咏的美篇

咏

　　重庆：两江交汇处的世俗之美

文 / 宋 尾

千里寄相思——一个广为人知的传统形象，寓意着美好的情感，以及对美好的分享。

但在传统中国,“千里”从来不是一个具指，而是“广阔的山水”。“千里”是一种鲜活的形象，重山重水，延绵不绝。

这个东方意象也是一座著名山水之城的现代性代指：“千里为重，广大为庆。”

当“千里”与“广大”叠加起来，也就构成了“重庆”。或说构成了重庆这座城市最为核心的本质。

当我们说起“重庆”时，其实脑子里浮现的并非她涵盖的全部版图地域，而往往仅是那座山城本身——也就是从传统里直接走到现代的重庆主城。她的秀美奇诡自不待言，时尚与传统并存，更是她区别于其他都市的关键特质。近年来，这座城市一直是国内游客量最为蓬勃的旅游目的地——由嘉陵江与长江迤逦交汇之地而衍生的那种独特的世俗之美，延绵于山水间，凝聚了丰富的生活元素，吸引着无穷尽的人们。

来重庆的旅行者当然各有各的情愫与幻想，但就本质而言，外地人来重

，庆走马观花，除了奇诡的地貌和绚烂的夜景，还有几样符号是不可忽略的，更是值得投入领略的：火锅，美女，以及棒棒。

◆山城棒棒：一道独特的城市文化景观

高高的朝天门哟，挂着棒棒的梦

长长的十八梯哟，留着棒棒的歌

爬坡上坎，脚下的路，一根棒棒求生活

累了抱着棒棒睡，渴了端起大碗喝

哈由他说，土由他说，日子在棒棒上梭哦

有盐有味有盐有味不寂寞……

一段质朴的歌词，将山城崎岖的地形,“棒棒军”的形象以及辛酸和乐观，都淋漓尽致地表现了出来。

长期以来，“棒棒军”穿行游走在山城，爬坡上坎，形成了一道浩浩荡荡的城市人文景观，在全世界都市中也是独一无二的。在重庆，不管是商场门口、车站旁边，还是小区门口、交易市场等地，到处都能看到“棒棒”们的身影，常常挑着超过自己体重的货物，穿过车流，爬坡上坎。

《南方周末》曾如此描绘：“如果画个素描，棒棒是这样一个形象：肩上扛着一米长的竹棒，棒子上系着两根青色的尼龙绳，沿街游荡揽活，他们来自农村，他们是重庆街头的临时搬运工。”

许多游客尤其是国外游客来到重庆，第一个心愿就是想亲眼看看山城里这群神秘的“棒棒军”。对他们而言，“棒棒军”是一种绝对新奇的工种，同来表现地域城市文化的“道具”，屡屡出现在影视剧和文学著作之中。时也是一种非常难以定位且行踪不定的群体。也因此，“棒棒”这种形象也历左右。小到十余岁上到七十岁，主体为青壮年；女性在其中也占到不小比例；与西南大学几位学者的调查显示，最蓬勃时期，这个群体的数量大约四十万

“棒棒军”之所以引人关注，是因他们的群体曾经非常庞大。据本地媒体也有“夫妻棒棒”。

“棒棒”一词最初是来源于民间，但何时出现，以及由何人所创，考证已十分困难。但可以肯定的是，“棒棒”这个称呼大致是在 20 世纪 80 年代末才开始流行起来的。因名字既形象又通俗，很快就被重庆人接纳。到了 20 世纪90年代，越来越多的“棒棒”在重庆活动，凭自己双肩打天下，因为他们通常是群体活动，所以又被称为“棒棒军”。

1996年，重庆方言剧《山城棒棒军》的热播，直接将“棒棒军”这个纯粹的民间称谓进行了一次全国化的命名普及，由此吸引了全国观众的关注。

“棒棒”称谓兴于何时无考，但他们作为重庆城独特地貌的产物却是不争的事实。有民俗学者推断，自重庆有人类活动以来，就有“棒棒军”的存在了，他们是这个城市历史的活化石。因为重庆依山傍水建城，形成了从山巅到山脚的环山建筑，山脚是街道，山腰也依次向上形成街道，重庆的大街小巷爬坡上坎无坦途，不管是搞城市建设还是日常生活中的搬运挑抬，都急需劳力。因此，“棒棒”作为重庆的一项“土特产”，一直存在，只是称呼不同而已。在 20 世纪，人们将他们称为力夫，也有叫挑夫或脚夫，多半聚集在车站、码头地带，但市区很少见。

渝中区通远门广场上有一青铜雕塑，就是依据历史上的“重庆脚夫”形象所创作。如果稍加留意就能发现，脚夫的脚板特别大，身高不到 1.7 米的脚夫，其脚掌却超过了现代人脚掌的一倍之多！

