岁月履痕:我的半生记行（八）

学海无涯（永芝）

　　六、 重启书途

——迟来的大学逐梦时光

虽然我已是国家干部，但我心中始终怀揣着上大学的梦想。1973年恢复高考的消息传来，我喜出望外。然而国家规定，工作满五年才能带工资上学，不足五年者自费。当时我刚工作一年，回家向父母提起考大学的愿望，现在回想起来确实有些不懂事。家里为了供我们姐妹读书已经竭尽全力，我刚工作一年又要上学，确实给家里增添负担。幸好当时三姐已经工作，她坚定地对我说：“去考吧，考上我供你。”于是，我报了名，开始复习备考。一天，我去县委组织部汇报此事，却被泼了一盆冷水。张副部长用他那濮阳话慢悠悠地说：“你去考吧，考上也不让你走。” 的确，我若走了，组织部又得选人填补空缺。无奈之下，我只好放弃。恰巧那年的高考中出了“白卷先生”张铁生事件，他没怎么做题，却写了对高考的意见书，导致当年高考作废，大学招生又延续了四年的推荐制，直到1977年才真正恢复高考。

1978年，我调到安阳地区妇联工作。1982年，河南省委开始在郑州大学举办干部专修科，专门培养年轻干部，设有政治、经济、法律、新闻等专业。1983年，地委机关分到5个报考名额，其中地区妇联有2个法律专业名额，且这次可以带工资上学，妇联推荐了我，我终于如愿以偿，跨进了大学校门。这年地委机关只考上我一人。

我们班同学大多来自政法机关，也有团委、妇联、党委等其它部门的。年龄最大的40岁，最小的25岁；文化程度最高的读过高中，最低的只上到初一；多数人已为人父母，未婚者极少。无论背景如何，大家都格外珍惜这来之不易的学习机会，学习非常努力。有些任课老师甚至比学生还要年轻。记得教《国际私法》的女老师刚大学毕业，才23岁，给三四十岁的学生上课时似乎很不好意思，下课铃一响就匆匆离开，不像其他老师那样课后还会留下与学生交流、答疑解惑。侯老师是我班的辅导员，讲授《法学基础理论》，解惑耐心，态度和善，平易近人。直至现在80多岁了，还在微信群里和同学们互动，大家都很尊敬他。

法律专业课我们班单独上，非专业课则和本科生一起上大课。自习时间，我们通常都在宿舍里学习。

　　当时我的孩子刚满两岁，上有老下有小，脱产离家求学实属不易。因此，我格外珍惜这次学习机会，从不因家务事耽误学业，还曾被评为“三好”学生。

期末考试是对我们记忆力和知识掌握程度的严峻考验。我的方法是自己整理好复习题的答案，然后反复背诵：第一遍生疏，第二遍基本记住，第三遍力求记牢。大学的考试与中学不同，题量大、时间紧，拿到试卷就得奋笔疾书，几乎没有思考的时间。常常是写到最后一刻才勉强完成，紧绷的神经才能放松下来。十几门功课考下来，我的成绩基本都在90分以上。

刚开学时，我们和本科生同住在学2楼，后来搬进了专修科的学生楼，环境安静了许多。吃饭则成了每天的一场“小战斗”。学生食堂买饭不排队，大家围着窗口挤作一团，争先恐后，时常有挤掉的馒头在地上滚动。就连“糊锅”的面汤也供不应求。我们这些年纪稍大的学员实在不愿去挤。老师体谅我们，第四节下课时常常有意提前几分钟。记得一个冬日的中午，我拿着碗踏雪去寻饭——不是寻梅，而是寻饭。辗转了两个食堂都一无所获，返回时手脚冰凉，只好在宿舍楼下买个烧饼充饥。有时我们舍近求远，跑到秩序较好的教工食堂去买饭。有时则在宿舍自己动手，买来酒精炉、青菜，煮点挂面或面汤凑合一顿。两年的伙食，就这样对付过来了。当年煮饭的那口小铝锅，我至今还保留着，都快成“文物”了

　　1984年10月和同学在

郑州大学校园合影

这些黑白人像照，不仅是我们珍贵的校园留念，也是《犯罪侦查学》课程中“刑事照相”的实践作业。1984年10月学习这部分内容时，大多数同学还不懂基本照相技术。老师从光圈、速度、焦距、胶卷感光度等基础知识讲起，然后给每人发一个胶卷，发给一台相机让我们实际操作。大家的积极性都很高，从拍摄到暗室冲洗，每一步都做得非常认真。不过，课程主要聚焦于技术操作，并未深入涉及构图、摄影技巧等艺术层面。毕业后，由于工作性质和条件限制，我很少再接触相机，也无人指导，未能对摄影技术进行更深入的探索。但摄影的基础知识，确是在那时打下的。摄影兴趣也是从那时开始的。以至退休后喜欢随手拍。

　　1985年春毕业前夕和同学留影

中间 经济系张玉芝

右 同班同学李翠萍

同为安阳地区的学生 这是

我的第一幅彩色照

　　1985年夏天，我们顺利完成了大专学业。这两年系统的法律知识学习，为我日后进入政法机关工作，奠定了坚实的基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