贵州省散文学会的美篇

幽谷草

纪念中国人民抗日战争暨世界反法西斯战争胜利80周年专刊

卷首语

血与光的铭记

文/郭灵莉

散文，以其真挚的情感与贴近现实的笔触，成为文学史上一方任才思驰骋的“旷野”。

当中国人民抗日战争暨世界反法西斯战争胜利八十周年的钟声临近，贵州省散文学会组织会员奔赴滇西、东北及贵州晴隆、花溪等地采风。会员们以笔为刃，将“天下兴亡、匹夫有责”的爱国情怀，“视死如归、宁死不屈”的民族气节，“不畏强暴、血战到底”的英雄气概，“百折不挠、坚忍不拔”的必胜信念，凝练成一篇篇厚重的散文作品。

本期刊发的作品，紧扣抗战主题，从松山战役的烽火到畹町桥的沧桑，从花溪墓园的肃穆到对慰安妇、抗战老兵的深切关怀，全面而深刻地书写了中国人民抗战史，尤其聚焦滇西抗战的峥嵘岁月。这些作品源于真实历史，题材多元、叙事生动：或抒发独到见解，或寄托深切缅怀，或控诉战争残酷。阅读时，思绪随文字逆流时光，仿佛能触摸到历史的温度，感受到热血的沸腾——这正是文学的力量，是文字对心灵的叩击。

阅读这些作品，亦是一场深刻的学习。我们得以窥见学会在纪念活动中的思考、行动与收获，看见作者们的创作初心、笔墨耕耘与成长进步。更重要的是，这些文字在向世界宣告：和平来之不易，唯有铭记历史，方能守护和平。

作为新时代文艺工作者，我们当从战争中汲取永恒启示，坚守以人民为中心的创作导向，将个人命运与国家命运紧密相连。让我们以笔为炬，传承伟大抗战精神，书写烈士鲜血浇灌的国强民安与岁月静好，为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不懈奋斗！

目录

一、滇西纪行

慰安妇：扎在心尖的称谓——胡彦

跨越八十年的历史回声——张红艳

滇西随笔——陈冬梅

血色回响——刘静

二、抗联之路

永恒的丰碑——伍秋明

舍生忘死的决然奔赴——罗环

三、走进老兵

情牵芝麻坎——杨紫云

“娃娃兵”就在我身边——李建琼

四、深切缅怀

花溪墓园，缅怀将军——冉静

我的姑爹姑妈——谭继贤

一、滇西纪行

慰安妇：扎在心尖的称谓

文/胡彦

一

无论在云南的中国远征军松山大战遗址纪念园、董家沟慰安所遗址，还是在南京利济巷慰安所遗址陈列馆，三地都有一个关于战争中随军女性的共同称谓，深深地扎痛了我的心，那就是：慰安妇！而且这三处都有一个共同的慰安妇名字及其经历的介绍，那就是：朴永心！

1918年，日本出兵北满、西伯利亚，因日军侵犯当地妇女致军队内性病流行，日本军方开始考虑建立由军队控制的性服务制度。1932年，日本海军在上海利用当时的既有妓女设立指定慰安所，这是慰安妇制度发展的第一阶段。1937年12月南京大屠杀期间，日军制造近两万起强奸、轮奸事件，并在南京正式确立慰安妇制度，此后该制度在中国各占领区广泛实施。1938年，“杨家宅慰安所”挂牌，这是二战期间第一个日军正式经营的慰安所，其做法成为后来慰安所的样板。慰安所几乎遍及日军在中国的所有占领区，另在东南亚的菲律宾、印度尼西亚、缅甸等地，也有大量慰安所。

由于日军战败时大量销毁档案，难以准确统计慰安妇数量，但有许多相关机构经研究认为，慰安妇总人数约在20万至40万之间，其中，中国是日军设立慰安所最多的占领地，中国慰安妇人数最多、遭遇最惨，人数多达20万以上；朝鲜半岛在二战前已沦为日本殖民地，大量朝鲜女性被骗或被迫成为慰安妇，人数在14万至16万之间；日本慰安妇约2万人；中国台湾及东南亚一些地区有数千人；澳大利亚、美、英等国的慰安妇各有数百人。

慰安妇的年龄，大多为18岁至20岁，最小的甚至只有9岁，她们被日军通过俘虏、抢夺、欺诈诱骗等手段强迫充当慰安妇，被关在慰安所中受尽屈辱虐待，丧失人格尊严，失去人身自由，且长期处于饥寒交迫、超负荷劳作而无报酬的状态，还可能随时随地被杀害，许多人因不堪忍受折磨而死去。

二

与贵州省散文学会的文友们相约“重走远征路”的8天采风行程中，看望幸存的黔籍抗战老兵，参观滇西抗战纪念馆、国殇墓园、中国远征军黔籍抗日殉国将士纪念园、龙陵抗日战争纪念馆、南洋华侨机工回国抗日纪念馆、中国远征军松山大战遗址纪念园……一路都深受震撼。而在举行悼念仪式时，别说我们13个女同志多次泪流满面，连10个七尺男儿也都潸然泪下，悲痛难抑。而让我极为感慨的，是中国远征军经过三个多月血战取胜后解救了一批慰安妇的事。

松山，滇西的一道雄关，在岁月的长河中，它承载着一段无法磨灭的伤痛记忆。八十年后，松山的风似乎仍带着血腥与泥土的混合味，阳光将山峦晒得发烫。山脊上，一排灰白色的方阵雕塑在阳光下默然矗立，这是中国远征军将士的群像——他们持枪的手臂肌肉紧绷，冲锋的姿态凝固在岩石里，目光越过八十年的光阴，依然死死盯着松山主峰的方向。

松山主峰的纪念碑，用白色大理石砌成，在阳光下犹闪着寒光。碑身上刻着“松山战役纪念碑”几个白底鎏金大字，笔锋凌厉，像用刺刀刻上去的。

1944年，中国远征军与日军在这里展开了一场惊天地、泣鬼神的殊死搏斗。而这场战役，为那些被囚禁在松山慰安所的女性命运迎来了转机。

松山慰安所位于龙陵松山腊勐大丫口的一块山坡地，是日军为其113联队开设的罪恶据点。起初，这里仅有用竹子搭建、以报纸糊墙的两栋简陋房屋，慰安妇也不过三四人。但随着侵略的深入，日军不断补充新的受害者，规模逐渐扩大，最多时达到40多人。

1943年8月，18岁的当地女孩李连春到腊勐街上买盐，遇到日军在街两头架起机枪封锁街道，并和封锁圈内的另外20多个年轻姑娘一起，被强行带到大丫口松山慰安所，成为慰安妇。在慰安所里，她们被迫打扮成日本人的模样，身着和服、脚穿木屐，学习日本礼仪，稍有不从便会遭受毒打。据李连春回忆，这里除了和她一样的当地女子，还有来自东北、缅甸、朝鲜、菲律宾等地的女性。随着战事的扩大，日军又补充了20多个慰安妇。

松山战役持续了95天，中国远征军以伤亡7600余人、阵亡4000人的巨大代价，全歼日军腊勐守备队1200余人，终于攻克松山。当中国军队冲进慰安所时，看到的是一群被折磨得不成人形的女性。这些幸存的慰安妇中，一部分是在战役过程中趁日军慌乱时逃跑出来被中国军队发现并解救，还有一部分是在日军溃逃后获救。

但并非所有慰安妇都如此幸运。日军感到失败迹象越来越明显后，采取了强制性集体自杀的“玉碎作战”，并丧心病狂地对慰安妇下了毒手——他们将升汞拌入饭团，毒死了11名慰安妇，有4人逃到中国军队阵地当了俘虏，后被遣返。在松山和腾冲的日军阵地中，原有80名慰安妇，中美联军击退日军后，仅23人获救，大部分惨遭杀害。

离开松山时，夕阳已西斜，纪念碑的影子在地上拉得很长，像一条黑色的带子，缠绕着每一个前来祭奠的人。回望那座沉默的纪念碑和那一排排五官生动的方阵雕塑，我觉得它们并不是冰冷的石头，而是有温度的鲜活生命。在它们的阴影里，永远镌刻着那些日渐被遗忘的名字，永远回荡着那些不该被遗忘的声音。

我觉得，松山战役纪念碑不仅是为了纪念阵亡的将士，也是为了纪念那些在战争中被侮辱、被损害的女性。她们的苦难，同样是这段历史不可分割的一部分，同样值得我们永远铭记。

三

在龙陵广场的一隅，董家沟静静隐匿于时光的褶皱里。当历史的阴霾滚滚而来，它成了人间炼狱，承载着一段不忍直视的悲惨过往。

董家沟慰安所，原是一座建于1921年的四合院民居建筑，称为董家大院，占地842.1平方米，大小房屋23间，布局严谨，装饰精巧，尽显当年主人的富足与气派。

1942年，日军的铁蹄无情地践踏了这片土地，龙陵被占，这座原本宁静的宅院被强征，摇身变为“军人服务社”，实则就是慰安所，成了无数女性的噩梦深渊。

第一批踏入这里的慰安妇有23人，有日本人、朝鲜人、中国台湾人。此后，日军的暴行愈发猖獗，通过汉奸在当地哄骗、强迫更多姑娘来到这里。这些来自不同地区的女性，命运在此刻被无情地捆绑，陷入了暗无天日的绝境。

在董家大院，那口被磨得光溜圆滑的废弃水井，就是日军暴行的见证者——不听话的慰安妇，会被日军用井绳倒吊到井里去灌水，被呛得奄奄一息……

1944年，中国远征军发起滇西反攻战，11月光复龙陵县城。当曙光终于照进这片被黑暗笼罩已久的土地时，人们在董家沟慰安所附近发现了众多慰安妇与日军士兵的尸体。原来，在败退之际，日军为了隐匿罪证，以各种方式处死了这里的慰安妇，只有少数人在事前外出或隐藏躲避后逃过一劫。那些死去的慰安妇，她们的生命永远定格在了最黑暗的时刻，她们的冤魂仿佛还在这片土地上徘徊，诉说着无尽的痛苦与不甘。

如今，董家沟慰安所遗址静静地伫立。作为中国第一个日军慰安妇制度罪行陈列馆，它是一部活的慰安妇血泪史，是千千万万受苦受难慰安妇的一个缩影，是对日本军国主义推行的毫无人性的慰安所制度的有力佐证和控诉。那些陈列在馆内的物件，每一件都承载着一段沉重的历史，它们无言地诉说着曾经发生在这里的暴行。

四

南京利济巷慰安所旧址陈列馆，是中国唯一以“慰安所”旧址为基础打造的专题陈列馆，位于南京市秦淮区利济巷2号。

这个陈列馆是亚洲最大、保存最完整的慰安所旧址，2015年正式开放，展览面积约2400平方米，通过大量文物、史料、场景复原等，真实还原日军慰安妇制度暴行。馆内分“序厅”“黑暗的‘慰安妇’制度”“不屈的反抗”“历史的见证”，有680幅照片、400块图板，内容涉及日军慰安妇制度各个方面，如日军强征慰安妇的场景、慰安所的内部环境、慰安妇的悲惨生活等，直观展示了日军的暴行，它是铭记历史、警示后人的重要场所，对揭露日军罪行、研究“慰安妇”问题意义重大，2016年入选《全国红色旅游景点景区名录》。

