枫桥双贤耀松江

桥下人

枫桥双贤耀松江：杨维桢文润江南与陈遹声实干安邦的跨世传奇

在上海城市记忆的长河中，有两颗来自浙江诸暨枫桥镇的“星辰”格外耀眼——元代文坛领袖杨维桢以笔墨为犁，在松江播下文化启蒙的火种；晚清知府陈遹声以实干为刃，在甲午战后的松江劈开民生困局。一文一政，一古一今，两位枫桥贤达跨越数百年，以“为民”为初心，共同为松江乃至上海的发展写下浓墨重彩的篇章，他们的故事，至今仍在黄浦江畔与枫桥溪头流转，而这份扎根民生、务实为民的精神，正是枫桥经验产生的源泉之一。

一、杨维桢：元末文星落松江，一支笔点亮江南文脉

公元1346年，一艘乌篷船沿吴淞江缓缓驶入松江府城。船头立着一位身着青衫、面容清癯的文人，他便是刚辞去官职、决意隐居松江的杨维桢（1296-1370）。彼时的松江，虽地处江南鱼米之乡，却因元代中后期社会动荡，文风渐衰，百姓多困于生计，鲜少能接触文化启蒙。谁也未曾想到，这位从枫桥而来的文人，将以一己之力，让松江成为元末江南的“文化高地”。

（一）弃官归隐：为避浊流寻“文根”

杨维桢出身枫桥书香世家，自幼受“崇文尚实”家风熏陶，七岁便能赋诗，二十岁中进士，历任天台县尹、钱清盐场司令等职。但元代末年官场腐败，苛捐杂税压得百姓喘不过气，杨维桢不愿同流合污——在钱清盐场时，他为保护盐民利益，拒绝向权贵额外征税，却遭上司排挤；任天台县尹时，他严惩豪强劣绅，又被诬告弹劾。几番沉浮后，杨维桢看透官场黑暗，索性挂冠而去，带着一卷诗书、几箱典籍，辗转来到松江。

为何选择松江？杨维桢在《松江赋》中写道：“吴淞之水，清且涟漪；沪渎之滨，民且敦朴。”在他眼中，松江既有江南水乡的灵秀，又有百姓淳朴的底色，是传播文化、启蒙民智的理想之地。初到松江时，他暂居城西居所，每日清晨便到吴淞江边散步，听渔民唱渔歌，看农夫耕水田，这些鲜活的民生场景，不仅成了他诗文的素材，更让他坚定了“以文润心”的决心——他要让文化不再是士族豪门的“专利”，而是能走进寻常百姓家的“甘霖”。

（二）开馆授徒：20载培育千余名学子

在松江百姓的帮助下，杨维桢开启了授徒生涯。与当时只教贵族子弟的私塾不同，他立下规矩：“凡愿读书者，无论贫富，皆可入学；凡家贫者，免学费、供纸笔。”消息传开后，松江及周边州县的百姓纷纷送孩子来求学，短短一个月，求学之地就挤满了近百名学生，最小的才六岁，最大的已二十出头。

杨维桢的教学方法格外“接地气”。他不照搬儒家经典的刻板教法，而是先教学生读写家乡的方言民谣，再结合《论语》《孟子》中的“仁政”思想，用松江百姓熟悉的“种田、捕鱼”事例讲解道理。有一次，一个来自渔村的学生问：“先生，‘仁者爱人’是什么意思？”杨维桢没有引经据典，而是带学生到吴淞江边，指着渔民互助拉网的场景说：“你看，渔民们一起拉网才能捕到鱼，若只顾自己，只会空船而归。‘爱人’就是像渔民互助一样，帮别人，也是帮自己。”这样的教学，让文化知识不再晦涩难懂，更让“互助、向善”的理念悄悄在学生心中扎根。

此后二十余年，杨维桢的授学从未间断，累计培育了一千三百余名学子。其中，既有后来成为明代文学家的袁凯，也有主持修缮松江城墙的地方官员，更有不少学生毕业后回到乡村，开设了自己的私塾，将文化火种传递到更偏远的角落。当时的松江知府曾感叹：“自铁崖先生来后，松江街头巷尾，孩童皆能诵诗，百姓皆知礼义，此乃松江之幸！”

（三）以文载道：千首诗文绘就江南民生画卷

除了教书，杨维桢更以诗文为“喉舌”，记录松江百姓的生活，呼吁社会关注民生。他的诗文从不写宫廷的奢华，只写田间的辛劳、渔市的热闹、百姓的悲欢——在《吴农谣》中，他写下“吴农竭力耕王田，王赋已供常饿眠”，揭露赋税沉重的现实；在《渔父词》中，他描绘“月落江空夜气清，渔翁独钓寒江雪”，展现渔民的坚韧；在《松江竹枝词》中，他用“卖鱼得钱买鱼具，船头晒网夕阳红”的诗句，勾勒出松江渔乡的鲜活图景。

