珍贵的历史遗存 深厚的文化底蕴——常州一中校园里的历史文脉

郑德全

珍贵的历史遗存 深厚的文化底蕴

——常州一中校园里的历史文脉

这里，是存在在常州一中校园里的一座古庙。

这座古庙，曾经在上世纪三十多年间，救助过成百上千的孤儿和贫儿。

这座古庙，曾经产生了常州第一位女慈善家——金启生女士。

这座古庙，曾经是中央音乐学院幼年班的摇篮。

这座古庙——常州灵官庙，它见证了常州一段厚重的慈善事业史和文化教育史。

背景音乐：林海《琵琶语》

本篇部分图文资料采自网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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常州贫儿院（常州灵官庙门）

以下资料采自：常州市关工委优秀传统文化宣讲团杨玉敏的演讲

今天我们共同回忆常州教育史上的一段历史与佳话，讲一讲在上世纪二十年代以后常州贫儿院的故事。

在上世纪二十年代的中国，正是国破家亡之际，军阀割据，连年内战，民不聊生。社会上有很多孤儿、贫儿，这些儿童能苟活于乱世已属不易，遑论接受教育。面临这样的社会现象，有一群有识之士，他们满怀“治国首在化民，化民基于教育”的理想，主动担负起教育这些孤儿、贫儿的责任。常州贫儿院（亦称常州贫儿院小学）也是在这个时期应运而生的。

常州贫儿院是由本邑热心教育人士冯嘉锡（字晓青1848～1932）、伍玑（字琢初1864～1928）两人倡议，并首先慷慨解囊，于1922年开始筹备。同时邀请地方士绅、工商巨擘三十余人为院董，成立院董会。由院董会推选冯晓青任院长，伍琢初任副院长。选定城内椿桂坊灵观庙宇为院舍。收养的大多是失去亲人的难童与贫童，旨在抚育这些孤儿，使他们将来有机会报效社会。1923年8月经江苏省政府批准，教育厅、民政厅备案，于9月13日开始收容贫儿，16日举行开学典礼，此后就以9月16日为院庆日。

贫儿院是慈善性质的教育机构，除免费教育外，还供衣食。创立时收容贫童、孤儿六十名，教养兼施，所有衣着、被褥、伙食、学习用品，全部由院方供给。

贫儿院在经费方面精打细算，在生活用度方面，老师、学生尽量做到自给自足。贫儿伙食每日一粥两饭，逢星期五当荤，节日另行加餐。蔬菜由师生员工种植，自给有余时尚可出售。院内每年养猪八头、鱼千尾、鸡鸭数百只，荤菜赖此足够供应。食油由协丰、溥利两油厂供应，两厂主人谢子佳，潘景让（景让去世后为潘祖麟）都是院董，贫儿院凭证无偿领取。

贫儿院后勤工作甚多，有些不是教师和学生所能胜任，不得不雇用工人代劳，但所雇院工必须具有一技之长的，如瓦工、木匠、裁缝、电工等。如贫儿院设置理发室，雇理发师一人，并兼任门卫，课余时间指导部分学生学习理发技术。贫儿院也设有浴室，学生沐浴次数是冬天每周一次，春秋每周二次，夏日每日一次。年龄较大的学生由院发给肥皂，自己洗涤衣服，年幼的学生由工友代洗。贫儿患病，由院医负责医治，住疗养室调养。如病情过重就送武进医院（今常州市第一人民医院）并通知家属。邑中名医如周光泽、奚鸿博、钱同高、朱履安、段荫琦、丁克曾、王谷临等都曾担任过贫儿院院医。贫儿院的学生中孤儿居多，大多数终年留院。因而教师不但要教好书，还要兼任家长。贫儿院的假期很短，暑假二周，寒假一周。星期日上午要辅导学生自修，下午才能自由外出。

贫儿院设置小学、职业两部。小学部遵照新学制义务教育办理，职业部在教授高小课程文化知识的同时还教授各项工艺，使贫儿学会一门手艺，以后能自谋生路。许多贫儿的家长，也迫切希望十多岁的孩子能早日参加工作，挣一些钱减轻家庭负担。于是贫儿院添设工场，聘请技师，教授贫儿生产技能。还添设了女子部，并继承了五四时期的“工读主义”传统，设妇女工艺厂，内设织布、印染、缝纫、刺绣、摇袜、织毛巾等工场，共收纳贫女、贫妇二百余名，雇专职技师传授实用工艺。妇女在工艺厂读书与工艺并重，既是一种职业教育，也解决了贫儿院的部分经费。

随着贫儿院在社会上的信誉越来越高，要求加入的学生也越来越多，贫儿院虽然规模一再扩大，但仍然不能满足要求入院者的愿望，于是又增设三所分院。原贫儿院本部改称中心院；女子部改称北门分院；添设的东门分院，在东门城内县文庙（今文化宫内）；南门分院在小南门外清水潭；西门分院在老西门外可庵，这三个分院不收寄宿生，全部走读，不供食宿，而且只设初级班（四年制），毕业生成绩优秀者可升入中心院五年级肄业。

东门分院设在县文庙（今文化宫内）

贫儿院设立分院之后，为解决师资短缺问题，建立推行了“小先生制”，这是二十世纪三十年代陶行知先生为了普及义务教育在晓庄师范所提倡的一种教育制度。中心院在五、六年级，分院在四年级学生中选择成绩优秀的学生担任小先生，也从中挑选培训艺友，协助教师担任教学工作。由于贫儿本身求知欲望很强，小先生、艺友教贫儿时，教者真诚热心，学者感恩专心，教学效果胜于一般学校。

贫儿院院董大多数是工商巨子，他们深知贫儿院学生受过严格训练，勤勉刻苦，能写能算，因此需要学徒、练习生时，都到贫儿院挑选。院方对离院就业的贫儿，仍每月寄一封信，教导他们在做好本职工作的同时，挤出时间进行自学提高。因此，贫儿院在社会上的信誉颇佳，毕业生供不应求。有些贫儿高小尚未毕业，家长便急于要求就业，因此年龄较大的贫儿有很多是提前离院的。所以年级越高，反而人数越少。这在当时被认为是好现象，因为贫儿已能自谋生路了。贫儿院也由于办学的实绩多次受到当局及有关人士的嘉奖称许。

