山东博物馆“史前展厅”重要文物研究(第十八章)

<p class="ql-block">北辛文化形成原因探究:裴李岗文化扩张与地区类型演变</p><p class="ql-block"> </p><p class="ql-block">一、引言</p><p class="ql-block"> </p><p class="ql-block">北辛文化是中国黄河下游地区重要的新石器时代文化,因1964年在山东省滕州市官桥镇北辛村发现而得名,其年代约为公元前5400~前4400年,是山东地区新石器时代的早期类型,上承后李文化,下启大汶口文化,被视为母系氏族社会最为繁盛阶段的文化遗存 。北辛文化的形成标志着海岱地区史前文化发展进入了一个新阶段,对后续大汶口文化、龙山文化乃至整个中华文明的形成与发展产生了深远影响 。</p><p class="ql-block"> </p><p class="ql-block">关于北辛文化的形成原因,学术界历来存在多种观点,其中栾丰实和张居中教授的研究具有重要代表性。栾丰实认为北辛文化是裴李岗文化的一支东扩北上与后李文化黄安人融合的产物 ;张居中则强调北辛文化是淮河中游地区的双墩文化向北传播与后李文化融合而形成,其中的裴李岗文化因素主要间接来自双墩文化 。尽管两位学者对北辛文化形成的具体路径存在不同看法,但他们都承认北辛文化是多种文化因素交流融合的结果,特别是裴李岗文化与后李文化在其形成过程中扮演了关键角色 。</p><p class="ql-block"> </p><p class="ql-block">本文旨在以考古学严谨的学术论文形式,系统探讨北辛文化形成的原因,重点阐述裴李岗文化的四处扩张与融合情况,尤其是其一部分东扩北上与后李文化黄安人融合形成北辛文化的过程。同时,对因地区不同而出现的北辛文化四个类型——邹平苑城类型、烟台白石类型、藤州北辛类型和连云港大伊山类型进行详细分析,从考古学多方面证据出发,严谨论证各类型特点及与北辛文化形成原因之间的关联,以期深化对北辛文化形成与发展的认识。</p> <p class="ql-block">二、北辛文化形成的背景与基础</p><p class="ql-block"> </p><p class="ql-block">2.1 地理环境与自然条件</p><p class="ql-block"> </p><p class="ql-block">北辛文化分布区域位于泰沂山脉周围和苏北一带,包括鲁中南、鲁东南地区,在苏北淮安、邳县、新沂、连云港等县市,以及鲁北的章丘、张店、青州等地 。这一区域处于黄河下游冲积平原与泰沂山脉的过渡地带,地势相对平坦,土地肥沃,水资源丰富,为原始农业的发展提供了良好的自然条件 。北辛遗址地处薛河故道南岸的高地上,三面临水,这里是丘陵与平原的过渡地带,海拔高度127~131米,东西长600多米,南北宽约300米,总面积为7.5万平方米 。这种依山傍水的地理环境,既有利于农业生产,又便于渔猎和采集活动,为北辛文化的形成提供了得天独厚的自然基础。</p><p class="ql-block"> </p><p class="ql-block">从气候条件看,北辛文化时期处于全新世大暖期,气候温暖湿润,年平均气温比现在高2-3℃,降水量也比现在丰富,适宜农作物生长和人类居住 。威海地区中全新世聚落遗址研究表明,这一时期优越的自然条件促进了大汶口文化的发展,而北辛文化作为大汶口文化的前身,同样受益于这一有利的气候环境 。温暖湿润的气候为原始农业的发展创造了良好条件,促使人类从采集狩猎经济向农业经济转变,这是北辛文化形成的重要自然背景。</p><p class="ql-block"> </p><p class="ql-block">2.2 文化基础与发展脉络</p><p class="ql-block"> </p><p class="ql-block">北辛文化的形成建立在对前代文化的继承与创新基础之上。从文化发展序列看,北辛文化上承后李文化,下启大汶口文化,形成了一条完整的文化发展链条 。后李文化是海岱地区已知最早的新石器时代文化,年代约为距今9000-7300年左右,其分布范围主要在泰沂山脉北侧的小清河与胶济铁路之间的狭长地带 。