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的大学（一）

老兵

　　兰州大学上个世纪80年代的西校门

（图片来自网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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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九七三年八月末，皋兰山下的兰州城尚带着夏末的余温，我背着行囊走进兰州大学的校门，成为经济系首批工农兵大学生中的一员。那一年，大礼堂的砖墙上爬满夕照，四十张来自天南地北的面孔在此交汇，共同书写着特殊年代里的青春篇章。

作为文革中兰州大学经济系的第一批大学生，我们40个学员，分别来自新疆、青海、甘肃、陕西四个省区和国防科工委的部队。

新疆来的学员有5人：卡学文、曹萍、苏晓光、方峰林和我。卡学文是一名哈萨克族的女学员，来自塔城，记得当时就是地委委员，方峰林来自昌吉，曹萍和苏晓光好像都是乌鲁木齐市的。他们四个人都属于自治区地方的，我是新疆生产建设兵团的。

青海的同学有8人：梁青芳、史继红、刘丽萍、杜淑娟、张伟、董建中、杨梁玉和庄振权（加粗字体是已经去世的同学，下同）。

甘肃省来的同学最多，一共有12人，他们是：李健君、王兴虎、王宏、张华、马玉堂、杨云、王杰、刘建新、王晓光、王礼（黄色字体是失去联系的同学）和高献华、杜好群。

陕西来的同学也有10人，分别是：周佩珍、刘兴海、高俊乾、张彩丽、董振毅、金顺、刘玉侠、孙根旺、王国营和徐永华。

国防科工委部队有5人，他们是：安思山、姚卫东、李敬业、韩忠臣和王光龙。安思山来自新疆罗布泊马兰基地，姚卫东好像是北京国防科工委机关，其他三个人来自不同的地方。安思山、姚卫东、李敬业都是干部，韩忠臣和王光龙是战士。

从左至右：

前排：王光龙、安思山、李敬业

后排：姚卫东、韩忠臣

　　除了部队的几位同学都带工资和生活费以外，由于当时有个规定，如果工作满五年就可以带工资，所以记得庄振权是带工资上学的，忘记了是不是还有其他同学也带工资上学。庄振权原来也是当兵的，他曾告诉我他在部队开车，退伍以后在青海商业厅工作。我记得当时他的工资每月40多元（青海由于地区类别的原因工资比较高）。我在兵团也有工资，由于差4个月不到五年，所以不能带工资，即使带工资我们在兵团当时每月只有28元。

　　1974年5月5日参加学校田径运动会

　　当时的兰州大学只有一栋四层的男生宿舍楼叫“拐角楼”，我们住在三楼。每个房间不到15个平方，一个宿舍住8个人，上下铺。一个楼层有一个卫生间和盥洗室，早上上洗手间和洗脸都要排队。

在“拐角楼”和学生“物理楼”中间有一栋女生宿舍楼。这座“物理楼”并非物理系的楼，真正物理系的办公和教学楼是在挨近东岗东路的校园北边、化学楼西边的一座四层楼。女生宿舍旁边这个“物理楼”也是一个拐角楼，之所以叫学生“物理楼”可能是因为曾经是物理系的学生宿舍楼吧？后来八十年代末期曾经作为学校的办公楼使用（这些楼——“拐角楼”、“女生楼”、“学生物理楼”、包括后面提到的“大礼堂”等建筑早已被拆除，代之而起的是后来逐渐建起来的研究生宿舍楼）。

七十年代的图书馆楼（图片来自网络）

我在图书馆楼前留影

　　那时的校园虽然不大，楼宇不多，但却自有一种庄重而朴素的气质。青砖墙、拱形窗、老钟声，勾勒出求知的厚度与岁月的轮廓。它们不只是一处处建筑，更是一段段历史的见证，承载着无数清晨的书声与深夜的灯光，也默默记录着一所大学与一座城市的成长印记。

　七十年代的物理楼（图片来自网络）

　　上世纪七十年代初的兰州大学，只有一个校区，占地不过四百余亩。校园东侧矗立着当时最显眼的建筑——图书馆。那座哥特式风格的四层楼宇，尖顶高耸，钟面静默，据说是由苏联人设计的，曾是五十年代兰州市引人注目的地标性建筑之一。它与北侧的生物楼并列而立，彼此呼应，像两位沉默的守望者，注视着穿梭其间的青春与时光。而在校园北缘，毗邻东岗路，静静立着两栋朴素的楼房，那便是前文曾提及的物理楼和化学楼。