陈列馆内的文物展品有已故“慰安妇”雷桂英捐赠的高锰酸钾，是南京汤山原日军高台坡慰安所发给“慰安妇”用作卫生措施的物品；还有松下富贵楼慰安所为“慰安妇”检查身体时使用的内窥器，以及从日本友人大东仁处征集的“突击一番”安全套和星秘膏等。场景复原处，有利济巷“东云慰安所”和“故乡楼慰安所”的房间布局，狭小的空间、陡峭的楼梯，让人感受到慰安妇们当年的绝望和无助。19部视频等多媒体资料，讲述慰安妇的故事和历史背景，包括幸存者的证言、专家学者的研究解读等，让观众更深入地了解这段历史。此外，陈列馆工作人员通过对南京、海南、山西、湖南等地的慰安所进行调查，确认了众多慰安所信息和慰安妇制度受害者，相关研究成果也在馆内进行展示。

走进利济巷的一刻，青灰色砖墙在秋阳下泛着冷光，墙缝里钻出的几株杂草被风一吹便簌簌地抖，像谁在低声悲泣。

这里的门是旧的，木框上的漆皮卷成了碎片，露出底下深褐色的木纹，像一道道干涸的血痕。展厅里很暗，只有射灯在玻璃展柜上投下小块的光，照亮那些沉默的物件：一支生锈的内窥器，管壁上的斑痕像凝固的泪；半盒高锰酸钾，白色的粉末早已结块，却依然让人想起那些被强行塞进掌心的冰冷；还有一枚褪色的平安扣，边缘磨得光滑，许是某个女孩曾日夜攥着它，盼着能回家。

走进庭院，主题雕塑即是以朴永心照片为原型，怀孕的少女蜷缩着身子，手轻轻护在腹上，眼睛望着天，睫毛上似乎还挂着霜。底座上，刻着“朴永心”三个字。风穿过她的衣角，发出细碎的响，像腹中小生命微弱的心跳……

五

朴永心，1921年出生于朝鲜南浦市，1939年被日本警察以找工作为由送到了日军在南京设立的慰安所，从此坠入了日军慰安妇制度的无尽深渊。1942年春夏之交，她被日军带出南京，辗转多地后被送至滇西龙陵董家沟的日军慰安所，被改名为“若春”，成了日军第56师团官兵专用的性工具与性奴。她经常遭受日军前线官兵野兽般的疯狂蹂躏，甚至还被日军逼迫脱光衣服，拍下裸体照片，分发给日军官兵玩赏。1943年11月，腾冲、龙陵两地慰安妇大调换，她又被交换到腾冲商会大院慰安所，不久后还怀上了日本军人曹谷欲介的孩子。一个弱女子，在这样的环境下，怀着侵略者的孩子，内心的痛苦与绝望可想而知。

在松山的95天血战中，朴永心和同伴们蜷缩在战壕里，头顶是远征军猛烈的炮火，身边是日军的肆意凌虐。她们每天都在恐惧中哭泣，绝望地呼喊着，以为自己会就这样死在异国他乡。然而，求生的本能让她们咬牙坚持着。

1944年9月3日，在松山即将被攻克之际，日军开始强迫慰安妇自杀。朴永心不顾已有七八个月身孕的危险，与其他3名朝鲜慰安妇趁日军不备跳出战壕逃跑。她们躲在一处玉米地里，靠鱼骨头和青蛙充饥。幸运的是，她们遇到了15岁的李正早。李正早是松山大垭口村人，被日军拉孟守备队强征为马倌，因每天拉马从大垭口的日军慰安所前经过，所以认识“若春”（朴永心）。李正早将她们送到了设在腊勐街的第8军野战医院。那时，朴永心肚子里的孩子就已死去，中国军医为她做了手术，拿掉了死在腹中的胎儿。

回国后，朴永心终身未婚，非人的摧残，让她永远失去了生育能力，她从孤儿院领养了一名男孩，和养子一起生活。即便年逾八旬，她仍被当年的恐惧所困扰，噩梦不断。尽管如此，她仍然勇敢地站出来，在2000年“东京女性国际战犯法庭”上作证，回到曾经遭受苦难的地方指认，为揭露日军慰安妇制度的罪恶提供了有力证据。

六

二战后，慰安妇问题曾被淡忘。直到20世纪90年代初，在相关学者、团体协助下，真相才逐渐浮出水面。1996年，联合国人权委员会认定慰安妇问题是日本战时推行的性奴隶制度，是战争犯罪。但直到如今，日本政府仍未向广大受害慰安妇给予赔偿和正式道歉，慰安妇问题成为二战中重要的历史遗留问题之一。

有些伤口，时间也无法缝合。它们像墙缝里的月光，明明灭灭，却永远悬在那里，提醒着我们：有些黑暗，不能被遗忘；有些苦难，必须被看见。

跨越八十年的历史回声

文/张红艳

当车渐渐行驶高速公路，窗外逶迤的群山一闪而过，成片的树林摇晃着深绿，远处披着灰色在天际绵延。倏忽间，一条狭长的公路出现在我的视野中，宛如一条蜿蜒的巨龙，穿梭在崇山峻岭之间，顺着一条小河蔓延下去。靠近我坐的文友提醒说：“这就是抗战时期的滇缅公路。”一句话，像一丝火星，把我瞬间点燃。

思绪越过八十年的烽烟，再现1944年的血色画面——缅甸沦陷，东南港口尽数封锁，中国的最后一条输血管被日军无情地掐断。为了砸断日寇的铁锁，二十万华夏儿女在滇西的万仞绝壁与湍急怒江之间，一寸寸抠出 1146 公里的生命线。那不是路，而是一条把中国与外界缝合的大动脉；那也不是碎石与灰浆，而是万千英魂凝成的脊梁。今日，它化作一位沉默倔强的老人，仍守护着这片土地，任云影山风，低诉当年那段波澜壮阔的历史。

对于文学爱好者而言，重走中国远征军之路，便是穿越时空的一场心灵之旅。英烈们把生命托付给了苍松翠柏，却把滚烫的热血融入山河；他们倒下之处，民族精神便生根成林，葳蕤于滇西的每一寸红壤上。我们惟以汉字为碑，让那些在炮火中炽然盛放的生命之花，永远栖在民族记忆的枝头。

一

走进腾冲，这座滇西英雄之城，带着古老的气息，敞开了绿色的怀抱。市区新楼林立，错落有致，那些高楼让人感觉特别高耸，似乎触摸到云朵，高过了山头。这就是腾冲给我的最初印象。

我们来到国殇墓园。天空下了一阵雨，雨水模糊我的双眼，也模糊了脚下的路，变得无比沉重。墓园坐落在来凤山麓小团坡上，山形呈圆状，山上古木参天，花草静默。我缓缓前行，青山在脚下低伏，而烈士塔则直插云霄。每走一步，都走得那么小心翼翼，生怕惊扰了长眠于此的英灵。在这里，长眠着3346 名中国远征军的烈士，一人一骨灰一石碑，像辐射状排列整齐，宛如将士们生前的军阵。微风过处，一株株翠竹轻轻地摇曳。青松发出阵阵松涛如隆隆炮声，把我瞬间带到那个战火纷飞的场景里。

时间来到1942年，日寇把魔爪伸向中国的腾冲，而腾冲是滇缅公路的重要节点，地理位置极为重要。日寇占领后，构建起坚固的防御工事，意图打造成一座“滇西堡垒”。5月，中国远征军第20集团军奉命对腾冲发起反攻。当时腾冲城内街巷稠密，房屋相连。日军利用民房家家设防，巷巷筑垒。远征军士兵们凭借顽强的意志，用血肉之躯填平了一道又一道战壕，炸毁了一座又一座堡垒，收复了一寸又一寸的土地。最终经过127天的血战，中国远征军全歼驻城的日军第148联队，光复腾冲，让腾冲回到了人民的手中。它就像在一片阴霾中，划破黑暗的一道光，点亮了滇西抗战的天空。

夕阳西下，我们抵达了远征客栈。老板娘是位远征军的后人，笑意盈盈，眉眼间自有端庄的气质。她递来一杯杯温热的茶，茶香氤氲间，仿佛能消解我们远途的疲惫。乘电梯直上四楼，凭栏远眺，天空中的火烧云，将整个腾冲映照得一片通红。此时我感受到，脚下的土地正散发着温热的气息，那是被无数英雄焐暖的一方热土。

二

上高速，便至龙陵县城，正在下雨，地面湿漉漉的。一座旧炮楼闯入眼帘。历经八十年的风雨洗礼，无声地留下往昔的烽火印记。炮楼前的石槲树花开得正盛，金黄的花朵在绿荫下显得格外耀眼。讲解员小郭带我们走进抗日纪念馆，馆内陈列着生锈的武器，墙上贴着泛黄的照片，还有珍贵的历史文献等资料，犹如散落的历史碎片，拼凑起一段惊心动魄的岁月。

小郭的讲解如同穿透过历史的迷雾，照亮了历史的真相。有中国远征军三次收复龙陵的浴血奋战，有龙潞游击队在战史风云中的英勇无畏，还有当地老百姓在国难当头时的无私奉献。从这些故事里，我们可以看到，中华儿女在民族危难关头迸发出强大的凝聚力，以及每一个中国人为国家、为民族倾注热血与忠诚。

步出抗战纪念馆，雨歇云散。再进董家沟老宅，更是历史留下的伤痕。这座百年大院，曾是被日军强占，设立为慰安所的建筑，好像一把利剑，深深刺痛我们的内心。斑驳的墙面上，密刻着一列列日本化的名字：若春、惠美子、静香……它们并非温柔的赠予，而是被剥夺者的枷锁。其中“若春”二字，原属于朝鲜少女朴永心——后来挺身作证、揭露暴行的幸存者。每一个代号背后，都是一个被抹去本名、被撕裂尊严的灵魂。

午饭前，我们围坐在餐桌旁，分享着彼此的内心感受。有人讲述着远征军将士们在龙陵的英勇事迹，有人深情朗诵着自己创作的战地诗篇，为这段沉甸甸的历史增添了一份深深的哀思。

三

汽车停在松山遗址景区门口，沿着山间的小道前行，一路上，我看到了许多当年战斗的遗迹。其中路旁一颗大树吸引了我的目光。我问小李：“这是什么树？”小李说：“这棵树叫黄果榕树。”健硕的榕树呈灰褐色，浑身布满弹孔，仿佛在诉说着那次惨烈的战斗。1944年6月4日，中国远征军第11集团军对松山日军阵地发起总攻。在95天的战斗中，全歼盘踞在松山的日军第56师团113联队约3000人，为滇西大反攻扫清了障碍。

山脊如刃，风从山谷吹来。松山战役遗址碑与烈士石碑并肩而立，像两柄沉默的剑，刺破云海。在一块不大的石坪上，一场祭奠仪式悄然展开。李佳凤老师用略带哽咽的声音，缓缓地朗诵着纪念诗篇，那些饱含深情的诗句，久久回荡在山林间。然后我们三人一组手捧鲜花，轻步走向石碑。一步，两步，三步，在石板路上敲出心跳的回声。一位老兵颤抖着抬起右手，向烈士们敬了一个军礼，所有人的眼眶都泛着泪光。在沉默的三鞠躬里，盛放着我们对英雄最深的悼念和敬仰。

继续往前走，高大的中国远征军雕像群，在苍茫山色中，显得格外庄严肃穆。那一尊尊雕像，或持枪冲锋在前，或凝望远方。阳光穿透云层，在雕像的空隙处流转，那些刚毅的面庞仿佛仍在无声地呐喊着冲锋的号令，好像随时准备再次投身疆场。松山的风，似乎在呼唤着他们的名字；松山的树，似乎在记录着他们的事迹。这段历史，如同松山的山峰，高耸入云。