后李文化的陶器特征十分突出,制作工艺较原始,均为手制,主要使用泥条套接法和泥条盘筑法,烧制采用露天柴草堆烧方法,火候难以控制,陶器质量不稳定 。</p><p class="ql-block"> </p><p class="ql-block">后李文化与北辛文化之间存在着明显的传承关系。后李文化的陶鼎、三足钵等器物类型在北辛文化中得到继承和发展,同时北辛文化还吸收了后李文化的部分纹饰和制作工艺。山东大学博物馆中陈列的邹平苑城遗址出土的北辛文化器物,清晰地展示了这种文化传承关系。后李文化的农业工具虽然种类较少,但已初步形成了以石铲、石斧、石磨盘等为代表的农业生产工具组合,这为北辛文化农业的发展奠定了基础 。</p><p class="ql-block"> </p><p class="ql-block">除后李文化外,北辛文化还与其他周边文化存在着广泛的交流与互动。裴李岗文化作为中原地区重要的新石器时代文化,其向东扩张对北辛文化的形成产生了深远影响 ;淮河中游的双墩文化也通过北向传播,将自身的文化因素融入北辛文化中 。这种多元文化的交流与融合,共同构成了北辛文化形成的文化基础。</p><p class="ql-block"> </p><p class="ql-block">三、裴李岗文化的扩张与北辛文化的形成</p><p class="ql-block"> </p><p class="ql-block">3.1 裴李岗文化的四处扩张</p><p class="ql-block"> </p><p class="ql-block">裴李岗文化是中原地区重要的新石器时代文化,主要分布在河南境内,年代约为公元前6200-5500年 。根据考古发现,裴李岗文化存在四处明显的扩张趋势,这些扩张活动对周边地区文化发展产生了深远影响。</p><p class="ql-block"> </p><p class="ql-block">第一支向东扩张:这是裴李岗文化最重要的一支扩张方向。距今7300年左右,受自然环境变化的影响,裴李岗文化的一支沿济水迁徙到鲁西、鲁中南一带,并在此形成了"北辛早期类型" 。这一支扩张势力与当地的后李文化接触融合,成为北辛文化形成的主要来源之一。栾丰实教授研究表明,北辛遗址早期遗存的第一组以H601、H713为代表,其陶器包括夹砂和泥质两大类,以夹砂为主;陶色以黄褐色为主,另有少量灰陶;器表以素面为主,纹饰有乳丁纹、划纹、附加堆纹等;主要器形有筒形釜、三足釜、卷沿鼓腹釜、鼎、三足钵、钵、三足壶、长颈壶、深腹罐、鼓腹罐、假圈足碗、带把钵、斜腹盆、盘、盂、杯等 。这些陶器中,除釜属于后李文化的因素外,其余都是裴李岗文化的因素,在裴李岗文化遗址,尤其是裴李岗、贾湖等大型遗址中均能找到同类器物 。</p><p class="ql-block"> </p><p class="ql-block">第二支向北扩张:裴李岗文化的另一支沿太行山东麓向北扩张,进入冀中地区 。这一支扩张势力与从鲁北地区越过黄河来到冀中地区的后李文化一起,中止了磁山文化在冀中地区的发展,并促成了镇江营文化的诞生 。磁山文化的谱系研究表明,磁山文化第二期时,裴李岗文化北进到此地区;到磁山文化第三期时,裴李岗文化北进的势力更加强烈,使三期的文化面貌发生了显著变化 。这表明裴李岗文化的北向扩张是一个渐进的过程,对冀中地区文化发展产生了重要影响。</p><p class="ql-block"> </p><p class="ql-block">第三支向西扩张:裴李岗文化的西向扩张主要体现在对豫西地区的影响上。洛阳盆地仰韶文化遗存研究表明,洛阳盆地内最早以荒坡仰韶文化为代表的一类遗存,其渊源应是在本地裴李岗文化基础上融合了部分周邻文化因素进而演变而来的 。这说明裴李岗文化在向西扩张过程中,与当地文化相融合,形成了具有地方特色的文化类型,为后来仰韶文化的发展奠定了基础。</p><p class="ql-block"> </p><p class="ql-block">第四支向南扩张:裴李岗文化的南向扩张主要表现为对淮河上游地区的影响。淮河流域新石器时代文化格局研究表明,在新石器时代中期,淮河上游北部及豫中地区是贾湖-裴李岗文化,淮河中游北部是石山孜早期文化、顺山集文化。这表明裴李岗文化的影响已经扩展到淮河上游地区,与当地文化形成互动关系。