　七十年代的大礼堂（图片来自网络）

　　文科楼前方有一个篮球场，隔路相望的便是学生物理楼与庄重的大礼堂。大礼堂南侧，一排低矮的平房静静而立——那是我们文科生的食堂。每当开饭的时候，男男女女拿着自备的饭盒，排着长长的队伍，一直从食堂延伸到外面的空地上。那时读书不仅免学费，连伙食费也由学校负担。记得每人每月发放十八元饭票，困难学生还可再申请五元补助。

岁月悠悠，那段朴实而温暖的时光，至今忆起仍觉饭香满溢、情谊绵长。那段被温柔照亮的青春，至今仍在记忆里袅袅蒸腾。

　　在大礼堂东侧，矗立着一座三层的“化工楼”，沉稳而简朴。其周边零星散布着几处低矮的平房，其中东南角的一个小院落里是当时的印刷厂。

校园西南一隅，则静立着两栋四层高的筒子楼——“跃进楼”与“一字楼”（我刚留校的时候也分到了一间“一字楼”二楼10个平方米的宿舍）。这两栋楼曾是文革前留校青年教师的安身之所，楼道中不时回荡着他们初登讲台的憧憬与热忱。

与教学区一街之隔的南侧，是恬静的家属区。这里整齐排列着七栋住宅楼，其中五栋建于五十年代初期，与新校园一同诞生。这些老楼或三层或四层，青砖斑驳，却自有风韵。它们多居住着资深教授与学者，户内空间宽裕，设有独立的厨房与卫生间，流露着一份安稳与尊严。另外两栋则为筒子楼，入住的是当时的年轻讲师。楼道间炊烟袅袅，笑语交织，写满了奋斗岁月里特有的质朴与温情。

　　1975年在酒泉开门办学过程中在嘉峪关城楼留影，从左至右：王晓光、本人，安思山、李文斌、刘兴海、杜好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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兰州大学肇基于1909年，初名甘肃法政学堂。至1928年，扩建为兰州中山大学，开启高等学府新篇章。自1929年起，校名几经更迭，至1946年定名为国立兰州大学，巍然屹立于西北教育之林。1949年8月26日，兰州迎来解放。辛安亭先生——据说曾任陕甘宁边区教育厅厅长——受人民政府委派，接管兰州大学、西北师范学院等陇上四所高校，并出任兰州大学校务委员会主任。辛安亭先生不仅是杰出的教育家，更主持编写了新中国第一套全国统编教材，确立“统编统用”制度，为我国基础教育体系奠定坚实根基。



（图片来自网络）

　　在我们求学的岁月里，辛老身兼革委会副主任、党委副书记、副校长等职，实际主持校务。正是他以远见与担当，逐步恢复教学秩序，引领学校一步步走上正轨。彼时校园中，时常可见他清瘦而从容的身影，穿梭于楼宇之间，目光澄明，步履坚定。那是一位教育家沉静而深厚的脚步，他正带着兰大走向明晰而开阔的天地。

（图片来自网络）

　　1954年，兰州大学自西关什字萃英门旧址迁至天水路新校址，开启了崭新的办学征程。至1955年，学校已设立中文、历史、经济、数学、物理、化学、生物、地理等八个学系，涵盖十个本科专业，学制均为四年，致力于培养国家建设所需的高素质人才。

为积极响应国家号召，服务西北地区社会主义建设的战略需求，自1955年至1965年间，兰州大学不断优化学科布局，陆续增设现代物理系，并相继创办原子核物理、无线电物理、放射化学、力学、计算数学、地质学等一系列新兴专业。这些专业的设立，不仅拓宽了学校的学科领域，也显著增强了其科研与人才培养能力。

至1965年，兰州大学已发展成为拥有九个学系、十四个专业的综合性大学，初步形成了多学科协调发展的办学格局，为后来的进一步发展奠定了坚实基础。

　　1971年学校开始在化学、物理等少数专业招收二至三年制“普通班”学生，但数量很少。1972年后，增设外语系，开办过英语、俄语、稀土元素化学、工业微生物、矿产地质、气象学等专业班、短训班，培养了一批工农业实用人才。

　　作为文革期间经济系招收的第一届工农兵大学生，我们入学后备受系里重视，安排的都是经济系最优秀的教师为我们授课。第一学期除了中文写作、哲学、党史等公共课程之外，专业课主要以“政治经济学原理”为主，每周安排四节课。这门课主要由周元吉老师讲授，他口才出众，讲课条理清晰、逻辑严密，又能深入浅出，大家都学得十分投入。周老师当时被誉为经济系教师中的“四大台柱子”之一。