重庆自古以来就是长江上游的水陆重镇，19 世纪末开埠以来，更是成为西南地区的交通枢纽，在以水运为主的年代，大量货物都要依靠人工转运。那时,“棒棒军”非常庞大，还形成了许多颇具规模的“棒棒军”局、号等行帮组织。据《重庆民俗概观》记载，同治五年（1866 年）由昆明迁渝的麻乡约大帮信轿行，到 20 世纪初已发展为重庆“棒棒军”行业的大佬，除经营人力运输业外，还开设有自己的钱庄，经营汇兑及现金业务。“棒棒”出身的老板还颇有些“饮水思源”的情怀，将当年入行时用过的扁担、绳子、木杵、垫肩，供奉在位于麦子市的祠堂的神龛上，让它们享受子孙后代的膜拜与敬仰。

抗日战争中被誉为中国“敦刻尔克”战役的功臣、著名实业家卢作孚也是“棒棒”的后代。当他抢运的物资到达重庆后，“棒棒军”用肩挑背扛的原始运输方式，最后完成了这一民族工业在战火中重生的壮举。

1941年初夏，来自美国《生活》杂志的记者卡尔·迈当斯用手中的相机

记录下当年的场面：一群当年的“棒棒军”抬着沉重的设备在河滩上艰难前行、正午的阳光将他们的影子投射在遍布乱石的河滩上，脚下的草鞋已经破烂不堪，瘦骨嶙峋的身体显示出他们长期从事高强度体力劳动和营养不良的生活境况。而在另一张他们背面拍摄的照片，更真切地展示了他们劳动时的艰辛，他们不但要涉过河滩上的泥泞，还要跨过旁边杂乱的障碍。

家国不幸的岁月里，他们也许仅仅是为了一己的生存在出力流汗，甚至为有活干而庆幸。在卡尔·迈当斯另外一张题为《中国苦力老龚（音译）灿烂地笑着》的老照片中，一张灿烂的笑脸似乎没有愁苦，更没有抱怨，他们的快乐来自对生活要求的简单。

这就是 20 世纪初的山城“棒棒军”，他们用自己的双肩，完成了这个城市在特殊历史时期的特殊使命。

“棒棒”大规模出现在市区，始于 20 世纪 80 年代末期 90 年代初期，农村体制改革，使大量闲置劳动力从土地中解放出来。从 20 世纪 80 年代开始,清闲下来的农村汉子进城找活计，他们中的大部分人都选择了“一根棒棒挑生活”。

毫无疑问，“棒棒军”是应运而生的“土特产”，是城镇化进程中的一个缩影。之前数十年，他们让整个城市习惯了对他们的依赖。同时，他们也是城市化之后的损耗品。

随着物流公司兴起，快递到家的行业竞争愈演愈烈，轨道交通四通八达，私家车兴盛，一切都在争抢棒棒的“饭碗”，越来越多农村年轻人大可不必“肩扛竹棒，沿街游荡揽活”，他们完全有更多优渥、更为体面和有尊严的工作机会。若干年后，“山城棒棒”也许将不再成为一种普遍性的谋生手段，而很可能成为一种“景观式”的职业。

无论如何，“棒棒军”就像黄桷树一样，代表这座城市坚韧乐观的性格,栽在哪，就活在哪，有着极强的生存本能。他们为这个城市注入了一剂极有活力的“幽默元素”，传递出生活的智慧。重庆诗人傅维这样描述：你的朋友或你喝醉了，可以请“棒棒”把他或你背回去；女友过生日，可以请一群“棒棒”把花送去，还献上一首《生日快乐》；如果宠物遭遇不幸，你可以请“棒棒”来帮哭，他们可以哭得摧肝裂胆，涕泪纵横……

都说“棒棒军”驮起了这座城市，但他们的目标却如此渺小，不过是养家，供儿女读书。渺小并不意昧他们的奋斗会低于你。他们用一根棒棒服务着城市，而他们的历史，也需要被这座城市所尊重，并且铭记。

◆重庆火锅：最原汁原味的水码头文化

重庆是川菜的发源地之一，也是川菜主要代表地域之一，博采全国各大菜系之长，兼收并蓄，妙味无穷，烹饪方法多种多样，花色菜品达四千多个。尽管重庆美食享誉天下，但没有一种美食能替代火锅不可动摇的地位，香飘万里的火锅是重庆人的最爱，没有之一。

因为巴渝多湿润雾雨，冬季潮冷，重庆人就创造了一些以“麻辣”味著称的祛寒食品。火锅便是其中的代表，融“麻”“辣”“烫”于一锅，既有不可比拟的香、鲜，也保留了民间长期以来边煮边吃的古风。