</p><p class="ql-block"> </p><p class="ql-block">3.2 东扩北上与后李文化的融合</p><p class="ql-block"> </p><p class="ql-block">裴李岗文化东扩北上与后李文化的融合是北辛文化形成的关键环节。崔宗亮研究指出,裴李岗文化对海岱地区的影响是一个渐进式的区域发展过程 。距今7300年左右,受环境变化影响,裴李岗文化的一支沿济水迁徙到鲁西、鲁中南一带,形成了"北辛早期类型"。之后,北辛早期类型对鲁北地区的后李文化产生了极大影响 。</p><p class="ql-block"> </p><p class="ql-block">北辛文化与后李文化的融合主要体现在以下几个方面:</p><p class="ql-block"> </p><p class="ql-block">陶器制作技术的融合:后李文化的陶器制作技术相对原始,主要采用泥条套接法和泥条盘筑法,而裴李岗文化则有更为先进的制陶技术。两种文化的融合促进了陶器制作技术的改进,北辛文化在继承后李文化制陶技术的基础上,吸收了裴李岗文化的优点,使陶器制作技术得到提升 。北辛文化的陶器中,以鼎、釜、钵和小口双耳罐四类器物构成了其文化陶器基本组合 ,这些器物类型既包含了后李文化的因素,也吸收了裴李岗文化的特点。</p><p class="ql-block"> </p><p class="ql-block">农业生产技术的交流:裴李岗文化的农业生产技术相对先进,拥有配套完整的耕耘、播种、收割、脱粒工具,如石铲、石刀、石镰、石磨盘、磨棒等。这些先进的农业生产技术随着裴李岗文化的东扩传入海岱地区,与后李文化的农业技术相融合,促进了北辛文化农业生产的发展。北辛遗址出土的石斧、石铲、石刀、石镰、石磨盘、磨棒等农业工具,以及窖藏的谷物,表明当时的农业生产从耕作、播种到收割、加工已有一套较为完备的工具,原始农业已初具规模。</p><p class="ql-block"> </p><p class="ql-block">聚落形态的变化:后李文化时期的聚落规模较小,结构简单,而裴李岗文化的聚落则更为复杂,有明显的功能分区。两种文化的融合促进了聚落形态的发展,北辛文化的聚落布局更加合理,房屋建筑技术也有所提高。北辛遗址的居住区发现的房屋基本有明显的住处痕迹,表明当时的房屋是半地穴式有墙有顶的茅草屋,基本上具备了冬暖夏凉的特征 。这种房屋建筑形式既继承了后李文化的传统,又吸收了裴李岗文化的特点,是两种文化融合的产物。</p><p class="ql-block"> </p><p class="ql-block">墓葬习俗的演变:北辛文化的墓葬习俗也体现了裴李岗文化与后李文化的融合。北辛遗址发现的瓮棺葬,葬具为两个器1:1相对的深腹圆底罐,内有头东脚西的婴儿骨架一具,这种葬俗既有后李文化的特点,也吸收了裴李岗文化的因素 。此外,北辛文化的墓葬中随葬品极少,多为陶器(钵、鼎等),偶见骨针、纺轮,反映了平等的社会结构,这与裴李岗文化的墓葬习俗有相似之处。</p><p class="ql-block"> </p><p class="ql-block">3.3 文化整合与创新发展</p><p class="ql-block"> </p><p class="ql-block">裴李岗文化与后李文化的融合不是简单的叠加,而是通过文化整合形成了具有新质的北辛文化。这种文化整合主要体现在以下几个方面:</p><p class="ql-block"> </p><p class="ql-block">文化因素的筛选与重组:在两种文化的交流融合过程中,北辛文化对裴李岗文化和后李文化的因素进行了筛选和重组,形成了具有自身特色的文化体系。栾丰实研究指出,北辛文化的陶器中,釜属于后李文化的因素,但在整个陶器群中所占比重极小,其余都是裴李岗文化的因素 。这表明北辛文化在形成过程中,对后李文化因素进行了筛选,保留了其中的精华部分,同时大量吸收了裴李岗文化的因素,形成了以裴李岗文化因素为主、后李文化因素为辅的文化体系。</p><p class="ql-block"> </p><p class="ql-block">创新文化因素的产生:在文化融合的基础上,北辛文化还创造了一些新的文化因素,体现了文化创新的过程。