有人说，一条怒江和一座惠通桥，改变了中华民族的命运。1942年那个血色五月，日军铁蹄沿滇缅公路入侵中国云南，以迅雷之势突破国门，抵达怒江西岸。就在这千钧一发之际，中国守军毅然决然地炸毁横跨在怒江之上惠通桥，将日军果断地阻挡在怒江之西，为滇西抗战赢得了战略缓冲。站在山巅之上，仿佛听见一阵阵震耳欲聋的爆炸声，既是对侵略者的宣战，也是中华民族不屈的呐喊。

四

两年后，断桥重生，一条新的钢索桥横跨怒江之上，像接续的民族血管，把迟来的血液重新注入滇缅公路。它沉默，却昂然，仿佛是一位不肯倒下的战士，再次扛起山河的辎重。

就在这条崎岖的生命线上，一支3200人的身影自时光深处缓缓浮现——他们越洋而来，脱下西装，剪断乡愁，把“舍身不顾，毁家不怨”八个大字写进行囊。队伍中，那位被后人誉为“当代花木兰”的李月美尤为耀眼。这位马来西亚富商之女，以男装为甲，方向盘为刃，在轰炸与塌方之间与死神赛跑。她一次次踩下油门，都是为黎明加速，一次次转动方向盘，都是在为胜利开辟通道。他们的名字或许已随风散去，但每一次车轮碾过惠通桥，桥栏的风铃便叮当作响。一只白鹭掠过江面，翅影蘸水，像替所有没能回家的游子，轻轻放下漂泊多年的乡音。

汽车驶离滇西，在密林间盘旋穿行。密林翻涌，青山层层晕染，成一幅流动的画。在我的相机里，珍藏着重走战史的每一个瞬间，那些泛黄的老照片与眼前景致重叠交织；远征军将士们坚毅的面容，在我脑海中愈发清晰。他们用热血浇铸的丰碑，永远镌刻在这片土地上。铭记这段历史，不是为了咀嚼苦难，而是要让这用生命铸就的精神火炬，永远照亮中华民族的前行之路。

滇西随笔

文/陈冬梅

车窗外的阳光洒满大地，把十月的滇西染成一片金色。我们二十人的采风队伍坐在旅游大巴里，车身上“重走远征路滇西采风活动”的红色横幅尤为醒目——这不是一场寻常的采风，更像一场迟到半个多世纪的赴约。

车子在蜿蜒的山路上颠簸前行，窗外的景色在我急切的目光中迅速倒退。行至祥云县时，我们停留下来，要去看望时值97岁的健在老兵袁恩财老人。

踩着青石板路拐进巷弄，便是老兵的家，那是一座普通的民房。推开门，一位老人静静地坐在院子里，阳光洒在他身上，为他镀上了一层金色的光晕。他身形佝偻，脸上满是岁月的沟壑，但那双眼睛依然透着历经战火洗礼后的坚毅与深邃。

我和队友们一起走到老人身边向他轻声问候。老人抬起头，看着我们，眼中闪过一丝光芒。老人缓缓为我们讲述那段艰难的烽火岁月，声音有些颤抖，但每个字都仿佛带着温度。老兵说：“那时候，枪炮声震得人耳朵都快聋了，到处都是硝烟和鲜血。我们不怕死，心里就想着一定要把侵略者赶出去。”

老人的眼神中透露出一丝决绝，仿佛又回到了那个战火纷飞的战场。他的手微微颤抖着，比划着战斗的场景，我仿佛能看到当年他们英勇奋战的身影，听到那喊杀声和枪炮声交织在一起的声音。当他说到那些并肩作战的战友，眼神中满是怀念和悲痛。“好多兄弟就倒在我身边，再也没能起来。”老人哽咽着，泪水在眼眶中打转。那一刻，我仿佛触摸到了历史的伤痛，感受到了战争的残酷和无情。

老兵的双手粗糙而有力，上面布满了岁月的痕迹和战争留下的伤疤。我深知，这双手曾经握过枪，保卫过祖国的土地；这双手，承载着太多的故事和情感。这双手，是如此的有温度。和老人合影之后，我们和老人握手道别，目送着彼此，眼中有感恩，有欣慰，更有不舍。

从祥云到腾冲的路，车子走了整整半天。沿途的稻田已经收割，田埂上的野菊开得正盛，谁能想到，这片如今飘着稻香的土地，曾是“一寸山河一寸血”的战场。

第二天上午，我们来到国殇墓园。在忠烈祠后面的山坡上，一座高大的纪念碑映入眼帘。碑身巍峨，直插云霄，上面刻着的金色大字在阳光下熠熠生辉，仿佛在诉说着那段波澜壮阔的历史。我驻足碑前，抬头仰望，心中涌起一股难以言表的敬意。眼泪无休止地随风而逝，是痛、是爱、是无奈，是先烈的子孙后代血液里写的不甘和永远的伤痕。是他们，在国家和民族最危难的时刻，挺身而出，用自己的身躯筑起了一道坚不可摧的防线，为我们换来了今天的和平与安宁。

纪念碑的周围是一片整齐的墓区，每一块墓碑下都埋葬着一位英雄的灵魂。我轻轻走到一座墓碑前，蹲下身子，仔细擦拭着碑上的灰尘。碑上刻着烈士的姓名、生卒年月和简要的生平事迹。看着这些文字，我的眼前仿佛浮现出抗战英烈当年在战场上英勇战斗的场景：他们手持武器，眼神坚定，面对敌人的炮火毫不退缩，他们在枪林弹雨中穿梭，为了胜利不惜牺牲生命。他们的生命虽然短暂，却留给后人无限的缅怀。

国殇墓园的旁边，便是滇西抗战纪念馆。馆内的灯光很暗，仿佛在守护一段沉重的记忆。馆内陈列着一件件实物和照片及影像资料。它们仿佛是一把钥匙，打开了滇西抗战历史的大门，让我们更加详细和全面了解那段悲壮的烽火岁月。

最让人心颤的是一组照片。一张是1942年的腾冲，街道成了废墟，断墙上弹孔密布；另一张是如今的腾冲，青石板路干干净净，商铺里挂着红灯笼。两张照片并排挂着，像一场跨越时空的对话。讲解员说：“当年收复腾冲时，全城只剩下三栋完整的房子。现在你们看到的腾冲，是从废墟里一点点建起来的。”

此时，我的心情久久不能平静。我想到了自己的生活，我们现在生活在一个和平、繁荣的时代，没有战争的硝烟，没有饥饿的困扰，我们可以自由地追求自己的梦想，享受美好的生活。然而，这一切的来之不易，是无数先烈用鲜血和生命换来的，我们应该倍加珍惜这来之不易的和平与安宁。

韶华不为少年留，恨悠悠，何时休？离开时，我不由回头望去，国殇墓园在秋风中静默着，显得更加庄严肃穆。我知道，这段经历将永远铭刻在我的心中，它将激励着我在今后的人生道路上，无论遇到多大的困难和挫折，都一定会坚定信念，勇往直前。

血色回响

文/刘静

“哪有什么岁月静好，不过是有人替你负重前行”，整个滇西之行，一直萦绕在脑海的是作家苏心这句话。

踏上“重走远征路”的旅途，我对曾经只在书本上粗浅了解的中国远征军滇西抗战有了直观的感受和深刻的体会。中国远征军从1942年进入缅甸保卫滇缅公路，与日寇作战，到1945年3月30日全面完成滇西、缅北的歼敌任务，三年半的时间，先后出动40万大军，并有14万人的伤亡，用鲜血和生命在抗日战争史上书写了极为悲壮和光辉的一页。在滇西大地上，一寸山河一寸血，远征军以巨大的牺牲在国家命悬一线时扛起存亡重担，在炼狱战场中以骨为柱、以血为梁，最终为中华民族的站立浇筑了不可摧折的支撑，他们是民族的脊梁。

追寻着先辈们的脚步，我们去腾冲，那座经历了“焦土抗战”的英雄之城；去畹町，在“太阳当顶的地方”，那座抗战胜利标志性节点的界河桥；到松山，那场中国抗日战场首次获得胜利的攻坚战、中国战略反攻阶段“转折点”之战......行程辗转近三千公里，当听见文友感叹漫长的车程让她心生怯意时，我眼前不由浮出这样的画面：那些背负步枪、弹药、干粮（约20-30公斤），穿越在滇西崇山峻岭间的远征战士们，日均步行60里，脚上水泡叠着水泡。那又是何等的艰辛！美军顾问弗兰克•多恩回忆道：“中国士兵背着迫击炮底座爬山，脚上草鞋磨穿，血染山径。”八十多年后的今天，在这条用铁脚板撑起的抗战生命线上，仿佛还能闻到汗水与血水交织的味道，漂浮在历史的天空中，久久不散。

历史的见证

进入松山，首先看见一株弹痕累累的见证树。曾经的松山树木葱郁、粗壮的原始树木很多，这棵百年古树身上布满了枪伤和弹痕，幸存于八十多年前的松山战役。当时战火猛烈，整个山头成了一片焦土，光秃秃的山头上只剩下4棵小叶榕树，其中一棵被炮弹炸空了半个树身，仍然顽强地活了下来。我凝视着树身上深浅不一的伤疤，仿佛看见它在枪林弹雨中战栗着，每被击中一次就发出痛苦的呻吟，身边一起经历风雨成长起来的伙伴们在炮火中逐渐枯萎，而它仍然顽强地挺立着，向每一位来松山的人们无声地讲述那段历经血与火的滇西抗战历史。一阵风拂过，树叶清脆地刷刷作响，我好似听见它在欣慰地感慨：“新种的小树苗们都长大了，松山满眼的葱绿又回来了，是我喜欢的模样，这样的日子真好啊！”

越过见证树，我们拖着沉重的步伐来到松山战役旧址的碑前，此时天空中飘起了小雨，似乎苍天也在悲泣，与我们一起缅怀在那场战争中英勇牺牲的抗日将士们。碑后是密密的松林，有几条锯齿状的土坑像被巨兽撕开的伤疤横亘在碑前，战壕就在脚边，或深或浅都是历史的伤，或宽或窄都是山间的疤！在这个世界反法西斯战场的“东方直布罗陀”上，松山战壕就是一部活的历史教科书，这里保存着亚太地区最完好的二战战场遗址：战壕、弹坑、爆破坑道清晰可见。据了解，目前松山共有战场遗址69个，遗迹816个，保存完好的战壕约13200米。它们无声地讲述战争的残酷，成为爱国主义与和平教育的重要场所。这些战壕，是中华民族浴火重生的见证，它既是军事工程的冰冷遗迹，更是民族气节的热血铭刻。当青草覆盖昔日的焦土，那些纵横交错的沟壑仍在无声呐喊：这里曾有一群人，以生命为代价，为后代挣来了仰望星空的权利。

寻你的故事

施甸万兴牛汪塘村的蒋德道老人曾讲述了一个故事：反攻松山时期，每天都有很多伤员送到这个小村庄，有一天送来了一个担架，担架上除了伤员还有一条被炸断的腿，老妈妈用盐水清创，用竹签挑伤口上的蛆虫。这时这位士兵说：“不用给我治了，有药留给治得好的兄弟。我有个请求，当兵三年了，没有吃过肉，能不能给块肉吃。”那时候这个只有十多户人家的小村庄找遍了都没找出一块肉，后来村民找了一匹马，跑到万兴的天王庙才找到一刀腊肉。回来将肉放到火塘边去熬，并把伤员也抬到火塘边，告诉他：“怎么样也要撑着点，吃一口再走”。伤员眼睁睁地看着锅里的肉，咽下了最后一口气。

纪录片《怒江作证》中的歌《寻你》正是以这个故事为原型创作的，一口未曾尝到的腊肉香，飘荡了八十年，凝结成了一首悲歌：“稻子黄了，腊肉香了，妈妈做好饭了，可你去哪儿了？”这位年仅21岁、乡音未改的无名川兵，成为万千牺牲者的缩影。