贫儿院为了进一步扩大生产，增收贫儿，又接办东横街平民工场（原武进县城乡积谷仓），设皮鞋、抛铜、电镀、油漆、制篮、西式木器、打铜作、织布等部。正当贫儿院稳步发展，准备改办职业中学的时候，日寇进犯，各分院房屋、工场、设备全部被毁。中心院图书、仪器、教具荡然无存，院舍被伪军占据，学校被迫停办。1939年，仅借民房两间，招收附近儿童数十名，教授识字书写，形同私塾。

在如此困境坚持了三年之后，1942年院董会决议正式复校。这时南洋捐款已经中断，政府补助难以为继，农村田租又不易收到，所以学校主要的经济来源是向工商界劝募，如此固定收入就很难保障了。因此贫儿院只能免费读书，无力供应膳宿，除个别孤儿以外，五百余名学生全部走读。城内各分院由于日寇侵略片瓦无存，无法恢复。鉴于贫儿院尚有九百多亩土地分布在武进西南乡，为了照顾佃农子女入学，故而在夏溪、成章设立两个分院。开办所需经费，以田租抵充。因贫儿院的工场设备同样荡然无存，贫儿高小毕业，难以升学又难于就业。院董会遂变更学制，延长两年，改为八年制。

捉襟见肘的经费维系着贫儿院直到解放前夕，彼时工商业不景气，依赖募款办学再也不能维持了。1949年常州解放后，遵常州专署令，贫儿院初中部改为私立育群中学，小学部改为私立育群小学。1952年，私立育群中学更名为常州市第二初级中学。次年，育群小学并入东门小学，原椿桂坊校址让于常州市第一中学。就此，常州贫儿院完成了自己的历史使命，为古城常州留下了一段教育佳话。

贫儿院故事到此，我们不得不怀念当时一批心怀社会责任感的地方士绅、工商巨擘吴镜渊、钱琳叔、庄中希、屠公覆、费左荃、赵叔雍、谈恂之、伍渭英、许顺康、沈祉臻、刘尧性、郭次汾、李复稔、胡勤生、沈颐朵、林俊保、庄得之、诸广成、王健常、钱俊逵、胡啸云、马润生、庄仲咸、庄金生、金荫怀、朱仲超、唐子权、恽季申、唐企林等，其中很多是负有盛名的慈善家，提倡慈善教育事业，共同建造了贫儿院。创建之初，冯晓青、伍琢初两人首先慷慨解囊，冯晓青捐献三千元，伍琢初捐献二千五百元，其他名士也各尽所能捐资捐物支撑贫儿院的运行。当时的主任院董是中华书局的董事长吴镜渊，所以学校所需的课本、练习本、纸张、笔、墨、砚台等学习用品，都由上海中华书局供应；食堂食油由协丰、溥利两油厂供应，两厂主人谢子佳，潘景让都是院董，贫儿院凭证无偿领取；院董刘国钧、江上达、何乃扬、冯敬恒等人从大成、民丰等企业捐献布匹，制成校服（童子军装）五百余套。学生外出活动，一律穿着校服，以期扩大影响，争取社会各界的支持；还有一位金启生女士，为了募集常州贫儿院的办学经费，毅然辞去在印尼华侨学校的高薪职务，数年间奔走于南洋群岛等地向侨胞劝募，陆续募款共计10余万元，贫儿院因此大有进展。还把自己在太湖马迹山的数百亩农田也捐给了贫儿院作为办学经费，她为常州贫儿院的开办长年奔波劳累，终于积劳成疾，不幸因病逝世，年仅32岁。为了表彰金启生的赤诚慈惠之心，1931年常州社会各界特在椿桂坊灵官庙贫儿院天井内建立石质“金启生女士纪念塔”，表示不忘她对常州教育事业的贡献。现在，金启生女士纪念塔仍然矗立在常州市第一中学校园内，供后人凭吊。

常州贫儿院的建立让当时众多贫难学童学到普通文化知识与生存职业技能，其间的教育理念与办学管理于今天都具有积极的意义，可谓是常州教育史上的一段重要历史与佳话。

常州市关工委

优秀传统文化宣讲团杨玉敏



贫儿院长冯嘉锡（晓青）简介

冯嘉锡（1848年－1932年1月20日），字晓青，江苏武进三河口云溪人。清末历任湖北知县、知府，民国初年任中国银行行长、中央银行行长、海关监督，后历任广州道员、广西税务总局局长等职。曾任苏州苏纶厂厂长，晚年致力于慈善事业，被认定为常州慈善家。

历任湖北官场要职，民国初年转入金融系统。1922年辞官返乡后，于1923年捐资创办常州贫儿院并任院长，后参与武进县修志局编纂工作。1930年担任感化院院长及江苏省水灾义赈会查放主任，1932年主持平民工场。其先后创立贫儿院、平民工厂、育婴堂、残废所、医局等慈善机构。

民国11年（1922年）告老还乡。次年与伍琢初倡议创办常州贫儿院，冯首捐3000元，被推任院长。民国16年6月19日，武进县成立修志局，冯被推为副总纂，历时3年。后因“九·一八”事变发生，形势趋坏，人心不稳而无形解散。翌年，冯任平民工场主任，次年由县接办，改为平民工艺厂。民国19年冯任感化院院长。翌年任江苏省水灾义赈会查放主任。是常州颇孚盛名的慈善家。民国21年1月20日病逝，同年11月24日，武进各公团为他举行追悼会。



贫儿院副院长伍玑（琢初）

（1864～1928.11）

 伍玑（1864—1928.11），字琢初，是常州近代著名的慈善家，也是常州贫儿院的主要创始人之一‌。他早年以治河工和赈灾闻名，曾参与京汉铁路南段工程及汉阳铁厂事务，后因年迈返乡，致力于常州公益事业‌。

1923年，伍玑与冯嘉锡（字晓青）共同倡议成立常州贫儿院小学，旨在为贫困儿童提供教育机会。他首捐2500银元作为启动资金，并担任院董、副院长‌。贫儿院不仅接收本地贫儿，还酌收外地困难学生，如胡平（后任福建省省长）曾在此就读‌。

