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要看见》吉勒.卡隆摄影回顾展

幸运姐姐

我们要看见
以”我要看见“为题，法国摄影师吉勒·卡隆摄影展落地中国。“我要看见”，这是他年少时写给母亲信件中的原话，凝练了摄影师对出发、探索、见证一如既往的憧憬。
因为要看见，1970年30岁的吉勒·卡隆在束埔寨报道前线离奇失踪。
1965至1970年，吉勒·卡隆以镜头定格社会日常，聚焦演艺名流，捕捉政治动态，更充满勇气地奔赴世界的各个角落，报道冲突甚至战乱：以色列六日战争、越南战争、法国五月运动、北爱尔兰骚乱、非洲比夫拉战乱......短短五年的职业生涯，吉勒·卡隆留下十余万张照片、数千个胶卷，许多影像成为历史重大事件的视觉标志。
无论是面对冲突事件，抑或是艺术现场，吉勒·卡隆所关注和表现的始终是“人”。60年代法国“新浪潮”电影运动掀起文化的巨浪，吉勒·卡隆在巴黎这个世界的舞台，捕捉、刻画欧美文化艺术名流的时代肖像。他的影像常常穿越公共人物精致的面孔，揭示其内在的精神面貌。吉勒·卡隆的镜头不仅敏锐地洞察他人，也理性地向“摄影“本身观看。他在各种紧张或繁忙的摄影现场记录摄影师的工作状态，思辨“真相"如何被塑造出来。
对于中国观众来说，吉勒·卡隆是一个陌生的名字，尽管他的代表作品在法国几乎家喻户晓。本次展览精选卡隆8个系列100幅照片，一方面邀请观众随着卡隆生动有力的照片看见彼时那个风起云涌的世界，视觉化揭示当下社会热点的诸多历史线索；与此同时，卡隆饱含情感的洞悉之眼，带领观众体会”人之美”，并借助他的影像与世界共情；另一方面展览也希望向观众讲述一位年轻摄影师的故事，他短暂而精彩的人生，始终带着强烈的“看”世界的愿望——摄影，付诸一切行动去“见”——照片，无论是记录家人孩子的美好时刻还是残酷现实中的艰难时刻，从不同的角度“见”到生命的价值与力量。
今天在画廊场馆以艺术的方式重新凝视吉勒·卡隆的照片，意味着摄影记者的摄影史已经转变为了美术馆里的影像艺术史。处于数字影像向智能影像快步迈进的时代，我们也借由向卡隆致敬，进行对摄影来路——银盐影像的深情回望。
我们看吉勒·卡隆所见，因为我们要看见。
策展人：朱炯 法国电影导演、编剧、电影理论家让-吕克·戈达尔在电影《周末》的片场
法国，1967年9月 1968年，吉勒·卡隆于4月、7月、11月三次前往比夫拉进行报道。4月执行第一次报道时，与其竞争对手兼好友、就职于《周日泰晤士报》的唐·麦卡林并肩作战。他们互相拍下了对方当时的状况。此为吉勒·卡隆为唐·麦克林拍摄的照片。 1968年7月，比夫拉饥荒导致数千人死亡。作为第二次报道，雷蒙·德帕东为伽玛图片社拍摄纪录片，而吉勒。卡隆在那里完成了三十七个胶卷的拍摄。 1968年非洲尼日利亚比夫拉，战争爆发。对于这位比夫
拉搬运工来说，火箭弹已经取代了香蕉。 奥兰治新教徒游行，伦敦德里
1969年8月 1969年8月30日，《巴黎竞赛画报》封面
这期杂志刊登了五页关于北爱尔兰冲突的报道 接触印相版编号20679，瑞典女演员乌拉·图塞尔的拍摄现场。
巴黎，1965年 接触印相编号20679版面上的No22A照片，瑞典女演员乌拉·图塞尔的拍摄现场。当年此幅照片被挑选出来发表。
巴黎，1965年 在接触印相20679版上最后一张照片，编号37。
巴黎，1965年3月 媒体记者拍摄新婚的索菲亚·罗兰及其丈夫。
巴黎，1966年 媒体记者拍摄新婚的索菲亚·罗兰及其丈夫。
巴黎，1966年 意大利女演员索菲亚·罗兰与丈夫卡洛·庞蒂结婚当天，在布吉瓦玩一场铅球比赛。
法国，1966年4月11日 整卷胶卷的接触印相版，在中国摄影界俗称”小样”。
