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学评论，拾回儿时记忆之殇

版纳金华

拾回儿时记忆之殇——读国防战士散文《幼坟》

吴歌叶笛

国防战士的散文《幼坟》，以一场跨越半个世纪的追忆，将读者带入西南边境深处那个被岁月尘封的童年现场。这篇发表于中国散文网的作品，以极其克制的笔触，讲述了一个关于生命、记忆与集体创伤的故事，在平静的叙述之下涌动着一代边防军人子女共同的情感潜流。

《幼坟》的结构犹如一场精心安排的祭奠仪式。开篇以深秋凄凉的边境景象为布景，黄栗树叶如“纵情舞蹈的枯叶蝶”，这一意象既美且殇，为全文定下哀而不伤的基调。作者通过“粘粘草在裤腿上留下针芒般的种子”的细节，巧妙建立了过去与现在的连接，那些草籽仿佛是记忆的隐喻，既纠缠不去，又指引着回溯之路。

文章的核心意象——“幼坟”，是一个多重意义的符号。它既是一个具体存在的坟墓，安葬着六岁女孩小红；也是一座时间的纪念碑，标记着一代边防军人子女的集体记忆；更是一种情感载体，承载着特殊年代的生命之轻与家国之重。作者对幼坟的追寻，实则是对自我身份源头的追溯，是对那段被忽视的历史的重新打捞。

国防战士的叙述艺术值得细品。他采用双线叙事：一方面是成年后的追忆视角，带着半个世纪的人生阅历与思考；另一方面是儿童时的亲身经历视角，保持着最初的纯真与震撼。两种视角交替出现，形成独特的叙事张力。如描写小红临终场景时，“你眼角似乎还挂着未干的泪痕”的细节，既有着孩童的天真想象（以为她为穿新衣而喜悦），又包含着成人后的深刻悲悯。

文章对时代背景的处理尤为出色。通过“解放牌汽车”、“露天电影”、“王心刚演的《侦察兵》”等意象，轻轻点出20世纪70年代初期的历史语境，却不让时代符号淹没个人叙事。边防部队调防、医疗条件落后、“粗生放养”的成长模式，这些背景因素共同构成了悲剧发生的土壤，但作者并未简单归咎于时代，而是呈现出一种理解性的悲悯。

《幼坟》最动人处在于其对记忆伦理的探索。作者反复强调“我记得”、“我清楚地记得”，这种记忆的执着与小红“不必在乎有谁知道你是谁”的存在形成对照，探讨了记忆与遗忘的辩证关系。那些被大历史忽略的小生命，那些被时代洪流冲刷的个人悲剧，正是通过这样的私人记忆得以保存和传承。

文章中对边疆生活的描写具有人类学价值。来自不同地区的军人家庭汇聚边境，带来西双版纳、思茅、镇康等地的地域文化；哈尼话成为交流语言；孩子们摘野果、捉迷藏的游戏生活；露天电影作为集体仪式的重要性...这些细节共同构建了一个特殊社群的生存图景，为当代中国边疆史提供了珍贵的民间记忆。

小红的死亡被放置在多个叙事维度中考察：医学上是急性脑膜炎的悲剧；民俗文化中外婆认为是“被弟弟克死”；历史视角下是边疆医疗条件落后的牺牲品；情感层面上则是一个永远定格在六岁的童年玩伴。这种多维度叙事避免了对悲剧的简单解读，呈现出生命消逝的复杂性。

作者对父亲形象的处理尤为细腻。那位长年巡逻在边防线的副教导员，匆匆赶回见女儿最后一面，选择将女儿安葬在“通往边境的小路旁”，让她“背靠家属院，面对高耸巍峨的安敦山”。这个选择蕴含的深意——让女儿永远面向父亲守卫的疆土，堪称全文最催人泪下的时刻，将个人亲情与家国责任完美融合。

《幼坟》的结尾处，部队撤编、营房分割、家属院变成小学校的描写，暗示着一个时代的终结。但作者通过“常常会给孩子们讲起你”的承诺，实现了记忆的传承。这种传承不是简单的怀旧，而是对生命价值的重新确认，是对历史经验的自觉承载。

从文学传统看，《幼坟》延续了中国现代散文中“以小见大”的传统，让人想起萧红《呼兰河传》中对小城人物命运的描写，或是鲁迅《朝花夕拾》中对童年往事的追忆。但国防战士的独特之处在于将军旅文学与童年叙事结合，开辟了新的叙事空间。

这篇散文的语言风格值得注意。整体上保持平实克制的基调，但在关键处常有诗性爆发，如“奔跑起来就像是一团红色的火苗”这样的意象，既生动又预示了生命易逝的悲剧。对西南边境自然环境的描写，既作为故事背景，也作为情感投射的对象，实现情景交融的艺术效果。

《幼坟》最终超越个人回忆，成为一代人的记忆之碑。它提醒我们，历史不仅由大事件和英雄人物构成，也由无数普通人的生命故事编织而成。那个不满六岁便长眠边境的女孩，以及所有像她一样被时代大潮裹挟的小生命，都值得被记忆、被书写、被尊重。

在当代散文创作中，《幼坟》示范了如何将个人记忆转化为公共记忆，如何将私人情感升华为普遍人性关怀。它不只是一篇追忆逝者的散文，更是一次关于如何记忆、为何记忆的深刻思考。通过拾回这段儿时记忆之殇，作者完成了对自我的救赎，也为读者提供了一面观照历史与生命的镜子。那些被遗忘在边境线上的幼坟，终于通过文学的力量，获得了永恒的安息。

2025年8月24日，于景洪市第四中学书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