小，文字材料却格外多。各部文稿起草后交主管主任，主任略作浏览便转至我处修改，我定稿后再交主任签发——这或许是妇联独有的流程。我曾向一把手建议：按常规程序，各部材料由主管领导审定签发即可，不必都经我手。只是建议未被采纳，我的抽屉里，总堆着写不完、看不完的材料。据不完全统计，仅1987至1988两年，办公室人员共撰写各种文字材料200余篇，出简报38期，服务会议20次，服务各项活动21次，办培训班3期，还有其它行政事务，办公室被评为一等先进部室。我本人被评为先进工作者，市妇联和市委机关优秀党员。

那时我每日送孩子上学后，7点40分准到办公室：打开水、打扫卫生，8点前必收拾停当。而后或是伏案撰稿，或是外出办事：采买奖品、纪念品、办公用品，还有各类杂项。妇联虽有辆车，可定额汽油总不够用，得去求石油公司经理额外批油——这是桩难事，我本不擅求人，却为了工作，硬着头皮也得去。

下基层调研也是常事：发现问题便写调查报告，报送相关部门为领导决策提供参考（妇联的信息工作曾获市委办公室表扬）；发掘典型便着力树立，在全市推广经验。记得有一年冬天，我和同事杨同志乘公交车到台前县清水河乡，再骑自行车进村——一路沙窝，寒风扑面，骑行格外艰难，杨同志的耳朵都被刮肿了，却仍咬牙坚持。到侯庙乡夜宿时，屋内冷得像冰窟，一夜过去，脚都没暖热。

那段日子，我像陀螺般高速运转：中午12点前从没下过办公楼；下班后赶去学校接孩子，到家还得做饭；每周仅一天的休息时间，全用来打理家务，根本没工夫带孩子出去玩。连办公的六楼厕所坏了那阵，得下到五楼如厕，我随口念叨“去趟厕所还得下楼，真浪费时间”，惹得大家笑起来——现在想起，倒也藏着几分忙碌里的自嘲。

整日埋首工作，对孩子和家人实在顾不上。1988年春，父亲因病在皇甫医院住院，我只陪护了一天，王主任就派办公室刘同事来接替，让我回单位上班——我断不肯让同事代劳，老家又无男丁能来，只好把大姐家十几岁的三外甥女叫来，直接送她去了医院。起初我三五天抽空去看一次，后来实在太忙，竟一周没去。半月后医生催着出院，外甥女不知我家住址，又没电话可联系，急得直哭。幸得一位病友带她到市里找我，恰那时我也正要去医院，才把父亲接回老家。之后便是大姐、二姐轮流照料。9月的一天接到父亲病危的消息，我请假回家，幸亏父亲咽气那会儿我在床前。工作终究没允许我守护父亲，如今忆及此事，愧疚仍在心底翻涌。

王主任脑子活、点子多，也善变。我们常在六楼办公室（两位主任办公于二楼）打趣：“王主任交办的事，咱必须马上去办，否则，一会儿就变卦。”

外人总以为妇联是群众团体，没什么硬性任务，工作定然轻松。实则不然——在王主任领导下的濮阳市妇联，那五年的工作状态是:8小时内分秒必争，8小时外加班加点。在市妇联这几年，领教了什么是真正的“忙”。

1989年6月，因工作需要，我调离了妇联。那些坐在床上改文稿，在平房大院驱蚊虫、往六楼搬柜子、在寒风里骑行调研的日子，却成了心底抹不去的印记——那是濮阳市妇联搬迁时的热乎气，也是一群女性在奔忙中，为这片土地刻下的温暖足迹。

至此，我在妇女工作岗位上埋头苦干了17个春秋，为妇女事业献出了宝贵的青春年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