南侨机工的家国情怀

说起滇西战役，有这样一些不能被遗忘的卫国者，当祖国处于最危急的生死存亡关头，3200多名南侨机工毅然抛弃海外安逸的生活，奔赴祖国烽火弥漫的抗日疆场，在华侨史上谱写出一曲曲气壮山河的篇章。

其中最富传奇色彩的是女扮男装被誉为“当代花木兰”的巾帼英雄李月美，她瞒着父母，穿上弟弟的衣服，到埠头报名参加机工服务团，她的体魄、嗓门和泼辣个性，谁也没有察觉到这是一个女扮男装的女侨工。她以一个中华铁血男儿的身份，奋战在滇缅公路军事运输线上，实现了报效祖国的愿望。，

“家是我所恋的，双亲弟妹是我所爱的，但是破碎的祖国，更是我所怀念热爱的。所以虽然几次的犹疑、踌躇，到底我还是怀着悲伤的情绪，含着辛酸的眼泪踏上征途了......”这段话是现在挂在畹町桥旁的另一位著名女机工白雪娇的告别家书。这封怀着万般不舍与父母家人诀别、毅然归国参与抗战的家书，感动了众多南洋华侨，对推动东南亚华侨抗日救国活动发挥了积极作用。八十多年过去了，至今读来仍令人热泪盈眶。

雕塑群与老兵

松山内有一个由跪射方阵、炮兵方阵、驭手方阵、女兵方阵、娃娃兵方阵、驻印军方阵、盟军方阵等12个方阵402尊雕像组成的中国远征军雕塑群。这些情态逼真、气势恢宏的塑像向人们讲述着远征军的英勇故事。其中尤以1944年6月4日至9月7日的松山战役最为惨烈，中国远征军（以第8军、第71军为主）对松山发起十次总攻，用7条命换1条命伤亡7773人的代价，苦苦鏖战了95天，成功收复松山。雕塑群面朝松山主峰，和英雄一起远眺着他们所守护的国土，隆隆的炮声厮杀声随着历史远去，那些喋血松山的画面仿佛仍在眼前，半点都没有因时光而模糊，历史回音声声回响，一草一木都伴随阵亡之军魂源远流长。

在这里我们遇到了百岁抗战老兵廖沛林，他曾在七十一军新八师通信营二连服役。时至今日老人仍清晰地记得1944年5月11日强渡怒江那场战役：头天晚上就接到第二天强渡怒江的任务，为了不暴露目标，我们不能有什么声响。早上战士们互相一膀（音pang）一挨就起来了，用三分钟最多五分钟时间，拿起武器就走。说完这段话，老人的眼神悲伤地望着远方，用略为激昂的语调说道：最让我感到悲壮和感动的就是“短兵相接、血战白刃”,什么是血战白刃？就是拼刺刀、抱着打！肉博山战场遗址上当年那62具敌我抱着缠打撕咬的尸首，展现的正是极端惨烈的“血战白刃”。老人在松山战役中被炸脊骨骨折，右腕受伤送医，而他的多数战友都在战斗中牺牲。战争结束后廖沛林一直有个心愿，他说：“我的战友都在这里。在我有生之年定要来松山陪伴他们。2025年4月，他从四川乐山迁居到龙陵县腊勐镇，跨越1200公里 ，只为实现一个重若千钧的心愿：余生为战友守陵。他带来的两千余幅书法作品，替那些再也不能开口的兄弟们感谢过来祭奠的后人。

在松山，来自东北与西南两地的文友一起缅怀那些战火纷飞的岁月，一路走来心情越来越沉重，眼皮越来越酸涩，直到站在“陆军第八军第一百零三师抗战阵亡将士公墓”前祭奠英烈时，随着李佳凤那句“我们来了，带着故乡的甘醇，我们来陪伴你了”的深情朗诵，似一阵狂风刮过，将我的泪堤吹破，眼泪不自觉地喷涌而出。这一路，我们走过风景如画的和顺、大理、洱海，那里的人们安享着和平的宁静与幸福。这“岁月静好”的背后，正是松山上那七千余忠魂，是滇西大地无数的“负重者”所铸就。松山，这座海拨2019.8米，约4平方公里的土地上，如今松树密布，一片葱绿，山脚与怒江相依，宛如玉带缠绕，历史的踪迹似乎己在美丽的山色中消失，但那曾被伤亡官兵的鲜血染红的血色记忆永不褪色。

二、抗联之路

永恒的丰碑

文/伍秋明

一

这是一个不冷不热的初夏，我和文友们开启了“重走抗联路”采风活动。东北，这块被日寇铁蹄蹂躏了14年的土地，此刻，正以一种沉静的姿态接纳我。

风掠过车窗时，带着一种奇异的温润。既没有南方梅雨季的黏腻，也不似北方仲春的凛冽，就像东北这片土地给人的感觉——厚重里藏着几分柔韧。

旅游大巴在白山黑水间行驶，我心里翻涌着难以名状的浪潮——有对英雄的崇敬，有对历史的感伤，更有一种跨越时空的亲近，仿佛等待这场奔赴，已耗尽了我二十年的光阴。

很多年前，东北抗战对我而言，只是教科书里的铅字，义勇军、抗联这些词汇，更像是被岁月尘封的符号。第一次对这片土地的抗争产生具象认知，是通过那些在黑白光影里流转的故事。《夜幕下的哈尔滨》里，兆麟街上的枪声穿透薄雾；《赵一曼》中，那位女战士在刑场上昂首的身影，让年少的我第一次懂得什么叫“宁死不屈”；《归心似箭》里，连长魏德胜落入虎口时遭受日寇酷刑拷打，揭露了侵略者的残暴。那时的理解，多半停留在对剧情的共情，直到2005年那个夏天。

那年是抗战胜利六十周年，电视里循环播放着各类纪念节目。而最吸引我的，是连续剧《杨靖宇将军》，二十六集的剧，我几乎是熬着夜看完的。至今记得某个凌晨两点，看到杨靖宇在雪地里把棉衣撕成碎片裹住伤员冻裂的脚，自己却光着一只脚踩在冰碴上时，我攥着遥控器的手在颤抖。演员巫刚饰演的杨靖宇，没有刻意渲染的悲壮，却把一个河南汉子的执拗、一个指挥员的冷静、一个丈夫的温柔、一个父亲的慈爱揉进了每一个眼神里，让杨靖宇这个“豫南英才”“铁血将军”的形象变得立体而滚烫。

后来我才知道，杨靖宇将军原名马尚德，是鄂豫皖苏区的创始人之一。1932年，党中央一纸调令，让他告别家乡确山县的麦田，踏上了前往东北的列车。谁也没想到，这一去便再也没有回来，而母亲和妻子直到死都还在苦苦盼着他。

到东北的8年里，杨靖宇在白山黑水间拉起抗日的队伍。从南满游击队到东北抗日联军第一路军，兵力最盛时也不过万余人，却像一根坚韧的钢针，深深扎进日寇的“满洲”统治心腹。在与党中央失去联系的漫长岁月里，他带着将士们在零下三四十度的严寒里宿雪餐冰，用步枪、土炮甚至大刀长矛，牵制了五十万日军入关。这组数字后来被我刻在脑海里，每次想起都忍不住心惊：百人的规模对抗五十万的精锐，这哪里是战争，分明是用血肉之躯筑起的长城。

剧终那一集，杨靖宇靠在树干上的身影在夕阳里拉得很长，双枪紧握，眼神里的怒火几乎要烧穿屏幕。那一刻，我就许下一个愿：总有一天，我要去东北，去杨靖宇将军战斗过和牺牲的地方，看看那片被英雄鲜血浸润过的土地，去祭拜这位伟大的抗日民族英雄。 这个愿望一藏就是二十年，直到今年初夏，终于在汽笛声里化为现实。

二

位于辽宁省东部丹东市宽甸县的天桥沟，是杨靖宇将军曾经战斗过的地方。这里不仅是国家AAAA级旅游风景区，更因一段浴血奋战的历史被永远铭记。

1934年7月，东北大地正被日寇的铁蹄践踏，民族危亡的阴影笼罩着白山黑水。杨靖宇将军带领着东北人民革命军第1军独立师师部进驻天桥沟，拉开了“六进六出”的抗日序幕。此后四年间，从人民革命军到抗日联军，番号在变，斗志不减。他们在这里创建密营，用山石垒起隐蔽的营房，在树干上刻下联络暗号；他们开辟抗日游击根据地，发动山民加入战斗，让星星之火在山谷间燎原。寒冬腊月，战士们裹着单薄的棉衣在雪地里潜伏，饿了就啃一口冻硬的树皮，渴了便抓一把积雪。盛夏酷暑，他们在蚊虫肆虐的密林里穿梭。据当地史料记载，1936年深秋的一次突围战中，抗联战士在天桥沟的鹰嘴崖与日军展开肉搏，30多名战士用刺刀与敌人拼杀到最后一刻，鲜血染红了崖下的溪流。

如今，当你走进天桥沟的密林深处，仍能触摸到历史的温度。20多处保存完好的抗联遗址散落在山谷间：一处被称为“杨洞密营”的山洞，是当年的临时指挥所，石壁上还能辨认出用刺刀刻的“还我河山”。一片排列整齐的石堆，是战士们搭建的营房地基。还有那棵被炮弹炸断又顽强存活的老松树，树干上碗口大的伤疤早已愈合，却永远记录着那场惊心动魄的战斗。这些遗址像一串沉默的坐标，标注着抗联战士走过的每一段艰难路程。

此时的天桥沟天空晴朗，太阳把天空洗得透亮，阳光穿过层层叠叠的树叶，在山路上洒下斑驳的光影。我沿着当年抗联战士踩出的小路缓缓上行，密林深处格外安静，只听得见风吹过树梢的沙沙声，还有远处偶尔传来的鸟鸣，仿佛在低声诉说着往事。

站在一处保存完好的密营遗址前，我感慨万千。就是在这样艰苦的环境里，抗联将士们凭着“打不垮、拖不烂”的顽强意志，在白山黑水间与日寇展开了殊死搏斗。这时，我想起了毛泽东主席的一段话：“东北抗联当年的斗争，比我们两万五千里长征要艰苦的多。”

下山时，沿途不时遇上前来游览的游客。有人用手机拍摄山间的美景，有人在遗址前驻足沉思，还有父母带着孩子，指着介绍牌讲述当年的战斗故事。走出景区，眼前的景象让人倍感温暖：开阔的广场上，一个孩子正拉着风筝奔跑，五彩的风筝在蓝天上越飞越高，长长的尾巴随风划出一道道优美的弧线；旁边的小吃摊前，热气腾腾的玉米饼散发着香气，游客们坐在树荫下，一边品尝着当地特色的酸汤子，一边聊着天，笑声顺着风传到很远的地方。

看着这寻常的人间烟火，我忽然想起史料里的记载：杨靖宇将军在战斗间隙，曾对战士们说过“我们打仗，就是为了让老百姓能过上安稳日子”。此刻，孩子们奔跑的身影、游客们轻松的笑容、小吃摊飘出的香气，不正是将军当年浴血奋战想要守护的景象吗？那些在天桥沟的山林里牺牲的抗联战士，他们没能亲眼看到今天的和平，但他们用生命播下的种子，早已在这片土地上生根发芽，长成了如今的岁月静好。

离开天桥沟时，夕阳正缓缓沉入西山，给连绵的山峦镀上了一层金色。回望这片承载着英雄记忆的山林，我在心里感慨到：当我们在欣赏天桥沟的自然风光时，更要记得，这片土地的美丽与安宁，是无数像杨靖宇一样的英雄用生命换来的。

