忠诚铸丰碑 薪火永相传——纪念中国工农红军第15军团成立90周年 文稿杨永华 图片来源网络 2025.09.17

落日余晖

引言

时空载风记沧桑，薪火相传放荣光。2025年9月16日，这是红25军长征与西北红军第26军、第27军在永平会师的日子。吃过午饭，下午窗外的雨不停的下着，虽然手头上还有没有做完的工作，但是打着雨伞走在雨中的笔者加快了脚步，向着办公室的方向快速的前进着。心里一直惦念着一件事，因为明天就是红15军团成立90周年纪念的日子，老首长们打来电话，畅谈述说着红15军团的光辉历程，不时的叮嘱着今年是红15军团成立90周年，希望笔者写一篇文稿纪念红15军团成立90周年，笔者欣然接受了这个光荣的任务。资料记载，在中国革命波澜壮阔的历史画卷中，中国工农红军第15军团的成立，是一笔浓墨重彩的华章。今天，我们怀着无比崇敬的心情，纪念这支英雄部队诞生90周年，缅怀革命先辈的丰功伟绩，感悟穿越时空的初心与使命。图为中国工农红军第15军团组织沿革。

一、组建中国工农红军第15军团

危难之际担大任，三军会师扬军威。1935年，是中国革命处于低潮、红军长征面临严峻考验的关键时期。为巩固和发展鄂豫陕革命根据地，策应主力红军战略转移，根据中共中央指示，于1935年9月17日，由长征率先到达陕北的红25军，与陕北的红26军、红27军在陕西省延川县永坪镇胜利会师。会师后，3军合编为中国工农红军第15军团。军团长徐海东，政治委员程子华，副军团长兼参谋长刘志丹，政治部主任高岗、副主任郭述申。红25、红26、红27军分别改编为第75、第78、第81师。红15军团的成立，汇聚了来自鄂豫皖、陕北地区的革命火种，总兵力达7000余人，战斗力显著增强。这不仅是中国工农红军在西北地区的一支重要战略力量，更是在民族危亡关头，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的人民武装的一次重要整合与壮大，为党中央和中央红军落脚陕北创造了重要条件，对中国革命形势的发展产生了深远影响。军团长徐海东将军是中国无产阶级革命家、军事家，中国人民解放军高级将领。其优秀品质对红15军团产生了深刻的影响。一是坚定的革命信念与忠诚。徐海东早年投身革命，历经大革命、土地革命、抗日战争和解放战争，始终对党和人民的事业无比忠诚。即使在最艰苦的条件下，如红军长征和鄂豫皖苏区斗争，他也从未动摇信念，坚持斗争。二是军事才能与英勇善战。徐海东指挥作战灵活果断，善于打硬仗、恶仗。在红四方面军和红25军期间，他率部多次以少胜多，例如在独树镇战役、庾家河战斗中扭转危局。他带领红25军率先完成长征，为中央红军北上开辟了道路，并巩固了陕北革命根据地。三是艰苦奋斗与无私奉献。徐海东出身贫寒，曾当过窑工，深知民间疾苦，一生保持简朴作风。在战争年代，他经常与士兵同甘共苦，甚至将自己的马让给伤员骑。尽管因战伤长期病痛缠身，他仍心系军队建设，为新中国的国防事业出谋划策。四是严于律己与廉洁奉公。徐海东对家属和子女要求严格，教导他们“不要搞特殊化”。他的后代大多从事普通工作，延续了清廉家风。在新中国成立后，他虽被评为大将军衔，排名第二，但多次表示自己长期养病贡献不足，主动要求降低待遇。五是心系群众与人民情怀。徐海东始终牢记“为人民服务”的宗旨。在根据地时期，他注重维护群众利益，严格执行纪律，深受百姓爱戴。晚年他仍关心民生，多次向中央反映老区人民的困难，并推动改善革命老区的建设。徐海东将军的品质集中体现了中国共产党人的初心使命——忠诚、勇敢、无私、廉洁。他的事迹不仅是革命传统教育的重要素材，也为后人树立了艰苦奋斗、鞠躬尽瘁的楷模。正如毛泽东所言：“徐海东的名字，是中国革命史上的一个光辉符号。”图为中国工农红军第15军团长徐海东。

