古彝《查姆》脉络下的彝医彝药

南鹰

百草凝香出远岑，古彝秘典育奇珍。

研磨细作疗常疾，守护安康一片心。

彝族传统文化的浩瀚星河中，《查姆》是一部承载族群历史、哲学与智慧的创世史诗，而其中的《齐苏书》《寻药经》与《献药经》，则共同构成了彝族传统医药文化的核心典籍体系。它们并非孤立存在，而是相互关联、互为补充，既在各类仪式场景中传递着彝族的精神信仰，又以详实的记载留存着先民积累的医药经验，成为仪式与医药深度交融的独特文化载体。其中，《献药经》因与丧葬仪式紧密结合，更凸显出“礼”与“医”的双重价值，而《齐苏书》《寻药经》则从更宏观的医药理论与实践层面，为这一文化体系提供了支撑。

一、典籍体系的关联与各自定位

《查姆》作为彝族创世史诗的核心，以“查”（意为“万物”）“姆”（意为“起源”）为脉络，讲述了宇宙万物、人类社会的起源与发展，而《齐苏书》《寻药经》《献药经》便是这部史诗中与“生命健康”主题密切相关的分支典籍。三者虽各有侧重，但共同围绕“医药”这一核心，构建起彝族传统医药文化的完整框架。

《齐苏书》被誉为彝族的“彝药之源”比李时珍所著《本草纲目》早15年，其内容更偏向于医药理论体系的构建，不仅记载了疾病的分类、病因的认知（如彝族传统观念中“风、寒、湿、火”等致病因素），还系统阐述了药物配伍的基本原则、诊疗方法的逻辑，甚至包含了对人体生理结构的朴素认知。它是彝族传统医药的“理论基石”，为后续南部方言区的医药实践提供了思想指导。

《寻药经》则更侧重于“实践探索”，核心内容围绕药物的寻找、采集与鉴别展开。书中详细记录了不同地域、不同季节可采集的药物种类，标注了药物的生长环境（如高山草甸、河谷湿地、密林深处等）、形态特征（叶片形状、花朵颜色、根茎纹理等），甚至包含了“何时采集药效最佳”的经验总结——例如某些草本植物需在花期前采集茎叶，某些根茎类药物则需在秋冬季节挖掘，以保证药性充足。

此外，《寻药经》还记载了药物真伪鉴别的方法，如通过气味、口感、断面纹理等判断药物品质，是彝族先民在长期野外寻药过程中积累的实用指南。

相较于前两者，《献药经》则将“医药”与“仪式”深度绑定，主要流传于彝族南部方言区双柏县，玉溪地区新平县，峨山县，普洱，临沧，文山、红河州核心应用场景为丧葬仪式。

它并非单纯的医药典籍，也不是纯粹的仪式文本，而是以“献药祭祷”为纽带，将医药知识融入丧葬礼仪，既通过药物表达对亡者的关怀，又借助仪式传递族群的生死观与灵魂信仰。可以说，《齐苏书》奠定了理论基础，《寻药经》提供了实践方法，而《献药经》则将二者与族群的精神仪式相结合，让医药知识在信仰场景中得以传承与实践。

二、《献药经》：丧葬仪式中的“礼”与“医”

在彝族南部方言区纳苏的文化语境中，丧葬并非简单的“送葬”，而是一场帮助亡者灵魂顺利“过渡”到另一个世界的庄严仪式，而《献药经》所指导的“献药祭祷”，便是这场仪式中不可或缺的核心环节。整个过程由毕摩（彝族传统宗教中的祭司，同时兼具文化传承者、医药实践者的多重身份）主持，每一个步骤都蕴含着对“灵魂安宁”的祈愿，也暗含着对医药功效的信任，体现出“礼”与“医”的深度交融。

（一）仪式流程：从药物准备到分阶段献药的文化寓意

1. 药物准备：自然馈赠与情感寄托的结合

仪式所需的药物并非随意挑选，而是基于当地自然资源与彝族文化认知的双重选择。毕摩会按照《献药经》的记载，采集四梭子草、铁线草等当地常见的草本植物，搭配草果、胡椒等具有特殊气味的香料，再加入鸡蛋、羊胆等动物性材料，按特定比例混合后加水煮制成药汤。从医药角度看，这些材料多具有一定的药用价值——例如四梭子草在彝族传统医药中被认为有“清热解毒”之效，草果、胡椒能“驱寒除湿”，羊胆则可“明目解毒”；而从文化寓意来看，这些材料来自自然，象征着“大地对生命的滋养”，即使在亡者离去后，仍能通过药物传递生者的关怀，希望亡者在另一个世界远离病痛。