北辛文化的陶器纹饰有堆纹、篦纹、乳钉文、压划纹、指甲纹、锥刺纹、席纹等,是北辛制陶文化的特点和标志 。其中的盖鼎、指甲印纹钵和红顶钵为北辛文化的典型器物,这些都是在融合裴李岗文化和后李文化因素的基础上创新发展而来的 。</p><p class="ql-block"> </p><p class="ql-block">文化发展的阶段性特征:北辛文化的形成不是一蹴而就的,而是经历了一个渐进的发展过程,呈现出明显的阶段性特征。北辛遗址的早期遗存发现较少,且没有明确的层位和打破关系。结合前人的研究成果,可将它们分为两个年代组 。第一组以H601、H713为代表,年代约为距今7300-7000年,属于裴李岗文化的晚期阶段;第二组以遗址的第③层为代表,年代约为距今7000-6600年,与初期仰韶文化大体相当 。这表明北辛文化的形成经历了从裴李岗文化向仰韶文化过渡的复杂过程,是在文化融合的基础上不断创新发展的结果。</p><p class="ql-block"> </p><p class="ql-block">文化认同的形成:随着文化整合的深入,北辛文化逐渐形成了自身的文化认同。从北辛遗址出土的文物来看,北辛文化已经形成了独特的文化面貌,与裴李岗文化和后李文化都有明显区别 。这种文化认同的形成,标志着北辛文化作为一种独立的考古学文化正式形成,为后来大汶口文化的发展奠定了基础。</p> <p class="ql-block">四、北辛文化的地区类型及其特征</p><p class="ql-block"> </p><p class="ql-block">4.1 邹平苑城类型</p><p class="ql-block"> </p><p class="ql-block">邹平苑城类型是北辛文化的重要地方类型之一,主要分布在鲁北地区的邹平、章丘、张店、青州等地。这一类型因最早发现于邹平苑城遗址而得名,是北辛文化在鲁北地区的代表类型。</p><p class="ql-block"> </p><p class="ql-block">器物特征:邹平苑城类型的器物组合以鼎、釜、罐、盆、钵、瓮、碗等器物组成基本的器物组合,并出现柱状、台形支脚和亚腰形器座。纹饰以附加堆纹和乳钉纹最多,同时还以各种刻划纹来装饰陶器。从山东大学博物馆陈列的邹平苑城遗址出土的北辛文化器物来看,这些器物既有后李文化的因素,也吸收了裴李岗文化的特点,形成了独特的地方风格。邹平苑城类型的陶鼎为夹砂灰褐陶,钵形,敛口,沿微外卷,深腹,尖圜底,圆锥形足,是北辛文化的代表性器物,形成了北辛独具特色的鼎文化 。</p><p class="ql-block"> </p><p class="ql-block">聚落形态:邹平苑城类型的聚落布局与北辛文化其他类型相比有其独特之处。后李文化时期,鲁北地区的聚落主要分布在泰沂山脉北侧的小清河与胶济铁路之间的狭长地带,聚落规模较小,结构简单 。北辛文化时期,随着裴李岗文化因素的融入,邹平苑城类型的聚落规模有所扩大,布局更加合理,功能分区更加明显。月庄遗址位于济南市长清区归德镇月庄村东南,是邹平苑城类型的重要遗址之一 。该遗址发现了后李文化的遗存,发掘者通过比较,认为它与其他后李文化遗存之间存在较大的不同,如该遗址多数陶器的陶质较好,陶釜以卷沿有錾釜为主,釜体较浅,叠唇深直腹圜底釜较少;陶器中出现鼎这一新的器形,有足石磨盘占有一定比例 。这表明邹平苑城类型在聚落形态上既有对后李文化的继承,又有对裴李岗文化的吸收,形成了独特的聚落特点。</p><p class="ql-block"> </p><p class="ql-block">生产生活方式:邹平苑城类型的生产生活方式也具有鲜明的地方特色。从出土的生产工具来看,邹平苑城类型的农业生产工具较为丰富,有石斧、石铲、石刀、石镰、石磨盘、磨棒等。其中有用于砍伐树木的石斧,开垦土地的石铲,翻松土地的鹿角锄,点播作物的蚌铲,收割庄稼的蚌镰等。这些工具既继承了后李文化的传统,又吸收了裴李岗文化的先进技术,形成了适应鲁北地区自然环境的生产工具组合。在生活方式上,邹平苑城类型的居民已经开始定居生活,房屋建筑为半地穴式,有墙有顶,具备了基本的居住条件 。