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 class="ql-block">承德普佑寺：藏在避暑山庄旁的“皇家佛学院”</p><p class="ql-block"><br></p><p class="ql-block">文/邵勇敏</p><p class="ql-block"> </p><p class="ql-block">若说承德避暑山庄是清代帝王的“夏都”，那紧邻山庄的普佑寺，便是藏在山水间的“皇家佛学院”。这座看似低调的寺庙，既非香火最盛的祈福地，也非建筑最华丽的皇家道场，却藏着乾隆皇帝“以佛治边”的大智慧，连檐角的铜铃、殿内的经卷，都写满了百年前的民族与文化密码。</p><p class="ql-block"> </p><p class="ql-block">普佑寺坐落在承德外八庙的核心区域，东接普宁寺，西临安远庙，北望避暑山庄的烟雨楼，南靠磬锤峰的丹霞赤壁。这样的布局并非偶然——清代时，避暑山庄是帝王处理蒙古、西藏事务的“外交中枢”，而普佑寺恰好处在“皇家生活区”与“民族寺庙群”的衔接点上。当年，蒙古王公、西藏活佛来承德朝觐，既能在普宁寺参加大型法会，也能到普佑寺与高僧论经，帝王则可通过寺庙的佛事活动，不动一兵一卒便凝聚人心。如今站在普佑寺山门前，仍能清晰望见避暑山庄的宫墙与外八庙的金顶连成一片，仿佛还能听见百年前经声与朝贺声交织的回响。</p><p class="ql-block"> </p><p class="ql-block">普佑寺的诞生，源于乾隆皇帝的一次“军事胜利”。乾隆二十五年（1760年），清军平定准噶尔叛乱，西域重新纳入中国版图。为了安抚归降的蒙古、维吾尔贵族，也为了培养能沟通汉、藏、蒙、满语言的佛教人才，乾隆下旨“建寺育人”，普佑寺由此诞生。与其他皇家寺庙不同，它从一开始就被赋予了“教育功能”——这里不仅是供奉佛像的道场，更是清代规格最高的“佛教大学”，鼎盛时期，寺内有300多名来自蒙古、西藏、内地的僧人在此研习佛法，学习多种语言和天文历法，毕业后多成为各地寺庙的住持或沟通民族事务的“文化使者”。可以说，普佑寺的香火，本质上是乾隆皇帝“文治”的延伸，是用经卷代替刀剑的治国智慧。</p><p class="ql-block"> </p><p class="ql-block">走进普佑寺，你会发现它的建筑布局，藏着“汉藏合璧”的精妙。寺庙整体遵循汉式寺庙的“中轴对称”格局，从山门、天王殿、大雄宝殿到后殿，一条中轴线贯穿始终，符合内地人对“礼制”的认知；但细节处却处处可见藏式风格的“小心思”——大雄宝殿的屋顶采用藏式“歇山重檐”，屋脊上的“吻兽”比普通寺庙多了两只，象征皇家规格；殿内的立柱雕刻着藏传佛教的“八吉祥”图案，而非内地寺庙常见的龙纹；连地面的方砖都按藏式“曼荼罗”的布局排列，暗含“宇宙和谐”的寓意。最特别的是寺内的“经堂”，当年这里的经书架分三层，分别摆放汉文、藏文、蒙文的佛经，僧人在此轮流授课，三种语言的诵经声曾日夜不绝，如今虽经卷已移至博物馆，但书架的榫卯结构仍完好如初，仿佛还留着百年前的墨香。</p><p class="ql-block"> </p><p class="ql-block">不过，这座“皇家佛学院”的命运，也藏着历史的沧桑。1941年，一场大火吞噬了普佑寺的大部分建筑，如今我们看到的大雄宝殿、天王殿等，是后来按原貌修复的，但正是这场大火，让一处“意外之景”成了普佑寺的独特标志——寺内残存的几座藏式“嘛呢塔”，塔身虽有烧痕，却依然矗立在夕阳下，塔身上的“六字真言”历经风雨仍清晰可辨。这些残塔没有被彻底重建，而是以“残缺之美”保留下来，像一位沉默的老者，诉说着寺庙从鼎盛到劫难，再到重生的故事。如今游客走到残塔前，总会忍不住驻足：烧黑的砖块与新补的青砖交错，恰如历史的裂痕与修复，让人读懂“传承”二字的重量。</p><p class="ql-block"> </p><p class="ql-block">如今的普佑寺，少了当年的皇家气派，却多了几分岁月沉淀的厚重，没有熙熙攘攘的香客，只有偶尔来此写生的画家、研究历史的学者，以及被“皇家佛学院”故事吸引的游客。当你站在大雄宝殿的台阶上，听导游讲起乾隆如何通过寺内的经会化解民族矛盾，看阳光透过窗棂在地面投下“曼荼罗”的影子，再望向不远处避暑山庄的琉璃瓦——你会突然明白，普佑寺从来不是一座普通的寺庙，它是用信仰搭建的“文化桥梁”，是藏在山水间的“治国课本”。</p><p class="ql-block"> </p><p class="ql-block">在普佑寺你触摸的不是冰冷的古建，而是百年前帝王的远见与民族融合的温度；你听见的不是简单的经声，而是多元文化在中华大地上共鸣的回响。这座“皇家佛学院”的故事，远比你想象的更动人。</p><p class="ql-block"><br></p><p class="ql-block">2025、9、3</p>