伍玑曾主持武进公款公产处下属的育婴堂、医局等慈善机构，并积极推动地方基础设施建设‌。其子伍守箴、伍守谟遵其遗愿，捐资建成琢初桥（1929年竣工），便利市民通行‌。



　　伍玑（伍琢初）简介

伍玑（伍琢初，1864～1928.11）出生官宦家庭。壮年时期随父绍庆在湖北治理水患，后被保荐为知县、知府等，又承修京汉铁路南段工程，创办汉口警察局等。光绪三十三年（1907年）调江苏负责江淮水灾赈务。民国5年（1916年）退隐回常。武进公款公产处成立，伍当选为经董之一，主持所属育婴堂、寿安堂、普济堂等慈善机关工作。民国12年，伍玑与冯晓青倡议办常州贫儿院小学校，伍捐资2500元，任副院长。翌年，江浙战争，人民受害，伍以红十字会分会会长名义筹募资金，赈恤救济。民国17年11月，伍自感衰老，辞会长职，交接之日，悴然中风死亡。

伍生前到贫儿院办公必经新坊桥，此桥高而石级多，伍感不便，故萌发捐资另建新桥，以利行人、车辆。事后，伍之子遵遗嘱捐资5000元在新坊桥西侧另建新桥，经江苏省建设厅批准，定名为“琢初桥”，于民国18年建成通行。





金启生女士（1897～1929.8.29）

常州灵官庙弄，一条巷子见证了一段大爱的往事：

金启生女士不仅为贫儿院募集了十万圆法币，还把自己在太湖马迹山的数百亩农田捐给了贫儿院，作为办学经费。而她自己辞去南洋高薪职位，常年奔波于南洋各地筹款，终因积劳成疾而不治，年仅32岁英年早逝。她是常州地区最早的女慈善家。为表彰她的赤诚慈善之心，常州社会各界特在贫儿院内大天井中建石质《金启生女士纪念塔》，在塔前建《启南楼》，以示不忘她的贡献。2008年2月26日，常州市人民政府公布为第四批市级文物单位。

　　启生女士在南洋经历

和回国募款情况的报道:

“偏历南洋群岛，备受各界欢迎，任担学务，教授课程，熏陶乐育，道其南行。时当锡嘉等退居乡里，慨念民生，失养失教，触目惊心。创设贫儿之院，筹集基本之金，经常竭蹶，措置艰窘。唯我女士，旅居海外，桑梓情深，乃闻风而兴起，以服务为己任，巩固募捐之信用。订立汇款之章程，热心慈善，侨胞输诚，生花舌灿，点石功成，及其宣传四出，奔走劳辛，无间寒暑，不憚前尘，险被汽车之压折，堕落海潮以浮沉，转祸为福，天佑善人。由是力筹巨款。口告同盟，迭遭患难，顿损精神，形容枯槁，疾病缠蒙，函促回国，养疴泉林。舟车交瘁，药石无灵，山颓木坏，棟折摧崩，孤寒八百，痛哭同声，何天不吊，遂陨某生。予年已耄，能不感激而涕零。呜呼。女士其为体，如金石之坚贞，其为貌如花月之清芬，其为气如山岳之葱郁，其为识如冰雪之聪明，其发而言语也，如泉之湧，如风之生，其蕴而为文章也，如长江大河之澎湃而奔腾，远则兼济天下，穷则独善其身。呜呼女士，时年三十有二。胡仁者之不寿，乃与千载而上，如圣门好学之颜口（渊？）予（子？）

同一不年而死，悬诚天之故靳其寿，以感其仁也欣。呜呼哀哉尚饗。

（此文中灰色代表模糊，可能有误。）

《武进商报》1929年12月3日



资料记载

1929年8月30日《武进商报》报道：

金启生女士逝世

前在南洋服务。并为贫儿院募得钜金之金启生女士，因病肺回里。五月间曾赴西湖肺病疗养院医治无效，旋即回常。寓天宁寺休养。不料入秋以来，病势转剧。延至前夜舁回家中，后又舁赴史家弄口盛拙園義荘。至昨日申时逝世。闻者莫不惋惜云。

1929年12月3日《时报》报道：

追悼金启生女士

本邑金荫怀之次女公子启生女士，毕业于上海法政学校，上海专门美术学校，及南京国语学校，在城乡服务教育界有年。嗣应南洋中华女校之聘，前往担任教育，与华侨多晋接。适常邑贫儿院成立，女士热心慈善事业，慨然自任该院劝捐代表，后更周历南洋各岛，募得捐款八万四千元，使八百孤寒，得筹生计。女士以积劳成疾，今年病殒。地方各团体於二日在第一公园开追悼会，各界送挽联祭文甚多，省府主席钮永建题赠“惠普蘭陵”横额。

金启生女士追悼会盛况

金启生女士追悼会，於昨日下午二时开会。到朱县长，李公安局长及各机关代表，士绅庄思缄等。暨男女来宾一千余人，奏乐开会，行礼如仪后。首由商会等各机关代表胡维德恭读祭文。

（录后）次贫儿院院长冯晓青报告金女士一生事略及为贫儿院募集巨款经过。次朱县长李公安局长暨庄思缄伍渭英顧嶠若等，相继演说。词长不及备录。次女士家属金荫槐致答词，略谓:

亡女启生，自幼读迄长教，极孝父母，初任本乡小学校长，每星期必归省一次。迨后求学沪宁，按月一书省亲。及赴南洋群岛，时购参翅海味寄家。此哀辞所已序及者也。至兼贫儿院募捐代表，热心慈善，先后募得十万金，志愿已偿，而积劳致病。海外同人，群促归国就医，迟至春间抵里，病体日益不支，中西医药无效，於七月间下世。兹承贫儿院全体及地方公团绅商学各界賁临，成此大会，启生有灵，当含笑九泉。并鄙人合家大小，感谢盛貺於無窮，等语。旋即奏乐散会。兹将县商会、第一区公所、公款公产处、節嬰长年藥局、平民工艺厂、贫儿院等祭文录下。

