童年回忆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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童年回忆录

少儿时光：鸭堰桥畔的艰难岁月

我的故乡，是鸭堰桥畔那个名为“鸭堰桥村”的美丽村落。这里曾是桃红柳绿映小桥、流水潺潺绕人家的地方，四季里常闻鱼肥莲藕香，丰年时可见猪壮粮满仓，更走出过不少人才，为国家输送了诸多优秀力量。

《鸭堰桥旧址》复原图

　　1950年n月22日（农历n月初九），我出生在村里一个普通的中等农民家庭，祖籍为湖南益阳。彼时全国刚解放，国家历经多年战乱，经济百废待兴，我们村也深陷贫穷落后的困境。村庄三面环水、地势低洼，湖港纵横交错，一到雨季便积水成灾，粮食年年欠收，村民们常靠吃糠咽菜度日，我家的日子更是苦不堪言——家里劳动力少、人口多，本就拮据的生活，在1954年遭遇内涝时彻底陷入绝境：所有种粮的土地被淹没，颗粒无收，全家只能靠挖野菜、啃杂粮充饥，在忍饥挨饿中艰难熬日。

后来赶上“大跃进”，1958年人民公社成立，生产队办起公共食堂，吃饭按人头分配。我家姐妹多，分到的饭根本不够吃，常常是半饥半饱，只能用杂粮和野菜勉强填肚子。紧接着又遇上连续三年自然灾害，生活彻底跌到贫困线以下，我的少儿时光，便是在这样的艰难困苦中一天天度过的。

少年时光：【一】

辗转求学的苦与乐

因为村子偏远落后，没有自己的学校，到了该上学的年纪，我却没学可上。记得六岁那年，我曾去邻村新港口二组的彭正清先生家读私塾，可路途远不说，还得渡河，实在不安全，只去了一天便没再去。直到八岁，我才终于有了接受启蒙教育的机会。

1958年，村里来了两位老师，在生产队的食堂里办了一个复式班，条件和过去的私塾差不多——方桌、长板凳，写字全靠写字板。食堂的房子原是当地一户富农的老屋，离我家很近，我在这里读完了小学一年级。可没过多久，老师离开了，我只能转到较远的廖家台学校读二年级。这所学校在毕家塘村七组，同样是借用农户的老房子，条件依旧简陋，但能有学上，我已经很满足。

两年后，我又转去余家棚小学读四年级。这所学校是由祠堂改建的公办小学，当时姐姐在学校任教，学习条件总算有了改善，环境也比之前好一些，可问题是离我家太远了。也正因如此，我在这儿读书时变得不那么守规矩，留下了不少“调皮事”：

①经常逃学，跑到外面游荡，在坡上屋前用铜钱打滚波，因为离家远，家里的长辈和老师根本不知情；

② 会和同伴打群架、偷点吃的。廖家台附近有个哑巴，常带着其他孩子拦着我们打架，每次都要闹上半天，但从没出过伤人的事；打完架后，我们就会去偷树上的桃子，或是菜园里的菜瓜、香瓜、甘蔗，其实就是想故意“捉弄”别人一下；

③还总偷偷去“打泡丘”（游泳），或者是打得锣、打竹计子，干脆不去上学。

那时学习环境受影响，也和生活条件差脱不了关系。一遇到刮风下雨，没有雨具的我就没法上学——家里连伞和雨靴都没有，条件稍好的同学还能穿“木鸡”（木屐）去学校。我至今记得，有一次放学回家时下了雪，我干脆脱了布鞋，光着脚往家走，后来脚冻得又红又肿，疼了好几天。

就在这样艰难的条件下，我在余家棚小学读了两年，之后便独自一人转到滑家垱小学读六年级。最终，我在这里顺利完成学业，拿到了小学毕业证书。

《小学毕业合影》

前排右边蹲着的第二个

　　少年时光：【二】

我的中学岁月与青春历练：

从校园到田野的足迹

小升初考试后，我如愿被石首县第五中学录取。1964年8月，我专程前往滑家垱办理粮油户口关系转移，手里攥着崭新的城镇户口证明，那一刻，我第一次成为享受商品粮待遇的学生，心里满是对未来校园生活的憧憬。9月开学季，父亲早早收拾好我的行李——一床打了补丁的被褥、几件换洗衣物和几本旧课本，用扁担挑着，陪着我步行二十余里山渣路，一步步把我送到学校。父亲临走时反复叮嘱“好好读书”，那身影至今仍清晰印在我脑海里。

石首县第五中学坐落在黄陵山脚下，校园布局顺着山势展开，虽不阔气却满是生活气息。山坡上，两栋教室和一栋学生宿舍东西排列，青砖黛瓦在绿树间格外显眼；坡下西边是教职工宿舍，北边依次坐落着厨房、餐厅和大会厅，西北角的池塘里常年蓄着清水，偶尔能看见几只鸭子游过；餐厅东边开辟了一片蔬菜基地，成了我们课余时光的“小天地”。当时的校长是胡振中，教导主任黎石峰，全校六个教学班规模不大，师生间却格外亲近。我们一班的班主任兼语文老师是周忆甪，他讲课文时总能把故事讲得活灵活现；数学老师吴方勤讲课严谨细致，难题经他一讲就变得简单；俄语老师周臣汉带着我们读字母、记单词，尽管条件有限，却让我们接触到了不一样的语言世界。

那时学校的教学条件十分简陋，没有像样的教学仪器设备，连日常取暖做饭的柴火都要靠我们自己解决。每年秋冬时节，学校都会组织学生去柴山砍芦苇材，我至今记得那年去杨坡坦砍芦苇的经历——柴山里风大得能吹透单衣，我们砍完柴回到临时搭建的灶台做饭，风裹着沙土灌进锅里，最后煮出来的饭夹生得难以下咽，大家就着自带的咸菜，硬是把饭吃了下去。课余时间，我们还会去校园的蔬菜基地帮忙，蹲在包菜地里捉绿虫，看着绿油油的蔬菜一天天长大，心里也满是成就感。

