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的知青岁月

刘逸奇

刘逸奇我叫刘逸奇，曾是一名知青。那是我弟弟刘逸宛，也是一名知青。记得上初中之后，恰好赶上了那动荡的文革时期。无奈之下，只能在家赋闲了几年。直到有一天，传来了那道最高指示：“知识青年到农村去，很有必要……” 对于我们这些十七，八岁、涉世未深的毛头孩子而言，似乎只有这唯一的选择 —— 奔赴农村，去接受再教育。 当时，我们常州市第二初级中学对口的是南通农场。农场的领导特意来到学校进行宣传，他们描绘着农场的美好景象：南通农场是国营的，职工们吃食堂、住宿舍，每周还有星期天可以休息。第一年就能拿到每月 15 元的工资，而且此后工资年年都会上涨，听他们描述，那农场仿佛已然步入了共产主义的理想境地。 学校的工宣队也十分尽责，甚至到家里来做动员工作。我和弟弟刘逸宛同属六八届毕业生，爷爷心疼我俩，便向工宣队提出，希望能把我们兄弟俩分到一处。那位姓黄的工宣队员倒也爽快，当即就答应了爷爷的请求。 1969 年 3 月 25 日，这个日子我永生难忘。清晨，爷爷神情凝重，语气沉重地对我们说：“孩子啊，往后你们兄弟俩可就要成为江北人了……” 说完，他把家中仅剩的十元钱，小心翼翼地放进了我的口袋。 吃过午饭，我兄弟俩按照要求前往学校集合。随后，一同来到德安桥下的码头，准备乘船前往南通农场。一到码头，眼前的景象着实令人震撼，人山人海，熙熙攘攘。此次前往农场的，除了我们二初中，还有二中、女中以及其他学校同届的毕业生大约800多人。大喇叭里反复播放着那首激昂的《知识青年到农村去》。 河边，停靠着一艘拖船，后面还拖拽着八，九条水泥大货船。货船的上面用油布遮盖着。我们与前来送行的亲人依依惜别后，便踏上跳板，登上了船。掀开油布，走进船舱，我的心瞬间凉了半截。只见船底仅仅铺了一层薄薄的稻草，一条船竟要容纳两个班级，一百多号人紧紧挤在一起。而在船尾，孤零零地摆放着一只粪桶，供船上的男女解决内急问题。此情此景，让我的眼泪忍不住夺眶而出。 下午约莫两点多钟，一声悠长的汽笛声骤然响起，船身缓缓启动，引擎发出低沉的轰鸣，仿佛是离别前沉重的叹息。 刹那间，岸上送别的亲友们再也抑制不住内心的悲戚，哭声齐刷刷地响起，那声音如同汹涌的浪潮，铺天盖地，震耳欲聋。人们纷纷挥舞着手臂，疯狂地招手告别，眼神中满是眷恋与不舍，身形在视线中逐渐模糊，却又在心底愈发清晰。船上， 女生们再也忍不住，相拥而泣，那呜呜的哭声好象会传染的一样，许多男生虽强忍着泪水，但眼眶已然泛红，泪水在不经意间悄然滑落。 船舱里，那盏煤油灯随着船身的晃动摇摇晃晃，灯光忽明忽暗，仿佛在低声诉说着离别的愁绪。狭小而拥挤的船舱内，河水哗啦哗啦流淌的声音，与轮船持续不断的呜呜轰鸣声交织在一起，让人愈发心烦意乱。我们这次去再教育，不知何时才能重返魂牵梦绕的故乡。 夜幕降临，突然听到前方传来要进入闸口驶向长江的消息。船一驶入长江，形势瞬间大变，江水如脱缰的野马，船身开始剧烈颠簸。那翻江倒海般的摇晃，叫人刻骨铭心，永生难忘。船一会儿上下剧烈起伏，仿佛要被抛向云霄；一会儿又左右疯狂摆动，仿佛随时都会被江水吞噬。每个人的心都提到了嗓子眼，仿佛下一秒就要从口腔蹦出。 不少人经受不住这般折腾，纷纷呕吐起来。一时间，船舱里哭声、呕吐声、咒骂声此起彼伏，混合着令人作呕的臭气，乱成了一锅粥。这样的煎熬一直持续到第二天，也就是1969年3月26日的中午，我们才终于抵达南通港。 走出船舱，眼前江面白茫茫一片，浓重的雾气弥漫开来。上了岸，我们便在原地等待农场的拖拉机前来接应。听闻此处距离农场大约还有70多里路，因为人多，得往返拉好几批。 