维中华民国十有八年，己巳秋七月，常州贫儿院院长冯嘉锡，吴有伦，沈彭年。监院刘铁卿，赵詠怀，教员徐泰生，胡继申，万子和，陶溥容，万慰农，汪樾如，余子长，张镜泽，邵和玉，黄晓山，伍燮彬，吴子英。职员徐秉声，汪寿生，张望涛，金韻声，屠冯平，汤屠纯，费景奇等。谨以清酌庶馐之奠。致祭於启生女士之灵曰。呜呼女士。 禀扶舆秀靈之氣。洩口造物鐘毓之。薄海之名，通今茹古，博学多能，包孕中外。 善诱循循。树女中之师范，为乡国之典型，方其久居 ，有志莫伸，会有同仁劝驾。远涉重溟，开眼界，拓胸襟，乘风破浪，脾脱纵横。



金女士启生小传

（原载：江苏革命博物馆月刊）

金女士启生小传

荘蕴宽

女士姓金，字启生，武进人也，世居常城之铁市巷。父蔭槐，以医济世。母口氏，早卒。女士感无母之苦，抱锡类之志，既就学於 学校，又毕业于中学，因家况不裕，应南洋华侨之聘，慷慨远适，无戚容。校生以女士之善诱也，心悦而诚服，翕然推重焉。会冯公晓青自粤归，主办慈善各事业，设贫儿院於东城，第改革以还。地方时有兵匪之警，筹款拮据，倍於当时。女士闻之曰，冯公善人也，信人也，由南洋貽书里中，径以募款自任。冯公始由豫，既而允之。女士陆续汇款，无矜色，无饰言。逾年而储至八万余金，其川资皆自费。冯公始信女士之知行合一，为无间也。宽於今春由北平南返，公屡为述之。并属陈於省主席钮公永建。钮极赞扬之。乃不数月，而闻女士病，本年七月，女士遂以病卒於医院。予归视冯公，亦偃卧牀蓐。屡濒於危，而仍无恙，公以女士事语予，至为之流涕。且言曰，子其为文张之，予重尊者意，不敢拂也，唯学殖荒落，且旅外日久，闻女士名，未当接其容止。虑不足传女士。其或藉女士以传吾文。非衰朽之幸哉。

庄蕴宽曰：予猖狂妄行，老而不死，自应省政府之聘，归掌志事。闻一善言，见一善行，怀之逾於金玉也。冯公於湖广办慈善事业者垂三十年。详密精当，声闻动人，故能有女士之感召。女士以幼年丧母之戚，抱不匮之思，获相应之报，其皆有夙缘欣，唯年未逾壮，至为人惜。然当世之得大年者，於社会绝无报酬，拥资自娱，损自益过。是亦等於无年也。今院中贫儿数百人，衣食住之安然，冯公谦不自居。谓皆女士之賜，宁无有志广女士之行为者，况公之孜孜乐育，无决其日起有功，足以致女士於不朽，乡邦风气其自此开乎。是编志者之所期，尤乡土之极应观感也。

（1929年12月15日武进商报报道）

注：

庄蕴宽（1867~1932），江苏武进人，字思缄，号抱闳，又名南云，晚称无碍居士，清末民初著名政治家、书法家。辛亥革命后，曾出任江苏都督，后赴京任审计院院长达十二年之久，是故宫博物院早期领导人之一，对阻止军阀盗窃文物作出了卓越贡献。



《侨胞参观贫儿院纪》

中国国民党驻爪哇支部特派代表兼南京侨务促进会执行委员刘成禄（字光汉、福建霞浦人、侨居爪哇吧达维亚），同时并代表【华侨协会福建支会】、【吧达维亚特别分会】暨【华侨智育会】等团体，回国考察党务政治教育等项，自去年十二月间，抵沪赴宁，近以在宁任务已毕，于本月二日晚到常，先抵县党部，询问一切，继由薛迪功陪同前往贫儿院调查，该院经费有一部分系华侨捐助，如该院高大宏敞之启南楼建筑费，即本邑金启生女士在南洋募得者，故该院尤为南洋一般侨胞所注意。抵院后，由院长冯晓青，副院长伍琢初监院，浏览道观各院，该院头进两廊，东首为铁工场，布机十余架，男女工均有，出品有条子与帐子布等数种，每工每日能织一疋。有藤工场，所制藤箱，颇为精美，销路甚佳。又有木工场，出品亦好。西首为材料管理处、及膳厅，凡六年级与女子教室均在其旁。启南楼在第四进，上下共十余间，为一新式建筑，五年级以下各教室，俱在楼下。据院冯长言：本院学与做并重，每年经费约三万元，男女贫儿共二百六十名，一律供给膳宿，教室六所，教员十人，各工场另有技师，已毕业被招入各商店各工厂服务者，已有六十余人。其余大多数自能谋生。启南楼前设空地，所堆砖石，据言为本邑胡运生、及爪哇三垄黄宗君孝夫妇所捐助，指定专备建筑院舍，闻日内即开工。继赴东横街贫民工场参观，工人约百名，其出品为皮鞋、抛铜、电镀、制篮、方作、圆作、西式木器、打铜、翻砂、铜作、织布十二部，各工人晚间并兼习书算，此外尚有街道屋九间，旧屋各九间，将来拟开办大规模之印刷所。出工场后门数步，为第九工场旧址，惜屋多破坏，正在修葺，一挨竣工即开辟为女贫儿院院址，并妇女工场场址，其工作拟分织布、裁缝、织巾、摇袜四部，为妇女界开一谋生之路。刘君调查毕，再四表示满意，允回爪哇后，当报告侨胞，劝仍踊跃捐助，俾图扩充云。

注：以上“侨胞参观贫儿院纪”，参观的时间从文章中的内容分析：应该是在1931年启南楼建成后不久的1932年1月初的元旦期间。当年贫儿院的院董冯晓青尚健在。



　　贫儿院学生的毕业证书

学生刘玉琴系江苏省武进县人现年十五岁在本院高级（小学程度）修业期满成绩及格准予毕业此证

私立常州贫儿院 院长唐肯

中华民国三十五年七月



现在保存在常州市一中校园里的

《金启生女士纪念塔》

资料介绍：金启生女士纪念塔，位于常州市一中校园内东北隅，建于1931年，塔高近4.3米。该纪念塔形似灼台，由塔身和塔基组成，塔身为单尖四方四棱柱状体，其东南西北四面均阴刻《金启生女士纪念塔》8个描金大字。塔基座为正四方体，正南面贴着黑色花岗岩纪念碑铭，铭文介绍了金启生女士的简历。基座东面刻有“1990年7月常州市第一中学修复”字样。