二、发起劳山战役

巧设伏击破敌胆，雄师长鸣震陕甘。“崂山战役”，通常历史记载中称为劳山战役，是红军长征结束后，在陕北根据地进行的一次关键性战役。一是巩固了陕北革命根据地，提升鼓舞了广大红军指战员坚持对敌斗争的信心。1935年10月，中央红军历经千辛万苦到达陕北，与红15军团会师。此时，国民党军队正对陕北苏区进行第三次“围剿”，企图将红军消灭于立足未稳之时。劳山战役的胜利，沉重打击了国民党在陕北的军事力量，重创了国民党东北军110师，打击了国民党军发起的第三次“围剿”的嚣张气焰。这使得陕北根据地转危为安，为历经长征、极度疲惫的中央红军提供了一个相对稳定和安全的落脚点。二是取得了红25、红26和红27军永平会师后的第一个重大胜利，极大地鼓舞了部队士气。 这场胜利向全党、全军和全国人民宣告：红军虽然经过长征，但依然保持着强大的战斗力。它极大地鼓舞了红军指战员的士气和信心，消除了部分人对红军实力的疑虑，证明了西北红军和鄂豫皖红军团结战斗的巨大力量。劳山战役的胜利，沉重打击了敌人的士气，削弱了其有生力量。三是对国民党东北军产生了巨大的政治影响，推动了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形成。劳山战役中被歼灭的110师属于张学良的东北军。东北军广大官兵内心并不愿意打内战，而是希望“打回老家去”，收复被日本占领的东北。 此役让张学良和东北军高级将领深刻认识到，红军是一支无法被“剿灭”的坚强力量，继续内战只会徒耗抗日力量。东北军劳山军事上的失败，促使张学良开始重新思考“剿共”政策，为后来我党建立抗日民族统一战线产生了积极意义。四是展示了毛泽东卓越的军事指挥艺术。战役采用了“围点打援”的经典战术。红军佯攻甘泉县城，诱使延安的敌军出动增援，然后在敌人必经的险要地带劳山设下埋伏，一举歼灭援敌。这种战术充分体现了红军灵活机动、集中优势兵力打歼灭战的军事思想，是毛泽东军事思想的又一次成功实践。五是劳山战役的意义远不止于一场军事胜利。它是一次立足之战、信心之战、奠基之战和统战之战。为保卫并巩固陕北革命根据地，极大地鼓舞了全军士气。为后续彻底粉碎敌人对陕北革命根据地发动的第三次“围剿”及推动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形成奠定了坚实的基础。图为红15军团副军长兼参谋长刘志丹。

三、发起榆林桥战役

榆林桥战役是1935年10月红15军团在陕北进行的一次重要战斗，它对巩固和发展陕北苏区、迎接中央红军的到来起到了至关重要的作用。一是军事层面。是一次出色的攻坚歼灭战。以少胜多，战术精湛。红军以不足一个师的兵力，约2000人，通过夜间奇袭和强攻，全歼了装备精良、据险固守的东北军一个加强团，第107师第619团及一个营，约3000人。这体现了红15军团高超的指挥艺术和顽强的战斗力。沉重打击了东北军。此战连同之前的劳山战役，在短短十几天内，红军连续歼灭东北军近一个师和一个团，重创了东北军在陕北的机动兵力，彻底打掉了其嚣张气焰，使其由主动进攻转入被动防守。缴获颇丰，补充了红军。此战俘获人枪各1800余，以及大量弹药和物资。这些装备和兵员极大地补充和壮大了刚刚经历长征和坚持根据地斗争物资匮乏的红15军团，为后续作战奠定了物质基础。二是政治与统战层面。为推动抗日民族统一战线，促进了东北军的觉醒。榆林桥战役中被俘的团长高福源，是一个关键人物。他在被俘后受到红军优待和教育，思想发生了巨大转变，从一名“剿共”军官转变为赞同“停止内战、一致抗日”的积极分子。推动了西北大联合。可以说，榆林桥战役及其俘虏政策，是中国共产党对东北军开展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工作的成功起点和经典范例。它化敌为友，为后来红军、东北军、西北军（十七路军）形成“三位一体”的西北抗日大联合局面，乃至为最终“逼蒋抗日”的西安事变，都奠定了初步的基础。三是战略全局层面。巩固了陕北根据地，做好了迎接中央红军的准备。巩固了立足点。在中央红军陕甘支队历经万难、即将到达陕北之际，红15军团发起的劳山战役和榆林桥战役，有力地打击了国民党军对陕北苏区的第三次“围剿”，彻底稳定了陕北的局势。四是战役效果层面。榆林桥战役的意义远不止于一场军事胜利，是一场漂亮的歼灭战，重创了敌军，补充了自己。在政治上，是统战工作的典范，通过“释放一个团长，争取了一支军队”，极大地推动了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形成。在战略上，为中央红军巩固了陕北根据地，榆林桥战役在中国革命史和红军征战史上，占有不可忽视的重要地位。图为1935年9月17日，红15军团成立。18日召开成立大会，第75师、第78师、第81师参加大会的情景。

