桐城歌：黄梅戏背后的文化滋养

驿动的心

桐城歌：黄梅戏背后的文化滋养

——答《美篇》读者河北美友“新飞群智”

文/驿动的心

在戏曲的璀璨星河中，黄梅戏以其清新婉转的唱腔、生动细腻的表演，成为了中国五大戏曲剧种之一，深受人们的喜爱。而在黄梅戏的成长历程中，桐城歌等文化犹如源头活水，为其提供了丰富的养分，从多个维度深刻地影响了黄梅戏的形成与发展。

文学基因的注入

桐城歌作为一种起源于安徽桐城的地方民歌，同时也是融词、曲、表演为一体的综合艺术，具有独特的文学价值。其兴盛于明代中叶，在“两淮以至江南”一带广泛流传。黄梅戏的许多传统剧目都能找到桐城歌的影子。

一部分黄梅戏传统剧目直接源自桐城歌或由其延伸放大。像《苦媳妇自叹》，无论是剧本名称还是唱词，都整体移植自桐城歌《苦媳妇自叹》，生动地展现了童养媳在婆家的悲惨生活 。《闺女自叹》则是由桐城歌《十月怀胎》扩充而成，讲述未出嫁姑娘有身孕后的内心痛苦。还有《辞院》，其内容和桐城歌《十里亭》大致相同，是对《十里亭》的扩展，樊巧女送叶五相时，每送一里凉亭的唱词，以孝、悌及处世之道相劝，充满生活智慧与人文关怀 。

有些黄梅戏剧目则穿插化用桐城歌，增强唱词的文学性。例如《剜木瓢》中同年嫂唱词“我送同年大堂中，抬头只见纸灯笼。莫学灯笼千只眼，要学蜡烛一条心” ，化用了明代冯梦龙辑录的《桐城时兴歌·灯笼》，不仅贴切自然，还提升了唱词的文学品味。《天仙配》中仙女“四赞”赞樵夫唱段“手拿开山斧一张，肩挑扁担上山冈。砍担柴儿长街卖，卖柴买米度时光”，源自桐城歌“手拿开山斧一张，肩挑扁担上大岗。砍担柴去晓棚卖，卖柴买米养爹娘” ，质朴的语言生动描绘出樵夫生活，也表达出仙女对人间生活的向往。

表演形式的启发

在演唱形式上，黄梅戏中的“独角戏”吸收了十二月叙事体桐城歌的演唱形式。独角戏全剧只有一个角色，整出戏由一人独唱到底，这种方式抒情叙事并重，最适宜抒发人物的内心情感。比如由桐城歌《苦媳妇自叹》改编而成的独角戏《苦媳妇自叹》，小媳妇从“正月里来正月八”一直唱到“腊月里来又一年”，通过时间更替，层层推进地抒发了在婆家所受磨难和哀怨悲愤 。像《孟姜女送寒衣》《十二月想郎》等十二月叙事体桐城歌，都是以主人公一人从正月唱到十二月的独唱方式，来表达情感，这种方式被黄梅戏独角戏吸收，成为刻画人物的重要形式。

另外，桐城歌中一些具有表演性质的曲目，如《乖姐与黑郎》《妹子跟我保快乐》等男女交流的表演唱，使黄梅调顺利向戏剧过渡；《太平灯歌》等有白有唱有对答，还有行当有装扮，人物以角色自居，表演者有明确分工，其改版让黄梅调迅速获得“演”的品格，推动了黄梅调向黄梅戏的整体转变。

地域文化融合的纽带

从地域文化角度看，安庆处于“两淮以至江南”的中心，借长江之便，与苏、浙、赣、鄂等省沿江地区联系紧密，文化呈开放态势。明清之际，安徽歌谣可传出，外地歌谣也可传入。桐城歌凭借安庆的传递，向“吴语地区”、“黄梅一带”等更大空间扩散，与当地文化相互交融 。

当黄梅采茶调流入安庆地区，与桐城歌迅速融合。这种融合并非简单叠加，而是在文化的交合、碰撞、互补、再造中，为黄梅调提供了文学依附与表演范式，使更多属于音乐范畴的黄梅调找到发展方向，最终促成了黄梅戏这一严格意义上戏剧品种的诞生。可以说，桐城歌所在的“明清之际开放的民间歌谣文化带”，为黄梅戏的产生提供了充足的本土文化准备 。

艺术人才培养的摇篮

在艺术人才培养上，桐城歌也发挥了重要作用。著名黄梅戏表演艺术家严凤英，从小在桐城歌的文化氛围中成长，唱山歌的经历让她吸收了桐城歌的丰富营养，为日后成为黄梅戏艺术大家奠定了坚实基础 。当代黄梅戏大家韩再芬，为更好地体味黄梅戏的“原生态”，特地学习桐城歌中的方言和土语，从而在表演中更能展现黄梅戏的独特韵味。

桐城歌从文学内容、表演形式、地域文化融合以及艺术人才培养等多方面，全方位地滋养了黄梅戏。它不仅是黄梅戏诞生的重要基石，更是黄梅戏不断发展、传承独特艺术魅力的源泉所在。探索桐城歌与黄梅戏的关系，让我们更深入地理解了黄梅戏的文化内涵与艺术价值，也为传承和发展这一优秀的地方戏曲提供了深厚的文化根基。

2025/9/16于厦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