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 class="ql-block"> 刘大夫查完房后，特意嘱咐我一会儿去医生办公室找她。我顿时松了一口气——先前我四处找她，就是担心她会在查房时直接把检查结果告诉晓梅，影响她的情绪。</p><p class="ql-block"> 躺在病床上打点滴的晓梅却突然对我说，她不想再做肠镜，也不想继续治疗了。我轻声劝她不要胡思乱想，她却摇摇头说，自己稍一察言观色，就知道情况不太妙。“不治了，就这样熬吧，无非是一个字的事。”她语气平静，却让我心头一紧。我苦笑着安慰：“你也太敏感了，检查结果其实没什么大问题。”她连问都不问，只淡淡说：“你别骗我了。”我便不再强辩。是啊，冰雪聪明的晓梅，纵使年迈重病、耳朵也不太灵光，却依然能从别人的眼神和表情里，猜出八九分真相。</p><p class="ql-block"> 她从刘大夫查房时的神态，以及要叫我去办公室谈话这些细节，早已推断出检验结果不理想。她说她不再关心结果了，“横竖就是这条命，豁出去了！”</p><p class="ql-block"> 不过刘大夫带来的并不全是坏消息。她认为虽然脑部肿瘤增大两毫米、肺部一毫米，但可能存在视觉误差，不能断定是病情急剧恶化，目前也不需立即调整治疗方案，靶向药的抗药性也未必到了极限。眼下最要紧的，是查明大便屡屡梗阻的原因，因此建议尽快做胃镜和肠镜。如果担心效果，也可以去西京医院检查。</p><p class="ql-block"> 我把这些话转达给晓梅，她起初坚决拒绝。后来经过与女儿、刘大夫反复商量，综合考虑她的身体承受力及不久前才做过胃镜的情况，最终一致同意为她实施无痛肠镜。晓梅这才慢慢点头答应。刘大夫说会尽快下医嘱，安排好了就让我去签字。我不知道这个决定是对是错，但看见晓梅眼中那丝不愿放弃的光亮，就觉得一切努力都值得。</p><p class="ql-block"> 我没有选择去西京医院检查。一来不愿兴师动众，打扰儿女的工作与生活；二来上次晓梅肠梗阻去西京急诊的经历仍让我心有余悸；三来，我对市医院南院的医护人员有信心。所以我没有犹豫，在风险告知书上签了字。但愿那些风险只是纸上的流程，永远不会发生。</p><p class="ql-block"> 铜川新区的天空一直阴沉。预报的小雨迟迟未下，恰如我此刻的心情——已是周三，破产调解的事宜仍无消息，令我倍感压抑。好不容易达成的共识，真怕又被那一方突然推翻。</p><p class="ql-block"> 公证处胡主任已通过微信把我们遗嘱的内容初步确定。我告诉她晓梅还在住院，需出院后才能办理。她表示理解，但提醒我们提前商量妥当、理由明确，因为公证过程会全程录像，口述需与书面一致，尤其要说明为何房产全部由儿子继承，避免日后纠纷。我解释：儿子有两个孩子，小的才四岁，家庭负担更重；而且现实看来，女儿经济条件也好一些。这既是事实，也是晓梅真实的心愿。但我仍不禁觉得有些好笑——公证有时是否把简单的事复杂化了？我一直认为，合法财产本人应有自由处置的权利。就像我曾举例说的：只要来源合法，你可以不留给子女，宁可赠予路人或乞丐，法律并不禁止。</p><p class="ql-block"> 前几天在抖音上看到一个视频：一位母亲将房屋拆迁补偿款分给女儿十万，女儿却嫌少，认为自己常年赡养母亲，而儿子分得太多，一气之下将母亲赶出家门。我在评论区写：这女子与她的丈夫都是法盲。子女对父母的赡养是法定义务，并不以分得财产为前提。给予拆迁款是情分，不给也并非过错。本应一码归一码，可现实中，却常见一些子女、儿媳、女婿以分得财产的多少来衡量该尽多少赡养责任，实在令人心寒。没想到，这种模糊的认知，竟如此普遍而伤人。可见普法任务仍然艰巨，作为律师，还要继续努力。</p><p class="ql-block"><br></p>