三

离开辽沈大地，大巴车向吉林的靖宇县驶去。

渐渐地，窗外的景致吸引了我的目光。群山不再是江南丘陵的婉约，而是像被巨斧劈过的脊梁，裸露着青灰色的岩石；田埂也不似南方的精致，而是在辽阔的平原上画出粗犷的线条，秧苗在水田里映出碎银般的光。据说这里的春天来得晚，5月末才算真正回暖，可80多年前，抗联战士们4月就要踏雪出征。我望着远处连绵起伏的山峦，忽然想起史料里的记载：1938年那个最冷的冬天，杨靖宇的部队在蒙江山区被围，战士们把棉被里的棉絮掏出来用火烤软，就着雪水咽下去充饥。

“靖宇县到了！”导游的声音打破了车厢里的沉寂。我抬头望去，县城的街道算不上繁华，却异常整洁，路牌上“靖宇大街”四个字格外醒目。

靖宇县原叫蒙江，满语里“珠子河”的意思。1946年3月，当地百姓联名上书，请求用英雄的名字为县城更名，才有了现在的靖宇县。我想象着东北民主联军总部批准的那天，一定是珠子河两岸挤满了人，有人带着杨靖宇的画像，有人捧着从三道崴子山上采来的野花，哭了又笑，笑了又哭。

下车时，风里飘来松脂的清香，靖宇陵园的牌楼映入眼帘，“杨靖宇将军殉国地”八个鎏金大字在阳光下熠熠生辉。穿过牌楼，长石铺就的甬道如一条通往历史深处的路，两侧的青松苍翠挺拔，像一列列整装待发的士兵。林间有小鸟啁啾，声音清脆得像风铃，偶尔有松鼠从树枝上窜过，惊起几片松针簌簌落下。

走在甬道上，脚步不自觉地放轻。同行的文友们大多沉默着，仿佛怕惊扰了这里的宁静。远远地，杨靖宇将军的塑像在蓝天下矗立，花岗岩的材质让他的身影更显巍峨。他身披大衣，左手叉腰，右手微微前伸，像是在指挥千军万马，又像是在向远方眺望。走近了才发现，塑像的眼角刻着一道细微的纹路，那是被岁月风沙打磨出的痕迹，却让将军的目光更添了几分深邃——是在看眼前的和平盛世，还是在想当年未竟的征程？

就在我准备上前向将军塑像鞠躬时，天空突然暗了下来，先是几滴冰凉的雨落在额头，紧接着，豆大的雨点便密集地砸了下来。我们慌忙在高大的松树下躲雨，看着雨幕瞬间笼罩了整个陵园，青松在雨中舒展着枝叶，发出沙沙的声响，像是在低声诉说。这时，有文友小声说：“莫不是老天也在哭？”这话一出，好几个人红了眼眶。二十年前在屏幕上看到的悲壮，此刻借着这场雨，化作了真实的触感——雨水冰凉，正如当年将军身边的冰雪；风声呜咽，恰似将士们未竟的呐喊。

这场雨来得急，去得也快，不过十来分钟。这时，有人指着天空惊呼：“快看！彩虹！”我们齐刷刷地抬头，只见云层裂开一道缝隙，一道七彩的虹霓正悬在将军塑像的头顶，仿佛给英雄戴上了一顶桂冠，红、橙、黄、绿、蓝、靛、紫，每一种颜色都鲜亮得像是被水洗过。当地人说，这个地方很难遇到这样的景观，那一刻，所有人都屏住了呼吸，之前的哽咽化作了眼角的湿润。或许，这正是将军在以另一种方式回应我们。

穿过塑像广场，沿着蜿蜒的路向下，便到了三道崴子。这里除了陵园的肃穆，还多了几分山野的沉静。陵园中心的护碑亭下，“人民英雄杨靖宇同志殉国地”纪念碑静静矗立。碑旁立着一棵树，不算特别粗壮，却长得笔直，枝叶在风中轻轻摇曳。树下的小石碑上刻着“常青树”三个字，字体朴拙，透着深情。

导游说，杨靖宇牺牲时背靠的不是这棵树，而是一棵“扭筋子树”。那是一棵百年老树，树干扭曲如铁，却在严酷的环境里长得格外顽强，就像将军本人。1940年2月23日下午，正是在这棵树下，孤身一人的杨靖宇与日寇展开了最后的激战，他死后，那棵树成了当地百姓心中的念想。岁月无情，到了60年代，老树渐渐枯朽，百姓们便从山上移植了现在这棵针叶松，取名“常青树”。他们说，将军的精神就该像松树一样，四季常青，永远活在人间。半个多世纪过去了，这棵树就这样默默守护着英雄，陪伴着英雄。

站在常青树下，我伸手摸了摸树干，树皮粗糙坚硬，带着阳光的温度。有风吹过，树叶发出“沙沙”的声响，恍惚间，仿佛看到了那个风雪交加的午后——

那天他打光了最后一颗子弹。敌人后来回忆，杨靖宇虽然只剩一人，却像一支部队在作战。他手持双枪向敌人射击，交战过程中，有一弹中其左腕，鲜血染红了袖口，他继续用右手射击，直到胸口被击中。倒下的那一刻，他的身体依然靠着树干，仿佛还在坚守着阵地。

敌人为了弄明白，是什么支撑着这个汉子在断粮十多天的情况下仍能顽强作战，竟残忍地解剖了他的胃。结果让所有在场的人都惊呆了：胃里没有一粒粮食，只有未消化的树皮、草根，还有一些絮状的东西——后来被证实是棉衣里的棉絮。那个在冰天雪地里与敌人周旋了八年的硬汉，那个让日寇闻风丧胆的抗联将领，最后竟是靠着这些东西，支撑着一口气，战斗到了生命的最后一刻。

站在常青树下，我仿佛能看到那片被鲜血染红的雪地。红色的血，白色的雪，在阳光下交织成刺目的画面，那是一个民族最痛的伤疤，也是一个民族最硬的脊梁。

离开三道崴子的时候，我又在常青树前深深鞠了一躬。风再次吹过，树叶的沙沙声里，仿佛传来了将军的话语。他或许在说，不必为他悲伤，因为他的理想已经实现——如今的东北，稻浪翻滚，工厂林立；如今的中国，山河无恙，国泰民安。他或许也在叮嘱，莫忘来路，那些在白山黑水里流淌的热血，那些在冰天雪地里燃烧的信念，永远是这片土地最珍贵的财富。

离开陵园时，我万般眷恋地回望这里的一切，那棵常青树在那里静静地矗立着。它是将军不屈的身躯，是民族不朽的丰碑，更是时光深处的一盏灯，照亮着我们前行的路。而我知道，这场奔赴不是结束，而是开始——从这里带走的感动与力量，会化作前行的勇气，让我们在和平年代里，依然记得那些为了光明而燃烧自己的人，记得这片土地上曾经的苦难与辉煌。

白山黑水依旧，英雄精神永存。这或许，就是我们纪念的意义。

舍生忘死的决然奔赴

文/罗环

当看完“重走抗联路”赴东北采风活动行程的那一瞬，我的眼眶湿润了。辽吉黑，我向往的远方。我毫不犹豫报了名。这项由辽宁省散文学会联合贵州省散文学会组织的采风活动，可谓是文学界的又一创新。

采风活动如期举行。一路走，一路感慨万千。我们每个人都深深知道，一个有希望的民族，不能没有英雄；一个有前途的国家，不能没有先锋。我骄傲，我在课本里学到过的杨靖宇、赵尚志、赵一曼，以及无数战斗在东北抗日前线的革命者，用血肉之躯、为抗战胜利铺就的这条光明之路，已如朝阳跃出地平线。但可惜的是，他们却再也看不到。好在是，当时的东北，正是这些英雄的壮举，铸就了一座不朽的精神丰碑——东北抗日联军。

毋庸置疑，中国人关于抗战的集体记忆，是从九一八开始的。今天，我站在残历碑前，一腔怒火从胸中喷涌而出，但，紧握双拳、泪眼婆娑的我又能如何？残历碑，是沈阳“九·一八”历史博物馆的标志性建筑。碑体酷似一本巨大残缺的台历，斑驳“弹痕”与定格的“1931年9月18日，农历辛未年八月初七”，都在警示着那个不能忘、不敢忘的悲痛日子。每年9月18日，社会各界在残历碑广场举行撞钟鸣警仪式。当14响钟声划破长空，历史的烽烟裹挟着血色的记忆扑面而来。

好在是，国人没有沮丧、没有妥协、没有沉沦，九一八事变爆发后，中国共产党代表中华民族的根本利益，采取了与南京国民政府截然不同的政策，提出坚决抗日、收复失地的正确主张。短短数日内，一份份旗帜鲜明的宣言、决议、告民众书，接连发出。

今年是赵一曼诞辰120周年，也是杨靖宇将军诞辰120周年暨殉国85周年。两位抗日英烈的生命年轮在此刻重叠，凝固成白山黑水间最壮烈的精神刻度。于是，在历史的星空下，一些红色先锋熠熠生辉：看，刘澜波以秘书身份协助黄显声组建抗日义勇军；看，李兆麟被派往辽阳小堡一带组织义勇军；看，人称“小白龙”的白乙化更是两次投笔从戎，在辽阳组织义勇军；再看，强大后的中国，从08年汶川大地震后的重建，到2020年的全国疫情爆发后的各项工作的落实，再到飞行员太空旅游探险，及改革开放以来的各项成果，哪一项没有走在世界前列。历史证明，凡有共产党员参与、组织或领导的不论是是义勇军还是部队，都作战英勇、战绩突出，而且顽强存续。

今天，重走抗联路，我感触最深的，是在辽宁本溪参观东北抗日义勇军纪念馆的情景。辽宁本溪桓仁，地处长白山南麓余脉，我国唯一一座全面展现义勇军抗战历史的大型纪念场馆——东北抗日义勇军纪念馆，便坐落在这里。

在该馆“铁血旋律唱响国魂”展厅内，展示着一首首来自义勇军队伍的“军歌”，它们与国歌《义勇军进行曲》血脉相连。“起来！起来吧，不愿做亡国奴的人们。”——《东北国民救国军军歌》；“起来！不愿当亡国奴的人们！用我们的血肉唤醒起全国民众！中华民族到了最危险的时候，起来！起来！”——《血盟救国军军歌》；“起来！起来！不愿当亡国奴的人！用我们身体筑起长城！前进啊！前进！前进！”——《抗日义勇军骑兵大队军歌》。激越的字句，唱出了中国人民反抗侵略的爱国热情，也唱出了民族救亡图存意识的新觉醒。

当大家随着节奏唱响歌曲的那一瞬，我看到很多文友的眼圈红了。

七天六夜“重走东北抗联路”活动，如一道深刻烙印，就此刻入我们共同的生命记忆。松涛阵阵，山野苍茫，我们曾并肩跋涉于抗联英雄们当年走过的崎岖路途；硝烟虽远，壮怀未冷，我们亦曾久久伫立于烈士纪念碑前，感受那穿透时空的沉重与滚烫。我们记住了密林深处那隐秘营地中简陋却坚韧的痕迹，我们感受了冰冷枪械上斑驳锈迹下滚烫的杀敌热血，我们更懂得了，那在饥寒交迫、围剿不断中始终高擎的信仰火炬。

曾经，有人问，是什么力量支撑东北抗联坚持了14年之久？答案不言而喻，是忠诚于党的坚定信念。而这信念，更是见于舍生忘死的决然奔赴。

山河无问西东，热血皆为故乡。那时，一大批有志青年怀抱共产主义信仰，奔赴东北抗日战场。他们是：云南大理的周保中；山东沂水的夏云杰；河南确山的杨靖宇；四川宜宾的赵一曼；辽宁朝阳的赵尚志；辽宁灯塔的李兆麟……他们中，有满腔热血的革命志士，有释卷执戈的学界精英，有舍家为国的青年学子。不用说，是共产党人的初心使命，让他们在民族存亡之际，以血肉挺起民族脊梁。