</p><p class="ql-block"> </p><p class="ql-block">文化交流:邹平苑城类型处于北辛文化分布区的北部边缘,与周边文化的交流十分频繁。在距今7300年至7000年间,裴李岗文化北辛早期类型与后李文化分据鲁中南和鲁北地区,二者相安无事,只是北辛早期类型对鲁北的后李文化产生了较大影响,在月庄遗址发现有大量裴李岗文化的有足石磨盘以及陶鼎、圈足碗、圜底钵等 。这一影响还表现在,到这一时期的较晚阶段,受裴李岗文化的辐射和驱使,后李文化的一支越过黄河来到冀中地区,与从太行山东麓北上的另一支裴李岗文化一道中止了磁山文化在冀中地区的发展,并促成了镇江营文化的诞生 。这表明邹平苑城类型在北辛文化与其他文化的交流中扮演了重要角色,是北辛文化向北传播的重要桥梁。</p><p class="ql-block"> </p><p class="ql-block">4.2 烟台白石类型</p><p class="ql-block"> </p><p class="ql-block">烟台白石类型是北辛文化在胶东半岛的地方类型,主要分布在胶东半岛及沿海岛屿地区。该类型以烟台白石村遗址为代表,是胶东地区最早的新石器文化遗址,年代大体与北辛文化相当 。</p><p class="ql-block"> </p><p class="ql-block">器物特征:烟台白石类型的器物组合和工艺特点具有鲜明的海洋文化特色。白石村遗址可分为两期,第一期相当于北辛文化早中期,是胶东地区最早的新石器时代遗存,白石村文化以此而得名 。陶器以夹砂红褐陶为主,也有少量夹云母、夹滑石、夹蚌壳陶,还有泥质陶 。多素面,纹饰主要有附加堆纹和乳丁纹,刻划纹较少,流行柱形器耳 。器形有钵形鼎、筒形罐、小口罐、盆、钵、支座等,具有鲜明的文化特征 。石器以琢制为主,兼有打制,仅刃部磨光,有斧、铲、锛、锤、砺石、磨棒、网坠、石球等 。骨器数量较多,有锥、镞、棒、管、匕、笄等 。这些器物特征反映了烟台白石类型与北辛文化其他类型的联系与区别,体现了胶东半岛独特的海洋文化特色。</p><p class="ql-block"> </p><p class="ql-block">聚落形态:烟台白石类型的聚落形态与其他北辛文化类型相比有明显差异。白石村遗址在胶东地区新石器时代贝丘遗址中具有代表性,体现了胶东地区贝丘遗址的早晚发展过程 。第一期文化时期聚落不多,第二期文化时期沿海地区迅速形成了密集的聚落群 。遗址中出土的大量贝壳堆积和较多鱼骨、兽骨说明,当时虽然已有旱作农业和家猪饲养,但渔猎经济占据重要地位,具有海洋文化特征 。白石村遗址的一期文化时期聚落不多,二期文化时期沿海地区迅速形成了密集的聚落群,反映了人口增长和社会发展的过程 。</p><p class="ql-block"> </p><p class="ql-block">生产生活方式:烟台白石类型的生产生活方式具有鲜明的海洋特色。遗址中出土的大量贝壳堆积和较多鱼骨、兽骨说明,当时虽然已有旱作农业和家猪饲养,但渔猎经济占据重要地位,具有海洋文化特征 。从出土的生产工具来看,烟台白石类型既有农业生产工具,如石铲、石磨盘、磨棒等,也有大量渔猎工具,如网坠、骨镞、鱼镖等 。这表明烟台白石类型的经济生活以渔猎为主,农业为辅,形成了适应海洋环境的独特生产生活方式。</p><p class="ql-block"> </p><p class="ql-block">文化交流与影响:烟台白石类型与北辛文化其他类型及周边文化有着广泛的交流与互动。白石村类型所属的相对年代约相当于北辛文化,白石村类型的早期大致相当于北辛文化中期偏晚期阶段,晚期则与北辛文化晚期偏晚阶段相当。但白石村的类型又与北辛文化有较大区别,其文化内涵与大汶口文化又有着明显的区别,并且与大汶口文化分属于不同的文化系统,因此山东半岛此类文化遗址被命名为白石文化。这表明烟台白石类型在与北辛文化其他类型交流的同时,也保持了自身的文化特色,形成了独立的文化系统。</p><p class="ql-block"> </p><p class="ql-block">文化归属的争议:关于烟台白石类型的文化归属,学术界存在一定争议。有学者认为白石村类型应归入北辛文化,作为其地方类型之一 ;也有学者认为白石村类型与北辛文化有较大区别,应独立为白石文化。这种争议反映了烟台白石类型的独特性和复杂性,也反映了北辛文化研究的深入发展。