四、参加直罗镇战役

1935年11月，中国工农红军第15军团编入红一方面军，部队士气高涨。在毛主席的直接指挥下参加了直罗镇战役。一是军事层面，巩固了陕北革命根据地。粉碎了敌人的第三次“围剿”。中央红军长征到达陕北后，蒋介石调集东北军5个师的兵力，企图趁红军立足未稳，东西对进，将红军围歼于洛河以西、葫芦河以北地区。直罗镇战役的胜利，彻底粉碎了这次“围剿”，解除了敌军对陕甘苏区的直接军事威胁。展示了红军的战斗力和高超战术。战役由毛泽东、周恩来、彭德怀等亲自指挥，采取了“诱敌深入”的正确战术。红军利用直罗镇三面环山、形如口袋的有利地形，将孤军冒进的东北军第109师包围并全歼，随后又歼灭了第106师的一个团。此役共歼敌1个师又1个团，毙敌1000余人，俘敌5300余人，缴获大量枪支弹药。这场干净利落的歼灭战，向敌人和全党全军证明了，尽管经过长征损耗，但在正确领导下，红军依然拥有强大的战斗力。为红军赢得了宝贵的休整机会和发展空间。战役的胜利，迫使国民党军暂时停止了进攻，为红军在陕北站稳脚跟、休养生息、扩大队伍赢得了极其宝贵的时间和相对安全的环境。二是政治与战略层面，为革命大本营放在西北举行了“奠基礼”。巩固了陕北作为中国革命新的大本营和领导中心地位。在中央红军到达前，陕北根据地正因内部的“肃反”扩大化而面临严重危机。直罗镇战役的胜利，极大地巩固了外部安全，使得党中央能够安心地将全国革命的大本营建立在陕北。从此，陕北成为红军长征的落脚点和抗日战争的出发点。三是实现了红军在陕北的团结与统一。战役是到达陕北的中央红军与红15军团首次协同作战并取得了重大胜利。这次合作的成功，促进了两支红军队伍的团结、信任和整合，为后续组成红一方面军奠定了坚实的基础。四是推动了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形成。此役主要歼灭的是东北军部队。红军对被俘的东北军官兵采取了优待政策，进行“停止内战，一致抗日”的宣传教育后，将其大部分释放。这一举措极大地感化了东北军，加深了张学良及其部下对蒋介石“借刀杀人”政策的怀疑和对“打回老家去”的认同，极大地促进了红军与东北军之间西北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形成。五是直罗镇战役对敌人是一次沉重的军事打击，粉碎了其围剿企图。对自身是一次辉煌的军事胜利，证明了红军的战斗力，获得了休整和发展的机会。对内部是一次成功的团结整合，巩固了陕北苏区，促进了红军队伍的团结。对大局是一次决定性的战略奠基，确保了陕北作为革命大本营的安全，并成为政治上的“奠基礼”，为后续的国共合作抗日打开了西北地区的局面。直罗镇战役不仅是红军长征胜利结束的标志性战役之一，更是中国革命重心成功转移到西北、开启新篇章的关键一战。图为1935年11月，红15军团，在毛主席的指挥下，参加直罗镇战役。

五、参加东征战役

1936年2月20日至5月5日，中共中央和中央红军在长征到达陕北后发起的一次重大战略性军事行动。其意义深远且多层次，不仅在于直接的军事目的，更在于其对当时政治格局、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形成以及红军自身生存与发展所产生的巨大影响。一是直接军事与政治目的。打破军事“围剿”与扩大苏区。红军初到陕北，面临国民党军队的重兵包围和经济封锁，陕北地瘠民贫，难以供养大批部队和机关。东征山西，可以突破封锁，打击阎锡山的晋绥军，扩大政治影响，并在富庶的山西筹集款项、物资，补充兵员，缓解陕北的经济和军事压力。打通抗日路线。中共一直高举抗日旗帜。东征的直接口号是“打通抗日路线”。红军计划东渡黄河，进入山西，进而向河北、察哈尔等抗日前线挺进，直接对日作战，实现“红军北上抗日”的承诺。二是推动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形成。以实际行动宣示抗日决心。在东征过程中，毛泽东、彭德怀发布了《中国人民红军抗日先锋军布告》，阐明了“停止内战，一致抗日”的主张。红军不再是“流寇”，而是堂堂正正的“抗日先锋军”，这在政治上占据了制高点，赢得了全国各界爱国人士的同情和支持。促成与东北军、西北军的统战工作。蒋介石急令张学良的东北军和杨虎城的西北军入晋“协剿”红军。然而，东北军官兵家乡沦陷，抗日情绪强烈，普遍不愿与红军内战。东征期间，红军与东北军、西北军实际上形成了某种“默契”，为后来的延安会谈和 “三位一体” 西北抗日大联合奠定了基础。这次战役让张学良等地方实力派亲眼看到了红军的战斗力和抗日诚意，也让他们看清了蒋介石借“剿共”之名削弱异己的用心，加速了西安事变的酝酿。政治上的巨大胜利。尽管红军因军事阻力未能完全实现直接对日作战的目标，被迫回师河西，但毛泽东评价其为“以一当十，以十当百”的胜利。这个胜利主要指政治和宣传上的胜利。红军东征的抗日主张极大地宣传了自己，激发了全国人民的抗日热情，迫使蒋介石集团在“剿共”和“抗日”问题上更加被动。三是战略与锻炼队伍。检验和锻炼了部队。东征是红1方面军和红15军团在陕北会师后的第一次大规模联合作战。战役锻炼了部队在平原、山地和城市攻坚等多地形条件下的作战能力，特别是积累了强渡江河作战的经验，为后来的抗日战争和解放战争培养了骨干力量。扩大了红军影响力。红军在山西转战50余县，所到之处宣传抗日、发动群众、打土豪分田地，扩大了中国共产党和红军的政治影响，播下了革命的火种。期间招募了新兵约8000人，筹集了大量经费，解决了陕北的燃眉之急。四是对后续历史的深远影响。东征战役的回师，直接促成了1936年5月5日《停战议和一致抗日通电》（即《五五通电》）的发表。中共在其中公开放弃“反蒋”口号，改为“逼蒋抗日”，标志着党的政策策略发生了重大转变，为第二次国共合作的初步形成创造了条件。五是红军东征战役的意义，在军事上是一次以攻为守的战略行动，打破了封锁，补充了自身。政治上是一次巨大的成功宣传，高举抗日大旗，赢得了民心和政治主动权。统战上是促成西北大联合和西安事变的关键催化剂，极大地推动了全国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形成。战略上为红军此后奔赴华北抗日前线进行了预演和准备。东征战役虽未完全实现其最初的军事目标，但其政治和战略意义远远超出了军事范畴，是中共在历史转折关头极具远见和智慧的一次关键行动。图为中国工农红军第15军团部分指挥员在陕北合影。左起王首道、罗瑞卿、杨尚昆、程子华、聂荣臻、陈光、徐海东、邓小平。

