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恶毒评论到互相举报

高野海青

文/艾森说

如果有一天你随口一句话，就有可能换来驱逐出境，那你还敢随便开口吗？听起来非常夸张，但这正是两位海外华人顶级网红正在真实上演的生存对决。9月10日，美国保守派活动家查理.柯克遇刺身亡，震惊全美。而正当美国还在消化这样一场政治悲剧的时候，一场同样惊心动魄的舆论核战，在海外中文圈引爆。故事的主角是两位网红，一位是二大爷，另外一位是悉尼奶爸。查理死后，二大爷发表评论说:“一个所有言论都在证明他是一个纳粹人渣的家伙被枪杀，被他一直所鼓吹的方式死去，我甚至不愿意表达任何一点装逼的怜悯。”这样一句话，如同一颗火星掉进了油锅，接下来悉尼奶爸的举动，让所有人都瞠目结舌，他公开宣布已经向美国FBI跟国土安全部实名举报二大爷，要求调查他甚至于撤销对他的庇护。听明白了吗？一场网络的骂战瞬间被升级成为试图动用公权力和国-家-机器，让对手物理消失的生死对决。这背后到底发生了什么呢？二大爷的“纳粹人渣”仅仅只是恶毒的口嗨吗？而悉尼奶爸的这个举报是真的出于公益，还是在打小报告告密呢？而美国政府号召大家举报公司解雇那些幸灾乐祸的员工的时候，言论自由的红线又到底应该划在什么地方？今天艾森不站任何人，我只想把整件事情背后的逻辑、人性以及巨大的危险又帮您捋清楚。

要理解这样一场风暴，我们必须要先认识风暴中间的这个人物——查理.柯克，他绝不是一个非黑即白的角色。在支持者眼里，他是保守派的新星，他喜欢深入大学校园，与左派学生公开辩论，尝试来弥合左右分歧，他甚至会当场痛斥歧视同性恋的极右翼，所以他的这个做法赢得了不少中间派的尊重。但是在反对者在左派眼中，查理在堕胎、枪支、移民问题上的强硬立场，以及他对于特朗普的力挺，让他成为“法西斯”的代名词。所以，查理的死这个悲剧本身就是一个极具争议性，充满了情感冲击的事件，他的死让很多保守派的支持者陷入了巨大的悲痛当中，所以它点燃的是一个早就已经装满了炸药的火药桶。问题是二大爷为什么要选择用“纳粹人渣”这四个触目惊心的大字来点燃它呢？我想二大爷的评论就像是一把瑞士军刀，它折叠藏着三把小刀。第一把也是最致命的一把叫做“非人化”，也就是他给查理贴上的那个非常刺目的标签——“纳粹人渣”，“非人化”，这是一个心理学的名词，也是历史上所有大规模暴行的第一步，它的作用就是把一个原本复杂的有血有肉，有温度的人，变成是一个抽象的邪恶的符号。当查理不再是一个丈夫，一个儿子，一个热衷于对话与辩论的人，而只是一个“纳粹人渣”这个标签的时候，他的死就不再是悲剧，对他的暴行就变成了是“清除害虫”的“正义行为”。我们可以想一下，历史上，当纳粹屠杀犹太人的时候，称他们为“老鼠”；卢旺达大屠杀以前，胡图族称图西族为“蟑螂”。当二大爷用“纳粹人渣”这个词来给查理贴标签的时候，他启动的就是这么一个最古老也最危险的心理机制，他就是在为暴力的行为颁发“道德的许可证”，而这个机制一旦激活，就会推开一扇非常危险的窗户。这个就是我要说的第二个理论——奥弗顿之窗。简单来说，就是社会通常能够接受的观点有限，就像是一扇窗户有一个范围，而二大爷就是要把公开庆祝政-敌被暗杀这样一扇非常不体面原本完全不能够被社会接受的观点，硬是要拖进这扇“窗口”里，硬是要拖到社会可以接受的范围里面。一旦这样一种言论被容忍的话，整个社会的底线就会被拉低，政-治-暴力就有可能从原本不可想象变成是备选的选项。而二大爷用的第二跟第三把刀，“被他鼓吹的方式死去”和“不愿表达装逼的怜悯”，这完美的展示了心理学家班杜拉提出的“道德推脱的理论”。这个理论解释了一个正常人为什么会为残忍的事情欢呼。班杜拉总结了三个步骤。第一个就是重新包装行为，他把暗杀美化成“报应”，说是“天道好轮回”。第二个是推卸责任，他暗示死者是自己作死，凶手只是“替天行道”。第三个是无视后果，他是完全忽略了受害者的死亡对于受害者的家庭，以及对于整个社会的真实的伤害。我想二大爷短短两句话的评论，其实精准的走完了这三个步骤，它像一剂强效的麻醉剂，让他的支持者在为暴力狂欢的时候，感觉不到任何道德上的不安，甚至还能够品尝到一种“替天行道”的虚幻的“正义感”。