北辛文化的地方类型划分研究表明,北辛文化可分为三期六段,共四个地方类型,其中胶东半岛的白石村类型是其中之一 。这表明多数学者倾向于将白石村类型归入北辛文化,作为其地方类型之一,但也承认其独特的文化特征。</p><p class="ql-block"> </p><p class="ql-block">4.3 藤州北辛类型</p><p class="ql-block"> </p><p class="ql-block">藤州北辛类型是北辛文化的核心类型,主要分布在汶泗流域,包括滕州、兖州、泰安、曲阜等地区,以滕州市官桥镇北辛村遗址为代表 。该类型是北辛文化中最具代表性的类型,也是北辛文化命名的依据。</p><p class="ql-block"> </p><p class="ql-block">器物特征:藤州北辛类型的器物组合和工艺特点体现了北辛文化的基本特征。陶器以夹砂黄褐陶和泥质红陶为主,有少量黑陶 。夹砂陶多为在粘土中夹细砂,能降低陶坯的变形与破裂 。主要器形有鼎、钵、壶、支座和三足釜,其中以三足釜最多,特点非常突出 。中晚期的陶器制作规整,胎壁变薄,器物表面也增加了很多纹饰 。北辛陶器的纹饰有堆纹、篦纹、乳钉文、压划纹、指甲纹、锥刺纹、席纹等,是北辛制陶文化的特点和标志 。其中的盖鼎、指甲印纹钵和红顶钵为北辛文化的典型器物 。</p><p class="ql-block"> </p><p class="ql-block">聚落形态:藤州北辛类型的聚落布局和建筑特点反映了当时社会的组织结构和生活方式。北辛遗址位于滕州市官桥镇北辛村北部,距滕州市城区约28公里 。遗址地处薛河故道南岸的高地上,三面临水,这里是丘陵与平原的过渡地带,地势相对平坦,土地肥沃 。遗址东西长600多米,南北宽约300米,总面积为7.5万平方米 。北辛遗址的居住区发现的房屋基本有明显的住处痕迹,表明当时的房屋是半地穴式有墙有顶的茅草屋,基本上具备了冬暖夏凉的特征 。这种房屋建筑形式反映了藤州北辛类型的居民已经过上了相对稳定的定居生活。</p><p class="ql-block"> </p><p class="ql-block">生产生活方式:藤州北辛类型的生产生活方式以农业为主,兼营渔猎和采集。从北辛遗址出土的石斧、石铲、石刀、石镰、石磨盘、磨棒等农业生产工具来看,当时的农业生产从耕耘、播种到收割、加工已有一套较为完备的工具,原始农业已初具规模。遗址中还出土了骨镞、鹿角矛形器、弹丸、骨鱼镖、陶网坠、骨梭等狩猎和捕捞工具,以及数量相当多的兽骨、鱼骨和贝壳等遗物,说明狩猎、捕捞和采集等活动仍是不可或缺的生存手段 。家猪头骨的发现,刷新了中国的养猪史,以前认为中国养猪的历史是从仰韶时期开始,这使中国的养猪史提前了1000年 。</p><p class="ql-block"> </p><p class="ql-block">文化地位与影响:藤州北辛类型是北辛文化的核心类型,对周边文化产生了深远影响。北辛文化是中华文化的最早源头之一,又上承"东夷文化",下拓"齐鲁文化",形成了一条完整的东夷族系列文化链条 。从北辛文化遗址发现的粟类颗粒,以及出土的石铲、石刀等配套完整的耕耘、播种、收割、脱粒工具,可以看出原始农业初具规模;从出土的陶网坠、鱼镖等看,当时的捕鱼技术也相当高超;从出土的家禽遗骸中,推断出畜牧养殖业已近雏形 。这些成就为后来大汶口文化的发展奠定了基础,也为中华文明的形成做出了重要贡献。</p><p class="ql-block"> </p><p class="ql-block">文化传承与发展:藤州北辛类型通过不断吸收周边文化因素,实现了自身的发展与创新,并为后来的大汶口文化奠定了基础。北辛文化经过将近1000年的发展,大约在6500年前发展成为一种更加强大的文化——大汶口文化 。北辛文化和大汶口文化是东夷文化的源头之一。</p> <p class="ql-block">大伊山类型以江苏连云港灌云县大伊山石棺墓遗址为代表,1985-1986年两次发掘共清理新石器时代墓葬62座,其中61座为石棺墓,是中国已知最早的石构墓葬群之一 。墓葬均为单人仰身直肢葬,头向东南,部分墓主头部覆盖红陶钵(如M64),钵底常见刻划符号(如“×”“〇”等),被视为早期文字萌芽 。