六、参加西征战役

红15军团在西征战役中扮演了右路军的关键角色，是此次战役的主力部队之一。西征战役是红军长征到达陕北后，为巩固和扩大陕甘革命根据地、打通与苏联的联系通道而进行的一次重大战略行动。一是为何要西征？巩固陕甘苏区。中央红军与红15军团会师并取得直罗镇战役胜利后，陕甘苏区初步巩固。但苏区面积小、人口少、物资匮乏，且面临周边国民党军的重重包围。打通国际路线。中共中央希望向西部发展，接近新疆，以便获取苏联的军事和经济援助。打击反动军阀。宁夏、甘肃一带的军阀马鸿逵、马鸿宾对苏区威胁很大，且统治残暴。西征旨在打击“二马”势力，扩大红军影响。迎接红二、四方面军。策应尚在长征途中北上的红二、四方面军，为三军大会师创造条件。二是西征战役概况。1936年5月18日至7月底，彭德怀任西方野战军司令员兼政治委员，西方野战军分两路进军。左路军红1军团，代理军团长左权，政治委员聂荣臻。向陇东甘肃东部进军。右路军红15军团，军团长徐海东，政治委员程子华。向宁夏、陕西边界地区进军。三是红15军团的战斗历程。红15军团下辖第75师、78师、81师，以及骑兵团等部队，共约7000余人。第一阶段，出击定边、盐池。 5月27日，红15军团从新城堡地区出发，首战攻克陕西靖边县的宁条梁镇。主力随后西进，包围了陕北重镇定边，但未能攻克。遂以一部监视，主力继续向宁夏盐池进军。 6月21日，红75师在师长陈锦秀、政委常玉清指挥下，经过激烈战斗，攻克盐池县城（今属宁夏），歼灭马鸿逵部骑兵营及民团一部，缴获大量战马和物资。这是西征的第一个重大胜利。第二阶段，南下攻豫旺。攻克盐池后，红15军团主力南下，进攻宁夏豫旺县（今同心县）。6月27日，红78师在师长韩先楚、政委崔田民指挥下，智取豫旺县城下马关，包围了豫旺堡。7月初，部队攻克豫旺堡和王家团庄等地，缴获大量粮食和物资，并在此地进行了广泛的群众工作和统战工作，扩大了红军的影响。在此期间，红15军团的骑兵团发挥了重要作用，在广阔的西北平原上机动歼敌，名声大噪。第三阶段，会师与休整。7月底，西征战役基本结束。红15军团与左路军（红1军团）在豫旺地区胜利会师。西方野战军在宁夏南部、甘肃东部开辟了纵横400余里的新根据地，建立了各级苏维埃政权，为后续迎接二、四方面军打下了坚实的基础。红15军团各部在豫旺、同心一带转入休整、扩红和群众工作。四是历史意义与影响。军事胜利，红15军团在战役中歼敌大量有生力量，特别是沉重打击了宁夏军阀马鸿逵的部队，缴获了大量枪支、战马和骆驼，极大改善了红军的装备和机动能力。扩大苏区，成功开辟了广阔的陕甘宁新苏区，使原来的陕甘苏区发展为陕甘宁苏区，拥有了更大的战略回旋余地。物资储备，在新占领区筹集了大量的粮食、资金和物资，为接下来迎接红二、四方面军和进行山城堡战役提供了必要的物质基础。统战工作，在西征过程中，红军严格执行民族政策，团结回族群众，赢得了当地人民的支持。美国记者埃德加·斯诺在豫旺堡采访了红15军团，并在《西行漫记》中留下了宝贵记录。策应会师，成功实现了战略目标，为1936年10月红军三大主力在甘肃会宁地区的胜利会师创造了决定性的条件。总结来说，红15军团作为西征战役的右路军，以其出色的机动能力和战斗精神，横扫宁夏南部，连克数城，出色地完成了战役任务，为巩固和发展陕甘宁革命根据地、迎接红军三大主力会师立下了不朽功勋。图为毛主席党中央进住延安。

