少年之困惑

上校1970

岁月无声，生命有痕，一晃七十年过去，心中却依然走着那个十五岁少年。军号嘹亮，却有哭声，红旗招展，亦有阴影，父母激情燃烧的岁月，也让我砺炼着炉火，一个小男孩快速成人。歌声、口号、誓言与饥饿、恐惧、凌辱交织在一起，红与黑纠缠不清，黑与白时常混淆，岁月老人就那么匆匆的写完我的少年时代。长歌当哭，不悔今生；长袖善舞，不妒风华；长风破晓，不吝青春，老亦不老，一路染过这许多风尘，几许欢乐、几许苦难，犹成佳酿，忆否？歌否？醉否！都寄存在七十岁生日之晨。用几行文字，再牵一回风华少年的手，告慰老骥的破旧槽头，或许这就叫人生…… 七十年前立秋后的一个早晨，华东军区陆军第19野战医院里，一声婴儿响亮的啼哭打破寂静的黎明，一个八斤半的大胖小子呱呱坠地。 护士长兴奋的对母亲说，"岳护士，又给你老李家添了一个兵！″母亲却轻轻叹口气，"唉！咋又是一个小子。"那一年加上我，老爸已有了一女三子，他们盼的是再添一个女兵。没法，人算不如天算，张三李四王二麻子，我，恰好填了李四这个空空。 奇怪的是，至到父母全都离世，我也没搞明白的自己的出生地究竟在哪里？只听母亲生前说，是在平度一个叫饮马庄的地方生的我。因为那时父母所在的医院还保留着战时体制，不分科室，只分设全科医疗所，各医疗所又分驻于各处(村庄)。所以，母亲所在的那个所，只记得村名叫个"饮马庄″。 古代，出个名人都找个神奇背景衬托其与凡人不同寻常，不是天落奇石便是龙入人胎或神物突出。我不是名人，也不想傍什么名声，但出生的这村庄的确有点故事。据说，当年始皇帝东巡路过此处，人困马乏，便命人掘地凿井觅水，结果井成水溢，御马饮而复力，故留此饮马村名。 其实，如此说来，我若去迎合其兆，长大也不过就是个喂马的马伕而已，也出息不到哪去！ 至于长大没当上马伕而做官当了团长，那是后话。问题是，我的出生地则成了一个谜。后来，我在平度的战友也曾按图索骥寻找过这个饮马村，但结果根本没有这么一个村庄。 我就奇了怪啦！莫说驻过解放军一个医疗所，就是一个居民点也应留下点蛛丝马迹，可就为啥找不到哪？ 只有两种可能，一是母亲记错了地方(按说也不应该，母亲生我时还不到三十岁，无论如何也不会发生记忆性的差错)；二是村庄整体搬迁或消失(这种情况在大跃进或大修水利时会有的)。 对于一个平头百姓而言，在哪出生都一个样。所以，我不再为此耿耿于怀，随它去吧！按老百姓的说法，生哪算哪人，我就算是个平度人吧！ 我出生一年后，母亲又怀上了弟弟，为了工作，也为了肚子里的未知男女的宝宝，做为一个未来的战士，父母毅然决然做出了断舍离的安排，将刚刚断奶的李老四送到了烟台军区幼儿园，和三岁的二哥成了校友。 七十多年过去，幼儿园的轮廓依然留在我的脑海里。在一个四面环山的山岰里，周围用铁丝网做围墙，高高的山顶上还有持枪的士兵在站岗。如今说起这种景观，大家一定以为这应该是个监狱，可这里的的确确是俺小时候的天堂。 虽然是在山里，却能听到大海的动静，涨潮，海浪拍打礁石的声音，如同大人们睡着打着呼噜，退潮，犹如老师撤走的凉席一阵喧哗。 在那个激情燃烧的年代，父亲领导他的军医院救死扶伤，母亲白衣天使温暖着她的病人，而49年生的大姐和51年生的大哥已是军营里的小小兵。 我和二哥住起了长托，一住就是五年。虽然平度离威海并不远，但当首长的父亲只有每年过年时见见他的李小三、李小四，而母亲的探视每年也不过五六次。 我和二哥吃着军粮长大，号音、排队、点名，点对着点，时靠着时，过着小小小兵的生活。阿姨虽不戴帽徽领章，却也是准军人的装束，黄色的列宁式军装一穿，在我们面前那就是大大的首长。 