这些诗文不仅在当时广为流传，更成了研究元代松江民生的珍贵史料。如今，在上海博物馆馆藏的《铁崖先生诗集》中，仍能看到杨维桢当年用毛笔写下的批注：“吾之诗文，非为成名，只为记松江百姓之苦乐也。”正是这份“为百姓立言”的初心，让他的文字穿越数百年，依然能让我们感受到元末松江的烟火气与人文温度。

1370年，杨维桢病逝于松江，享年七十四岁。松江百姓自发为他送行，送葬的队伍从居所一直延伸到吴淞江边，足有三里之长。百姓们在他的墓前种下了一片竹林，取名“文竹苑”，以纪念这位用笔墨点亮江南文脉的枫桥贤达。而杨维桢在松江留下的印记，至今仍可寻觅，其中“三高士墓”（杨维桢与两位友人合葬之墓）、“铁迪舫”（其当年生活与创作相关的遗迹）尤为知名，成为后世缅怀他的重要地标。

二、陈遹声：晚清能吏守松江，一把剑劈开甲午困局

时光荏苒，五百余年后的1894年，又一位枫桥人踏上了松江的土地。他便是刚结束母丧、临危受命任松江知府的陈遹声（1846-1920）。彼时的松江，正处于甲午战争后的动荡之中——盐枭横行、河道淤塞、百姓流离，一派“民不聊生”的景象。这位出身枫桥耕读世家、以光绪十二年二甲进士身份入仕的官员，带着枫桥“务实惠民”的家风，在松江上演了一场“先除暴、再兴利、后教化”的治世传奇，而这份直面困境、为民解忧的行动，同样印证了枫桥经验产生的深层脉络。

（一）临危赴任：母丧未满，闻松江灾情即刻启程

陈遹声出生于诸暨枫桥镇陈家村，家中世代务农却始终坚持“耕读传家”。他自幼随父亲在田间劳作，白天帮着插秧、割稻，晚上就着煤油灯苦读，十六岁中秀才，二十五岁中举人，三十八岁考中进士，入翰林院任编修。在翰林院期间，他不沉迷于诗文应酬，反而潜心研究地方治理典籍，尤其关注江南地区的水利、盐政问题，曾写下《江南民生策》，提出“治水先疏河，治盐先除弊”的观点，被同僚赞为“懂民生的翰林”。

1893年，陈遹声因母亲去世，按例回乡丁忧。可次年甲午战争爆发，清军节节败退，江南地区因战乱导致盐运中断，盐枭趁机垄断市场，松江的盐价一夜之间暴涨十倍，百姓买不起盐，只能用咸菜汁代替；同时，连续数月的暴雨让松江三十余条河道淤塞，农田被淹，数万百姓流离失所。朝廷多次选派官员赴松江任职，却都因“灾情太重、难度太大”而推诿。

1894年冬，陈遹声在枫桥家中收到朝廷的急诏，命他即刻赴松江任知府。此时，他的母丧未满，按礼制应守孝三年，但当他听闻松江百姓的惨状后，毅然决定“以民生为重，破礼制赴任”。出发前，他特意带上了父亲留下的一把铜剑，对家人说：“此剑乃先祖传下，当年用以除暴安良，今日我带它去松江，定要为百姓斩除祸害，疏通民生之路。”

（二）铁腕除暴：擒盐枭、整捕快，三个月安靖松江

陈遹声抵达松江时，正值寒冬腊月，府衙外挤满了上访的百姓，有的哭诉盐枭抢粮，有的哀求官府疏河。他没有先入府衙休息，而是当即脱下官服，换上粗布长衫，带着两名随从，开始了为期十天的“微服访查”。

在松江城外的盐市，他亲眼看到盐枭张老大带着数十名打手，用刀逼着百姓以高价买盐，有个老农因买不起盐，被打手打得头破血流。陈遹声强忍怒火，悄悄记下盐枭的据点；在乡间，他看到河道淤塞的淤泥高达两米，原本能行船的河流变成了“泥塘”，村民们只能背着干粮，蹚着泥水去城里逃难。访查结束后，陈遹声在府衙召开会议，定下“先除暴、再兴利”的策略。

第一步，便是整顿捕快队伍。当时松江的捕快大多与盐枭勾结，收受贿赂，对百姓的报案置之不理。陈遹声当众宣布：“凡与盐枭勾结者，即刻革职，永不录用；凡愿真心为民者，加俸三成，随我剿匪。”他从捕快中挑选了五十名正直的士兵，又招募了两百名年轻百姓，组建了“盐防队”，亲自带队训练。

1895年正月，陈遹声得到消息，盐枭张老大将在除夕夜聚集在城外的龙王庙分赃。他率领“盐防队”提前埋伏，趁盐枭们饮酒作乐时突然出击，经过两个时辰的激战，终将张老大及其六十余名手下全部擒获。在审讯时，张老大还想顽抗，陈遹声取出父亲留下的铜剑，拍在案上：“我奉朝廷之命，来松江为百姓做主，你等祸害民生，今日必斩！”最终，张老大被依法处斩，其余盐枭分别被判流放或监禁。