随葬品包括陶器(鼎、釜、钵、罐)、石器(斧、锛、铲)及玉器(璜、玦),其中玉璜多置于颈部,玉玦见于耳部,反映一定的装饰习俗 。</p><p class="ql-block"> </p><p class="ql-block">碳十四测年显示,大伊山类型绝对年代约为公元前4500-前3500年,相当于北辛文化中期至晚期阶段,晚于鲁中南地区的北辛核心类型,早于大汶口文化早期。其文化层叠压关系表明,该类型直接继承了本地顺山集文化(距今8500-8000年)的部分传统,并与淮河中游的双墩文化、长江下游的马家浜文化存在互动。</p><p class="ql-block">1. 墓葬制度的独特性</p><p class="ql-block"> </p><p class="ql-block">- 石棺葬传统:墓葬均用天然石板镶砌成椁室,部分墓葬(如M28)在椁室内分隔出头厢,内置儿童遗骸和红陶钵,形成“合葬墓”特例 。这种石构墓葬技术为苏北地区独有,未见于北辛文化核心区,可能受江淮地区薛家岗文化或长江下游崧泽文化影响。</p><p class="ql-block">​</p><p class="ql-block">- 覆面葬习俗:17座墓葬以红陶钵覆盖死者头部,钵底多穿孔,推测与灵魂信仰或祭祀仪式相关。同类习俗在淮河中游双墩文化、太湖流域圩墩遗址亦有发现,但大伊山类型出现时间更早,可能为该习俗的源头之一。</p><p class="ql-block"> </p><p class="ql-block">2. 器物组合的多元性</p><p class="ql-block"> </p><p class="ql-block">- 陶器特征:以夹砂红褐陶和泥质红陶为主,手制,纹饰有附加堆纹、乳钉纹和刻划纹。典型器物包括带腰沿的鼎、釜,平底钵及小口双耳罐。其中,鼎的锥足形态与北辛遗址同类器相似,而釜的圜底特征则接近双墩文化 。</p><p class="ql-block">​</p><p class="ql-block">- 石器与玉器:石器以磨制为主,有斧、锛、铲等农业工具,另有带槽石器可能用于加工谷物。玉器数量较少,仅见璜、玦等装饰品,材质为透闪石,可能来自本地或周边玉矿 。</p><p class="ql-block"> </p><p class="ql-block">3. 经济形态的适应性</p><p class="ql-block"> </p><p class="ql-block">- 稻粟混作农业:遗址周边发现水稻植硅体和粟类印痕,结合石磨盘、磨棒等工具,推测大伊山类型已形成稻粟兼作的农业模式,这与鲁中南地区以粟作为主的北辛核心类型形成对比,体现了对苏北水网环境的适应。</p><p class="ql-block">​</p><p class="ql-block">- 渔猎采集补充:墓葬中出土大量蚌壳、鱼骨及骨镞,表明渔猎和采集在经济生活中仍占重要地位,这与沿海地理环境密切相关 。</p><p class="ql-block"> </p><p class="ql-block">4. 社会结构的初步分层</p><p class="ql-block"> </p><p class="ql-block">- 随葬品差异:墓葬规模和随葬品数量存在显著差异。例如,M15随葬8件陶器和1件玉璜,而M32无任何随葬品,反映出社会资源分配的不平等 。</p><p class="ql-block">​</p><p class="ql-block">- 玉器象征意义:玉璜和玉玦的使用可能标志着身份或等级差异。玉璜作为佩饰,在北辛文化核心区罕见,而在大伊山类型中集中出现,可能与本地族群的特殊礼仪传统有关 。</p><p class="ql-block"> </p><p class="ql-block">三、形成背景与文化互动</p><p class="ql-block"> </p><p class="ql-block">1. 地理环境的塑造</p><p class="ql-block"> </p><p class="ql-block">大伊山地处沂沭河流域与淮河下游的交汇地带,地势西高东低,东临黄海,南接江淮平原。这种“山海相连”的地理格局使其成为南北文化交流的天然通道。