我和弟弟背靠着背，坐在地上，静静等待着。一直到傍晚时分，才终于轮到我们上车。车子发动后，又行驶了将近一个半小时，才抵达农场。 在朦胧的夜色中，农场的全貌逐渐映入眼帘。高低不平的泥路笔直地延伸向远方，两旁的林带整齐划一，高高隆起的堤坝、一块块田地以及纵横交错的河流，皆呈现出笔直的线条。听说，这里前几年还是长江的一部分，是靠人工一段段围垦出来的。 我们被安排在南通农场20队，也就是后来的15连。一走进连队，便看到一排排芦苇茅草房整齐地排列着。 每间屋子大约要住八个人，屋里既没有床，也没有桌椅，地上仅仅铺了一尺来高的棉花秸秆，上面又铺了一层稻草。这里的门、窗和墙壁，全都是用芦苇编织而成，通风透光，不禁让人感叹生活条件的艰苦。 就在此刻，肚子不合时宜地“咕咕”叫了起来，那声音仿佛在急切提醒，自己已然整整一天未曾进食了。饥饿感瞬间如潮水般涌来，于是我们兄弟俩赶忙抄起碗，脚步匆匆地朝食堂奔去。 一迈进食堂的大门，目光便被那黄澄澄的饭食所吸引，乍一看，还以为是香气四溢的蛋炒饭，瞬间，胃里涌起一阵强烈的渴望，食欲大开的我们毫不犹豫地打了满满一大碗。 然而，当第一口饭送进嘴里，满心的期待瞬间落空，干涩的口感让人难以下咽。仔细一看，原来这是用轧碎的玉米与大米混合煮成的饭，那一颗颗玉米碎使得饭粒又糠又硬，如同砂石般在齿间摩擦。但为了能在这陌生的地方生存下去，我强忍着不适，咬了咬牙，就着咸津津的萝卜干，艰难地咽下了这一碗饭。 吃完饭后，我拖着疲惫的身躯回到宿舍。刚一踏入，便听见后面女生宿舍传来一阵此起彼伏的哭声。不用问也知道，想必她们也和我们一样，面对这样粗糙难咽的饭菜，实在是难以下口。 这次来到农场，因为家里穷，我们兄弟两每人仅带了一条被子。为了节俭，我们商量后决定，两个人合盖一条被子。 在那昏黄摇曳的煤油灯下，我们小心翼翼地铺好席子，而后两人一同钻入被渦。 半夜时分，天空中淅淅沥沥地下起了雨，气温仿佛被施了魔法一般骤降。初春的寒风如同一头咆哮的野兽，从芦苇缝隙中钻进来，肆意地在我们身上肆虐。那彻骨的寒冷，像无数根冰针，直往骨头缝里钻，冻得我们全身不由自主地颤抖起来。可即便如此，我们都不敢轻易挪动一下，因为大家的被子紧紧挨在一起，稍有动静，恐怕会惊扰到旁人，只能默默忍受这寒冷的侵袭。共同渡过在农场上的第一晚。 刘逸奇之二那天的早晨，天刚蒙蒙亮，队里的哨子就尖锐吹响了，催促我们起床。哨声刚过，后面女生宿舍就叫了起来，原来地铺上棉花杆里的一些不老实的棉花虫，趁夜色爬进了女生暖暖的被窝里共眠。我却不以为然，还想入非非：要是自己能变个小虫虫多好啊。就在这时，连队的大喇叭开始广播了，先读了几段最高指示，接着是天气预报。那播报用的南通标准金沙语音，听得人云里雾里：“沿海海面，风力4级，阵风6级……” 我们起身后，最尴尬的事就出现了：这里的茅房都是敞开的，男女通用。可老职工去习以为常，一男一女两位老职工在茅房见面，还热情地打招呼。完事后，扯一把屋顶的稻草，卷一卷就擦一下就完事了。 7点钟，我们以排为单位，新老职工面向东方，开始了“早请示”活动。接着，排长致辞欢迎我们知青。我兄弟俩和班上七位男生，以及女中的几十名女生，都分在三排。随后排长布置任务，之後赵圣清班长就带我们去南三条田劳动。今天的劳动是除株间草，一人一垄，每垄长度大约有一里路。大家都蹲着用斜刀把棉花苗旁的杂草除掉，老职工干得飞快，一会儿就窜出去好远；我们这群知青可就苦了，既要把杂草除净，又不能弄伤棉花苗，只能慢慢向前挪。蹲了一段时间就蹲不动了，有些人干脆爬着往前。几个小时过去，大家累得腰酸背痛、手脚发麻，好在不少老职工除完自己的地块后，就回头来帮我们。