但是如果我们相比较，用二大爷阵营的那些政治人物，比如说哈里斯、奥巴马、拜登跟桑德斯，我们看到他们全都对于本次查理被杀这个暴力一致谴责。对于谴责这个暴力，他们的表态很显然并非二大爷口中所谓的“装逼的怜悯”，也不完全是政客的虚伪，而是文明社会的底线。如果我们用这样一条美国社会的基准线去衡量的时候，你就会发现二大爷这个言论的出格与危险是一目了然的。

一个原本自诩是“知识分子”的说书的先生，为什么会说出如此口不择言，毫无人性的话呢？我尝试拼凑他的画像是前-体-制-内的知识分子，过往的经历，让他对于自己心目当中所谓的“正义”有洁癖，一个历史爱好者习惯用历史的宏大叙事来审判当下，他怀着乌托邦的梦想来到西方的世界，却被现实撕的粉碎。在他眼里，特朗普和特朗普背后的“玛嘎运动”，就是他最熟悉最憎恶的“历史的幽灵”在美国重演。所以，当二大爷看到理想的“灯塔”熄灭，他感到的不仅仅是失望，而是强烈的背叛感。而且我们看到二大爷还并不是唯一一个说出这种极端混帐话的人，整个中文的舆论场不止一个大V发表了庆祝查理死亡的不当言论。这些人有些是因为油-管的成功带来了非常虚幻的优越感，把复杂的政治冲突简化成“善恶二元论”，他们习惯了用过去熟悉的框架来解读当下的现实，他们没有意识到自己其实还沉浸在对于九十年代西方世界的想象当中，他们把右派的纠偏跟左右两派的制衡，当做是保守派对于民主的背叛，而不是重新更新自己的认识和自己的模型框架。“纳粹人渣”这几个字的诅咒就是这些幻灭的左派，看到自己最糟糕的预言成真以后发出的绝望的嘶吼。

但是这样一个情况，被一个精明的机会主义者——悉尼奶爸从中嗅到了流量的味道。我们看到的一个比较搞笑的情况，就是澳洲国籍的奶爸，向美国的联邦政府来举报试图让国家机器剥夺二大爷的庇护身份，这个操作精准致命，也让人感到不寒而栗。要理解奶爸的动机，首先要理解美国保守派支持者的情绪。他们原本就长期以来被二大爷这样一些非常肆无忌惮的非常侮辱人的言论所激怒了，而当他们最敬佩的代表“和平理性”的查理被暴力杀害，而二大爷还在庆祝，而且出言如此不逊的时候，这样一种愤怒和对于二大爷痛恨的情绪到达了顶峰，更不用说二大爷得罪的不计其数的其他人了。我想悉尼奶爸就是看准了这么一个时机，用这么一个“政-治-表演秀”的操作，来引导所有二大爷的敌人，把这样一股愤怒的情绪的宣泄为己所用。所以，我们这里可以引入德国法学家卡尔.斯密特的一个“敌我理论”。斯密特认为:“政-治最核心的动作就是区分朋友跟敌人。朋友是可以有分歧的伙伴，而敌人则是必须从存在上就被消灭的对象，没有辩论，也没有妥协的余地。”悉尼奶爸的做法就是一次教科书级别的敌我的划分。他不再将二大爷视为一个观点不同的论敌，而是直接把他定义为“必须动用国-家-机器来清除掉的敌人”。他不再寻求用辩论或者是用观点来战胜对手，而是直接想要借助于公权力的手，让二大爷在物理上消失。那悉尼奶爸具体是怎么样做的呢？这就引入了第二个概念，叫做“程序的武器化”。我们知道，民主社会有一套复杂的法律程序，它的初衷是要保护公民的合法权益，但是这样一些程序也有可能被当成是武器。悉尼奶爸就是非常敏锐的抓住了当下这样一个查理被暗杀，导致的一个非常特别的情境底下，美国政府呼吁举报那些“恐-怖-主义同情者”以及举报庆祝查理被暗杀的人，悉尼奶爸就是抓住了这么一个非常特别的时机，将他个人与二大爷的恩怨巧妙的包装，成了这么一个“爱国者举报恐-怖-主义同情者”的符合美国政府“程序正义”的行为，而且他不是私底下悄悄的举报，而是公开的宣告，不遗余力的煽风点火，这个事儿闹得越大越好。闹得越大，二大爷不被遣返，也要脱层皮，而事情闹得越大，流量跟关注就越大，收割的粉丝也越多。其实奶爸这是早就已经算计好了，不管这个事儿最后成不成，他都总能够把自己的收益最大化。与二大爷虽然认知有限，有时候让人特别讨厌，但毕竟还有文人风骨的书斋气不一样，悉尼奶爸是一个完全没有底线立场飘忽的“流量怪”，他的核心驱动力就是制造冲突，升级对立，以此来巩固自己的“流量王国”跟粉丝的部落。查理的死是保守派“圣徒”的殉难，而二大爷的评论是送上门来的一个“撒旦”的角色，而举报这个行为就是他导演的这样一场大戏的最高潮，这个行为本身就是他最得意的最重要的作品。在引爆舆论之后，悉尼奶爸又迅速的切换角色，将自己塑造成一个“明知道会被骂死，但依然义无反顾的悲情英雄”，这样一种在“硬汉”与非常Low的“丑角”之间的自如切换，其实就是顶级的流量玩家的技巧。悉尼奶爸的举报是一次深谙传播学规律的精心策划的表演，他的目的不在于结果，更不是出于公益，而是纯粹的操控跟玩弄。