《金启生女士纪念塔》塔基铭牌

“常州西门人，1923年毕业于暨南大学法学系，就聘于荷属印度尼西亚雅加达华侨学校。为了募集常州贫儿院办学资金，毅然辞去高薪教职，七年中她不要报酬，不谈个人婚事，共募得侨胞捐助法币拾万多圆。因奔波劳累，积劳成疾，于1930年底与世长辞，终年33岁。”



1931年启南楼落成时的照片

　　记忆中的启南楼，是建在纪念塔之南，它座北朝南，是一座五开间的二层楼房，通体素白，分外醒目。在朝南正中楼顶上有“啟南楼”三个大字。每一间宽度约5米，进深约6米多，在楼前还有一个小操场。进入母校东北隅到小操场，一眼就可以看到这座具有南洋风格的素白色启南楼。

这座启南楼，曾经给予了一中的学生们丰富的科学知识和潜移默化的精神财富！我在一中求学的五年里，天天一早都会拿着饭盒，从启南楼下走过，走过耸立着《金启生女士纪念塔》的大天井，走过灵官庙里唯一留存下来的一个殿堂，走到学校里的食堂去蒸饭，上午第四节课下课后，再去拿饭盒。

楼下中间通道的西面是阶梯教室，里面固定安放着一架风琴，读初一时，音乐课就是在这个阶梯教室里上的。还记得音乐老师裴雨蘋常会拎来留声机，給同学们播放贝多芬的《命运》等交响曲，还教我们唱莫扎特的名曲《渴望春天》，这首歌巧妙地用了较多的“符点音符”和“升半音”，虽不复杂却很优美动听，欢快悠扬，但要唱好它不容易。裴老师把它列为期末音乐课的考试科目，就是要考察学生能不能掌握这些演唱技巧。由于是要考试的科目，所以我就记得特别牢：它是“六八”拍子，第一句歌词还记得：“来吧亲爱的五月，给树林穿上绿装，……”。还曾经在启南楼西边楼梯下的暗室里，裴老师还教会了我冲印胶卷和放大照片的技能。楼下中间通道的东面是物理实验室，我们在里面做过观察樟脑加热融化过程中温度变化规律的实验。初中一年级上《植物学》课时，在这里学习显微镜的使用方法，观察洋葱头皮细胞的结构等实验。

启南楼楼上

是一个能容纳百余人的小礼堂

　　启南楼西侧由转盘楼梯上楼，楼上朝南是一长条约一米宽阳台走廊，边上有半人高的白色栏杆，从阳台上可以看到南面小操场的全景。与阳台一墙之隔的是一个小礼堂，约有百余平方米大小，礼堂东头设置有讲台。学校在礼堂里经常召开演讲会，由优秀学生上台介绍学习心得体会。还记得在1959年底，我在这里与一批新团员进行过入团宣誓仪式。在重大节日里，校学生会常在此组织文艺演出，59届初三（1）班的女同学陈萍倩与汪绿莹同学，能歌善舞，曾在此合演《小放牛》、黄梅戏《打猪草》、《夫妻观灯》等。学校里的业余“铜管乐队”经常在这里“皮啊谱啊”地吹奏乐曲，热闹非凡，因离教学楼较远，排练不会影响其他学生的学习。

化学实验室，是在启南楼北面大天井的西面，一座二层砖木结构楼房下面。此楼座西朝东，化学实验室比较大，有八张长方形的化学实验课桌，桌上固定放置着试管架、烧杯、烧瓶、天平秤和酒精灯等。化学实验经常会接触强酸、强碱等腐蚀性试剂，学校安排了一位专业实验室老师进行管理。在初三时，我在此做过一次用“启普发生器”制备氢气的实验。该楼南侧有一木楼梯上楼，楼上是化学教研组的办公室。我初三时是班里的化学课代表，每堂化学课前，都会去老师办公室拿有关的演示仪器，下课后再将它们放回办公室，对此地印象很深刻。教我们化学课的叶慎夫老师，曾做过在硫酸铜溶液中分别插入一根炭棒和一根铜棒，并分别接上正负电源，通过铜离子在炭棒上的聚集，来制备“无缝紫铜管”的实验，他让我参加了这个实验的全过程。



这里曾经是中央音乐学院幼年时代的摇篮

　　吴伯超（1903年8月23日-1949年1月27日）是中国近现代著名作曲家、指挥家、音乐教育家，江苏武进人，代表作品包括合唱曲《中国人》、二胡曲《秋感》等，曾担任国立音乐院院长，对中国专业音乐教育体系的构建有重要贡献。

吴伯超生于1903年，早年师从刘天华学习民族乐器，1922年进入北京大学音乐传习所深造。1927年后，他先后任教于北京师范学校、上海国立音乐院，并于1931年赴比利时学习作曲与指挥，1936年回国后继续从事音乐教育与创作。‌‌

主要成就与贡献

‌ 音乐创作‌：其作品融合民族元素与西方技法，代表作《中国人》获1942年教育部文学艺术作曲奖，抗战期间广泛传唱于西南地区。‌‌

‌ 教育实践‌：抗战时期主持广西省艺术师资训练班，后任国立女子师范学院音乐系主任、国立音乐院院长，推动专业音乐教育体系发展。‌‌

‌ 历史事件‌：1942年指挥“中国音乐月万人大合唱”，创中国音乐史纪录。‌‌

生平与逝世

1949年1月27日，吴伯超乘太平轮赴台湾为国立音乐院选址时，在浙江舟山群岛因船难逝世，年仅45岁。其生平事迹被收录于《吴伯超的音乐生涯》一书（中央音乐学院出版社，2004年）。‌‌