《学生时代》

　　更让人难忘的是晚自习，学校没有电力设备，我们就把两张课桌拼在一起，中间放一盏煤油灯，(后来换成了汽灯)昏黄的灯光下，大家低着头读书、写作业，煤油味伴着书页的墨香，成了那段时光最特别的记忆。

《晚自习用的灯》

　　生活上更是节俭，我们大多从家里带酱菜，学校食堂偶尔供应两分钱或五分钱一份的素菜，实在没菜时，就端一碗“神仙汤”——清水里撒点盐和葱花尖椒，即便如此，我一周的生活费也不过一块钱左右。

然而，平静的学习生活只持续了不到两年。1966年6月，“文化大革命”的浪潮席卷校园，原本书声琅琅的课堂变得喧嚣起来。学校很快成立了红卫兵组织，我也怀着一腔热血加入，跟着大家写大字报、开批斗会，后来我所在的队伍成了五中“红旗保守派”。1966年下学期，串联和“武斗”开始了，我和同村同班的同学李继尧背着行李，从学校出发，沿着湖南华容、南县、沅江、益阳、宁乡的小路徒步前行，一路风餐露宿，最终抵达韶山。之后我们又到长沙，挤上一列货车北上，可列车刚过武汉进入河南境内就停了下来，无奈之下，我们只能原路返回学校。我始终没有参与过武斗，后来学校教学秩序彻底中断，我便和许多同学一样，收拾行李回了家，暂时告别了校园。

1967年元月，不满十七岁的我，正式开始了农村生产劳动生活。生产队第一件派给我的任务，就是去小河来家铺参加长江裁直工程。当时恰逢开河大军的上级领导要来拍摄纪录片，为了展现工程队伍的干劲，三九天里，我脱掉上衣光着膀子，挑着装满泥土的筐子在工地上奔跑，泥土的重量压得肩膀又红又肿，每走一步都觉得腰要断了。晚上躺在简陋的工棚里，浑身酸痛得翻不了身，可即便如此，也没敢跟家里抱怨一句。好在三天后，我接到了学校要复课闹革命的通知，立刻收拾东西赶回学校。可回到校园才发现，教室里空荡荡的，学生大多已经散了，没待多久，我便再次离开了学校，这一次，竟成了与中学时代的彻底告别。

《新五中红旗总部成员》

　　从1967年元月到1968年12月，我在生产队整整劳动了两年，这段日子里，“苦”成了生活的底色。冬春两季的五个月，我几乎天天在王海垸长江干堤上挑土筑堤，要把沉甸甸的泥土挑到堤上压实“压脚帮子”，防止江水冲刷；汛期来临时，又要去八一长江干堤防讯补堤，顶着烈日或暴雨，在泥泞的堤岸上填沙袋、补缺口，活儿又脏又累，常常累得饭都吃不下。好在年轻身子骨耐扛，咬咬牙也就挺过来了。

我们生产队的农田部分是过去的湖泊改造过来的，少量农套泥田要用“木牛”耕地，就是用人拉犁耕地，我也得参与其中，农忙季节更是连轴转，耕地、耘田、打浦滚，栽秧、割谷、收粮食，队里的农活我几乎都干过，从一开始的手忙脚乱，到后来的熟练麻利，手上的茧子磨了一层又一层，却也让我真正体会到了农民的艰辛。

《乡村劳动》

　　1968年开始知识青年上山下乡，接受贫下中农再教育，我们属于“老三届“是下乡接受再教育的学生，学校把粮油户口卡片寄到家里了，我成了回乡知识青年，又回到了原点，成了一位真正的农民，后来我机缘巧合下走上了教育岗位，成了一名村校民师，在农村讲台上传道授业二十年；同时也要参加生产队劳动，这样算来在农村生产队劳动了二十二年，我在农村的生产与教学岁月，那些在校园里苦读、在田野里劳作的日子，虽充满艰辛，却也磨砺了我的意志，成了我人生中最珍贵的历练。

三、青春岁月：幸福之家

在村校担任民师的岁月，于我而言是双重的收获季——不仅工作上得心应手，更在此间组建了属于自己的幸福家庭。1970年，经同村本队一位长辈牵线，我认识了新港口村一组的姑娘彭三元。她生得清秀，更难得的是性子勤劳，心地善良，过日子再苦再累也从无怨言。1971年11月，我们结为夫妻，那时她正青春年华。

在村校任教时两次错失改变人生命运的机会，一次是参军入伍大队不同意；二是推荐“工农兵”上大学不放行，原卫星公社教育工作负责人郑主任已将招生表送到大队干部手中，但大队干部均以缺老师为由拒绝，当时我情绪低落，还找算命先生算八字以解心中的忧愁。

　　婚后的日子踏实而有盼头。第二年，我们的第一个儿子降生；1974年，第二个儿子也来到了身边。三元将家里家外操持得妥帖，两个孩子在她的精心照料下，一天天茁壮成长。后来，我们与父母分家独立生活，日子虽忙碌，却也愈发有了奔头。1985年，我们盖起了自家的红砖瓦房，崭新的屋子映着孩子们优异的成绩单，日子过得安稳又美满。

1987年，借着当时的政策东风，妻子三元和两个儿子顺利办理了“农转非”，完成了粮油户口的转移，从此成为拥有商品粮的城镇户口居民。生活的脚步随之迈向新的阶段，1988年10月，我们一家人迁往石首城区居住，开启了城市里的新生活。

2025年9月18撰写编辑

回忆录：00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