“火烤胸前暖，风吹背后寒，壮士们，精诚奋发横扫嫩江原。”这首由李兆麟将军作词，抗联战士们传唱的“露营之歌”，想必大家都不会忘记，它真实的再现了当年抗联战士们爬冰卧雪，艰苦卓绝的艰难情景；他真切地唱出了抗战必胜的信心，唱出了抗联战士的豪迈气概和大无畏的革命精神。

难怪，人们都说，东北抗联的将士们，是令敌人闻风丧胆的存在。一点不假。当年，杨靖宇率领抗联第一路军的战士们英勇作战，屡次痛击日伪军，被日本关东军惊恐地称作“满洲治安之癌”；赵尚志率部连续破袭铁路，日伪当局哀叹“北满铁路东部线可称名副其实的‘交通地狱’”；王德泰，骁勇善战、智计百出，被赞誉为“具有一种能够准确地透视人们心灵深处的惊人能力”，人称“东满一只虎”……如此英雄事迹，数不胜数。

翻开东北抗联的壮烈史诗，每一页都浸染着英雄的血色。越是深入这段历史，越能触摸到英雄的真谛——那是杨靖宇胃中未消化的草根棉絮，是赵尚志负伤后仍顽强斗争的背影，是赵一曼就义前从容落笔的家书，是八位女战士手挽手踏入乌斯浑河的坚定步伐……他们在-40℃的极寒中，用残破的靰鞡丈量东北大地；在敌军重围的绝境里，用最后的子弹捍卫民族气节。

走过密营地，侧耳聆听，仿佛，密营里的歌声，白山黑水间杀敌的枪声，呐喊声、嘹亮的军号声仍在耳畔回响，仍在激荡人的心灵。又仿佛，那轻柔的风，超越了想象，姗姗而来的足音，被一棵树真切倾听；于是，沉静中萌生的念头，渗出一抹浅绿。抬头，干净的天空，只剩下蔚蓝。

阳光格外温柔，一朵云驻足，低眉颔首，依偎在这蓝色的怀里，风姿尽显，俏丽、生动。如果，那些英雄还在，面对如此美丽祥和的山川河流，他们该是怎样的喜极而泣。可惜，世上没有如果，此时的我们，面对眼前的抗联遗迹，除了感慨，除了悲愤，除了心生无限崇敬，我们，还能做什么？我们能做，那就是坚守传承这份信念。

重走抗联路，真的是一次荡涤灵魂的精神之旅，是一次厚重的红色文化之旅。纵然，七天六夜，在人生的经历中，就是一个转瞬即逝的片段，可在我们的生命里，有如平静水里丢进的石子，漾起了层层涟漪。

重走抗联路，是对先烈的追忆，是对灵魂的郑重叩问与深沉洗礼，是对这段历史认知的升华，是对那段艰苦卓绝岁月的缅怀。

如果不是这次活动，东北，这个遥远北国，一切的感悟只能存在想象里，不是亲自走上这一趟，我永远不会想到，在这样如此残酷的环境里，还有那么多坚定的共产主义战士，为国而战，为信念而战。

在吉林靖宇县城西南6公里处，85年前，杨靖宇只身一人在此与敌死战。面对重重包围，他的呐喊震彻山林：“我是中国人，绝不向侵略者投降！”残暴的日寇剖开他的遗体，发现胃里只有未消化的树皮、草根和棉絮——这位抗日名将最后的“口粮”。

在黑龙江萝北尚志林场，83年前，赵尚志在此负伤被俘。身受重伤生命垂危的赵尚志宁死不屈，在审讯中，他痛骂伪警察：“你们和我不同样是中国人吗？你们却成为卖国贼，该杀！”“我死不足惜，今将逝去，还有何可问？”这位铁血将军在受伤后仅坚持了8个小时，用最后的生命诠释了民族气节。

在黑龙江镜泊湖地区，85年前，陈翰章在此被日伪军三面包围。激战过程中，面对敌人不断诱降，陈翰章高喊：“可耻的叛徒、走狗，人民早晚要惩办你们的！我们死也不当亡国奴！”陈翰章中弹负伤，仍背靠大树继续战斗。敌人用短刀在他头脸乱刺，并残暴地剜出他的双眼，陈翰章依然怒骂不止，直至流尽最后一滴血，时年仅27岁。还有李红光、王德泰、夏云杰、王仁斋、宋铁岩、汪雅臣、魏拯民、曹国安、周建华等等，这些镌刻在抗战史书上的名字，每一个都应当被铭记。抗联女战士的英勇同样可歌可泣。比如赵一曼的坚贞不屈、“八女投江”的壮烈决绝，谱写了中华儿女最动人的篇章。

血沃黑土，寒凝大地。只是，更多的烈士，没有留下坟茔，甚至没有留下姓名。80年过去，今天，站在历史的这一端回望，那些明知必死仍前赴后继的身影，依然让我们热泪盈眶。

又入密林，夏日的蝉，唱得那么欢，把整座山的寂静，都拨成了琴弦。今天，我们又一次走进密林，走进你。透过枝叶的缝隙，阳光的影子自由摇曳，我突然发现，一切都没有改变，包括裹紧树的风。

三、走进老兵

情牵芝麻坎

文/杨紫云

“人的一生啊，有太多坎坷……”每当听到这首歌的时候，我顿时会心酸不已，眼眶泛红。

在特殊的历史时期，有这样一群人，他们的一生充满了坎坷与艰辛。80年前，他们为捍卫国家的尊严，保卫国家领土的完整，让承载着中华文化五千多年的中华民族不遭受侵略者的欺凌和蹂躏，走上战场与倭寇拼杀。幸存下来后，他们隐居于山乡几十年，消磨着淡淡时光，仿佛一切从未发生。

他们，就是抗战老兵。

2014年的国庆，“关注黔籍抗战老兵志愿者慰问团”的志愿者们再一次从贵阳、六盘水两地同时向滇西出发，我很荣幸的参与了此次活动，这也是我这一生中最难忘、最震撼心灵的一次特殊旅程。

此次活动主要是前往云南的西部方向，看望那些从贵州出来参加远征军奔赴滇缅前线幸存下来，后因各种原因流落在滇西的抗战老兵，给他们带去家乡的问候和敬意。一路上，滇西美丽的风光和适宜的气候使人感到岁月如此静好。大家在摆谈中的一个个老兵的故事让我这个从不关心历史，也没有什么信仰的人内心深处荡起了涟漪，我为老兵们的经历伤感而落泪，也开始了对那段苦难历史有了去触摸、去了解的冲动。 

中途，我们接到了云南志愿者提供的信息：在大理巍山一个叫芝麻坎的寨子里住着一位贵州老兵，但通往老兵家的路途遥远，山道蜿蜒且狭窄。听罢我们却如获至宝，表示再远再难，也要去看望这位籍贯六盘水市六枝特区折溪乡的抗战老兵王兆祥老人。

从大理市区出发，一波几折，经过四个多小时的颠簸终于找到了老兵家附近。远远地，路口处一个清瘦的老人出现在我们的视线里，他杵着拐杖但腰背挺立，走路和站立的姿势与众不同，透出一种军人的气质，我相信我们要看望的老兵一定就是他。

当我的手和老人的手握在一起的时候，他的手很冰很凉，而那天是艳阳高照，太阳火辣辣的，让我们都感到吃不消。老人不知道我们为何而来，他以为我们是来旅游或是路过的。也许在这遥远、僻静的地方很少见到外来的人，老人很高兴地喊着：走，到我家克！随后，他牵着我领着大家绕过一个土丘往家边走去，边走边指着不同的地方告诉我们“有个孩子淹死了”，“有个叫大秀的女的种了包谷”……

老人的家是几间普通的瓦房，中间厅堆着农具家什，左右各一间，门口一个不大的水泥地坝子。我们搀扶着他坐下后，把从贵州带来的各种特产一一摆放出来，他一样样拿起来看：“哟，糟辣椒喔，水豆豉嘞！”，笑得如孩童一般纯真。

老志愿者伍秋明大姐拿出了纸笔，准备开始进行老兵经历的采访和记录。这时我们才发现，老人耳聋根本听不见，也不认识字，他和大家无法进行沟通。

大家尝试了各种办法，老人还是在他无声的世界里用懵懂而慈祥的眼光看着我们，自顾自说着一些家长里短的琐事，比如谁又去重庆打工了？地里的收成又如何如何？我们都很遗憾也很失落，大家说：既然这么远来了，虽然沟通不了，那就多陪陪他吧。

一个志愿者说：既然介绍说他是200师的，应该知道戴安澜将军，我们拿戴将军的照片给他看看吧。随即拿出手机，在网上找到了戴安澜将军的照片，递到老人的眼前。

老人眼睛也不太好，看了一眼就转眼看其他地方了。但转瞬似乎又感觉到什么转过头来看卢云手里的手机，认真、仔细地看了起来，所有志愿者都屏住了呼吸，期待着什么发生。几分钟的时间却好像很久很久，老人痛苦的把眼睛闭上叹息了一声，两行眼泪从浑浊的眼睛里流出来，像一条记忆的长河冲出已经封闭的时光的闸口。他指着手机，声音颤抖的喊到：“这是我的老板，戴安澜，戴师长啊”！

这一刻，老人沉睡了70年落满尘埃和伤痕的记忆骤然苏醒，开始了他颠沛、坎坷一生的讲述。

1941年6月，17岁的王兆祥（原姓陈）在贵州六枝郎岱折溪被抓壮丁，补充在第五军200师，跟随部队经沾益、昆明、保山、进入缅甸。在此期间，老人目睹了戴安澜将军殉国全过程，后来又到了印度。第二次远征期间，老人参加了孟缓战役、孟拱战役、瑞固战役和强渡伊洛瓦底江。在芒达，老人身负重伤被送到密支那住院治疗，伤好以后回到云南，随后流落到巍山做了上门女婿，改陈姓王。

老人对军中的经历记忆非常清晰，当讲述到因为个子高、长相好被调入特务连时，老人的脸上写满了骄傲同时发出了愉悦的笑声。当讲述到部队军纪时，老人对自己的师长充满了无限的敬意和怀念，赞叹不绝的时候还要伸出大拇指来。

说到戴安澜将军牺牲以及他背戴将军遗体这一段经历，王兆祥几次哽咽、落泪。我们担心他已经90多岁的身体不宜情绪激动，赶快递烟点火，打岔一下，让老人平静下来，而我们也早已经泪流满面。

我从未真切体会过心中矗立起丰碑的感觉，也未曾感受过心灵被强烈震撼的冲击，但此刻，我被老兵深深震撼了。70年过去了，已经90多岁的老人开始“颠三倒四”了，但这些记忆他却没有错乱，如此刻骨铭心的记得。

经过老兵的讲述以及和团队负责人通电话沟通，确认王兆祥老兵属于团队的关注对象。当志愿者代表团队给老兵发放慰问金时，老人使劲的推辞，他坚定地说：“我在这里很好的，用不了钱，不要，不要！”。

出乎意料的是，老人怯怯的说他只想要一样东西。他说这话时那种表情显得渴望又不好意思。他说：“我想要一张戴师长的照片！”

