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钟声》：爱国儒商和烽火少年共同谱写的人性赞歌（清明雨新作）

缪斯的孩子

　　我看过的好书很多，但并不是每本书，我都有写读后感的冲动。前几天看完宁波儿童文学作家吴洲星老师的小说新作《钟声》，我却觉得有许多话想说，如鱼刺卡喉，不吐不快。因为这是我五十多年的阅读生涯中非常独特的一次体验。近十年间，我第一次阅读儿童文学作品，而且看得爱不释手。

今年六月以来，《钟声》是我听到频率非常高的一部作品，被评上七月中国好书展啦，上央视了，宁波教博馆拍摄感人的小视频在九月一日开学第一天播出。作为作家和电影发烧友的双重身份，我自然产生了想把这部小说推上银幕的想法。最近，山东作家赵德发的长篇小说《缱绻和决绝》改编为电视连续剧《生万物》，大火特火，我还在网上购买了一本小说原著，电影《东极岛》也是根据真实的历史事件改编的。

这更加坚定我的想法，于是我自告奋勇当了推荐人。吴老师特意从北京寄书，我又寄给了宁波当地电影家协会的负责人和我认识的一个导演作为推荐人，我自然是要好好阅读此书，要不然没有这个底气。我和作家吴洲星虽然从未谋面，但同在海曙区作协，又有宁波教博馆的交集。我边读边问。她有问必答。这种边看边和作者交流的感觉太棒了。对我来说是全新的体验。《钟声》这本书为何能让我这个老书虫看得爱不释手，甚至萌生出希望有人能把它搬上银幕的想法呢。且听我慢慢道来。这本书有好几个精彩的读点。

　　历史和文学相结合增强可读性。这是一部根据真实的历史故事改编的小说。以“松沪会战”为背景，1938年春，上海沦陷成为“孤岛”，满目焦土，遍地战火，宁波籍商人竺梅先（小说里梅耀先的原型）不忍看到大批儿童流离失所的惨状，于是积极奔走，力邀在沪浙地区的社会名流和外籍人士加入，收留灾童创建“国际灾童教养院”，教养院开设在他的家乡奉化的山上。他亲自当院长，夫人徐锦华（小说里梅夫人原型）任副院长。灾童人数达600人左右，年龄最小的仅4岁，最大的15岁。这600个孩子没有一个当汉奸，许多都牺牲在抗日的战场上，实现他们报效祖国的宏愿。

作家吴洲星说这是藏在她心里将近10年的故事，最早是从《东南商报》上读到。历时多年搜集史料，走访教养院旧址（现在已不存在，被淹没在奉化泰清水库底下）和幸存者以及竺家后人，目前被宁波教博馆收藏的国际灾童教养院的院徽是历史的见证。教养院院徽呈三角形，底色为白色，下方是深蓝色的汹涌海水，上方是熊熊燃烧的大火，中间一个巨大的救生圈，象征着挽救灾童于水深火热之中。

我喜欢看历史小说或者根据历史事件改编的小说。如我最近一直在喜马拉雅追听的高阳先生写的历史小说《慈禧全传》，听到第六部了。对辛酉政变、戊戌变法、太平天国运动、甲午战争、慈禧太后两次“垂帘听政”、义和团“扶清灭洋”等重大历史事件有了更深刻的认识。

书名取得好，有深刻的历史意义。钟声一语双关。一开始，作者本人想不好书名，但当她翻阅史料集时，看到文字记载，教养院里有一座钟塔，每天孩子们上下课以及作息都靠钟声。吴洲星老师的心头一亮，在战火绵绵的岁月，教养院的钟声是多么难能可贵。钟声消散了枪弹声，抹去了战争的硝烟，安抚了受惊的心灵。于是她郑重地在纸上写下：“钟声”。

这个钟声从开学一直贯穿到五年后的面临解散。下山的时候，教养院的钟声又响起了，仿佛他们第一天到来时，但一切又都不一样了。那不是送别，不是悲凉的挽歌，而是新生的号角。钟声回响，提醒我们：有些光，不该熄灭；有些声音，必须铭记。吴洲星老师说她最近在着手写当年开明街遭受日寇空投撒布鼠疫致人死病的小说。她说宁波的这段历史很少有人写过。吴洲星老师无疑是一个触角敏锐才情飞扬的作家，当然是爱国爱乡的情怀，支持她排除万难，向我们奉献抗日题材的好书《钟声》。

　　用孩子的视角来讲故事拓宽丰富抗战题材的写作对象。在我数十年的记忆中，用孩子来讲的抗战故事只有《鸡毛信》、《小兵张嘎》等为数不多。此书以上海少年叶湛秋的视角展开故事，日本人在闸北扔炮弹大轰炸时，他还在学校上音乐课，他带着一把小号、一个书包，书包里装着两本书，一本《无猫国》，他只看了一半，还有一本薄薄的《古诗十九首》，是妈妈送给他的，还来不及看。就这样匆匆离开学校，在校工黄伯家小住一段时间后，获悉父母被炸身亡的噩耗，不得不流落街头，和大华、小华等投奔教养院的种种情形。