七、参加山城堡战役

山城堡战役，一是军事上的决定性胜利，巩固了陕甘宁根据地。粉碎了国民党军的最后一次大规模进攻。山城堡战役是红军三大主力红一、红二、红四方面军会师后，协同作战取得的首次重大胜利。它彻底粉碎了蒋介石企图趁红军长途跋涉、立足未稳之际，将红军彻底消灭在陕北地区的军事计划。证明了红军的战斗力。尽管经过长征损耗，兵力装备远逊于国民党军尤其是胡宗南的嫡系精锐第一军，但红军凭借高超的战术、灵活的指挥和顽强的斗志，取得了歼灭国民党军一个旅又一個团的战绩。这场胜利向全国宣告，红军依然是一支具有强大战斗力的军队，任何企图在军事上轻易消灭红军的想法都是不现实的。赢得了宝贵的喘息之机。此战的胜利，迫使国民党军停止了对陕甘宁边区的进攻，暂时缓解了根据地的军事压力，为红军在陕北休整、发展和壮大赢得了至关重要的战略时间。二是政治上的巨大成功，推动了“逼蒋抗日”局面的形成。有力地支援了“西安事变”。山城堡战役发生在1936年11月，仅仅一个月后12月12日就爆发了震惊中外的“西安事变”。这场胜利极大地鼓舞了张学良的东北军和杨虎城的西北军。它让张、杨看到红军是一支可以依靠的抗日力量，增强了他们实行“兵谏”、逼蒋抗日的信心和决心。可以说，山城堡战役是“西安事变”的重要催化剂之一。促进了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形成。战役的胜利，是共产党“停止内战，一致抗日”政治主张在军事上的成功实践。它用事实教育了全国人民：内战不能再继续下去，枪口应该对外。这为后续的国共谈判和第二次国共合作的初步形成创造了有利条件，加速了全民族抗日统一战线的建立。三是内部团结的试金石，实现了红军的统一指挥。实现了三大主力红军的团结协作。这是红一、红二、红四方面军会师后第一次协同作战。尽管过程中存在一些协调问题，但最终在中共中央和中央军委的统一部署下由彭德怀前线统一指挥，取得了胜利。这次合作锻炼了部队，加强了各部队之间的信任和团结，为日后改编为八路军、奔赴抗日战场奠定了坚实的基础。确立了毛泽东领导地位的军事权威。此时，毛泽东在党内的领导地位已经确立。山城堡战役的胜利，是在毛泽东和中央军委的直接决策和指导下取得的，这进一步巩固了以毛泽东为核心的中央领导集体的权威，证明了其军事战略和政治路线的正确性。总而言之，山城堡战役是一场具有里程碑意义的战役。它不仅在军事上取得了关键胜利，保卫了革命的“落脚点”和“出发点”，更在政治上成为了促成第二次国共合作、实现全民族抗战的关键一环。它标志着十年内战的基本结束，中国的政治形势开始从“反蒋抗日”向“逼蒋抗日”和“联蒋抗日”的重大转变，为全民族抗日战争的爆发奠定了坚实的基础。因此，历史评价常将其视为结束第二次国内革命战争的最后一仗，也是开启全民族抗日战争的序幕之战。图为1935年9月16日红25军与红26军、红27军3军会师。