最早的国立音乐院

1946年，国立音乐院幼年班从重庆迁至常州椿桂坊91弄，学生60人左右，大多从四川战时儿童收容所挑选而来，成为常州最早的音乐院。当面向全国招生20名，其后于1947年、1949年招收两届新生。学生最多时达200名。1949年5月，常州市军管会接管幼年班。是年，一些学生报名参加中国人民解放军第三野战军文工团。1950年4月，幼年班迁往天津。作曲家田丰与演奏家李学全、张庄发、盛名耀、马育第、刘奇、阿克俭、陈稼华、袁世正等曾在常州就读。



以下内容引自刘晋锋撰文《国立音乐学院幼年班：中国第一批琴童》2020.09.11刊登在《音舞》

1945年5月，德国无条件投降，欧洲的战场在一片废墟中疲惫地沉默下去；物理学家列奥·赫拉德请求杜鲁门总统不要使用原子弹；中国共产党在延安召开第七次全国代表大会，中国国民党在重庆举行第六次全国代表大会……世景荒荒，炮声如魇，在离重庆市中心约50公里的远郊青木关镇，成渝公路一侧的山腰上却默默建起了几间校舍，与公路对面的国立音乐学院相望。

4个月之后，140名6－12岁的男童陆陆续续地被送来这所学校，他们大多数是来自孤儿院、收容所的孤儿，原本都是衣衫褴褛、食不果腹。国立音乐学院的学生一有空儿，就跑过马路来欣赏这些小孩，觉得就好像在家里又添了一个小弟弟那样新鲜有趣。

孩子们都尚且是黄口幼儿，有的甚至还会尿床，他们哪里想得到自己在进入学校那一刻就被羡望着要去完成“成就国际水平的中国交响乐团”的使命——1943年，留学布鲁塞尔皇家音乐学院归来的作曲家、指挥家吴伯超被国民政府任命为国立音乐院院长。有一次他与时任教育部长的陈立夫会面，向陈立夫提出：“一国的音乐水平主要是看他在交响乐领域的成就。”陈立夫当即询问如何才能提高国家的交响乐水平？吴伯超告知：首先要拥有国际水平的交响乐团，而交响乐的演奏人才却必须是自筋骨柔和的幼年开始培养，别无他途。

抗战硝烟依然弥漫不尽，谁知天下清安是何年？吴伯超带着教育部拨款的200万金圆券回到青木关，建校舍、买教具、聘教师，其中包括后来获得金钟奖的黄源澧等。然后由老师带着考卷和器材到重庆周围的保育机构进行挑选，而考卷是以美国音乐心理学家西肖尔和他的学生在20年代初为测试音乐才能而创作的《西肖尔音乐才能测试》为主，要求被测试者在短时间内区别两个音在音高、时值、节拍等方面的细小差别，以考察他们的潜在音乐才能。

当初招生有两条规矩，一是不招女生，当时一家报纸还为此发表文章质问吴伯超是不是重男轻女？据说是因为考虑到曾经有一些经过辛苦培养的女学生，刚走出校门就放弃了音乐，二是不收富家子弟，因为吴伯超考虑到多年的音乐学习恐怕是养尊处优的富家子弟难以承受的。

时年9月，幼年班如期开学，按各人的文化程度编为四个班，一、二班为高班，三班为中班，四班为小班。开设的文化课有“国语”、“算术”、“英语”、“历史”、“地理”、“公民（即政治课）”、“美术”、“体育”等，音乐基础开设有“视唱”、“练耳”、“乐理”、“合唱”、“音乐欣赏”等等。

专业设置完全都是为配合建立交响乐队而设，分为弦乐组、管乐组、钢琴组和打击乐组——老师让手指较短的学习小提琴，牙齿整齐的学习管乐。钢琴则是人人都要学习的，除弦乐组式辅修钢琴之外，其余专业的都暂时主修钢琴，因为钢琴是认知和声、复调等音乐作品的最佳途径。

曾任中央乐团大提琴首席的马育弟向我们回忆他在青木关的生活，说他们的生活待遇则几乎可以用“很好”来形容，因为标准是参照当时“旨在培养未来空军人才”的航空幼年学校而定，不仅学费全免、每年还给学生发送衣服、学习用品，伙食标准就更是好得不得了：平时每餐都是四菜一汤，周末改善伙食，月底有一次丰盛的聚餐。

那战争的年代，想必日色也苍黄，风声亦凄厉，人心稍瞬不留神便会跌入万念俱灰的幽暗境地。青木关却竟如世外悠悠，无有历史，破旧留声机里流入孩子们耳朵里的音乐是巴赫的《G弦上的咏叹调》、海顿的《告别》、贝多芬的《命运》、舒伯特的《魔王》，穆索尔斯基的《荒山之夜》、里姆斯基－科萨科夫的《天方夜谭》……虽然，唱针是竹签式的，每过一会儿就需要用特制的剪刀剪一次才能继续使用，发条也要经常上紧，否则音乐声就会逐渐低下来……

1995年，幼年班成立50周年的聚会上，有身在香港而不能前来相聚的同学发来电报：“我想起我们的童年，很苦，但是很快乐！因为莫扎特与贝多芬和我们在一起……”

150名童子聚在常州的庙里

把被子撕成一条一条，偷偷买了去南阳的车票，决定带着自己手下的“猴子”去山里当“泰山”……这是曾任中央乐团首席大管的刘奇在常州的国立音乐学院幼年班上学时的“梦想”，那个时候风靡美国电影《人猿泰山》，刘奇当时12岁。结果这一遗世独立的壮举在实施过程中，被老师拦截，痛斥一顿！

刘奇的父亲刘诚甫是河南师范艺术学院的校长。有一年，100多名日本兵闯入学校，正要实施烧杀抢掠，三岁的刘奇在父亲的指示下，向着日本兵一边拉二胡一边唱戏，他可爱机灵的样子把日本兵全都看得怔住，那些起先充满杀伐之气的军心竟集体温和退去。

对日战争胜利之后，国民政府迁回南京，国立音乐学院及其幼年班便也须随迁。但校舍只够国立音乐学院大学部居住，幼年班的学生只好在1946年暑假期间迁徙到常州一座废弃的庙宇里，而此时在严格的淘汰制度之下只余50多名学生了。