我的眼泪再次盈满了眼眶，胀痛了眼睛，赶紧抬头看看蓝天，让眼泪被太阳蒸发。

要和老兵分别了，每每这种时候我的心是很难受的。我不喜欢告别，害怕看老兵们依依不舍的眼睛，害怕他们又开始等待，但我知道我一定会在明年的这个时候再来。

转眼之间就到了2015年的国庆，我们在万般牵挂中急不可待的再次去到了大理巍山。

来到王兆祥老兵的家里，我之前给他寄去的戴安澜将军的大幅照片已经挂在了家里最显眼的位置。这一次知道我们专程为他而来，老人很高兴。吃饭的时候，他喝着我们特意为他带去的茅台镇的酒，下着水豆鼓，想起什么就说起什么，他对着我们笑，我们也对着他笑。老人的眼神和去年相比已经没有了孤寂和苍凉，而有一种温暖，精神也很好。他告诉我们，戴安澜将军的后人来看过他等等。我们发现老人知道的事情很多，就是不能太久坐，大家都很心疼和担忧。

相聚的时光总是很短暂，我们又要和老人分别了。我发现大家对他有着太多的不舍。是的，这里太偏远了，路程难走，很难有人过来陪伴他，在他无声的世界里，他的孤独是最冷的。我们这次来了以后，老人已经知道我们来的时间点了，一想到来年老人会急切地期盼着我们的到来，我的心就生疼。一年的时间对于我们来说是如此的不经意，可是对于王兆祥老人和那些老兵，却是每一天都在遥望和期待，365天啊，他们会清清楚楚的数着，熬着，等着。

由于对王兆祥老兵有了不一样的牵挂，2016年的国庆大假赴滇西活动，我们再次走向大理巍山他的家。

这一次见到王兆祥老兵，他明显地消瘦了不少，精神不如去年，已经要依赖着靠背椅才能坐下，但是，他的眼神更慈祥，更柔和了。我们感觉到，风烛残年的老兵时日不多了，大家嘴上不说心里都很难过，都默默的如以往那样陪着他，给他看带去的贵州特产。他用手抚摸着这些来自家乡的东西，我们能感受到他对家乡切切的思念。半个世纪流落异乡，故乡的画面已经无法去勾勒，是那么的陌生和遥远，贵州那个地方虽然是他出生长大的地方，但回不去了，只有在云南大理巍山这个叫芝麻坎的山窝窝里才有他熟悉的一草一木。

滇西回来以后，很多时候我和伍姐会不由地聊起王兆祥老兵，一聊到他就会难过，就会挂念，就会盼着国庆节的到来。

2017年3月，这是春天的开始，但却是王兆祥老兵凋谢的季节。噩耗从遥远的云南传来，我感觉到心中的天地瞬间暴雨倾盆。夜晚，我坐在电脑前，木然的翻看那些存在电脑里的照片，心潮起伏感慨万千。

“娃娃兵”就在我身边

文/李建琼

在松山战役遗址对面的山岗上，中国远征军雕塑群在开阔地里静立。远远望去，一排排列队整齐的雕像朝着松山主峰的方向，每尊雕像是那样的栩栩如生，眉眼间都凝着80年未散的坚毅——那是穿过枪林弹雨的眼神。

中国远征军雕塑群由夏装士兵、秋冬装士兵、娃娃兵、炮兵、跪射兵、战车、女兵、盟军、老兵、 马、将军、驻印军计12个方阵402座雕像组成。群像兵种齐全、情态逼真，气势恢宏，极具感染力与震憾力。

在当地导游的带领下，我们参观了这雕塑群。随同我们一道参观的还有两位二三十岁的年轻人。他们手里提着一大袋糖果和食品，每经过一尊雕像他们就把手中的糖果放在雕像前面。我仔细地观察，很多雕塑面前都有或多或少的糖果，尤其是“娃娃兵”方阵前面的那尊“娃娃兵”雕像，它的身上、包里、手上，脚边都塞着了各种各样糖果和食品。

对这尊雕像我很熟悉，因为在国殇墓园里的草坪上，也矗立着和这个一模一样的雕像，我当时还在雕像前拍了照。眼前这尊比划着大拇指的雕像又一次引起了我的思索。当年，他们都是一个个活泼可爱的孩子，原本应该是在宽敞明亮的教室里读书，或是在爸爸妈妈的怀抱里撒娇。因为战争，他们有的家破人亡成了孤儿，有的吃不饱饭就想跟着当兵的混口饭吃，在部队做一些力所能及的后勤工作，由此，他们被称为“娃娃兵”。

导游向我们介绍着“娃娃兵”的故事，当听到她说“这个娃娃兵现在还活着，就在贵州贵阳小河”时，我顿时惊呆了！没想到居住在小河的我，竟然与从战争中走出的“娃娃兵”隔得那么近。那一刻，我恨不得插上翅膀飞回贵阳，去拜见这位传奇老人。

结束了滇西采风活动回到贵阳后，我迫不及待地邀约上几位文友，按照志愿者提供的信息到了居住在小河的“娃娃兵”陈友礼老人的家。一进门，陈友礼老人与我们如久别的亲人般，他紧紧拉着我们的手，激动得热泪盈眶。我仔细地观察着他的面容，那神态，那轮廓像极了那尊“娃娃兵”雕像。

老人的儿子给我们讲述了父亲的经历。

1931年4月，陈友礼出生在贵州毕节市赫章县平山乡。父亲希望儿子的一生平安美满，给他起了个乳名为“小满满”。陈友礼1岁的时候，母亲因病撒手人寰，那时候家里穷照不起相，他至今都不知道母亲长的是什么样子。父亲给他找了一个继母，到了10岁的时候，父亲给人家干活不小心受了重伤，拖了一段时间后便病逝了，陈友礼成了一个没爹没妈的孤儿。继母也觉得这个“小满满”成了自己的拖累，有一天继母突然炒了一碗鸡蛋饭让他吃，那碗蛋炒饭是他童年里最亮的光，却被哥哥抢过倒在地上。蹲在一角的狗跑过来“蹭蹭蹭”几下就吃完了，但没多久就倒在了墙角，当场被毒死。

之后“小满满”陈有礼就再也不敢和继母生活在一起了，他只能与年迈的爷爷奶奶一起生活。因为勤快，脑瓜子又聪明，虽然年纪小，也能出去帮人干活，混口饭吃。没活干的时候，只有出去乞讨来填饱肚子。不久，在家里实在无法生存下去的陈友礼，跟着一个在乡里要饭时遇到的老乞丐离开老家，一路走一路乞讨来到了毕节。

1942年太平洋战争爆发后，日军将大量精锐兵力抽调往太平洋、东南亚战场。5月，日军由缅甸进占滇西的龙陵、腾冲等，截断了中国西南的国际交通路线，企图占保山，侵昆明，觊觎重庆。滇缅公路被阻断，外援就无法快速进入中国，中国军队与日本的作战也将陷入补给不足的困境。为打通中缅公路，中国远征军齐集云南边境。

1942年底，贵州师管区在毕节征兵，陈友礼来到了当时设在黑神庙的征兵处报名当兵。那个时候的陈友礼尚不谙人世，根本不知道什么是抗日，更不明白当兵意味着什么，他只知道当兵了就有饭吃。

负责征兵的长官看他个头太小，不打算要他。陈友礼急得忙说：“长官，我什么都会做，很勤快的。我是个孤儿，求你们带我一起走吧，不然我会饿死的。”见他说得如此可怜而恳切，看上去人也机灵，征兵长官收下了他。就这样，11岁的陈友礼就成了当时毕节200多名新兵中年纪最小的“兵”，自此开始了他的军旅生涯。

经过一个月的集训后，陈友礼跟随部队经大方、清镇到安顺，再坐车经晴隆24道拐、云南富源、沾益、曲靖、昆明，最后到了滇西，编入第5军200师600团3营8连。

队伍中也有一些“娃娃兵”，可基本都在十四五岁以上，陈友礼混在其中，显得特别的扎眼。他被安排给连长当勤务兵，还给他配发了卡宾枪。连长很喜欢他，一有时间就教陈友礼读书写字，教他打枪。

陈友礼在部队一天天成长。在滇西那两年，8连先后参加了收复龙陵的后期战斗以及南天门、遮放、畹町、大黑山等地的战斗。紧要关头，陈友礼这个勤务兵也会临时成为战斗人员，所幸的是，他躲过了一次次枪林弹雨。

1945年1月，远征军将日军击败，把日军从中缅边境畹町桥赶出了中国，陈友礼所在部队在畹町迎来了滇西抗战的全面胜利。此后的两年间，他先后在云南保山、下关、昆明、曲靖、沾益及贵州黔南等地驻防。

1947年，陈友礼加入中国人民解放军，解放战争中，他先后参加了淮海战役、渡江战役、解放上海等。1950年10月，陈友礼成为第一批进入朝鲜参加“抗美援朝”的志愿军战士，经历过大小战斗几十次。1955年，陈友礼转业回到家乡，1956年底被分配到遵义地质队当工人。此后，在清镇中坝农场工作，直到1979年又回家当农民。后来，举目无亲的陈友礼到黔西县锦星乡成了家，生儿育女，过着普通人的生活。几十年来，他对自己的军旅生涯很少提及。

听完老人这一生的经历，我内心思潮起伏。无论是儿时的苦难生活还是当兵的经历，老人真可谓是九死一生坎坷曲折。

第二次去看望陈友礼老人，是受辽宁朋友刘娇的委托。听说“娃娃兵”还活着，刘娇为陈友礼老人的故事所打动。她特意从千里之外的沈阳市快递了一箱辽宁特产新鲜“金木耳”让我转交。当我将这份满含敬意的礼物递给老人时，老人连声道谢。他说没有想到还有那么多人在默默的关心和牵挂着他们，他由衷地感到幸福和欣慰。

当年的娃娃兵早已老去，但总有人记得：他们曾是孩子，却在最该做梦的年纪，替我们挡住了战争的阴影。

四、深切缅怀

花溪墓园，缅怀将军

文/ 冉静

在贵阳市花溪公园的2号门附近，游客通道一侧有一块铺着地砖的平台，从这里向内，有台阶蜿蜒向上，通向一处幽静之地。这里，便是戴安澜将军的衣冠墓所在。

将军的墓地被葱郁的树木簇拥着，显得格外肃穆宁静。沿着台阶拾级而上，首先映入眼帘的是一块石屏，上面刻着戴安澜将军的生平简介，黑底金字，熠熠生辉。石屏的背面，是时任美国总统富兰克林·罗斯福在给戴安澜追赠勋章时的评语。再往上走，便能看到将军的半身石像，英气勃发，目光如炬。石像旁有周恩来总理的题词：“黄埔之英，民族之雄”。最内侧是将军的衣冠墓，弧形的碑体环绕着石像，中间最低处是墓碑，上面刻着“陆军二百师中将师长戴安澜之墓”，墓碑上的题词均被红色描过，清晰醒目。墓碑上方，是戴安澜将军的手迹：“人我之际要看得平！平则不忮，功名之际要看得淡；淡则不欺，生死之际要看得破；破则不惧，人能不忮，不求不惧，则无往而非乐境而生气盎然矣。”

戴安澜将军的故居在安徽无为县仁泉乡（现洪巷乡）凤和村。1904年11月25日，一代抗日名将就在这个普通的皖中畈区民房里诞生。

戴安澜的童年到青年时期，正值中国发生翻天覆地的变化，帝制被推翻，新文化运动如火如荼地开展。在私塾学习数年后，戴安澜深感必须到外面去汲取更丰富的知识。1923年夏，在陶行知、姚文采等人的努力下，新安徽公学在南京恢复办学，戴安澜立即报考，并顺利被录取。这对于他来说，如同久旱的庄稼迎来甘霖，滋润了他的精神世界。1924年，孙中山先生在广州创办了黄埔军校，戴安澜报考了黄埔军校三期，毅然奔向了当时中国革命的大本营。

