班媳

李班主

　　“班媳”是我年轻时的一个名号，知道的人很少。因为它源自先生所在的襄阳四中高二（一）班，更因为它植根在那个风雨飘摇的年代。

　　下乡之前我跟先生并不认识，他上襄阳四中，我上襄阳五中。论年级，他还高我两届。不过我沾了“学制要缩短”的“香宜儿”，少读了两年书，跟先生同年高中毕业。我的母亲和先生的母亲是同一所医院的同事，下乡之前彼此也不知道。毕业后我和先生都要随母亲工作的医疗战线下乡。那天晚上，妈妈单位召开欢送知青大会，我不熟悉会议室地点，跑了冤枉路，迟到了。推开大门那一刻，看到屋里满满当当的生面孔，一下紧张起来。我从小在军分区大院长大，突然来到这个陌生的人际环境，有点不知所措，怯生生地低头蹑脚进屋，看到有条板凳空着半边，就迫不及待地坐下。整场欢送会上，我没敢抬头看人，就连同座是男是女，是家长还是知青，一直都不知道。许多年后回忆起这个场面，我问先生：“还记得我是跟谁坐一条板凳吗？”先生回答说：“记得！跟我！”如果说这是我第一次跟高二（一）班的“交集”，倒不如说这是冥冥之中的上天安排。

　　1974年9月，我和先生下放到宜城高湾林场。第二年开春，公社搞“四清”，人手不够，大队就把我和先生从知青点抽到了工作队。有一天，先生说他们班聚会，叫我也去，我很犹豫。当时参加“四清”的知青只有三个人，另一位女知青是我幼儿园发小，也是先生同学。去，都是他们的熟人，我又不认识，多不自在；不去，无异把先生和女同学置于被动田地，显得不近人情，就跟着去了。聚会上我认识了高二（一）班十几位学长，场面很热闹，玩儿得也尽兴。聚会结束后，其他知青各回各点，相安无事。唯独我和先生一回到知青点就成了批判对象。尽管参加聚会是领导批准的，不违规不违纪，可是一转身我就成了众矢之的，还是很害怕。知识青年上山下乡就是为了接受贫下中农再教育。贫下中农都在田间劳作，你们却在游山玩水吃吃喝喝。聚会的知青来自两个县、四个公社、七个大队，涉面广，影响大，不合时宜。我做好了被上纲上线的思想准备，听人说话天不会塌。出乎意料的是大会却冒出了借题发挥的调子：“别看你整天看书，其实就是为了学几个华丽词语。”词汇是语言的基础材料，没有足够的词汇量就不能精准理解他人信息，也不能有效表达自身思想。只有词汇量丰富了，才能构建复杂的思维模式，增强认知、表达能力，也才能促进思维发展，让思想有深度、情感更丰富。掌握华丽的词语是一种学习，而且是一种高级有趣的学习。可是当时我没有这个认知水平，只是感到又委屈，又不服气。

　　上世纪七十年代是个文化沙漠年代，年轻人没啥书看。奇怪的是我不知道从哪弄来了一本泛黄的鲁迅杂文集抑或小说集。工休的时候看，晚上俯在昏黄的煤油灯下看，不认识的字，不懂的词语，就用红铅笔画上杠杠。这大概就是我看书是为了学几个华丽词语的罪证。好笑的是我还不知天高厚地模仿鲁迅笔法，写了一些不敢示人的小小说和小杂文，现在想起来都会脸红。有一天晚上，我去拿煤油灯，不小心碰到了床头木栏，玻璃灯罩滑了下来，正好落到手腕上，我顺势弯起手腕，把灯罩夹在煤油灯和手腕之间。滚烫的灯罩把手腕烫得很疼，我就忍着，生怕灯罩掉到地上摔破了。当时煤油按月供应，节约着用还是够的。要是灯罩碎了，耗油量增大，灯光更暗，一个晚上下来，油烟子熏得鼻子黑黢黢，眼睛睁不开。想要新灯罩，就要走十几里路到公社去买，还要误工扣工分。等我轻手轻脚腾出右手取下灯罩，手腕上已经烫了水泡。后来伤口发炎，留下一个月牙疤痕。想到这些经历，我不再隐忍，便开始反击，大概的意思是说高二（一）班学生多读了两年书，文化素养就是不一样，跟我们相比云泥之别。可以想见，批判会还是有点儿火药味。其实我在心里也犯过嘀咕，要不是高二（一）班，要不是那个聚会，我也不会成为“千夫指”。可是从事情的底层逻辑看，这个批判会实际上就是把我往高二（一）班推了一把。

