权责对等：论杜甫的礼性与人性

星云汉辰

“高秋总馈贫人食，来岁还舒满眼花。” 

       每至枣香漫溢的时节，看着枝头沉甸甸的枣子，总让人想起了杜甫的这两句诗而心生暖意。这原本是杜甫咏桃的诗句，对我来说却与他《又呈吴郎》中关于枣树的故事紧紧相连。那则发生在公元 767 年秋天的往事，不仅是杜甫个人境遇的片段，更是他冲破封建礼教阶层束缚、追寻 “礼” 之真谛的生动写照。​

      彼时，寓居夔州的杜甫从瀼西迁往东屯，将瀼西的草堂让于给一位吴姓友人居住。草堂前那棵枝繁叶茂的枣树，本是邻里间无声的慰藉，可吴某入住后，为防他人偷枣，竟在屋前筑起了篱笆墙。杜甫听闻此事，并未因友人之举合乎 “私有财产” 的世俗认知而沉默，反而提笔写下《又呈吴郎》，委婉却坚定地劝解：“堂前扑枣任西邻，无食无儿一妇人。不为困穷宁有此？只缘恐惧转须亲。” 诗中字字句句，皆是对贫苦老妇人的体谅 —— 若非生活被逼至绝境，谁会放下尊严去捡拾他人门前的枣子？那道冰冷的篱笆，挡住的何止是几颗枣子，更是底层百姓在乱世中求生的微光。而杜甫紧接着写下“已诉征求贫到骨，正思戎马泪盈巾。”，更藏着对自身无力改变现实的愧疚。他听闻老妇人哭诉官府催缴赋税的苦楚，在兵荒马乱的年代，身为读书人却无法匡扶社稷、解救黎民，只能陪着老妇人一同落泪。这份对底层人民的深切同情与对自身的严厉自责，恰似两把钥匙，打开了读懂杜甫精神世界的大门。​

         杜甫的出身，本应让他站在封建礼教阶级的上层。他的家族历代为官堪称显赫，远祖杜预是西晋名将，既能领兵作战建功立业，又精通儒家经史子集，位列 “文庙” 与 “武庙”，是历史上少有的文武全才；母系一族更是唐朝顶级豪门 “崔姓”，与李唐皇室亦有血脉渊源。在那个等级森严、恪守封建礼教的社会，这样的出身足以让他享受特权，以 “上层者” 的姿态俯视底层百姓。可杜甫从未将自己置于这样的 “优越感” 中，相反，他始终以批判的眼光审视着当时被扭曲的 “礼”，执着地追寻 “礼” 最初的模样。​

       追溯 “礼” 的源头，西周初期周公创制 “周礼”，其核心原则便是 “权责对等”。在周公的构想中，那些手握权柄、掌握知识的人，权力越大、学识越深，肩负的责任就越重。这种责任并非高高在上的统治，而是切实保障底层人民的生计，为百姓创造安稳的生活环境。就像西周推行的 “采诗官” 制度，让官员深入民间采集诗歌，以此体察民情、了解百姓的需求，进而调整政策、改善民生。这便是 “礼” 最初的温度，它以权责为纽带，连接起上层统治者与底层民众，维系着社会的公平与和谐。​

        然而，随着时代变迁，东周至春秋时期，礼制逐渐废弛，“百家争鸣” 的浪潮中，儒家虽对 “周礼” 进行解读与细化，试图传承其精神内核，但到了汉武帝时期，“礼” 的本质被悄然扭曲。为了巩固统治，汉武帝推行的 “礼” 不断强化等级秩序与民众的服从性，却渐渐虚化了上层者应承担的责任。原本以权责对等为核心的 “礼”，沦为维护封建等级制度的工具，底层百姓的疾苦被忽视，人性的光辉被掩盖。​

       在这样的时代背景下，杜甫犹如一盏明灯，他虽出身儒家礼教阶级上层，却没有被 “三纲五常” 的封建礼教所迷惑，更没有沉溺于阶层带来的特权。他以敏锐的洞察力，看清了当时 “礼” 的虚伪与扭曲，执着地追寻 “礼” 最初的本意 —— 权责对等。

在杜甫眼中，有权者必须履行保障民生的责任，有知识的读书人更要以天下为己任，为解救百姓于水火而奔走。他的诗歌，便是这种追求最真挚的表达。《三吏》、《三别》中，他直面安史之乱后百姓的悲惨遭遇，“吏呼一何怒，妇啼一何苦”，字字泣血，控诉着官吏的残暴，也饱含着对百姓的怜悯；《春望》里，“国破山河在，城春草木深。感时花溅泪，恨别鸟惊心”，道尽国家破碎、民生凋敝的凄凉，展现出他心系家国与百姓的情怀。

        杜甫对真 “礼” 的追寻，本质上是对人性光辉的坚守。他不拘泥于封建礼教对等级的严苛划分，而是始终将 “人” 放在核心位置。他希望底层人民能衣食无忧，不必为了生存而放下尊严；他期盼社会能回归淳朴的风俗，人与人之间能多一份体谅与温暖。这种对 “人性” 的重视，让他超越了自身的阶层局限，成为连接上层礼教与底层民生的桥梁。​

          更为可贵的是，杜甫始终践行着 “知行合一” 的准则。他不仅在诗歌中抒发对民生的关切、对真 “礼” 的追求，更在生活中身体力行。除了为老妇人向吴郎求情，他在困顿时，即便自己食不果腹，也常常接济身边的贫苦百姓。他用实际行动诠释着 “权责对等” 的真谛 —— 即便自己无权无势，作为有知识的读书人，也要尽己所能为百姓谋福祉。这种 “知行合一” 的伟大品质，让他的精神愈发厚重，也让他所追寻的真 “礼” 更具感染力。​

杜甫的一生，是冲破封建礼教桎梏的一生，是追寻 “礼” 之真谛的一生。他出身高贵，却始终心系底层；他深受儒家思想熏陶，却不被扭曲的礼教束缚。在他的精神世界里，“礼” 不是冰冷的等级制度，而是充满温度的权责担当；“人性” 不是被压制的欲望，而是需要被呵护的尊严与幸福。时至今日，杜甫的精神依然闪耀着光芒，提醒着人们应坚守权责对等的原则，重视民生、呵护人性，让 “礼” 回归最初的美好，让社会充满温暖与正义。​

作者：余汉辰；

2025年9月17日写于安徽阜阳颍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