八、红15军团南下商县

红15军团的这次军事行动，虽然规模不大且未发生大规模战斗，但其在政治、军事和战略层面都具有极其深远的意义。它不仅是西安事变这部“大戏”中的关键一幕，更是中国共产党在历史转折点上高超政治智慧和坚定原则性的集中体现。红15军团南下商县的核心意义在于，中国共产党以直接的军事行动，履行了与张学良、杨虎城的秘密统战协议，有力地支持了张、杨的“兵谏”行动，从军事上震慑了南京政府的“讨逆军”，在政治上推动了“西安事变”的和平解决，并最终为促成全国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形成奠定了坚实的基础。一是政治与统战意义，兑现承诺，巩固同盟。履行政治诺言，取信于盟友。在西安事变前，中共与张学良的东北军和杨虎城的十七路军已经建立了秘密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达成了“逼蒋抗日”的默契。事变爆发后，张、杨立即电告中共请求支持。红15军团转盘迅速南下，正是中共用最实际的行动——军事支援——来回应盟友的呼吁，证明了中共是值得信赖的合作伙伴。这极大地坚定了张、杨及其部下坚持事变的决心，巩固了“三位一体”的联盟。表明政治立场，支持“兵谏”， 南下行动本身就是一个强烈的政治信号，向全国乃至世界表明中国共产党坚决支持张学良、杨虎城的爱国行动，支持其提出的“停止内战，一致抗日”的八大主张。这使张、杨在政治上不再孤立，有了强大的后盾。二是军事与战略意义，武力威慑，保障谈判。牵制中央军，缓解西安压力。西安事变后，何应钦等主战派调动大量中央军，也称“讨逆军”向潼关进逼，威胁西安。红15军团南下商洛地区，兵锋直指潼关“讨逆军”的侧翼和后方。这一部署如同一把尖刀，威胁着中央军的补给线和战略部署，迫使南京政府军事当局不得不分兵防备，从而极大地减轻了西安东线的军事压力，为和平谈判创造了有利的军事环境。保卫陕甘苏区南大门，商县今商洛市商州区是西安的东南门户，也是进入陕甘苏区的重要通道。占领此地，可以有效屏障苏区安全，预防中央军万一发动进攻时直捣红军腹地，体现了攻防兼备的战略眼光。三是对事变结局的意义，促成和平解决。为和平解决提供后盾中共的军事支援包括红15军的行动以及红军主力在陇东、渭北一线的集结，是周恩来等人在西安与蒋介石、宋子文等进行谈判的重要筹码。它向蒋介石和南京主战派表明，如果坚持武力“讨伐”，不仅会面临东北军和十七路军的抵抗，还会与强大的红军陷入全面内战，这是所有人都不愿看到的结果。这迫使蒋介石不得不慎重考虑通过谈判解决问题。贯彻和平解决方针，需要特别指出的是，红15军团的行动是防御性和威慑性的，而非进攻性的。中共在事变的复杂局面中始终保持清醒，其最终目标是“逼蒋抗日”而非“杀蒋内战”。红15军团的南下，正是以武力为后盾，来保障“停止内战、一致抗日”这一政治目标的实现，完美体现了以斗争求团结则团结存的策略。四是历史与长远意义，推动统一战线形成。直接推动国共二次合作，西安事变的和平解决，是时局转换的枢纽，标志着10年内战的基本结束。红15军团作为促成这一和平结局的重要力量之一，其行动加速了国共第二次合作的进程。展现中共的成熟与民族责任感。在这次行动中，中国共产党超越了阶级仇恨，因为蒋介石曾是“剿共”领袖，将民族利益置于意识形态和历史恩怨之上，做出了力主和平、联蒋抗日的战略决策。红15军团的南下，是这一伟大决策在军事上的具体执行，向全国人民展现了中国共产党以民族大义为重的成熟政党和负责任爱国者的形象，赢得了广泛赞誉和政治威信。总而言之，红15军团南下商县，绝非一次简单的军事调动。它是政治智慧、军事谋略和统战艺术的完美结合。对盟友而言，它是“雪中送炭”的守信之举。对敌人而言，它是“釜底抽薪”的威慑之策。对历史而言，它是推动“西安事变”和平解决、进而开启全民族抗战伟大篇章的关键一环。其意义远超出了战斗本身，而在于它为实现“停止内战，一致抗日”的历史宏愿所贡献的不可磨灭的力量。图为1935年9月16日，红25、红26、红27军永平会师纪念雕像。