在准备过程中，毕摩会保持肃穆，口中轻声念诵《献药经》中的祷词，将“祈愿”融入药物制作，使药汤不仅成为“治疗的载体”，更成为“灵魂沟通的媒介”。这种“物质准备”与“精神祈愿”的同步，正是彝族仪式文化中“虚实结合”的典型体现。

2. 护药仪式：灵魂信仰与医药守护的双重表达

护药仪式是整个献药环节的核心，集中体现了彝族对“灵魂”的独特认知。毕摩会先将一块石头（彝族称其为“醋汤石”）烧至通红，再迅速放入煮好的药汤中，石头与药液接触时产生的蒸汽与声响，被认为是“唤醒药汤神力”的过程；同时，毕摩手持刀具不断晃动，刀刃朝向药汤外侧，这一动作被称为“护药”。

从仪式逻辑来看，“护药”的核心目的是守护与药汤关联的亡者灵魂——在彝族传统观念中，亡者灵魂离开躯体后，可能会遭遇“不洁灵魂”的抢夺或干扰，而药汤因承载着“生命能量”，成为灵魂的“庇护所”。毕摩通过刀具晃动与祷词念诵，借助“神力”隔绝外界干扰，确保亡者灵魂能安稳地依附于药汤，顺利完成“过渡”。从医药角度看，烧红的醋汤石加热药汤，不仅能让药物成分更好地溶解，也符合彝族传统医药中“温热疗法”的理念，体现出“仪式动作”与“医药实践”的巧妙契合。

3. 分阶段献药：礼仪秩序与情感传递的仪式化表达

完成药物准备与护药仪式后，献药将按照《献药经》记载的步骤分阶段进行。通常分为“初献”“中献”“终献”三个阶段：“初献”时，毕摩将药汤少量洒在亡者灵前，象征“告知亡者药汤已备好，开启灵魂接纳的通道”；“中献”时，毕摩会用小勺舀取药汤，分别洒向灵堂的东、南、西、北四个方向，代表“以药物净化四方，为亡者灵魂开辟安全路径”；“终献”时，毕摩将剩余药汤轻轻洒在亡者的衣物或棺木上，念诵《献药经》的收尾祷词，祈求亡者“携药而去，永无病痛”。

每一个阶段的献药动作都有严格的礼仪规范，毕摩的步伐、手势、祷词节奏均需符合《献药经》的记载，不容随意更改。这种“分阶段”的仪式化表达，既体现了彝族礼仪文化的秩序性，也让生者的情感得以逐步释放——从“告知”到“守护”再到“送别”，通过药物这一媒介，将“思念”与“祈愿”转化为具体的仪式动作，让丧葬仪式更具情感温度。

（二）医药记载：仪式背后的实用知识留存

《献药经》虽以仪式指导为核心，但并未忽略医药知识的记载，尤其是双柏县文化馆收藏的版本，更是将“仪式文本”与“医药典籍”的功能结合得尤为紧密。书中除了描述仪式流程，还详细记载了疾病名称、药物采集、炮制方法及配伍原则，成为研究彝族传统医药的重要资料。

书中记载的药物以植物药为主，部分包含动物药，总数达数百种，每种药物不仅标注了彝语名称，还明确了药用部位、功效及适用病症，甚至包含了具体的使用方法。例如：麝香（彝语：罗醒）：记载为“蛇伤之良剂”，书中详细描述了麝香的采集方法（需在冬季捕捉雄性麝鹿，从其香囊中获取），以及使用时的配伍——将麝香与雄黄、五灵脂混合研磨，用酒调服或外敷，可治疗毒蛇咬伤引起的肿胀、昏迷；熊胆（彝语：咦班忌）：主要功效为“缓解牙痛”，书中提到“取熊胆少许，用温水稀释后点涂牙龈，或与花椒粉混合制成药膏外敷”，同时注明“熊胆性凉，不可过量使用”；冬葵（彝语：阿衣）：明确记载其“能引产催生”，书中详细说明了使用时机（难产时）与方法（取冬葵籽研磨成粉，用米汤送服），并提醒“需在有经验的老者指导下使用，避免损伤母体”，紫花地丁：被标注为“止血良药”，无论是外伤出血（将鲜品捣烂外敷）还是内部轻微出血（煎汤内服），均有对应的使用记载，书中还提到“紫花地丁花期在春季，此时采集药效最佳”； 接骨木（彝语：阿纳膜嗯叉）：药用部位为根皮，记载其“可治骨折”，详细描述了根皮的采集时间（秋冬季节，树木落叶后）、炮制方法（洗净后晾晒至半干，切成薄片，再用黄酒浸泡后烘干），以及配伍方式（与续断、骨碎补等药物同煎，同时将药渣捣烂外敷于骨折处，用布条固定）。