全新世大暖期(距今8000-3000年)的湿润气候促进了稻作农业的扩张,而黄海海平面波动可能导致部分沿海聚落向内陆迁移,推动了文化融合。</p><p class="ql-block"> </p><p class="ql-block">2. 文化传播的路径</p><p class="ql-block"> </p><p class="ql-block">- 北辛文化的南扩:鲁中南地区的北辛核心类型通过沂河、沭河南下,将鼎、三足钵等陶器传统带入苏北。大伊山类型中约70%的陶器(如乳丁纹鼎、红顶钵)与北辛遗址同类器相似,显示其主体文化因素源自北方 。</p><p class="ql-block">​</p><p class="ql-block">- 双墩文化的北向渗透:淮河中游的双墩文化(距今7300-6600年)通过淮河北岸支流影响苏北,大伊山类型的刻划符号、釜类器及覆面葬习俗与双墩遗址高度相似,表明两者存在直接或间接的文化交流。</p><p class="ql-block">​</p><p class="ql-block">- 长江下游文化的影响:石棺墓技术可能受到长江下游马家浜文化(距今7000-6000年)的启发,而玉器的使用则与崧泽文化(距今6000-5300年)存在关联性。</p><p class="ql-block"> </p><p class="ql-block">3. 资源竞争与社会复杂化</p><p class="ql-block"> </p><p class="ql-block">苏北地区丰富的海盐、贝类资源可能引发族群间的资源争夺。大伊山类型的石棺墓群集中分布于岗地,且部分墓葬随葬石斧、骨镞,暗示其社会可能已形成防御性组织。玉器和刻划符号的出现,则可能是族群身份认同与宗教权力强化的象征 。</p><p class="ql-block"> </p><p class="ql-block">四、学术争议与研究展望</p><p class="ql-block"> </p><p class="ql-block">1. 文化归属的分歧</p><p class="ql-block"> </p><p class="ql-block">关于大伊山类型的归属,学术界存在三种观点:</p><p class="ql-block"> </p><p class="ql-block">- 北辛文化地方类型:栾丰实等学者认为,其陶器组合与北辛核心类型基本一致,应视为北辛文化在苏北的分支。</p><p class="ql-block">​</p><p class="ql-block">- 青莲岗文化范畴:部分学者主张将大伊山类型归入青莲岗文化,因其石棺墓、刻划符号等特征与淮安青莲岗遗址更为接近 。</p><p class="ql-block">​</p><p class="ql-block">- 独立文化实体:考虑到其独特的墓葬制度和玉器传统,有学者建议命名为“大伊山文化”,以区别于北辛文化和青莲岗文化。</p><p class="ql-block"><br></p><p class="ql-block">北辛文化的形成是多种文化因素交流融合的结果,其中裴李岗文化的东扩北上与后李文化的融合是核心动力。裴李岗文化通过四处扩张,尤其是沿济水向东扩张至鲁西、鲁中南地区,与当地后李文化在陶器制作、农业技术、聚落形态、墓葬习俗等方面深度融合,经过文化筛选、重组与创新,最终形成了具有独特文化面貌的北辛文化。</p><p class="ql-block">北辛文化的四个地区类型——邹平苑城类型、烟台白石类型、藤州北辛类型和连云港大伊山类型(文中未详述),因地理环境、文化交流对象的差异,呈现出各自独特的文化特征。藤州北辛类型作为核心类型,体现北辛文化基本特征;邹平苑城类型反映鲁北地区文化融合特点;烟台白石类型则展现胶东半岛海洋文化特色,这些地区类型共同构成了北辛文化的整体面貌。</p><p class="ql-block">北辛文化作为海岱地区新石器时代文化发展的重要阶段,上承后李文化,下启大汶口文化,在东夷文化乃至整个中华文明形成过程中具有承前启后的重要地位。其形成过程中的文化融合与创新,为我们理解史前时期文化交流互动模式提供了重要案例,对深化中华文明多元一体格局的认识具有重要学术价值。</p>