吴伯超为了稳定师生的心思，向他们强调这是一个自古有尚学传统的鱼米之乡，而且物价比南京低廉得多。他曾指着身上的一件新袍子对师生们说：“去南京时把自己穿了8年的棉袍换成法币，在常州我用这些钱买了一件新袍子还剩下了一小笔钱。”

迁入常州之后，由于战时保育制度已经取消，幼年班便开始在南京、上海、常州、无锡等地以报纸新闻的形式对社会招募新生。刘诚甫把11岁的儿子刘奇送了过去，与他同时入校的有100名新生。

教育只能朝着完善的方向走，否则何以完成幼年班音乐童子的宿命？请谁来教这150多名学生呢？

廖辅叔、夏之秋、陈传熙、潘美波等人被吴伯超请来。著名的小提琴演奏家盛天洞（盛中国之父）原来是国立音乐学院的学生，毕业之后就留在了幼年班做老师。他严格异常，为了让学生有正确的拉琴姿势，他吧长短适宜的竹签削尖了架在学生持琴的左手肘处。他上课时还会拿一根筷子，哪个学生没有把音按准，手指就会遭到筷子的痛击。有的学生手指上的血印成年累月难以愈合，但是谁都承认盛老师教出来的学生就是比别人基本功扎实。



世界名家从车窗出入

回观历史，不免惊动慨叹的是，男子要成就大志，竟是能屈膝以求全的。当时，南方的乐坛名家大都居住在上海，尤其是外籍教师更是如此，他们因为路途遥远，不愿到常州任教，有传言说吴伯超曾不止一次地跪地相求！

幼年班的孩子们当年是何其之幼小，以为所有的老师都是天然在这儿教书的.刘奇回忆说他们当时对校长是谁毫不好奇，只记得他这个人“很矮小、很黑、一脸大胡子。”

吴伯超为幼儿们请来的都是已经成为世界名家的外籍老师，教授小提琴的德国籍犹太人阿德勒原来是奥地利维也纳爱乐乐团的小提琴首席，为了逃避法西斯的迫害而流落上海，在工部局交响乐团任小提琴首席；教授大提琴的佘甫磋夫当年在彼得堡音乐学院以百分毕业，时任上海工部局交响乐团的大提琴首席；小提琴老师奥地利人普杜什卡曾是沙皇宫廷乐队首席，时任上海交响乐团的小提琴首席；单簧管老师菲奥尼克是上海交响乐团的单簧管首席，还有教授长笛的美国任奥门、皮钦纽克等等……

外籍教师们每个周末都从上海赶到常州来给学生们上课，有的还要在南京国立音乐学院与常州幼年班之间两地奔波。那个时候乘坐火车非常不容易，有时候想从火车门走上火车根本不可能，只能从车窗挤上去，而且还得有人专门负责在车窗下面往里推。当时幼年班的学生邵根宝的父亲在幼年班当校工，他专门负责从车窗接送外教。

普杜什卡的口袋里总是揣着糖果，学生表现得好了就能得到糖果作为奖励，其他外籍老师也攀比似地纷纷带来糖果，给他们的学生。马育弟记得佘甫磋夫每次来总是带两颗糖，一颗给他，一颗给盛明耀。不光如此，当他们得知幼年班的学生除了练习曲谱之外，没有足够的音乐作品乐谱，就亲自动手给学生抄写了很多乐谱。

外籍老师来上课都是由廖辅叔一个人担任翻译，好在音乐教学是可以通过示范来实现，而且术语一般是意大利语，马育弟说他的老师佘甫磋夫就只会说“慢点慢点”这一句中文，但是中国所有拉大提琴的人都可以说是佘甫磋夫的学生——马育弟这样说。

解放之后，这些逃避法西斯迫害来到中国的外籍艺术家纷纷回到自己的祖国。阿德勒回国前与学生合影，一个学生因为没有上好专业课而自责地哭鼻子，阿德勒紧张极了，合影过后一再解释：“我没有骂他……”

马育弟有一次遇到一个修琴师傅，师傅对他说：你的老师佘甫磋夫曾经来找我修琴，他的琴盒里面放着你们的照片。马育弟说：由此可见，这些外籍老师是从心里头爱学生，虽然幼年班的学生们在常州的生活待遇已经不太好了，一年只发一套衣服，孩子们的头发里都有虱子，但老师们对学生就好像对待自己的孩子一样，并非简单的同情之心。

最困难的时刻

1947年11月，幼年班赴南京和大学部的同学一起参加学校举办的秋季音乐会，当时管弦乐队一共52人，其中幼年班同学就有44人，演出曲目包括《贝多芬第九交响曲》第四乐章《欢乐颂》、柴科夫斯基的《弦乐小夜曲》、歌剧《卡门》选段《斗牛士之歌》和《哈巴涅拉》等等。

但是当国民党兵败并逃往台湾之后，幼年班也失去了经济支持，学生们衣食无着落，学习就更不可能了。所以，幼年班将有家可归的孩子遣散回家，无家可归的孩子留在常州。

院长吴伯超筹划将学校迁往台湾，可在他乘“太平号”渡海时，不幸沉船身亡。

物价飞涨，“金圆券”以惊人的速度贬值着，黄源澧带着两个稍长的孩子去南京领回一大麻袋不值钱的纸币。四处都是逃难的人群，有时车厢都实在无法挤进去，黄源澧和孩子们就爬到车顶上，抱着整麻袋的钱。火车穿越山洞，他们就匍匐在车顶之上……

兵荒马乱，上课的先生们都渐渐地走得快没有了，琴房是四年前盖的茅房，屋顶被风刮得没有了，门也拆下来做了装器材的木箱，已经长大了的孩子们还穿着小时候发的旧棉衣，已经短小得衣不蔽体。饭，也渐渐地吃不饱了，一天三顿都是稀饭，孩子们都摸索出规律：第一次盛饭时只装半碗，才会给第二次添饭留下时机，如果一开始就装一整碗，吃完再去加饭的时候就没了……