我们所用的教材是徐禾主编的《政治经济学概论》，该书完全遵循马克思《资本论》的体系编写，不仅是文革时期工农兵大学生和党政干部学习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的指定用书，也是恢复高考后最初几届文科大学生的公共课教材。作为中国第一部自主编写的政治经济学教科书，它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教学体系的建立奠定了重要基础。

1974年参观敦煌莫高窟

　　除了专业课之外，哲学课当时是公共课教研室韩学本老师上的，韩老师讲课很风趣，举例论证生动有趣，长长引得大家哄堂大笑。他的“白马非马”、“兰州热凉面”等举例我至今仍然记忆犹新。

 记得从第二学期开始，课程逐渐增加，“资本论”、“中国经济史”、“外国经济史”、“工业经济”、“农业经济”、“统计学”……等等。“资本论”是由朱增明老师上的，朱增明老师的“资本论”条理清楚、概括性强，便于我们记笔记，也容易懂，很受大家欢迎。

除了上课学习之外，那时候也经常下乡或者到工厂参加社会实践。

1975年和刘天怡教授以及部分同学（包括74、75级）在兰化公司实习，发言的是我，我右边是刘天怡教授

　　记得有一次周元吉老师带我们几个到榆中去实习几天，在一户农村人家中午吃饭。周老师200斤的体重，一上炕把那户人家的土炕给一屁股坐塌了，老乡当时赶紧找来一块木板垫上，搞得周老师很狼狈，我们都忍不住发笑。

还有一次，总支书记李大成带我们去调查，中午老乡端来一盘洋芋和玉米让我们吃。马玉堂同学很能吃，吃了几个洋芋和一个玉米，很快把老乡端来的东西吃完了，老乡又去端。结果老乡走了以后李书记给马玉堂说，你太能吃了，我看见老乡好像不高兴。这下叫马玉堂很是下不了台，我们都给他打掩护，说老乡没有不高兴，喜欢让我们多吃点。

当时除了上课，还经常参加一些格外的劳动，比如文科楼前面的一大片公共区域，是包给我们班打扫的。好像当时把校园的公共区域都是划分给各个系由学生负责打扫的。有时候也到附近的农村或者工厂去参加一些劳动，比如经常去皋兰山上种树等。

　1974年11月17日参加支农劳动留影，

中间为李大成书记

1974年7月于酒泉开门办学留影

自左向右：

前排：刘丽萍、梁青芳、杜淑娟、张华

后排：本人、刘兴海、骆秀峰主任、朱增明老师、酒泉地区卢科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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根据我们班同学的年龄，应该有一半人是高中生，一半人可能是初中生。虽然文化程度不同，但是大家学习都还是非常努力的。由于当时没有开设高等数学，外语也是选修课，所以一些专业课尽管理解起来有些费劲，但是只要认真努力学习，多下功夫，还是可以跟得上。特别是年纪比较小的那些同学，学习还都是比较努力的。

 我们班的许多同学，至今仍然印象深刻。首先是班长和党支部书记安思山。安思山是从国防科工委新疆马兰基地来的一个干部，一表人才，而且各方面都比较成熟，也是一个高中生，班里有很多活动都是他组织的，在同学中有比较高的威信。安思山毕业以后还回到了部队，而且回到了北京。退休以前几次来兰州我们还曾经在一起相聚聊天，我到北京出差也去看过他。安思山最后在部队是大校军衔、正师级退休，退休以后一直在学习和研究绘画，是许多书画家协会的成员，在绘画方面颇有成就。

　　庄振权是我们二组的组长，由于住一个宿舍，入学不久我们两个便熟悉起来，交往比较多。对于班里的许多事情我们两个都有相同的看法，经常在一起互相交流，可以说是无话不谈。我们两个都是比较低调而且不愿意参与一些同学之间的“小团体”，是属于特立独行的那种人，我们都有自己的独立见解，从不随波逐流。在学校学习的近三年时间里，我们两个一直保持着兄弟般的友好关系。庄振权毕业以后不久，就成为青海商业学校校长，每次出差到兰州，都会来看我，我们两个有时在外面吃饭聊天，有时候在家里吃饭，都是他亲自动手做饭，还经常教我做饭。遗憾的是，庄振权调到广西南宁以后，我再没有见过他，而且不久之后听到他去世的消息，我心里难受了很长时间。他是一个非常优秀而且也很能干实事的县处级领导干部，年纪轻轻就离开了我们，确实非常可惜！