随后，陈遹声又清剿了松江境内的12处盐枭据点，没收了囤积的盐斤，设立了15个“官盐分销点”，以平价向百姓售盐。百姓们终于能买到便宜的盐，纷纷到府衙门前磕头致谢，有人还送来写着“除暴安良”的匾额。短短三个月，松江的盐患彻底解决，社会治安也恢复了稳定。

（三）兴利惠民：疏河道、办书院，以工代赈解民困

除了盐患，河道淤塞是松江百姓的另一大“心头病”。1895年春，陈遹声召开“疏河动员大会”，提出“以工代赈”的方案：凡参与疏河的百姓，每日不仅能领到两斤大米，还能得到五十文工钱；疏河挖出的淤泥，可用于加固堤坝，还能改良农田土壤。这一方案得到了百姓的热烈响应，短短几天，就有三万余名百姓报名参与疏河。

陈遹声亲自坐镇疏河工地，与百姓同吃同住。他每天天不亮就到河边，查看工程进度，指导百姓如何科学疏河——他根据松江河道的走向，制定了“先疏主干、再通支流”的计划，先用锄头、铁锹挖去表层淤泥，再用牛车将淤泥运到堤坝旁，最后用夯土工具将堤坝加固。为了加快进度，他还发明了“分段疏河法”，将三十余条河道分成五十个工段，每个工段由一名官员负责，开展“疏河竞赛”，对进度快、质量好的工段，额外奖励大米。

经过四个月的努力，松江三十余条淤塞的河道全部疏通，共挖出淤泥近二十万立方米，加固堤坝两百余里。当第一艘运粮船沿着疏通后的吴淞江驶入松江城时，百姓们欢呼雀跃，纷纷向船上抛洒五谷，庆祝“水路复通”。河道疏通后，农田灌溉问题得到解决，被淹的万亩良田重新种上了水稻，到了秋天，松江迎来了丰收，百姓们终于能吃上饱饭。

在兴修水利的同时，陈遹声还不忘“教化”之事。他寻访文化遗迹，拨款修缮学堂，开设了经史、算术、水利等课程，沿用杨维桢“免贫寒子弟学费”的规矩。此外，他还在松江各乡镇新增了两百余所私塾，聘请有学识的秀才任教，要求私塾必须教授“民生知识”，如种田、养蚕、治水等实用技能。针对当时松江赌博之风盛行的问题，他严令禁止赌博，抓获赌徒后，不急于处罚，而是让他们参与疏河或私塾建设，以“劳改”代替“关押”，既惩治了恶习，又为民生工程出了力。

1899年，因治绩卓著，陈遹声被升任川东兵备道。离开松江时，百姓们自发在城外搭建了“万民伞”，送别的队伍从府衙一直延伸到码头，百姓们拉着他的手，依依不舍地说：“陈大人，您别走啊，松江不能没有您！”陈遹声含泪答道：“我虽离开，但松江的百姓已能自食其力，这就够了。”

三、双贤精神照古今：跨越数百年的“为民”传承

1920年，陈遹声在枫桥家中病逝，享年七十四岁。消息传到松江，百姓们自发为他设立灵堂，缅怀这位曾为松江“除暴安良、兴利惠民”的好官。而早在明代，杨维桢的故事就已成为松江百姓代代相传的“文化记忆”。

两位枫桥贤达，跨越数百年，却有着惊人的相似之处：他们都带着枫桥“崇文尚实、为民务实”的家风，在松江留下了不朽的功绩；杨维桢以“文”为器，启蒙民智、润泽人心，为上海早期文化筑牢了根基，其“三高士墓”“铁迪舫”等遗迹，至今仍承载着这份文化传承；陈遹声以“实”为刃，除暴安良、兴修水利，为上海近代民生夯实了基础。他们的故事，不仅是枫桥文脉的瑰宝，更是上海城市记忆中“为民”精神的生动写照，而这份精神，正是枫桥经验生根发芽的深厚土壤。

从元代到晚清，从“文润江南”到“实干安邦”，杨维桢与陈遹声用一生诠释了“为民”的真谛——文化不是高高在上的“阳春白雪”，而是能走进百姓生活的“温暖力量”；治理不是追求表面的“政绩工程”，而是能解决百姓痛点的“务实之举”。这种精神，既是枫桥经验产生的重要源泉，也穿越数百年时光，至今仍在激励着我们：无论身处何种时代，无论从事何种职业，唯有心怀百姓、务实为民，才能留下真正经得起时间考验的功绩，才能成为被人民永远铭记的“贤达”。

枫桥双贤耀松江，他们的故事，是江南文脉的璀璨篇章，是枫桥经验的精神源头，更是上海城市精神的不朽根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