那时的阿姨是真正的准军人。听大人讲，南方某军区幼儿园就因政审不严，混进一个台湾特务阿姨在伙房里投毒，一下子毒死十几个孩子。所以，我们的阿姨，个个是从胶东老根据地选出来的，根正苗红的女民兵。 海边的幼儿园不缺海鲜，小船似的梭子蟹，拳头大的花海螺，还有会飞的飞鱼、刀一样的带鱼、小丑似的比目鱼(济南人叫偏口鱼)，还有什么对虾、爬虾、青虾，部队直供，简直可以办个水族馆。 记忆中的印象，老师领着一群小鸭子样孩子去海边看渔业工人拉大网。 先是一只大船载着网驶向大海，一边航行一边下网，在远远的海面上划一个大大的弧，然后又驶回码头。两头的大纲被几十个光膀子的大汉拽着，就听一个戴帽的头头吹起了哨子。 那哨音初时短促响亮，渐渐越吹越急、越吹越响，带着凄厉的破音伴着渔业工人嗨哟嗨哟的号子声，那张大网渐渐露出海面。在波涛汹涌的白浪中不时有鱼儿卷着尾巴跃出水面，然后又叭嚓一声掉入水中，大网出水，海面如同烧开的滚水，鱼儿沸腾，渔业工人笑着、喊着、骂着、吼着…… 直惊的我们瞬间变成一群炸了窝小麻雀，撒了欢似的追着喊呀、跳呀、跑呀！ 六岁那一年，家里突然来了许多叔叔阿姨，他们跟爸爸妈妈哭着说着告别的话。妈妈哭的最厉害。听姐姐说，这是她见妈妈第二次这么伤心的大声哭。姐姐说，见妈妈第一次这么大声哭还是生我的那一年。 我好奇，难道是妈妈不想要我吗？还是我太大，让妈妈生产时太疼啦？为什么是我出生的那一年哪？ 大姐说，都不是！是那一年，上级不给妈妈们授衔，还让妈妈们集体脱军装转业！ 这次是因上级让爸爸也转业啦！从此再和部队没关系了，14岁就当八路的妈妈能不难过吗？ 很快，残酷的现实就让我明白了这个"区别″在哪里！这哪里是区别，简直就是一道不可逾越的鸿沟呀！ 我不明白，部队和地方有什么区别？大人们何必这样生离死别的难过？不就是换身衣服穿吗！ 六岁的我刚明白点人事，对于妈妈的伤离别却又看不懂。爸爸在部队，一到周六就把皮鞋擦的铮亮，去大礼堂和别的阿姨去跳舞。其实这都怪那个戴眼镜的政委，三天两头来鼓捣爸爸参加周末医院的军官舞会，说是只有这样，才体现出解放军的正规化。 妈妈对此很生气，在家搂着李大李二和李小五，不知叨唠爸爸多少次，也是怕那么搂来搂去搂出个狐狸精来。 这下好了，爸爸转业到地方，再不会穿着铮亮皮鞋去跳舞。妈妈也不用担心什么狐狸精、马屁精啦！ 是的，离开眼镜政委的教唆，爸爸又恢复了当八路时的模样，穿双元宝布鞋，裤脚虽没打绑腿，却用个小夾子夾起来，得空不是看书，便是扛个大扫把扫来扫去！ 父亲的转业那年才40岁，这个年龄的团职干部还是很年轻的。父亲说是组织安排，加上自己有伤不太适应部队工作。我不明白，一只耳聋，对于医疗卫生工作能有多大的影响？转业到地方，不是还要干这一行吗？ 或许有一个最现实的原因，就是我们这些孩子的拖累。那一年大姐12岁、大哥10岁、二哥8岁、我6岁，后面还有4岁的弟弟，妈妈肚子里又有一个(妹妹)。 4个孩子要上学，而在平度这个小县城，教育水平可想而知。凭父亲那个忠厚挚着的秉性，想调到济南、青岛这样的大城市几乎不可能。 或许，只有转业这条道。当了六年院长的父亲，很可能因这一原因，终于走上了"华山一条道″的地方仕途，谁又能想到，他，把我们全家人，差一点带进了万丈深渊。 爸爸转业进济南，被市委组织部安排担任局直管的市立N医院担任书记兼院长。 这个医院始建于1946年，医院前身是渤海军区卫生部干部疗养院。1948年，合编为渤海军区卫生部休养院。1950年，医院更名为山东省第一康复医院。