 我的同桌周佩珍也是一个比较特立独行 的人，她的经历和我差不多，上学以前在宝鸡当知青。周佩珍很早就入了党，是我们班少数几个女党员之一。好像她给我说过，她祖籍广东潮州，父辈是从上海支边到西安的。周佩珍学习非常认真，由于我们两个是同桌，所以也经常交流学习问题。周佩珍毕业以后就分配到西安外国语学院，后来改名“西安外国语大学”，一直在教学第一线，后来成为教研室主任。2000年以前就晋升教授。我和周佩珍一直有来往，1994年我在兰州大学西北开发综合研究所担任主持工作的常务副所长期间，召开过一次国际研讨会，我还邀请她参加过那次会议。

1975年准备参加学校的元旦晚会节目，从左到右：李敬业、周佩珍、董建中、刘丽萍、史继红、庄振权、刘玉霞、本人

　　卡学文作为班里年纪比较大的几个人之一，不亏是地委委员，当时就很是稳重、成熟， 在班里大家都比较尊重她。她毕业以后就去了北京，到中央民族学院（现中央民族大学）任教，发挥她的母语哈萨克族语言的优势，培养少数民族大学生。

苏晓光由于原来在北京，见多识广，经常讲一些大家没有听到过的事情，在班里也比较活跃。

张伟力大如牛，篮球打得很好，毕业以后在青海社会科学院工作，后来是青海社会科学院经济研究所所长，也是我们班最早提拔为处长的同学之一。

　　1975年在嘉峪关城楼留影，从左至右：前排：李文斌、王晓光

后排：王杰、杜好群、本人

　　我们班毕业以后在机关工作，后来提拔为处长、副厅、正厅的女同学据我说知，就有梁青芳、曹萍等。记得梁青芳先在青海省委组织部青干处当处长，后来好像到环保厅当副厅长、厅长。我去青海开会几次还去看过她。曹萍毕业以后在乌鲁木齐市统计局工作，先后任副局长、局长，后来好像到自治区统计局当副局长。这两个同学当时在学校都不是特别出众，但是都是学习努力认真，工作认真负责，积极主动，能吃苦耐劳，尽职尽责，具有亲和力，平易近人，善于与人沟通。这些优秀的品质，是她们以后成为优秀干部的基础。

高俊乾同学是年纪比较小的同学之一吧，在学校的时候由于不是一个组，更不在一个宿舍，所以不算太熟悉，毕业以后回宝鸡市工作，好像先到统计部门后到工会等部门工作，先后任科长、副处长、处长等职务。后来来兰州时候见过面。高俊乾退休以后在同学之间非常活跃，亲自组织大家聚会，花费很多精力联系失联的同学，还建立了同学群。

 但是我现在很少看同学群，更没有在群里发过东西。这是因为和一些同学的价值观有所不同，看法不完全一样，所以干脆很少看。

秋天的图书馆一角（图片来自网络）

　　在那个风雨如晦的年代，青年一代如被时代浪潮裹挟的种子，本应扎根书斋的青春被迫散落在陌生的土壤里。工农兵大学生还算幸运，但是课堂常常被田垄或者工厂取代，墨水混同着泥土与机油的气息，知识的脉络被强行嫁接上政治的诉求。我们是一代人的剪影，是特殊历史条件下的特殊产物，是时代曲折的见证者与承受者。

然而，即便是在那种最特殊环境下，我们中的许多人，未曾熄灭对知识的渴求，未曾放弃对理想的坚守。在动荡褪去、春回大地之后，这段当过知青，上过“大学”，淬炼于基层的独特经历，反而化作了深沉的力量——对国情的深切体察、对人民的血肉深情、以及百折不挠的实干精神。

于是，我们看到，这一代人从历史的尘埃中起身，拍落身上的风霜，许多人最终成长为共和国的脊梁。在科研院所里，他们是攻坚克难的工程师；在讲台上，他们是传递薪火的教授；在各级岗位上，他们是承前启后、务实稳健的建设者。他们用后来的几十年人生，证明了即便出发于错位，生命依然可以凭借自身的重量与光辉，回归正确的航向，并最终汇入民族复兴的浩瀚江河。这一代人的故事，是一曲关于苦难与尊严、失落与追寻的深沉史诗，令人慨叹，更令人敬重。

（除注明的之外，文章中的老照片均为自己保存下来的老照片）

作者2025年8月照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