这些记载并非抽象的理论，而是具体的实践指南，体现了彝族先民在长期与疾病斗争中积累的实用经验。即使在仪式场景中，这些医药知识也未被“神化”，而是以“可操作”的方式留存，成为族群健康保障的重要支撑。

三、《齐苏书》与《寻药经》：医药文化的理论与实践支撑

如果说《献药经》是“仪式与医药结合的应用场景”，那么《齐苏书》与《寻药经》则是这一应用场景的“理论基础”与“实践指南”，二者共同为彝族传统医药文化提供了系统性支撑。

（一）《齐苏书》：构建彝族传统医药的理论体系

《齐苏书》的内容涵盖了彝族传统医药的核心理论，从“病因认知”到“诊疗逻辑”，再到“药物配伍”，形成了一套完整的知识体系。在病因认知方面，书中提出“万物有灵，失衡致病”的观念——认为人体健康是“人与自然、灵魂与躯体”平衡的结果，若因“风邪入侵”“饮食不当”“灵魂受损”等导致平衡打破，便会引发疾病。这种认知将“生理健康”与“精神状态”“自然环境”紧密结合，与现代医学的“整体健康观”有相似之处。

在诊疗方法上，《齐苏书》记载了“望、闻、问、切”的朴素诊疗手段——通过观察患者的面色、舌苔判断病情，聆听呼吸、咳嗽声辨别病因，询问饮食、作息了解症状，触摸脉搏感知身体状态。同时，书中还提出“辨证施治”的原则，例如同样是“腹痛”，若因“寒邪”引起，需用“温热药物”（如胡椒、生姜）治疗；若因“热毒”引起，则需用“寒凉药物”（如紫花地丁、四梭子草）缓解，这种“因病施药”的逻辑，体现了彝族传统医药的科学性。

在药物配伍方面，《齐苏书》提出“君臣佐使”的配伍原则（与中医理论相似，但有彝族自身特色）——“君药”为主要治疗药物，“臣药”辅助君药增强疗效，“佐药”调和药性，“使药”引导药物直达病灶。例如治疗蛇伤时，麝香为“君药”，雄黄为“臣药”，五灵脂为“佐药”，酒为“使药”，这种配伍方式既保证了疗效，又降低了药物的毒副作用，展现了彝族先民的医药智慧。

（二）《寻药经》：指导医药实践的实用指南

《寻药经》的核心价值在于“实用性”，它是彝族先民在长期野外寻药过程中积累的经验总结，为药物采集与鉴别提供了具体指导。书中按“季节”“地域”“药物类型”分类记载，方便使用者快速查找——例如春季可在河谷地带采集紫花地丁、冬葵，夏季适合在高山草甸寻找四梭子草、铁线草，秋季则需到密林深处挖掘接骨木根皮。

在药物鉴别方面，《寻药经》记载了许多直观的鉴别方法：例如鉴别“真麝香”时，需观察其颜色（呈棕褐色或黑褐色）、闻其气味（具有独特的芳香，且持久不散），将其置于水中，“真麝香会浮于水面，不溶解且不散开”；鉴别接骨木根皮时，需查看其断面（断面呈黄白色，有放射状纹理），品尝其口感（味微苦，有涩味），这些方法简单易行，即使没有专业知识的人也能掌握。

此外，《寻药经》还记载了药物的储存方法——例如草本植物需晾晒至干燥后避光保存，动物药（如熊胆）需用陶罐密封，置于阴凉通风处，防止变质。这些记载确保了药物在采集后能长期保存，保障了医药实践的连续性。