戴安澜原名戴衍功，在家乡私塾读书时，老师给他取了个名字叫戴炳阳。后来报考黄埔军校时，为了表示要力挽国家危亡狂澜的决心，他自己改名为安澜，号海鸥。

1933年春，日军攻陷热河，进而侵犯平津。戴安澜率部参加长城抗战，首战古北口。在师长负伤、团亡的危急情况下，他毅然率团掩护师部调整阵地，稳住了阵线，初立战功。抗战全面爆发后，他升任第七十三旅旅长，多次参战，给日军以重创。

1938年鲁南会战，戴安澜率兵火攻陶墩，计取朱庄，这两地均为军事要冲，他的行动为台儿庄会战的胜利奠定了基础。日军侵犯中条山时，他率部御敌，历时四昼夜，日军向我阵地猛扑数十次，均未得逞。日军电台广播称：“中国军队有一俄籍军官，指挥有度。”实则是因为戴安澜身材魁伟，每次作战都身先士卒，才让日军产生了这一误传。

1939年1月，戴安澜升任第五军第200师师长。200师是抗战初期国民党统帅部新成立的第一个机械化部队，由两个战车团、两个摩托化步兵团，以及汽车兵团、工兵团、炮兵团、搜索装甲兵团等组成。同年12月，200师参加了昆仑关战役。戴安澜将军亲率两个团的兵力，以大刀、铲刀和血肉之躯，一路披荆斩棘，割破日军设下的满山遍野的铁丝网，坚守四一二高地，毁敌坦克2辆，炮4门，毙敌100余人，虏获枪械100余支，出色地完成了任务。然而，在战场上戴安澜身负重伤，200师也付出了惨重的代价。戴安澜因昆仑关战役获得蒋介石“当代之标准青年将”的赞誉，他也是二战中第一位获得美国勋章的中国军人。

200师是第五军由贵州安顺入缅的先头部队，该师从贵州省安顺市开拔时，安顺各界群众为之举行了盛大的欢迎仪式，送别队伍一直将出征官兵送到歇凉岩。1942年2月，入缅后的200师参加东瓜保卫战。战前，戴安澜宣布：“本师长立遗嘱在先，如果师长战死，以副师长代之，副师长战死，参谋长代之，团长战死，营长代之……以此类推，各级皆然。”不久，第200师先遣营在东瓜附近的皮尤河大桥传来击退日军的捷报。

1942年3月，同古保卫战打响。200师孤军作战，后援困难，但在戴安澜的带领下，全体官兵以高昂的斗志与敌死战，以牺牲800人的代价，打退日军20多次冲锋，歼灭日军4000多人，俘敌400多人。5月18日，戴安澜在率部追随第五军北撤穿过摩谷公路时，遭日军设伏，身负重伤。5月26日下午5时40分，他在缅北茅邦村殉国，年仅38岁。当时缅境没有棺木，戴安澜将军马革裹尸，一路由官兵们轮流抬着遗体回国。

戴安澜将军的灵柩一路经昆明、安顺、贵阳到广西全州，曾暂停于全州香山寺。灵柩运抵贵阳时，从头桥入城，沿路两旁摆满了香案，灵柩经过之处，千万人含泪注视着披放在灵柩上的三件血迹斑斑的血衣。1944年，日军从湘桂路一路直下，形势所迫，只好将灵柩从全州转至贵阳。将军的妻子王荷馨及胞弟戴子庄商议决定，选择山明水秀的花溪公园内葫芦坡作为戴安澜的安葬之地，让将军的英灵得以安息在花溪的山水之间。

1946年9月，王荷馨女士举家来到花溪，打算迁柩返归家乡安徽芜湖。移柩时，花溪人恋恋不舍，希望能保留衣冠墓。于是，征得家属同意后，人们以将军生前穿戴过的皮靴、军帽在原葬灵柩处建了衣冠墓，以供后人瞻仰。

烈士远行，英名不朽。戴安澜将军的衣冠墓如今已成为贵阳闻名遐迩的爱国主义教育基地，也是贵阳市市级文物保护单位。如今，我们虽无法亲眼见证那段波澜壮阔的历史，但有幸，将军的英雄事迹给了我们奋勇前行的不竭动力。

我的姑妈与姑爹

文/谭继贤

我的姑妈仙逝于93岁，火化之时，遵照她老人家生前的交代，将姑爹的遗像安放在紧靠她头脸的位置，一并火化了。遗像是翻拍的，遗憾的是仅仅是一张沿脖子剪下来的小小头像。

我姑妈是在88岁时享受“烈士家属”待遇的，国家每个月发给她86元的补助费。这在上个世纪90年代时不算小数目，大约相当于现在的六七百元呢。

这固然对一个一生从事家庭妇女劳作，耄耋之年却有了一份固定收入的人来说，是天大的喜事，更主要的是她觉得从此可以告慰长眠于地下却不知坟墓在何方的丈夫——我的姑爹了。因为这足以证明他是值得肯定的英勇抗击外侮的中国军人。有人说她福大命大，终于等到了这一天，人老思想却跟得上时代的姑妈却百感交集的表示：“这都是共产党和人民政府的关心，不格外人，对打日本鬼子死的国民党兵也是一样的看待！”

我的姑爹名叫唐其余，其实不仅仅是兵，还是个上尉营长呢。他服役于国民革命军118师352 团三营，手下管着500多号弟兄，似乎还就读过南京的一个什么步兵学校。1943年与所属部队在湖北宛子口阻击日本鬼子，完成掩护任务后仅剩带伤挂彩官兵40余人。众寡悬殊，于是打光子弹，砸碎枪支，姑爹一众相扶相依扑进身后山崖下的滚滚长江，慷慨赴难，时年32岁。这是他老人家幸存的勤务兵后来泣告于我姑妈的。后被国民政府追晋为“少校”。姑爹殉国后4年多，我才来到这个世界上，但幼时看到过他的戎装照片的。一张是大半身照，平头、斜皮带，腰间佩了一柄短剑，两眼极有神的盯着人。另一张镜头较远，骑一匹壮健的大白马，正面侧身。背面题了好些字，依稀还记得有这样的两句：“余决心为了大我，牺牲小我……”

虽说当时不过是横开鼻涕的小学生，但还是能粗略理解这些话的意思是好的，值得表扬的。到底那时年纪小，思维有限，记得当时的我鼻子里哼了一声，心里很有些不以为然。后来日渐解事，从影视书报上知道了“台儿庄大战”、“淞沪会战”等历史事件，以及张自忠、赵登禹等国民党军人的抗日事迹，才慢慢给姑爹“平了反”，当然这是后话了。

在那特殊的年代，为了不至于让死了的人连累还活着且要继续活下去的人，姑爹唯一的女儿——我当时正值妙龄的珍表姐泪眼婆娑的把佩短剑的那张，沿脖子剪成个人头像保存，余下的则伙同其它的证件付之一炬了。这后来自然给落实“烈士”待遇带来了不少麻烦，人证已自然消亡，物证仅有这个无任何时代、身份标志的小小头像，当然不足为凭。还好，有朋友偶然在南京一个档案馆里看到了抗战阵亡将士名单里我姑爹的名字，赶紧告知了珍表姐。她托人在家乡的邮局也查到一张当年汇寄给姑爹母亲的抚恤金收据。终于，历经时日，姑妈享受到了烈属待遇。听姑妈高兴的说过，烈士证书还是市机关一个姓张的同志来家送到她手上的，夸姑爹是“爱国军人”，为国家，为民族作出了贡献。

这之后的有一段时间，姑妈似乎表情很有些异乎寻常。好几次一脸认真的告诉我说：这几天天天看见你家姑爹，他站在我的床面前看着我笑，不谈话，还是年轻的那个样子，穿件蓝布长衫，是不是来接我哟。我有些头皮发麻，赶紧往她的床面前扫了几眼。她一本正经的表情，使我这个一向不相信封建迷信的人好几晚上经过她床面前，心头都小鹿撞撞的，后来见她谈吐如常，才放下心来。大概人越接近生命的尽头，和最亲近的人相处的往事便时时爱奔来眼底罢。

听老辈子说，姑妈和比她小两岁的姑爹感情极好，系老街坊开亲，从小便熟识的。正由于此，姑爹死时方才34岁的姑妈始终在心里保留着姑爹的位置，婉拒好些亲戚熟人的牵线做媒，一直孀居，靠帮人带孩子当保姆，艰难拉扯才3岁的女儿成人。后来又伸出援手，把父母早早病故而生活无着的孤儿我，拥揽进她温厚的怀抱里，视如己出，含辛茹苦一直抚养到我离开家乡到清镇参加工作。

那些拿孩子请姑妈带的人中有不少是“当官的”，不仅不怕受“伪军官家属”的影响，还在后来的落实烈属待遇中给了她种种帮助。经她带过的孩子，有的长大成家有了出息，还不时来她这里玩呢，跟走亲戚似的。这主要缘于她待人宽厚诚恳，无论是上门给人家当保姆还是在自己家给人带孩子，不争工钱，也不占人家便宜，责任心却很强。

由于不讨嫌，热心助人，街邻关系也处得好，爱来找她玩的“老姐妹”也比较多，说法是：谭二孃（她排行老二）以前当官太太时，都没有做出一付款天嗑地歪得起的样子。就连出身贫寒的居委会那位女主任，因为工作积极，公家专门给她分配了一间住房，对待“阶级异己分子”差不多一律横眉冷对。也从未认认真真把我姑妈当作“危险人物”看待。有什么要干的街道上的事情，总爱来找她，也并不 直呼其名，或“你”——“你”的，而是清一色呼之曰：“二孃”。连我也因姑妈而连带享受到了这位“主任大孃”的恩惠。因困难而失学后，她介绍我做临时工、合同工，我现在的单位去遵义市招收学徒工，也是她亲自把招工表送到我家的。

姑妈对我是恩深如海的，但从未向我索取过什么。几十年“工薪族”的我，虽常企望“发财”以好好孝敬一下老人家，但始终未能如愿，因此给予她的也就十分有限。或宽裕时寄给她一点，或回乡探亲时递给她一点，也就是二三十元，很少超过50元的，她都总要推辞良久。总是表示：“我又没有好多花费得，国家现在每月还给我这样多，够了，你们自己用嘛！”

姑妈唯一喜欢的便是去清镇我家作客，有生之年共去过4次，最后一次是在1996年，其时她已经88岁高龄，因为这之前摔倒过一次，已不能上街行走，只能在室内扶着物件挪步缓行。是我背着她赶火车，转汽车去的。好在那时体力尚可，她老人家也才80来斤，加上一路上好心人多，见我一个两鬓见霜的汉子，背着一个发白如雪的老太太，在投以赞许目光的同时，亦提供了诸如让座帮扶之类的方便。她每回婉转提出想到我家里来“耍一趟”的要求。总会表示：“害怕是最后一次啰！”我亦有和她类似的想法，但每次玩上一两个月后都满意而归。她不晕车，嗑得了葵花，嚼得动花生，高龄高寿，身心愉快，总觉得她老人家隔那个人人都避免不了的字，似乎还有些远着呢！

唉！

历经漫漫58年的阴阳两隔之苦，姑妈终于和寂寞已久的姑爹喜相逢了。据说凡是去了“那边”的人，无论长幼，年岁便停止了增长，面容也不会再有变化。姑妈自然肯定是认识姑爹的，姑爹恐怕就要听姑妈的一番解释与说明了吧，毕竟“年岁”上已经相差将近一个“花甲”。姑妈肯定会告知他早已经被人民政府界定为抗日英雄，成为受国人尊崇的中国军人了。

愿两老在那边一切都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