摄影师和图片编辑在小样上挑选照片，做标记 安妮·科尔迪（比利时歌手、演员和表演艺术家)在奥尔良街的旋转木马上。
巴黎，1965年3月17日 让-保罗·贝尔蒙多在《上帝选择了巴黎》片场（吉尔贝·普
鲁托和菲利普·阿尔图斯执导的电影)
「吉尔贝·普鲁托：法国导演和编剧；菲利普·阿尔图伊：法国电
能制作人和编剧」
巴黎，1965年 意大利女演员兼摄影师吉娜劳洛勃丽吉达（右）和卡罗尔圣约翰（左）在《苏丹人》片场。
1966年 右边布丽吉特·巴多（法国演员、歌手和时尚偶像）和左边让·克劳德·布里亚利（法国演员和导演）在艺术家联合会的晚会现场。
巴黎，1966年3月18日 二十世纪六十年代的摄影记者。
1965年 拉乌尔·库塔尔，法国新潮电影导演让-吕克·戈达尔的电影摄影指导。 马歇尔·内伊（拿破仑·波拿巴的著名元帅之一）元帅雕像，位于波尔皇家十字路口。
巴黎，1968年5月13日 内衣时装秀 巴黎 法国时装设计师伊夫·圣罗兰，（站在中间，穿着黑色西
装）与模特们在吋装秀前的后台巴黎，1969年1月 福丽贝尔剧院的舞者在化妆间。
巴黎、1967年 法国密剧演员路易·德·菲奈斯 （曾主演中国观众熟悉的
电影《虎口脱险》》 美国女演员拉蔻儿·被芝嫁给了帕特里克·柯蒂斯（美国
电影制片人、演员）
巴黎，1967年2月 法美电影演员和舞蹈家莱斯利·卡隆 （左） 和法国电影演员凯瑟琳·德纳芙（右） 参加伊芙圣罗兰秀场 （法国吋装设计师）
巴黎，1966年2月 美国音乐人詹姆斯·布朗在巴黎奥林匹亚剧院的演唱会上。
巴黎，1969年9月 美国音乐人詹姆斯·布朗在巴黎奥林匹亚剧院的演唱会上。
巴黎，1969年9月 美国爵士乐小号手、歌手、作曲家和乐队领袖路易斯·阿姆斯特朗在巴黎体育官音乐会。
巴黎，1965年6月 美国歌手、作曲家、钢琴演奏家妮娜·西蒙在巴黎奥林匹亚音乐厅的音乐会。
巴黎，1969年3月25日 法国哑剧演员马塞尔·马索
巴黎，1969年9月 法国女演员安娜.加德在特拉法加广场上。伦敦，1969年2月 英国摇滚乐队披头士乐队在巴黎。
巴黎，1965年3月 五月运动期间，巴黎一家咖啡馆里大家聚在一起收听广播
巴黎，1968年5月 荷兰画家伦勃朗的自画像拍卖会在加利埃拉官举行
巴黎，1965年12月1日 宣布俄罗斯宇航员访问的海报
巴黎，1965年11月5日 安妮.杜普蕾在米歇尔.博斯荣德导演的电影《价值数百万的人》片场。巴黎，1966年12月 新浪潮电影的代表作，戈达尔的《狂人皮埃罗》男主演让-保罗.贝尔蒙多 法国电影演员莫里斯.罗内（左）和法国演员让 -路易.特兰蒂尼昴（右）在法国导演亚历山大.阿斯特吕克执导的电影《长征》片场 法国，1966年2月 法国电影演员莫里斯.罗内（左）和让 -皮埃尔.卡尔丰（中）和法国演员路易.特兰蒂尼昴（右）在法国导演亚历山大.阿斯特吕克执导的电影《长征》片场 法国，1966年2月 电影《偷吻》片场 法国新浪潮电影导演弗朗索瓦.特吕弗。 法国新浪潮电影导演弗朗索瓦.特吕弗和让 -皮埃尔.莱奥（背影）在卢森堡公园拍摄《偷吻》期间。巴黎，1968年2月 英国模特特威吉在特罗卡德罗广场上
巴黎、1967年3月 一对情人在巴黎郊区埃默农维尔的沙滩上
1965年5月 巴黎近郊的埃默农维尔游乐园
巴黎，1965 塞纳河畔的德利尼游泳池
巴黎，1968年7月 消失
消失，没有哪一个时刻.…，没有哪一个瞬间，生命就这样逝去了。每当有人问我”你是什么时候得知吉勒去世的消息的?”，我的脑海中总会一片空白。我不明白为什么有人会问这样的问题。如果我知道，我就会陷入哀悼之中，我有时会羡慕那个确切的一刻，那个决定性的打击。哀悼，对丈夫的哀悼，对生命、对爱、对沉默的哀悼。这不是一般的哀悼，而是通过丈夫，通过自我的一部分，通过温暖中的寒冷，通过柔软的丝绸上的大理石的哀悼。