四、典籍的文化价值：仪式与医药共同守护的族群记忆

《齐苏书》《寻药经》与《献药经》作为彝族传统医药文化的核心载体，其价值远不止于“医药知识的留存”，更在于它们是族群记忆与文化认同的重要象征。从仪式层面看，《献药经》将医药融入丧葬礼仪，让“关怀生命”的理念通过仪式代代相传，强化了族群的生死观与情感联结；从医药层面看，《齐苏书》《寻药经》与《献药经》共同构建的知识体系，保障了彝族先民在恶劣自然环境中的生存与健康，成为族群延续的重要支撑。

在现代社会，这些典籍依然具有重要价值：一方面，它们为现代中医药研究提供了宝贵的传统经验——例如《献药经》中记载的接骨木根皮治疗骨折、紫花地丁止血等方法，已被现代研究证实具有一定的药理作用；另一方面，它们承载的“仪式与医药交融”的文化模式，为“传统文化传承”提供了新思路——通过仪式场景传递医药知识，让文化在“实践”中活起来，而非仅仅停留在文本层面。

这些典籍是彝族先民留给后世的宝贵财富，它们不仅记录了“如何治病”，更记录了“如何看待生命”——在彝族文化中，医药不仅是“治疗疾病的工具”，更是“连接人与自然、生者与亡者的纽带”，而仪式则是这种“连接”的具体表达。正是这种“仪式与医药”的深度交融，让彝族传统医药文化具有了独特的魅力，也让族群的记忆在“礼”与“医”的共同守护下，得以延续与传承。

（二）医药记载：仪式背后的实用知识留存

《献药经》虽以仪式指导为核心，但并未忽略医药知识的记载，尤其是双柏县文化馆收藏的版本，更是将“仪式文本”与“医药典籍”的功能结合得尤为紧密。书中除了描述仪式流程，还详细记载了疾病名称、药物采集、炮制方法及配伍原则，成为研究彝族传统医药的重要资料。

书中记载的药物以植物药为主，部分包含动物药，总数达数百种，每种药物不仅标注了彝语名称，还明确了药用部位、功效及适用病症，甚至包含了具体的使用方法。例如：麝香（彝语：罗醒）：记载为“蛇伤之良剂”，书中详细描述了麝香的采集方法（需在冬季捕捉雄性麝鹿，从其香囊中获取），以及使用时的配伍——将麝香与雄黄、五灵脂混合研磨，用酒调服或外敷，可治疗毒蛇咬伤引起的肿胀、昏迷；熊胆（彝语：咦班忌）：主要功效为“缓解牙痛”，书中提到“取熊胆少许，用温水稀释后点涂牙龈，或与花椒粉混合制成药膏外敷”，同时注明“熊胆性凉，不可过量使用”；冬葵（彝语：阿衣）：明确记载其“能引产催生”，书中详细说明了使用时机（难产时）与方法（取冬葵籽研磨成粉，用米汤送服），并提醒“需在有经验的老者指导下使用，避免损伤母体”，紫花地丁：被标注为“止血良药”，无论是外伤出血（将鲜品捣烂外敷）还是内部轻微出血（煎汤内服），均有对应的使用记载，书中还提到“紫花地丁花期在春季，此时采集药效最佳”； 接骨木（彝语：斯赤列）：药用部位为根皮，记载其“可治骨折”，详细描述了根皮的采集时间（秋冬季节，树木落叶后）、炮制方法（洗净后晾晒至半干，切成薄片，再用黄酒浸泡后烘干），以及配伍方式（与续断、骨碎补等药物同煎，同时将药渣捣烂外敷于骨折处，用布条固定）。

这些记载并非抽象的理论，而是具体的实践指南，体现了彝族先民在长期与疾病斗争中积累的实用经验。即使在仪式场景中，这些医药知识也未被“神化”，而是以“可操作”的方式留存，成为族群健康保障的重要支撑。

三、《齐苏书》与《寻药经》：医药文化的理论与实践支撑

如果说《献药经》是“仪式与医药结合的应用场景”，那么《齐苏书》与《寻药经》则是这一应用场景的“理论基础”与“实践指南”，二者共同为彝族传统医药文化提供了系统性支撑。

（一）《齐苏书》：构建彝族传统医药的理论体系

《齐苏书》的内容涵盖了彝族传统医药的核心理论，从“病因认知”到“诊疗逻辑”，再到“药物配伍”，形成了一套完整的知识体系。在病因认知方面，书中提出“万物有灵，失衡致病”的观念——认为人体健康是“人与自然、灵魂与躯体”平衡的结果，若因“风邪入侵”“饮食不当”“灵魂受损”等导致平衡打破，便会引发疾病。这种认知将“生理健康”与“精神状态”“自然环境”紧密结合，与现代医学的“整体健康观”有相似之处。