1951年，合编为山东省人民政府卫生厅第一康复医院，总院下设四个分院。1954年4月，搬迁至济南新院址，办理了正式的移交手续，同时，根据济南市人民委员会指示，将山东省卫生厅第一康复医院改名为济南市立第N医院。1957年，医院更名为济南市第N人民医院。 虽然也是军队医院集体转业脱军装，但疗养性的医院毕竟与野战医院无法相提并论，转到地方日子久了，山头林立派系丛生，贪腐风气日渐浓烈。六十年代初，GCd进城不过才十年，有些"土包子"便开了花，更有不少人斗志衰退，政治肌体渐渐开始出现溃疡。 三年自然灾害期间，大批难民拥入城市，济南亦无例外。父亲奉命在火车站附近的官扎营设立医疗救助收容所，每天收容千余人次，但仍有八、九人死于饥饿与疾病。刚刚转业地方的父亲痛心疾首，每天只吃一个窝窝头，省下的口粮全均给灾民。 那时，地方职工口粮只有二十七、八斤，家属才二十五斤，而我们这些未上中学的孩子，每月只有十五斤的粮食。俗话说"半大小子，吃死老子″，何况四个吃死老子的半大小子。母亲用一切办法想法填饱我们的肚子，于是，榆树皮、胡萝卜樱子、豆饼渣子、麦麸、米糠、酒糟……，只要能吃，全都进了我们的肚子。 奇怪的是，饥饿反尔会让人"胖″。水肿病很快拿下了爸爸妈妈，他们腿肿的像大象，走起来东摇西晃站不稳，三步一喘五步一歇，直吓得我们眼珠子快蹦出来。 然而，如此艰苦困难的环境下，医院一位副书记，为讨好上级以便早点当上正书记，常常把局书记和局长请到病房里大吃大喝。病人每天才半个鸡蛋，他们则一人一次就吃五、六个鸡蛋。只要是上级来人，他都设宴招待，一日三餐水饺、馒头，临走还带上几瓶燐脂葡萄糖。才半年就花了招待费一千多元(相当现在三万多)，粮票五千多斤。 医院有个叫冯ⅩX的护士就说了句"干部葡萄糖吃不完，小兵仔连咸菜都不够吃……"。几天后就被当做反gm抓了起来。父亲到职后查问些事，那个副书记说"您刚来，不了解情况。她的问题很严重，她反d反SH主义！″ 这人仗着上面有人撑腰，在医院横行霸道，闹的人人自危，敢怒不敢言。父亲履职后，坚持用部队作风做事，迅速召开各级会议，建立廉洁奉公制度，坚决刹住歪风邪气，提出所有干部在救灾渡荒中要与群众同甘共苦，绝不允许搞特殊。 父亲肃腐倡廉带头模范，迎来群众一致好评。然而，我们这些家属小孩的腰带，就必须勒啊勒的更紧。三年里，我们个个饿的面黄肌瘦，刚生下小妹的妈妈更成了纸片人物，有阵风，都能刮跑她。 一天，大哥和几个小子发现电楼子(变压器房)里有个脸盆大的马蜂窝，已经长满了白白胖胖的蜂蛹。这可是大大的诱惑，想想能吃上一口烤蜂蛹，口喇子都会流半尺长。大哥他们去捅蜂窝，我跟在后面想蹭点洋捞。只见大哥他们一杆子捅下蜂窝，炸了窝的马峰瞬间蜂拥而来。 我见情况不好，撒丫子就逃。然而七岁的我竟没跑过大马蜂，头上、手上，凡是露肉的地方全被蛰，一会功夫我就肿成了一个猪头。妈妈责怪大哥不护着我，大哥则说我笨，他们都是用衣服蒙住头立刻爬地上，叫我别跑我偏跑…… 蜂蛹没吃上，屁股却挨了好几天的消炎针，真成了偷鸡不成蚀把米的黄鼠狼。饥饿，让六、七岁的孩子见什么都想吃。二哥偷吃过一瓶鱼肝油，我偷吃过一瓶酵母片，结果都是上吐下泄差一点没了小命。为了躲在家里多偷一口吃的，我和二哥躲在床底下不去上学，把妈妈急的团团，只好用竹杆子一个又一个的捅出来。 灾害还未退去，我们在继续挨饿，父亲的反腐倡廉也正打的激烈。 医院有个女会计，被发现贪污了一百元钱，那位副书记在党委会自告奋勇承包了此事。一个月过去，党委没有得到回音，却听说他和女会计去逛公园爬四里山。纸里包不住火，没有不透风的墙。