鄜州三川县丞御用刻工卫灵鹤

鄜州彧珺

　　鄜州的唐代荣光，并非仅存于史籍的模糊记述中，而是被一方方冰冷的青石永久镌刻。隶属其辖下三川县的县丞卫灵鹤，便是开元年间（713-741）执掌刻刀的“匠人宗师”，这位藏身于县府僚属中的艺术家，以刀锋为媒介，将盛唐的书法意趣与时代气象，凿刻成跨越千年的艺术遗存。
　　
　　卫灵鹤的刻石技艺，堪称唐代“书刻合一”理念的完美实践。他尤擅融合篆隶神韵，刻出的篆书线条如古松盘曲，刚劲中藏婉转；隶书笔画似断还连，规整里见灵动，每一笔起落都精准复刻书写者的笔墨节奏，字体排布疏密得宜、横平竖直，既葆有金石的沉厚质感，又不失笔墨的鲜活意趣，将唐代石刻“庄重不失灵动，规范蕴含气韵”的典型特征展现得淋漓尽致。在那个“石刻即史证”的时代，他凭借这般技艺，常年跻身高等级墓志的制作序列，成为名流显贵托付身后名的“御用刻工”。
　　

　　开元二十三年（735年）刻成的《王玄德墓志盖》，是卫灵鹤篆隶功底的早期见证。现存于陕西蒲城县博物馆的这方志盖，其上“大(唐)故王府君墓志铭”九字古文，笔画粗细匀整，转折处圆融无棱角，既延续了篆书的古朴庄重，又暗含隶书的方正体态，刀痕深浅一致，没有丝毫滞涩之感，仿佛不是刻凿而成，而是用笔墨直接写于石上。

　　次年完成的《金仙长公主墓志》，更将其技艺推向新高度——作为皇家公主的墓志，他不仅要题写志盖篆书，更要检校整体镌刻。最后落款为梁州都督府户曹参军直集贤院卫灵鹤奉，教捡校镌勒并题篆额。志盖上“大唐故金仙长公主志石之铭”十二字，字字饱满如珠，笔画间距丝毫不差，尽显皇家器物的威严规整；四刹雕刻的青龙、白虎、朱雀、玄武四神，鳞爪分明、姿态灵动，龙角的尖锐、虎毛的蓬松、朱雀羽翼的层叠、玄武甲片的规整，都通过刀痕的深浅变化精准呈现，刚硬的石头在他笔下生出了灵动之气。
　　

　　而真正让卫灵鹤名留青史的，当属开元二十四年（736年）镌刻的《张说墓志》，青石材质，盖篆书“唐赠太师燕文贞张公墓志”12字，墓志全称《唐故尚书左丞相燕国公赠太师张公墓志铭并序》，1999年秋在河南洛阳伊川县万安山南麓袁庄村出土时，便以“文、书、刻三绝”震惊学界，现藏于洛阳市博物馆。志石高80.8厘米，宽80.4厘米，厚16.5厘米。方正厚重如一方小桌，32行隶书志文，满行33字，志文共936字。密密麻麻却排布得井然有序，没有一字歪斜、一笔错乱。

　　这方墓志的“三绝”之名，离不开卫灵鹤的点睛之笔。撰文者是开元名相张九龄，其文辞典雅醇厚，从张说永昌元年（689年）策论夺魁，到历经四朝三度拜相，再到改革典章助力“开元之治”，将这位“燕许大手笔”的生平与功绩写得荡气回肠；书丹者则是盛唐隶书大家梁升卿——这位东汉书法家梁鹄的后人，以八分书闻名天下，其书法被唐人吕总形容为“惊波往来，巨石前却”，落笔如惊涛拍岸，收笔似巨石沉稳。墓志上的隶书正是其风格的绝佳体现：点画如刀切般工稳，横画起笔藏锋、收笔出锋，竖画挺拔如松，结构上密下疏，似危楼高悬却稳如泰山，透着超然拔俗的气度。
　　

　　卫灵鹤的刻刀，恰好捕捉到了这份笔墨神韵。他刻写的横画，既能再现“蚕头燕尾”的隶书特征，又让刀痕的硬朗中和了笔墨的柔润；镌刻的转折处，精准区分了圆转与方折，将梁升卿书法中“惊波”的灵动与“巨石”的沉厚完美转化为石刻语言。尤其值得称道的是，志文中近千个文字，每一笔的深浅、每一字的大小都保持一致，即便是细微的牵丝映带，也被刀痕清晰勾勒，仿佛能透过石头，看到梁升卿挥毫时的运笔轨迹，更能读懂张九龄撰文时的郑重神情。
　　

　　这方墓志所承载的，远不止艺术价值。墓主人张说作为推动“开元之治”的核心人物，其生平是盛唐由兴至盛的缩影——杜甫笔下“稻米流脂粟米白，公私仓廪俱丰实”的盛世图景，正因张说这般“发明典章”的贤臣而得以落地。卫灵鹤用刻刀将这份历史细节凿刻于石上，让冰冷的文物成为了可触摸的“盛唐记忆”。那落款鄜州三川县丞卫灵鹤刻字，闪耀着永恒的光辉。
　　
　　从皇家公主的墓志四神，到名相碑铭的千言隶书，卫灵鹤以一位县丞的平凡身份，用一把刻刀在盛唐艺术史上刻下了自己的名字。他的作品，既是鄜州在唐代辉煌的实物佐证，更是中国石刻艺术“以刀传韵、以石载史”的生动样本，让千年后的我们，仍能透过刀痕墨迹，窥见那个盛世的风雅与荣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