在诊疗方法上，《齐苏书》记载了“望、闻、问、切”的朴素诊疗手段——通过观察患者的面色、舌苔判断病情，聆听呼吸、咳嗽声辨别病因，询问饮食、作息了解症状，触摸脉搏感知身体状态。同时，书中还提出“辨证施治”的原则，例如同样是“腹痛”，若因“寒邪”引起，需用“温热药物”（如胡椒、生姜）治疗；若因“热毒”引起，则需用“寒凉药物”（如紫花地丁、四梭子草）缓解，这种“因病施药”的逻辑，体现了彝族传统医药的科学性。

在药物配伍方面，《齐苏书》提出“君臣佐使”的配伍原则（与中医理论相似，但有彝族自身特色）——“君药”为主要治疗药物，“臣药”辅助君药增强疗效，“佐药”调和药性，“使药”引导药物直达病灶。例如治疗蛇伤时，麝香为“君药”，雄黄为“臣药”，五灵脂为“佐药”，酒为“使药”，这种配伍方式既保证了疗效，又降低了药物的毒副作用，展现了彝族先民的医药智慧。

（二）《寻药经》：指导医药实践的实用指南

《寻药经》的核心价值在于“实用性”，它是彝族先民在长期野外寻药过程中积累的经验总结，为药物采集与鉴别提供了具体指导。书中按“季节”“地域”“药物类型”分类记载，方便使用者快速查找——例如春季可在河谷地带采集紫花地丁、冬葵，夏季适合在高山草甸寻找四梭子草、铁线草，秋季则需到密林深处挖掘接骨木根皮。

在药物鉴别方面，《寻药经》记载了许多直观的鉴别方法：例如鉴别“真麝香”时，需观察其颜色（呈棕褐色或黑褐色）、闻其气味（具有独特的芳香，且持久不散），将其置于水中，“真麝香会浮于水面，不溶解且不散开”；鉴别接骨木根皮时，需查看其断面（断面呈黄白色，有放射状纹理），品尝其口感（味微苦，有涩味），这些方法简单易行，即使没有专业知识的人也能掌握。

此外，《寻药经》还记载了药物的储存方法——例如草本植物需晾晒至干燥后避光保存，动物药（如熊胆）需用陶罐密封，置于阴凉通风处，防止变质。这些记载确保了药物在采集后能长期保存，保障了医药实践的连续性。

四、典籍的文化价值：仪式与医药共同守护的族群记忆

《齐苏书》《寻药经》与《献药经》作为彝族传统医药文化的核心载体，其价值远不止于“医药知识的留存”，更在于它们是族群记忆与文化认同的重要象征。从仪式层面看，《献药经》将医药融入丧葬礼仪，让“关怀生命”的理念通过仪式代代相传，强化了族群的生死观与情感联结；从医药层面看，《齐苏书》《寻药经》与《献药经》共同构建的知识体系，保障了彝族先民在恶劣自然环境中的生存与健康，成为族群延续的重要支撑。

在现代社会，这些典籍依然具有重要价值：一方面，它们为现代中医药研究提供了宝贵的传统经验——例如《献药经》中记载的接骨木根皮治疗骨折、紫花地丁止血等方法，已被现代研究证实具有一定的药理作用；另一方面，它们承载的“仪式与医药交融”的文化模式，为“传统文化传承”提供了新思路——通过仪式场景传递医药知识，让文化在“实践”中活起来，而非仅仅停留在文本层面。

这些典籍是彝族先民留给后世的宝贵财富，它们不仅记录了“如何治病”，更记录了“如何看待生命”——在彝族文化中，医药不仅是“治疗疾病的工具”，更是“连接人与自然、生者与亡者的纽带”，而仪式则是这种“连接”的具体表达。正是这种“仪式与医药”的深度交融，让彝族传统医药文化具有了独特的魅力，也让族群的记忆在“礼”与“医”的共同守护下，得以延续与传承。

作者简介：李绍峰，来自双柏县大麦地镇底土村，双柏县查姆研究会副主席，双柏县毕摩协会副主席兼秘书长，州彝学会会员、省彝学会会员，在彝族文化传承、研究、整理、归正及彝文翻译、书写等方面颇有造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