终于有一天被他媳妇在公园逮了个正着，立马上演了一出手撕戏。 事情发展到这一步，做为党委书记的父亲义不容辞找他谈话，予以了严肃的批评。然而令人想不到的，这位副书记竟捂上大口罩玩起了失踪。 被他喂熟肚子的几位上级，对父亲严厉指出，"他是市委管的干部，你没权利批评他，要是他死了，你要负全责！″ 半个多月后，这个副书记自己悄悄地溜了回来。父亲秉公办事，邀请那几位上级一起参加院党委会，揭开他的问题:一是打击报复对他提意见的同志，并予以陷害；二是包庇贪污分子，私生活不检点；三是生活腐化，假公济私，又贪又占。 几位曾经试图包庇他的领导，在大量事实面前，听的面红耳赤、哑口无声，早早退席离去。但最终此人并未受到任何处分，而是调走了事。也让父亲真实体验了一把过山车的滋味，军队和地方，就是不一样！ 六十年代，是美蒋反动派封锁围困大陆的高光时期，本还有个苏联老大哥做靠山，可赫鲁晓夫趁斯大林逝世篡位，处处给中国建设下绊子，结果不怕硬的毛泽东一串"九评″，赫秃子哑巴了，经济绞杀却来了。老天跟着胡闹，北旱南涝，一闹就是三年。 老爸打败了腐败，卫生系统也出了名，那个老红军出身的局长，被震的屁颠屁颠的，因为亲信倒了霉，红军局长恨老爸也埋下了伏笔。 老蒋趁乱大喊反攻大陆，国内特务、坏人的破坏捣乱也不停。有一天，爸爸下班回家，背回一枝上了刺刀的大枪放在门后边。这是我第一次摸真枪，没想到这一摸，让我就摸了近半辈子。 然而，大街上游行的队伍终抗不过饥饿。回头看看那个时代的照片、影片，没有一个肥头大耳的胖胖，全吃不饱，包括国民党的兵。 大人如此，小孩子的饥饿可想而知。记得妈妈患上了水肿，腿肿的穿不上鞋子，食堂一天给大人发两个窝窝头，她全给爸爸和我们吃了。她只吃麦糠麸子豆饼罗卜缨子，后来树皮树叶，连北马鞍山下的观音土，也填到肚子里。大便硬的用手扣，人却饿的迈不动腿。 一切能吃的全吃，一切怨恨全记在帝修反身上。 那个年代，上小学的我们排队去火车站货场捡萝卜缨子，看见一车又一车苹果、土豆、胡萝卜咣当咣当向北开，心里那个馋，就差没把手指头咬下来。 老师说，这一列列北去的货车，全是为偿还抗美援朝欠下苏联的债，那时心里最恨的不是美帝老蒋，而是逼着中国还债的老毛子苏联。 刚从好吃好喝不花钱的部队下地方，立马赶上自然灾害一饿就是三年。那时才明白妈妈为啥那么哭，面对饥饿，她身下还有六个吃死老子的讨债鬼呀！ 天壤之别，让一年级的李小四记住了饥饿和危险叫什么！也让六丶七岁的孩子真正有了仇恨！这不用政治灌输，大肠头的咕咕鸣叫就说明了阶级、体制的差别。 敢于斗争的父亲在市卫生医疗系统出了名。刚刚熬过三年自然灾害，父亲就被调到远离市区的东郊N院继续担任书记兼院长。我们全家八口人一辆大卡，连人带铺盖(没有一件家俱)从大北郊拉到了四面村庄、工厂的大东郊，开始了六年多城乡接合部的生活。 这所医院最早是山东省军区第二陆军医院；1952年7月，移交山东省地方政府，改为山东省第五康复医院；1959年6月11日，医院移交济南市卫生局，改名为济南市立第N医院。医院设在原国民党历城县府的土圩城里。东西北三面是庄稼地，南面是工𠂆，距离市里十七、八公里，只有一路公交车通市里。 孤岛似的医院，成就了独立坚强性格的基础。九岁的少年，开始了大胆的成长。先是有了自己的三人小队，然后正式成为少先队的大队头，用拳头和拼劲在那片热土打下了一块小天地。 土圩城，成于孩子们的游乐园，爬城墙、挖子弹头、打弹弓、开火、捉迷藏，可比鲁迅老师的《百草园》有意思多啦！城墙的那些脚坑、弹眼、藏兵洞，每一处都留下少年的身影。 