好，那我们可以说悉尼奶爸的做法就是搞“文-革-告密”那一套吗？其实悉尼奶爸的行为更像是他发现不喜欢的邻居在后院烧烤，不仅立刻给消防局打电话，而且还同时打开手机直播，向所有他的粉丝大喊:“快来看呀，这个人要放火烧山了，我正在报警，你们也赶紧给我打报警电话，都把这个事儿给我炒起来！”所以，看到了吗，悉尼奶爸的核心目的不是预防一场未知的火灾，因为人家只是在后院烧烤，而是要明确的让这个他不喜欢的邻居受到惩罚，甚至被赶出小区，所以他把“举报”这个动作本身变成了是一场“吸引眼球的政-治-秀”，是一场公开的“舆论的施刑”。所以，朋友们，悉尼奶爸的行为正是在无耻的利用这样一种越界的不恰当的政-治-风向，他完全是出于个人-政-治斗争的目的，将合法程序来“武器化”。所以，从这个角度来说，悉尼奶爸的举报信，虽然并不会直接导致给二大爷定罪的判决书，但是在思想内核跟动机上，他展现出来的那样一种为了一个看起来“崇高”实则另有盘算的目标就可以不择手段动用公权力去消灭个体的思维方式，实际上正是“文-革-人格”的思想病毒。

就在悉尼奶爸发起举报之后，二大爷发推回应，威胁说“要向澳洲的国-安-部-门反向举报悉尼奶爸曾经为一带一路-部-门工作过”，我们注意这个动作的本质，二大爷选择了拿起跟悉尼奶爸一模一样的武器进行报复。在这一刻，整个事件当中，最令人不寒而栗，不再是悉尼奶爸的算计，而是我们亲眼见证了一个本来勉强还可以算作是“言论自由受害者”的角色是怎么样主动选择了跟悉尼奶爸一样Low的“加害者”这个角色。当二大爷发出“我来替你举报一把”的威胁的时候，他也就已经放弃了原则之争，而将这样一场冲突彻底确认为一场“看看谁更加没有底线”的比Low的战争。他们都在与恶龙的缠斗当中，长出了对方的鳞甲。

所以，这样一场战争实际上是没有赢家的，它给海外华人的社群留下了三道无法愈合的伤口。第一是信任的崩塌。因为如果这样一种举报被常态化，一座人人自危的“黑暗森林”就会降临在海外的中文互联网。第二是公共空间的毒化。高质量的思辩会被情绪化的站队所取代，所有人都会加速走向极端。说到这个地方，我担心的其实不是某个人，也不是某一次举报，而是整个海外中文的舆论空间正在变得越来越脆弱跟危险。一个极端的评论就能够引爆一场举报大战；一场举报大战，就能够把一场简单的口水战，从中文圈升级为全网针对海外华人言论的审查跟猎巫；那最终会把所有的海外华人都卷进去，谁都没有办法幸免。如果类似这种模式不断重复不断上演的话，我们最终会失去所有可以正常辩论跟说话的空间，只剩下了互相的审查跟举报。

所以，今天，比起急着站队，也许我们更应该一起来思考——我们应该如何既容纳愤怒又不纵容暴力；我们应该如何让辩论回归辩论，而不是互相毁灭；最重要的是如何在自由的世界里，既能够守住言论自由的底线，又能够守住我们彼此之间人性最基本的体面。所有这些问题，我都没有标准答案，但如果我们今天不去思考，那下一次风暴来临的时候，我们每一个人都有可能被卷入这个不断撕裂的漩涡之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