　　事实胜于雄辩。批判会不久，我跟先生恋爱了，好像没满十八岁。这在当时是很不好的事，负罪感压迫我，以至婚后几十年，从不愿触碰这个痛点。聚会不久，湖北省举行知青汇演，选中的七名女演员中，有四名是高二（一）班同学，其中三名还是聚会后的重逢老友。两年后我读书去了武汉。从恋爱到结婚，再从生子到一家团圆，我和先生整整分居八年。但是我跟高二（一）班的联系一直没断。每逢寒暑假，我会回到襄阳跟先生团聚，也会随先生去参加他的同学聚会。儿子几个月大的时候，郭继胜带着新婚妻子从北京回乡探亲，我和先生去见了他们，一起用餐，合影留恋。儿子三岁那年暑假，我们一家三口去北方旅游，郭继胜又邀请我们去他北京家里做客。毕克成恋爱时，我和先生去他单位小聚，他和爱人结婚生女，我们都一直给予关注。他们是先生的好友，从十几岁开始就在一起读马列著作，啃哲学部头，友情很深。可惜在事业有成的巅峰时期，两位才子都不幸早逝，不禁让人伤感。

　　不知何时起，高二（一）班突然冒出了一个“班规”：同学聚会一律不许带家属。这难道是要我跟高二（一）班说再见吗？不过，许是乡间聚会我已跟很多人混成了熟人，许是我不怎么讨人嫌，大家破例接纳了我，还给我取了个响亮的名号——“班媳”。我知道，这是高二（一）班对我的认可，也是给我的特殊待遇。自从有了这个名号，我就像有了出入高二（一）班聚会的“通行证”，跟他们的联系就更加频繁了。那年大年初三，我们在昭明台后面的西街酒店二楼聚会；冯家巷口的“简朴寨”，我们一起喝过小酒；郭靖黄蓉固守过的襄阳城我们一起逛过，和氏璧的故乡南漳县也一起开车去过，特别是有位男生一心想当画中那只领头雄公鸡的经典段子，如今想起来还会忍俊不禁。

　　再后来，大家忙工作忙家庭，联系渐渐稀疏了。先生调到武汉工作后，回襄阳的机会也少了，甚至有相当长一段时间，我和先生几乎跟高二（一）班失去了联系。直到退休，大家都卸下了工作包袱，放下了家庭担子，彼此才又恢复起了联系。最值得炫耀的，是我这个“班媳”的身份悄然之中发生了华丽蜕变。先后跟锐姐、慧姐、凤姐等近十位高二（一）班的学姐建立了微信联系。我们发图片、留信息、聊长天，忙得不亦乐乎，也开心得不亦乐乎。我甚至还在他们班群发文章、发语音。反观老先生，不仅长期在班群里当潜水员，还不主动联系同学，还很少参加班级活动。锐姐的一句话真是又画了龙，更点了睛：现在“班媳”都跟我们混成闺蜜了，我们的同学（先生）反倒成了“班婿”啦！

　　前些天，我和先生结束了两个多月的避暑生活，返回武汉时拐道襄阳，刚一落地，就收到闺蜜邀约，一起逛荟园，游鱼梁，穿美装，拍美照，作视频、尝美食。所到之处，无不留下我们的倩影，无不留下我们的欢声笑语。看到古稀之年的老姐们个个精神焕发，热情奔放，活力满满，简直把“年龄只是个数字”这句话演绎得十分到位。她们的阳光心态，积极向上的乐观精神，给了我莫大鼓舞。徜徉大自然，流连大美景，从懵懂青葱的“班媳”，到从心之年的“班媳”，虽然也会想起半个世纪前的那场乡间聚会和那场知青批判会，但是已然没有叹息，也不再嗔怪，只会莞尔，只有感慨：青春多么美好，感谢生命曾经那样地绽放。有人说，记忆的美好可以让年华逆流而上。这话我信！五十年后在故乡与高二（一）班的闺蜜相聚，我感受到的不单有热情陪伴和真情招待，更有实实在在的快乐幸福，就好像看到深夜里有一盏为你亮着的灯，一句发自内心的“欢迎回来”的这份温暖，比什么都贵。李班主，你这个“班媳”当得值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