到中午听到吃午饭的钟声时，好多知青都累得走不动路了。 一天下来，手臂酸痛得几乎抬不起来，手上也磨出了血泡。生活条件的艰苦已经够难熬，可最难熬的还是想家、想亲人。不久后，我和兄弟俩领到了人生第一笔工资，每人十五元，却让我们记了一辈子。工资刚到手，扣去饭菜票本来就没多少，想到上船前爷爷把家仅剩的十元钱都塞给我们，想家囗还有爷爷和一对弟妹。他们怎么过日子，兄弟决定商量后着决定寄钱回家，先找老邻居、女中的金亚娟借了十元，又东借西凑凑够了五十块，立刻寄了回了家。在当时，五十块可不是小数目，几乎是一笔巨款。没过多久，我们就收到了妹妹的来信，信里说爷爷收到钱时老泪盈眶，见了街坊邻居就念叨：“我家两个孙子好孝顺！”远在上海的爸爸知道后，也赶紧写了信来，反复叮嘱我们：“自己在外要当心，别再往家里寄钱了。”那五十块钱背后的惦记与牵挂，成了记忆里一辈子的暖。 4月的一天中午，阳光透过斑驳的窗棂洒在宿舍地面上，大家或躺或靠，沉浸在短暂的休憩时光里。突然，一阵汽车引擎声打破了宁静，一辆吉普车缓缓停在宿舍门口。车门打开，率先下来的是南通农场场长张德仁，紧接着，一个身着军装、身姿挺拔的解放军首长模样的人走了下来。张场长带着他们径直走进宿舍，清了清嗓子介绍道：“同志们，给大家介绍一下，这位是南京军区的吴师长，以后就由吴师长来领导我们开展工作了。”我们纷纷从地铺上坐起，带着几分好奇与敬畏打量着吴师长。吴师长目光炯炯，先和我们亲切打了招呼，随后认真讲述了农场要转变为兵团的重要意义。讲完这些，他话锋一转，说起了自己的背景：“你们可能不知道，现在担任国家重要职务的王洪文，早些年还曾给我当过警卫员呢。”我们一听，瞬间瞪大了眼睛，脸上满是惊讶与钦佩，这可是和大人物有过交集的人啊！我当时脑子一热，没多想就傻傻地冒出一句：“首长，您以后要是找王洪文，那不得一路绿灯，可舒服了！”吴师长听了我的话，原本神采奕奕的眼睛瞬间暗淡下来，他轻轻叹了口气，缓缓说道：“时过境迁，现在他还会认我吗？” 几个月后我们的农场真的改制了，原本熟悉的南通农场，摇身一变成了“中国人民解放军南京军区江苏生产建设兵团四师二十四团四营十五连”。 七.八月份开始，日头毒得厉害，烤得田埂上的土都泛着白，脚下的热气往上蹿，连风刮过都带着股燥意。田里的棉花已经挂铃，一个个青褐色的棉桃鼓鼓囊囊，本是盼丰收的时节，棉铃虫却也到了高发期，叶片上爬着细小的虫儿，看得人心焦。一天上午，我们正在棉田里劳动，忽然听见远处传来“轰隆隆”的声响，抬头一看，一架双叶老式飞机正朝着连队这边飞来，飞得很低，翅膀划过空气的声音越来越近，最后稳稳停在了连队前面的空地上。后来我们才知道，这是来给棉田喷农药的，专门治棉铃虫。 从那天起，每天都有十来个人扛着沉甸甸的六六六粉袋子，沿着搭好的跳板往飞机上爬。袋子一打开，刺鼻的粉末就往外冒，那味道呛得人直咳嗽、眼泪直流，站在旁边都觉得嗓子里像塞了沙子，恨不得把人熏得背过气去。可那班老职工没一个叫苦的，都咬着牙把袋子扛上去，再把六六六粉倒进飞机舱里。汗水顺着额角往下淌，浸透了粗布衣裳，他们也只是擦把汗接着干。 最让我们眼热的，是那三个飞行员的伙食。一到吃中饭的时候，远远就能看见他们坐在田头，桌上摆着两荤一素的大碗，还有一盅汤，饭后居然还能吃到一个红彤彤的苹果。大家好奇地围过去，见他们只喝汤，碗里的肉块竟很少动筷。我们一群人站在旁边，看得眼睛都直了，喉咙里忍不住咽口水，心里满是疑惑：这么好的肉怎么就不吃了？老职工陈汉宝摸着空空的肚子，恨恨地说：“只要有的混，做死了也不问！”这话一下子说到了大家心坎里。我和兄弟俩每天的菜，最多也就几分钱，不是青菜汤就是水煮包菜，寡淡得没什么滋味，跟飞行员的伙食比起来，简直是天上地下。 