从1964年下半年到1966年上半年，这这三年是我少年时代的黄金段。基本吃的饱，上学当干部，放学做"小王″，近在大院的角角落落，远去王舍人前进渠的北泉、济钢的炼钢出渣场、解放军的小孤山靶场，小脚丫走出少年闯世界的印迹。 勇于阶级斗争的父亲，亲自主持了N院第一届党代会，正式组成了第一届党委会。并用自办中药厂挣的钱，群策群力，自力更生，建起了全市卫生系统第一座抱厦式三层门诊楼。老爹最看不惯贫穷人受欺负，每月工资总会拿出三分之一帮助缺钱的病友。他领导医院坚决改善"老爷医院″的作风，开设便民门诊，组建下乡医疗队，去农村为贫下中农问医问药。 老爸坚持老八路的作风，自己以身作则，还严格要求子女跟风学习，主动打扫共用水池和公厕，去伙房帮厨，去马车班清扫。院里人多夸“李院长养了四个好儿子，懂事听话还爱帮助人、喜欢做好事！” 立场坚定，原则性强，执行政策认真，勇于开展斗争，这一特色标签，决定了父亲的政治生命。很快，市委组织部就抽调父亲参加了全省社会主义教育工作团(简称社教)，担任驻青岛某分团领队，先后入驻青岛市立医院和青岛市第31中学。 父亲常年在外，母亲一人管六个孩子，家就形似单亲家庭，我们几乎就是散兵游勇，除了吃饭睡觉，人，整天不是上学的路上，就是放学的路上。男孩，不打几架，就好像不会张大似的，所以家里总像开了兵工厂，乒乒乓乓；又像开了戏园子，又吵又闹还时不时地哭两声。 十来岁的男孩打架主要因两事，一是为面子，二是为显摆，其实还是一个面子上的事。尤其是在兄弟姐妹或同学面前，份子是绝不能少的。看似长的腼腆文靜的小男孩，打起架来敢拼命。好恶是非的界线也慢慢在心中有了形。 那几年，大姨和叔父常常前后脚的来家里。不同的是，大姨是往我家背东西，叔父是往乡下背东西。家里只有妈妈，所以厚此薄彼总会矛盾迭出，我是大姨的宠，可在这些关系上，我却认为妈妈偏心眼，不该冷落了叔父。哥哥说我是白眼狼，我问啥意思？他说就是喂不熟！ 其实，哥哥下的定位很不准。我才不是白眼狼！我打小喜欢大姨家的人，又特喜欢叔父家的山，两厢比较，只是喜欢的内容略有不一样。或许正是从那时起，我就开始"恋爱″上了大山。 打一小，我的学习就没让父母操过心，六个孩子，墙上贴的奖状全是大姐和我的，而且还都是少先队的干部。有点调皮但不捣蛋，有点犯犟但不犯荤，有点胆大但不耍横，所以家里家外我都是一个好孩子。 但这好孩子也会闯祸。有一年母亲住进金牛山下的军区总院，刚学会骑自行车的我，想趁着热劲骑车去看妈妈。十来岁，要骑近三十公里，想想都腿软。可我胆正，十几岁的小孩掏裆骑了二十公里，到北园撞一大马车上，人没摔坏，自行车前轮瓢成锅底。赶大车师傅骂了我一顿，一挥鞭子走人。而我扛着撞坏的车子，一瘸一拐走了两公里到黄台，才找到一个修车店。 还有一次带小妹去大渠边挖野菜，赶上突然下大雨，和小妹躲进大渠水泵房，见墙上有一木桩，就把湿衣服一把搭了上去。没承想，上面有电线裸露，衣服一搭，立刻噼里啪啦冒电火，眼见衣服要烧坏，赶忙捡个树枝往下挑，好几次差一点连上电，小命交待给这水泵房。 从小我就爱看书，上小学就把姐姐中学的语文课本看了个遍，爸爸的书箱子更是我的极乐园，从《红旗飘飘》到冯德英的三花，从斯大林全集到毛泽东选集，从解放军扫盲课本到野战外科手术学，从《鸡毛信》的连环画到人体解剖图册，我像一只八爪章鱼，把能到手的书都无选择的看一遍，那怕是囫囵吞枣，也让好奇心得到满足。 为了能在街边的小人书摊多看几本书，去钢厂拣废铁，去城墙挖子弹头，有一次竟把家里的衣服挂钩、门拉手卸下来偷偷换钱去看书。 挨揍，是活该！