九、陕甘边、陕北革命根据地

陕甘边、陕北革命根据地统称陕北革命根据地。她是中国革命历史上具有重要意义的根据地之一，它的建立和发展对中国革命的胜利起到了关键作用。一她是长征的落脚点和革命的转折点。1935年，中央红军在长征途中历经艰难险阻，最终到达陕北，与西北红军会师。陕北根据地成为红军长征的落脚点，使中国革命力量得以保存和重整旗鼓。陕北根据地的存在标志着中国革命从战略转移转向战略防御，并为之后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形成奠定了基础。二她是抗日战争的出发地和战略基地。抗日战争时期，陕北根据地成为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的抗日力量的重要后方。中共中央所在地延安成为全国抗日运动的指挥中心，吸引了大量爱国青年和知识分子前往参加革命。中国共产党在陕北根据地实行了一系列政策，如减租减息、发展生产、动员群众等，为抗日战争的胜利提供了物质和人力支持。三她为中国革命理论的实践与发展提供了土壤。在陕北时期，毛泽东等领导人总结了中国革命的经验，写出了《论持久战》《新民主主义论》等重要著作，为中国革命提供了理论指导。延安整风运动进一步统一了全党思想，加强了党的纪律和组织建设，为后来的革命胜利奠定了思想基础。四她成为培养革命干部和人才成长的摇篮。陕北根据地特别是延安时期，中国共产党创办了抗日军政大学、鲁迅艺术学院等机构，培养了大批军事、政治、文化干部，这些人才在后来的革命和建设中发挥了重要作用。延安成为当时中国进步青年向往的革命圣地，许多人在这里接受了马克思主义教育，走上了革命道路。五她成为中国革命胜利的新起点。陕北根据地的发展壮大为中国共产党后来夺取全国政权积累了经验、准备了力量。解放战争时期，以陕北为基础的西北野战军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逐步扩大解放区，最终为全国解放作出了重要贡献。六她成为了中国革命精神的新标志。陕北根据地体现了中国共产党和中国人民在极端困难条件下坚持斗争、艰苦奋斗的革命精神。这种精神成为后来中国革命和建设的重要动力。总之，陕北革命根据地不仅是中国革命的重要战略基地，也是中国共产党在实践中探索革命道路、发展革命理论、培养革命人才的关键老区。它的存在和发展为中国革命的最终胜利奠定了坚实基础。图为陕甘边、陕北革命根据地领导人刘志丹(中)、谢子长(左)、习仲勋(右)雕像。

十、红15军团送党中央5000大洋

1935年9月17日，红15军团成立，全军共7000余人。陕北革命根据地，当时的陕北苏区地瘠民贫，人口稀少，物产匮乏。红15军团本身和当地的苏维埃政府财政都极其困难，部队的吃穿、药品、弹药补给都成问题。就在红15军团组建后不久，1935年10月19日，毛泽东、周恩来、彭德怀等率领的中央红军陕甘支队经过万里长征，抵达陕北吴起镇。此时中央红军仅剩七八千人，人困马乏，缺衣少粮，物资匮乏到了极点。许多战士穿着单衣草鞋，甚至光着脚，在陕北寒冷的冬天里冻得瑟瑟发抖。此种情况下部队急需补给。党中央和中央红军急需粮食、被服、药品和经费来渡过难关，恢复战斗力。面对极度困难，毛泽东和中央领导们不得不想办法解决。毛泽东于是写了一张借条，派负责后勤工作的杨至成中央红军供给部部长去找徐海东，希望红15军团能支援中央红军一部分经费。徐海东接到借条毫不犹豫，决定送给中央大洋。杨至成带着毛泽东的亲笔借条找到徐海东。借条上写着：“海东同志：请你部借二千五百元给中央，以便解决中央红军吃饭穿衣问题。毛泽东。”徐海东看到借条后，深感不安和惭愧。他觉得自己早就应该主动想到中央的困难，反而让毛主席亲自打借条，这让他非常过意不去。“不是借，是送！”，徐海东立即把军团供给部部长查国桢找来询问家底。查部长报告，整个军团总共还有7000大洋。徐海东毫不犹豫地命令：“留下2000，剩下的5000大洋，全部送给党中央！”他嘱咐道：“这不是借，是送！中央红军困难比我们大得多。我们哪怕饿肚子、冻身子，也要保证党中央和中央红军渡过难关！”要求立即执行，红15军团立即从宝贵的积蓄中拿出5000大洋，还附上了一些在劳山战役中缴获的武器、布匹和药品，一并送到了中央红军手中。雪中送炭，解决了燃眉之急。这5000大洋对于当时的党中央和中央红军来说是真正的雪中送炭，极大地缓解了后勤供给压力，帮助中央红军度过了在陕北最初也是最艰难的阶段。向党中央送大洋，体现了高度的党性原则和团结精神。徐海东和红15军团这一举动，展现了对党中央的绝对忠诚和无私的全局观念。他们自己也很困难，却把绝大部分家底都支援了党中央，这种“顾全大局、毫无私心”的精神受到了党中央的高度赞扬。红15军团顾全大局的行动，赢得了毛泽东终生的信任。这件事让毛泽东深受感动，他一生都铭记着徐海东的这次贡献。毛泽东后来多次在不同场合提到这件事，称赞徐海东是“对中国革命有大功的人”。即使在“文化大革命”的动荡时期，毛泽东也特意保护了正在病中的徐海东，称他是“最好的共产党员”。红15军团给党中央5000大洋，不仅仅是一次简单的经费援助，它是中国革命史上一个闪耀着党性光辉，彰显红军团结精神的标志性事件。它深刻体现了在极端困难的条件下，红军部队之间那种舍小家、顾大局的革命情谊和对党的无限忠诚，为中国革命在陕北站稳脚跟，开创中国革命新局面提供了至关重要的物质和精神支持。图为1935年9月18日红15军团召开成立大会，徐海东军团长、副军团长兼参谋长刘志丹在检阅部队。