飞机喷药的时候，也成了田里的一景。它飞得极低，比田埂边的树梢高不了多少，遇到高坝还得往上升些高度，沿着田垄一条一条地飞。机翼掠过棉田时，能看见白色的药粉洒下来，落在棉叶上。也是那时候我才明白，为什么农场的田埂、河道还有路边的树都排得笔直，原来都是为了机械化作业方便，飞机喷药、农机耕地，都得顺着规整的线路来。 可谁也没料到，那六六六粉的毒性竟那么大。一开始棉铃虫死了不少，可日子一长，虫子反而越来越耐活：抗药性越来越强。而我们这些天天接触药粉的人，身体也渐渐扛不住了，总觉得浑身没力气，偶尔还会头晕恶心。那看不见的药粉，悄无声息地浸透着我们的身体，也浸透着那段又苦又涩的日子。 秋收的季节同样不轻松。稻子收割时节，金黄色的稻浪在风中翻滚，看似美好，实则暗藏艰辛。我们挥舞着镰刀，将稻子一茬茬割下，再打成捆。一天下来，手臂酸痛得几乎抬不起来，手上磨出的血泡破了又长、长了又破，最后变成了厚厚的老茧。白天收割，晚上还脱粒。 采棉花的季节到了，棉桃熟了就裂开口子，顶端的尖刺硬得像钢针，碰一下就刺得人生疼。采棉时，谁的十个指头都得裹上橡皮膏，不然根本受不住那扎人的疼。不管男女老少，腰间都系着带子，把几十斤重的棉花袋绑在肚脐位置，那分量压在身上，比怀孕还辛苦，走几步都得挺着腰。 等棉花收完，更重的体力活还在后头，拔棉秆。每人手里都拿着个弯钩，老职工力气大，能直接用钩子把小树一样的棉秆一根根拔起来；我和兄弟俩人瘦力气小，只能在腰上系根绳子，拔一根棉秆就借一次腰劲。就这么一下一上，一天要拔出去几里路。拔下来后还要挑回连队，路上能见棉花桔秆在移动而看见挑担的人。现在想起来，那些腰酸背痛直不起身的日子，是真的苦。 秋去冬来，1970年初，我们兵团的任务格外重：要打一条大坝连接江心沙，这条坝当时叫“立新坝”。立新坝离我们住的地方有十多里路，每天天还没亮，我们就得顶着刺骨的寒风往工地赶。到了地方，拿起扁担和土筐就开始挑泥，一挑就是一整天，忙起来连歇脚的空都没有，有时甚至要连轴转上一天一夜。最难熬的是零下11度的那几天，江边的风刮得像刀子一样，力道大得仿佛能把人直接吹跑。手里的扁担冻得冰手，人站在风里，连呼吸都带着寒气，我们弟兄俩咬着牙往前冲，拼了命地往河边挑泥，就盼着大坝能早点合拢。 随着两边的坝体一点点往中间靠，江水也变得越来越急，水量大得让人发怵。光靠挑泥根本挡不住，大家又想出办法：拉来一大车一大车的石头，用铁丝牢牢捆住，再推到江里去堵水。那时候没有大型机械设备，所有活全靠人工：泥要从几里地外的田里一锹锹挖出来，再一担担挑到十多米高的大坝上。我们的肩膀被扁担磨得又红又肿，有的甚至磨破了皮，但没人喊苦、没人退缩。知青们都憋着一股劲，咬着牙硬扛，终于等来了大坝成功合拢的那一刻。 立新坝完工后，也临近春节了，知青们心里早被对家乡的思念填得满满当当，连梦里都是家人的模样。我和弟弟早早来到20多里外的张芝山，用布票换几斤花生。可这份盼归的心意，却被一条通知浇了冷水，为了备战，今年春节不放假，所有人知青都得在连队过年。这消息让不少知青犯了难，思乡的念头哪是说压就能压的？有人不甘心，就想着偷偷跑回家。可“思念万万条，进出就一条”，十四连的桥上设了卡，没有通行证根本别想过去。硬闯不行，就有人琢磨起别的办法，从旁边的河里蹚水过。那可是腊月的河水啊，可即便这样，为了能和家里人团聚，夜里还是有人借着夜色的掩护，悄悄下了河，蹚着冷水往回家的方向游去。我们兄弟俩和大多数知青一样，都没这个胆子，一旦被抓到，今年春节就得在警卫连过了。 日子一晃，就快到春节了。1970年2月5日是除夕，节前放假了。我正在连队四处晃荡，忽然瞧见我排一位老职工家格外热闹，一打听才知道是要办喜事。