调皮到这份上，让我也觉得该揍。所以，每次挨妈妈的巴掌、条帚、火钩子、擀面杖伺候，我都不哭也不躲。知道犯了错，就该受惩罚。何况妈妈的打比起坏人的打，要轻的多。 古人说，读万卷书行万里路。很可惜，小时候条件有限终未读书破万卷，而万里路更是没影的事。不过十一、二岁跟下乡插队的大哥扒过火车上了第一次泰山，见识了铁道游击队的风采。也曾独自一个小孩私奔回大山里的老家，怀揣一本《红旗插上大门岛》，手握一把铁皮打火玩具手枪，硬是独自在大山里夜行二十多公里，体验了一把"千里走单骑″的神奇。那一次“私奔”，在叔叔家一次吃了十一张煎饼，一下子成为小山村的“传奇”，婶婶摊一张，我就吃一张，那个香，那个酥，那个好吃，终生难忘。 其实，在父母跟前，我还属个“乖乖虎”，虽然胆子大、脾气硬、性子直，但听话、聪明、能干、能吃苦也是没说的。打小，妈妈要去医院城外化肥厂的供销社，或去附近王舍人庄赶大集，弟弟、妹妹坐在木头童车里，来回都是我推着。既是不用看弟弟妹妹时，我也会腰里盘一卷绳子爬树去掰干树枝，为家里拾柴火。到了秋冬，自己做个大耙子搂树叶，总让家里的树叶垛比任何人家都高都大。自打学会掏脱裆骑自行车，家里的大小采购更是全包在我身上。 但是，我也有一大缺点，不爱说话，更不愿意跟陌生人打交道。最烦每年春节去拜年，什么叔叔阿姨大爷大娘爷爷奶奶乱叫一气，其实心里一百个别扭，总觉得太虚太假太装了。 然而还没等我明白事，那场史无前例的文化大革命就扑天盖地而来。好像就在夜间，全家生活就由地上掉入深渊。“打倒”“批臭”“斗烂”“踏上一百只脚，叫他永世不得翻身！”原来那些见爸妈就笑脸相逢的叔叔阿姨，一下子全变成横眉立目咬牙切齿。最让我百思不解的，是那几个被爸妈平时照顾最多的职工叔叔，竟然变成欧打爸妈最凶的打手。 曾是“革命事业接班人”的我们，转眼变成“死不改悔走资本主义当权派”的黑九类子女，被人污辱、谩骂、欧打、驱逐，成了过街老鼠。困惑与不解让少年有了仇恨的心。 革命大半生的父亲被打伤打残，少年就当八路的母亲被禁行看管，从大哥到小妹，没有一个躲过这场灾难。 揪斗、武斗、夺权、派争、混战，革委会的组建，军代表的介入，工宣队的威风，九大会后的一片红，整个就像一场风暴，让我家这只小船几经倾覆而又重现。 好歹熬过1966~1968年，1969年，好歹等到父亲被“解放”，我家这艘小船也已千疮百孔难已负重。一家人咬牙又坚持到1970年，大哥、二哥，还有我匆匆“弃船”去当兵。 刚满十五岁的我去当兵，爸爸妈妈没有送，只有快上车时，听到消息的大姐赶来看了看我，塞给我两个青萝卜，说没有买到苹果，只得拿这个安慰一下远行的弟弟。 没有眼泪，没有歌声，也没有离别的难过，反而有一种逃出生天的喜悦，终于离开这个给我苦难和耻辱的家乡，我怎么还会留恋？怎么还会不舍？ 火车西去，我的少年也从此结束，虽有满心的困惑与不解，但我有了一个新的世界，那里充满了爱与欢乐，还有无数的神奇与诱惑。当然，也会有苦有累甚至于流血受伤，但那是一个男子汉的担当，谈不上再有什么困惑。 七十年回首少年时代，怎么会有那么多的困惑？是不是早熟想的太多，才让少年活的那么累那么苦？可这是一个人想来的事吗？这是时代列车与生命钢轨磨擦出来的火花和声音，如同火山迸发出来的岩浆，多么红多么热，终究还是会变成又黑又冷的石头。因为这是物质不灭的自然规律，千变万化最后还是会归于平静。 再不平凡的人生，也会由火变成一捧灰，只有记忆写下，让别人去怀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