通过战争的残酷与人性的光辉相对照，让读者更贴近历史中孩子们的真实感受，增强故事的感染力。温暖的人性光辉照亮黑暗的夜空。小说中多处感人的细节让我眼眶潮湿。如书中宁城奉县爱国企业家梅耀先为了支持抗战，开展实业救国，捐大炮，捐飞机，还把自己的商船凿沉阻挡日军的进攻。他们一家人省吃俭用，住在上海租的房子里。在办教养院时，竭尽全力，把在上海的两家工厂和股票都变卖了。用“倾家荡产”的这个成语来形容一点不为过的。梅先生的爱子梅子骏还和灾童们一起睡在通铺，没有得到一点特殊关照。

当得知梅先生要回山上来，灾童湛秋特意新练了《送别》这支曲子，想吹给梅先生听，而且和梅子骏一起轮流看了两遍鲁迅先生写的《野草》文集，想和梅先生好好交流一下。没想到左等右等，却等来了梅先生因为筹粮操劳过度和孩子们从此阴阳相隔的死讯。梅先生象一支红烛，燃尽最后一滴烛油，为了照亮600个灾童幼小的内心。“山脚下的哭声响起时，湛秋兀自站了起来，开始吹奏，曲声如诉如泣，随风飘荡至山林。长亭外，古道边，芳草碧连天。晚风拂柳笛声残，夕阳山外山…..”看到这,几颗泪珠在我眼眶里打过转然后顺着脸颊滚落下来。

（图为宁波奉化爱国实业家竺梅先先生。）

作为写给孩子看的书，教育和成长是永远恒的主题，也是《钟声》吸引读者的重要原因之一。在国际灾童教养院，梅先生夫妇以既养又教的理念守护着600个灾童，他们不仅在生活上关心他们，更注重精神滋养。

价值观引导。面对偷馒头、偷杨梅等事件，梅夫人及时公开训导“勿以恶小而为之”，教会孩子们分辨善恶。在梅先生去世时，褚大光终于哭着承认是他偷吃了灶房的馒头。在很长的一段时间里没有人承认。不过已经没有人去计较褚大光所犯的错误。他的自责就是对他自己最好的惩罚。

寓教于乐。偷杨梅事件以后，梅夫人见孩子们精力旺盛，便组建戏剧队和歌咏队，让艺术成为孩子们成长的伙伴，于是国际灾童教养院还有自己的院歌。

民族精神的传承。梅先生因为不愿替日本人做事，从上海躲到奉县乡下，不过他怕连累孩子们，没过几天就走了。当日本人进山搜查游击队员时，梅夫人大义凛然，和高老师等几位老师面对日本兵的盘问从容周旋。小姑娘林红叶也很有民族气节，拒绝把自己的画作送给日本人小川。她说：“我画的是教养院的春天，不是日本的秋天。我喜欢教养院，才画了这幅画。”看到这，我不由为梅夫人和教养院的孩子们鼓掌。面对日本鬼子的钢枪和刺刀，还有凶横的面孔，这群手无寸铁的中国师生体现无惧淫威的民族大义精神。

战争的残酷让孩子们过早懂得责任和担当，而教养院的教育则赋予他们精神的脊梁。小说最后有5个孩子考上了黄埔军校，其中就有李凤章。还有更多的孩子走上抗战第一线，不乏流血牺牲者。我觉得《钟声》这部小说最闪光的地方就是通过成功塑造了叶湛秋、梅先生夫妇、梅子骏、王老师、孙老头、大华、小华、林红叶、褚大光等艺术形象，揭示了教育如何在战火中守护童心，又如何助力孩子在磨难中完成精神蜕变，传递出“守护童年即守护人类文明”的深刻主题。

看完这本书，我收回多年来的一个认知误区：儿童文学大多是写给孩子看、粗浅幼稚的读物。非也！非也！小说《钟声》语言优美，故事情节跌宕起伏，人物心理描写非常自然，战争让校园生活变得特别有戏剧性。小说本身就很有画面感，拍成影视剧相信会更好看。真心希望有导演能接这个本子。夜深人静之时，心潮彭湃的我又忍不住吆喝一声。

本书作家吴洲星在采访竺梅先先生的孙子竺士性。

院徽的图案

泰清水库旁的梅华亭。为了纪念竺梅先和徐锦华夫妇而建。他们是战火中诺亚方舟的缔造者和守护神。救助了600多个灾童并把他们教养成人。

上海书展《钟声》新书发布会。左一是作者吴洲星老师。吴洲星，八0后，浙江宁波人，是当代中国儿童文学领域备受瞩目的青年作家。她毕业于浙江师范大学汉语言文学专业，现为中国作家协会会员、浙江省作家协会儿童文学委员会委员。吴洲星的作品以细腻的笔触、深刻的情感和独特的叙事结构著称，尤其擅长从儿童视角出发，展现成长中的喜怒哀乐与社会现实的交织。其代表作包括《紫云英合唱团》《幸福里》《红舞鞋》等，多次荣获中华优秀出版物奖、冰心儿童文学新作奖、《儿童文学》金近奖等重要奖项，并入选“中国好书”“白乌鸦书目”等权威榜单。她的创作不仅关注个体成长，更通过作品传递文化传承与社会责任，展现了儿童文学的深度与广度。她的妹妹吴新星也是中国作协会员、儿童文学作家，是海曙作协中一对耀眼的文坛姊妹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