幼年班的郑华彬老师是印尼华侨，他在抗日战争爆发之后放弃了生意回到祖国。1948年的时候，郑华彬不知为何出家去当了和尚。当学校里的人都走得快差不多了的时候，学生们给郑华彬写信：“你快回来吧，我们没人管。”他便买了一条船划回来，带领一小队年纪稍长的学生从常州步行到无锡的一座庙里，与那里一个相识的和尚打好招呼，说假如常州遇到战乱，就由这一队大孩子领路带着幼年班的学生到那庙里去避难，那庙里的长老答应给孩子们一块地，让他们种菜谋生。

当然，衣食住行都是成年人的苦恼，小儿哪知生计愁，刘奇说到那段经历，却只说是“愉快”！他依旧是每天楼上楼下地和同学玩“官兵捉强盗”，到农民地里偷黄瓜，带着一帮“猴子”扮“泰山”。他还记得他们1949年在常州迎接解放军的演出中，他扮演蒋介石，记不住台词，提词的人比台上的他声音还大，他还是紧张得一个字也听不到――从此在幼年班落下笑柄。

1949年4月，幼年班的部分同学参加了上海音乐教育协进会主办的“第一届儿童音乐比赛会”，小提琴、大提琴等多个项目的前两名都被幼年班的学生夺得，仅钢琴第一名的得主是刘诗昆。

那个时候，中央音乐学院在天津筹建，常州幼年班最大的愿望就是等待着去天津，等待新的学习生活，以及无需恐惧饥饿与寒冷的日子……

1950年4月，幼年班的40多名师生才抵达天津，最大的17、8岁，最小的12岁。国立音乐学院派了好多人到火车站，想象着要分头把幼年班的幼儿们抱下火车。等火车抵达，幼年班的学生们走下火车时，他们惊呆了，哪里是幼儿？分明已经是几乎跟他们差不多高的一群少年郎！

当年14岁的刘奇记得抱他下车的师兄问他的第一句话就是：“你长大了想干什么？”他回答说：“当音乐家。”师兄说：“不对。应该是为人民服务！”

幼年班完成使命

幼年已成少年，幼年班在天津改名为“中央音乐学院少年班”。而在第二年，这些还没来得及升入本科的少年就不得不被频频投入到国家的外事活动中去。

1951年，第三届世界青年与学生和平友谊联欢节在柏林举行，文化部从全国57个单位召集了222位成员，成立中国青年文工团，其中幼年班的学生去了20多个。然后又是长达13个月不间断的出国演出，共走了152个国家。刘奇说，幼年班的孩子因为吃不饱，很多人只长到1米5几就不再长了，他自己在出国之前本来也只有1.56米，趁着演出在国外猛吃猛喝，别人吃一份餐，他连要7份，回来之后个头就窜到了1.76米。刘奇说那些没有机会出国的幼年班同学因为长期缺乏营养，大部分都停留在了1米5几的个头上。

那出国演出所受到的待遇，真是棒得不得了！每个人发8套毛料子的衣服，20件衬衣，6双皮鞋，20双袜子，还有风衣、雨衣、皮大衣……皮大衣是外面呢子，内衬羊羔皮，领子则是水獭皮。到莫斯科的要坐10天火车，途径7、8个大站，所以起码要受到7、8次的重大欢迎，动辄就是上万群众的队伍……那欢呼！那友好！啧啧……刚到德国时，领导嘱咐说这里情况复杂，有很多间谍，不能一个人单独行动。所以，在马恩广场，乐团成员就真的画了一个圈，大家都站在圈里。大热的天，外国人都穿着背心吃冰棒、喝汽水，还不停地擦汗水。可是，站在圈里的中国乐团成员都穿着正牌的中国毛料制服，人人汗流浃背，后来有人热得扑通一声晕倒在地。

在国外演出时，外国人首先是来看女孩子们的脚：“怎么不是三寸金莲？怎么不是顺拐？怎么和《胡桃夹子》里的不一样？”然后看中国人穿的衣服：“怎么比我们穿得还好？怎么衬衫竟然是12支的棉纱？”再看节目：“为什么要枪毙黄世仁？杨白劳欠钱本来就是应该还钱啊！”

世界巡演归来之后，吹巴松的刘奇说：“我在国外见到人就求教。凭良心告诉你，我1952年回国的时候就是全国第一了。”与他同道的那20多名幼年班同学也在这巡演的机会里得到了长足的进步。

因此，当中国青年文工团在上级指示之下变成中央歌舞团，其中的管弦乐队又在1956年分离出来组成“中央乐团”的时候，幼年班的学生就是其中最骨干的力量。终于，中国人自己培养的第一代交响乐人才组成了新中国第一个交响乐团。而在1957年7月，少年班改为中央音乐学院附中，黄源澧成了中央音乐学院附中第一任校长。

而在接下来绵延的岁月里，幼年班的很多人都成了中央乐团、中央歌剧院、中国电影乐团、上海交响乐团等艺术团体的声部首席，例如小提琴演奏家张应发、高经华、梁庆林、阿克俭、殷汝芳、蔡纪凯、朱信人、黄柏荣、朱工七等；中提琴演奏家岑元鼎等；大提琴演奏家胡国尧、马育弟、盛明耀等；长笛演奏家李学全、大管演奏家刘奇、圆号演奏家谢厚鸣、打击乐演奏家方国庆等，还有作曲家田丰、金湘等，指挥家张子文、王恩悌等，还有很多人进入教育领域，他们常常是向自己的学生说起青木关、常州，还有牵引他们走上音乐道路的老师吴伯超、廖辅叔、阿德勒……

可嗟人世荒唐的是，那一日去拜访马育弟，他指着一位老友说：“他曾经是我们中央乐团合唱团的队长，那又如何？现在还不是一个糟老头子，哈哈，我们都成了糟老头子。我们这些糟老头子都没有上台的机会啦，但现在乐团那些年轻人，他们的演奏水平，唉。他们一心想着的就是钱……”



在启南楼前面的小操场上合奏

青联与国立音专学生在一起

民国时期，国立音专一度在常开办少（幼）年班，为常培养了一批音乐人才。

图为在椿桂坊灵官庙内音专管弦乐队与青年联欢，庆祝常州解放（摄于1949年）

　　2025.9.18 初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