笔者感言

红15军团从成立到接受改编，虽然时间短暂，但在中国革命的历史进程中确功绩显赫。组建红15军团的意义远不止于一次简单的部队整编，它是中国革命在特定历史关头的一次关键战略调整，其意义可以从军事、政治和战略三个层面来深入理解。组建红15军团，整合并加强了在陕北革命根据地分散的红军力量，形成了统一的军事指挥拳头，为即将到来的中央红军陕甘支队提供了坚实的立足点和后援基地，从而保住了中国革命最后的落脚点，为日后全民族抗日战争和解放战争奠定了坚实的基础。一是军事意义，集中兵力，打破“围剿”。扭转军事被动局面。在军团成立前，陕北的红26军、红27军和从鄂豫皖长征而来的红25军虽然都英勇善战，但各自为战，力量分散，容易被国民党军队分割“围剿”。组建军团后，实现了统一指挥、协同作战，兵力集中形成拳头，立即发起了劳山、榆林桥战役并取得大胜，彻底粉碎了国民党对陕北苏区的第三次“围剿”，使陕北根据地转危为安。提升整体战斗力。红25军经过长征，装备较好，战斗经验丰富，特别是擅长运动战；陕北红26军、红27军则熟悉当地地形民情，群众基础深厚。两军合编实现了优势互补，将外来的经过长征的红25军与根据地坚韧的红26军、红27军主力红军紧密结合，极大提升了整体作战能力。二是政治意义，团结内部，巩固苏区。避免了潜在的内部冲突。红25军作为“外来者”进入陕北，与本地红军在指挥权、作战方针上可能存在分歧甚至摩擦。党中央决策和军团组建，从组织上确立了统一的领导核心有效地团结了两支红军队伍，消除了内耗的风险，维护了红军队伍的稳定和团结。巩固和扩大了陕北苏区。军团的成立和军事胜利，极大地鼓舞了陕北军民的士气，增强了群众对革命的信心。一个强大的军事集团的存在，有力地保卫了苏维埃政权，为根据地的发展创造了安全的环境。三是战略意义，迎接中央，奠基未来。为长征中的党中央提供了落脚点。1935年10月，当毛泽东率领的中央红军陕甘支队历经万水千山，精疲力尽地到达陕甘边境时，他们面对的是一个稳固的、拥有强大武装力量接应的革命根据地，而不是一个正在被“围剿”、岌岌可危的地区。红15军团的存在，是中共中央最终决定落脚陕北的最重要战略保障。提供了至关重要的物资和兵员补充。中央红军到达时，人困马乏，物资极度匮乏。红15军团军团长徐海东毫不犹豫地将大部分积蓄和物资支援给了中央红军，甚至将麾下的精锐部队直接编入中央红军。这一雪中送炭的举动，解决了中央红军的燃眉之急，体现了高度的党性和大局观。成为日后红军抗日的主力骨架。1935年11月，红15军团与中央红军合编为红一方面军。这支由长征精锐和陕北红军组成的强大力量，成为后来八路军115师的主要组成部分，开赴华北抗日前线，参与了平型关大捷等著名战役，是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全民族抗战的中流砥柱。总而言之，组建红15军团，对当时它是一次成功的军事整合，立即扭转了陕北的战局。对中期它是一次关键的政治团结，为即将到来的中央红军准备好了一切必要条件。对长期它是一次具有深远历史眼光的战略布局，保住了中国革命的“脚根”和“火种”，使中国共产党和红军获得了起死回生、继而走向全国胜利的坚实基础。没有红15军团的成功组建和巩固的陕北苏区，中国革命的历程可能会更加艰难和曲折。因此，组建中国工农红军第15军团意义重大深远。

晚上，21时许走出办公楼，窗外的雨没有减少，反而下大了许多，路面上被雨点激起的水花，在路灯下清晰可见，走到宿舍，上衣袖子、下身裤腿都被雨淋湿了，鞋里面早早就被雨水泡湿了，在心里没有顾及这些，脑海中始终回放着红15军团战斗的身影……由于笔者在外出差，有些史料核实不够，难免出现不足和偏差，敬请领导和读者给予批评指正。文稿写于2025年9月16日23时15分。美篇编辑于17日5时39分。图为红15军团第78师骑兵团。

供稿:原陆军第39集团军军史办主任

杨永华

电话:[phone]

图为红15军团缴获敌人的武器装备。

图为劳山战役经过要图。

图为红15军团第78师骑兵团。

图为直罗镇战役要图。

图为红15军团西征攻克会宁。

图为中国工农红军第一方面军军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