新娘子是南通金沙人，那会儿迎亲的队伍已经出发，家里正忙着准备宴席、烧菜，满是喜庆的劲儿。有两个四岁左右的小孩，拿着棉花秆在灶头边玩，没一会儿就听见有人喊“房子冒烟了”！没等大家反应过来，火苗“噌”地一下就往上蹿，不过几分钟的工夫，那一排茅草盖的灶房就全裹着浓烟烧了起来，看得人心里发紧。慌乱中，我突然想起我班哈正元的箱子还寄放在西边赵胜清家里，也顾不上多想，一头冲进屋里把箱子拖了出来。刚踏出门没几步，身后的房子“轰”地一下就燃起了大火。不过一两分钟，原本好好的一排房子就全变成了灰烬。 过年本是阖家团圆的日子，可三排的老职工们却只能在仓库里度过，其中还包括那对新婚夫妻。那时，十五连和十七连之间正在新造几排砖瓦房。根据上级安排，我排唐伯生带领三排的七八十号人在4月4日整体搬家，和十七连迁过来的王菁排一起组建了十六连，开启了新的生活篇章。 李玉凤在农场讲是15元一个月的工资每人月口粮38斤，到取工资时发放的是每人每月38斤饭票和2元菜金券7元现金，你们两兄弟怎么就特殊领到那么多钱的，想必三个月也不能寄50元钱回家吧哪个男生不是家义家母省吃俭用倒寄给你们吃的，你倒会往自己脸上贴金的。向长江争夺爱国田的战斗中那到是真的艰辛，我们女生挑夜工泥到天亮时每人额前天天留海象房沿上的瓦片，记的那烂泥是沙土越挖到深处沙泥越滑溜还象沼泽地那样会双脚H进烂泥中那天我挑着泥走没几步就陷进去了双脚越想拨越陷的深最后只好赤脚踩在冰冷的地上挑了一个夜班套鞋哈正元帮我用大揪挖了好多揪泥才挖出来的，记的那是春节临近河工结束的前两天正腊月时节，没水洗脚穿鞋就只好不停的挑着泥担坚持到下班后来就落下了个老胃痛的毛病。飞机洒农药也只是到农场的头一年看到的，第二年也就是70年农场因增添了这群知青队伍又改制为生产建设兵团后为节约经济开支就不再引用飞机洒农药，而且全人工打药水，夏天烈日午时打效果说是最好，结果烈日加农药导致年年多人农药中毒。还有拔棉杆，那活简直就是要命的全身剧烈运动，钭垮着一根麻绳吊着一只拔钩，弯腰用手钩住棉杆根部使尽全身气力腰腿肩手力道一致的上下奔跳才能拔得一根出土，而我们的任务是拔一条田的一趟来回，那一条田是由北至南再由南至北，站在南边看北边人影就象只蚂蚊那么长的田一来一回上午6点下田到中午11点多才拔完气力小的还要靠气力大的先拔完后帮忙拔完才可回家到食堂打饭，饭吃完下午换条田再干而且从不发手套只好自己想办法用毛巾梱扎在手上，晚上睡床上痛的直钻心肩膀双手掌滿是红红的血泡，有泪也只能偷偷躲在被窝里。 朱惠丽@刘逸奇写的真好，那些日子历历在目。我记得第一年挑麦子，我们不会捆是老职工捆的，扁担是新的桑木扁担，挑在肩上都不弯一下，特别是从田尾挑到麦场要三里路，中间又不能息担，我们又不会换肩，只能硬拚，一天下来右肩的皮都粘在衣服上了，洗澡时只能用水慢慢湿润着才能脱下衣服，全是血水，真是眼泪伴着血水啊！寒冬腊月挑河抢河底徐宜和连长叫共产党员共青团员干部全部赤脚上泥络子里掉下的水立吗结成冰尖尖，起先还知道疼后来就没感觉了，晚上到沟里洗脚感到冰面下的水是热的…。 红梅刘逸奇同学你写的真好，真棒，太真实了。在农㘯的日子，确实不堪回忆。我觉得我虽离开农埸较早，但那几年是最为艰苦的，我记得有一次人工打农药，一下子重毒的人有五六个。那次我比任何一个都应该要重毒，太我很幸运，逃过一劫，原因是我那天从头到脚全是农药回宿舍后，我觉得在澡盆里洗不干劲，再说别人也要洗。我就独自一人到河里去洗了个澡。结果在澡盆洗的都重毒，送医院。就我无意中逃过一劫。等等好多让人终身难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