消失之后，不再有哀悼。消失，便是哀悼的缺失，它如同一股寒意，黏稠而无形，悄无声息地沉淀心底，像细水侵蚀、无孔不入。它是沉默的化身，是尴尬、差愧、恐惧的来源。我们选择不去了解，不去询问，甚至不愿去知晓。这是一种无法分担的痛楚，一种悄无声息地侵蚀一切的绝望，一种难以言喻的秘密，一种悄然占据我们内心的双重生活。
我与收音机为伴，身处战争之中，与外界的寂静格格不入。
毫无疑问，那就是吉勒。在马若兰的促使下，我们一起踏上了“漫长的旅程”，吉勒这样告诉我，我们渴望着克菜芒廷。他极具勇气，因为那时的我无法言语，只能默默地爱着他。他过着他的生活，而我亦有自己的生活。他并不属于我，我害怕成为他的负担。我对一切都不甚理解。对那时的我来说，吉勒就是我的整个世界，是我温柔的源泉，是我赖以寄托的美好字句。
在从收音机中得知“吉勒·卡隆失踪了”的消息之后，我收到了他的最后一封信。他在信中说，这次柬埔寨的报道将是他的最后一次战地任务，之后就会回到我们身旁。而“消失”二字，成了我最初也是最终听到的关于他的消息。
在他失踪十年之后，我不得不办理一份“司法死亡证明”，因为我还生活在他的文件、银行账户和税务问题之中。他仿佛依旧伴随着我的日常生活。我选择了再婚，这就像是在我和吉勒之间竖立起一道又一道的墙壁，封闭的、叠加的、重复的，以此来避免直面他的死亡。当我离婚时，吉勒已经离开了二十年，而我感觉仿佛又回到了第一天他失踪的时候。我没有崩溃，全赖马若兰、克莱芒廷、路易和泰奥多尔的陪伴。
沉默与无法言说。在1970年在東埔寨和越南失踪的那19位记者或摄影师的家庭中，我不认识任何人。没有人尝试联系我，我也未曾主动联系他人。这种痛苦是无法分享的，唯有沉默。吉勒的朋友和家人也是如此。我无法告诉我们的女儿们她们的爸爸已经去世，或是他是否会回来，我犯了许多错误。二十年来，我无法开口说话。
“死亡“这个词独一无二，无法找到替代词汇，即便是“消失”也不行。它承载了太多的痛苦和无法规避的优伤。消失，某种程度上，是对死亡的回避，而否认死亡，便是阻碍了生命的进程。吉勒已经离开了三十年，而这个寂静的世界依旧停滞不前。除了极少数人，我仍然无法开口谈论吉勒。他的朋友们会在彼此之间提起，但不会对我谈及，他们的痛苦依旧鲜明。关于缺席与存在，我感到困惑。我已无法继续等待，因为那永远不会到来。我们必须深入那些难以接受的真相之中，才能克服它们。我参观了毕加索的素描展，在那里我感受到了自由。明天，我将重返我的工作室。 致看展的你
吉勒·卡隆无与伦比地想看见这个他所在的世界。
在紧张的5年新闻摄影报道后，他于1970年4月5日从跨越湄公河、连接金边与胡志明市的1号公路出发，便再也没有回来。我很高兴通过这个展览与大家共同追忆他的一生、他所致力的事业、和他所见证的时代。吉勒完全按照他的理想而活：骑马、跳伞、前往阿尔及利亚战争、新闻摄影报道、冲突。至于他失踪之后呢，我就不得而知了。
他当时处于人生的高光时期，也考虑转行从事别的工作，也许是和电影相关的吧。当然，这是我在很久之后查看胶卷印样，才后知后觉了解到的。在他的最后5年，并没有太多的时间跟我和我们的两个女儿（玛箬岚、克莱芒）待在一起。翌日的报道启程何处、行将多远，他难以预料，我们更一概不知。
他的摄影讲述了战争中女性、士兵和平民，以及他们的生活和死亡。吉勒完全按照他的理想而活。
感谢你今天来到展览现场
2024年3月
吉勒的妻子 玛丽安·卡隆·蒙特雷
译/黄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