2007 年 3 月 20 日，在第三届中国（重庆）火锅美食文化节开幕式上，中国烹饪协会正式授予重庆市“中国火锅之都”称号。如此命名一个城市，这在中国历史上尚属首次。

用火烧锅煮（涮）食物，这种烹调方法早在商周时期就已经出现。据清人袁枚《随园食单》中记载，清皇室已有宫廷火锅的烹饪形式。

重庆火锅，代指麻辣火锅则出现较晚，大约在清代道光年间，重庆的筵席上才开始有了火锅。四川作家李颉人在杂志《风土什志》中撰文称，火锅发源于重庆。他写，道：“吃水牛毛肚的火锅，发源于重庆对岸的江北。最初一般挑担子零卖贩子将水牛内脏买得，洗净煮一煮，而后将肝子、肚子等切成小块，于担头置泥炉一具，炉上置分格的大洋铁盆一只，盆内翻煎倒滚着一.种又辣又麻又咸的卤汁，于是，河边、桥头的一般卖劳力的朋友，便围着担从担头移到桌上，泥炉依然，只是将分格铁盆换成了赤铜小锅，卤汁、蘸汁能增加热量……直到民国二十三年，重庆城内才有一家小饭店将它高尚化了，子受用起来。各人认定一格，且烫且吃，吃若干块，算若干钱，既经济，又也改由食客自行配合，以求干净而适合人的口味。”

有证据是：重庆火锅较集中的地方是小米滩，据说以前长江边上的船工跑船常宿于小米滩，停船即生火做饭驱寒，炊具仅一瓦罐，罐中盛汤，加入各种菜，又添以海椒、花椒祛湿，船工吃后美不可言。这食俗便沿袭下来,传至重庆扎根，并渐丰富，成为川人特有的美食。

20 世纪 50年代的评书名家程梓贤先生曾多次在茶馆里讲述重庆火锅发源的故事。

清朝雍正年间，一位八府巡按由水路来重庆巡视，途经磁器口时下船到码头上闲逛。当乘轿来到过街楼丁字口时，巡按大人突然闻到一股极其诱人的香味，连打了几个喷嚏，鼻塞顿开，食欲大振。巡按大人虽吃尽山珍海味，但从来没闻过这么诱人的香味，立即吩咐跟班衙吏去路上寻找。一位跟班从丁字口到下河码头，终于在磁器口灯笼桥桥洞下找到发出这香味的东西。一看，原来是七个脚夫围着三块石头支起的破砂锅，翻滚的汤锅飘出阵阵令人直流口水的香味。跟班赶紧返回，不敢禀报煮的是残汤剩羹，只说是一砂锅卤汁煮的杂碎鲜汤。当巡按大人到达重庆府台衙门，跟班叫衙门厨师按磁器口砂锅烹调的菜肴制作送来。厨师是个聪明人，找来烧炭的小火炉，支起一个小砂锅，先将熬好的骨头汤调好麻辣卤汁，然后将切好的肝片、腰片分装八个盘子随火锅送上，一碟麻油调好味放在巡按面前，请巡按大人自己将各种菜品烫起来吃。巡按大人一吃，果然味美无比，吃得满头大汗，开心极

了，叫来厨师，赏银五两，问厨师这是道什么菜？厨师急中生智：“启寨大传开了。

传说毕竟是传说，但红汤火锅是水码头发源的美食却是不争的事实。想起那瓷器口曾经也是川东闻名的大码头，既然毛血旺从这座水码头上起源为什么就不能诞生红汤火锅呢？

然而，重庆火锅最终“定型”且能美名广播，还得益于陪都时期的人口大迁徙。

抗战期间，火锅从沿街摆摊改变为开店营业，不仅专业火锅店愈开愈多，就连一些冷饮店、大餐厅也经营起火锅业务来。比如专营咖啡的“汉宫”商店，也做起了火锅生意，并广告招徕云：“日暮汉宫吃毛肚，家家扶得醉人归”。

许多外省人也爱上了火锅，尤其是军政要人宴客多以火锅为席上珍肴。如国民党军统头目戴笠就曾摆过 500 人的火锅宴以示阔绰。一些金融巨头宴客也不到大餐馆，而上火锅店，认为吃火锅既能开胃，又别有凤度。当时文化界的名流（作家、演员、画家）也成了火锅店的座上客，如电影界的名导演谢添就是一个爱吃火锅的“老饕”。

据民俗学者称，抗战初期最有名的火锅店是临江门杨海林开的“云龙园火锅店”和杨述林的“述园火锅店”、保安路兰树云开的“一四一火锅店”、五四路杨建臣开的“不醉无归火锅店”，还有在南岸海棠溪桥头由李文俊开的“桥头火锅店”。这些火锅店之所以当时能扬名，一方面是设备较好，座场舒适。店内设瓷面圆桌或方桌，矮桌配矮凳，高桌配高凳，这是因为新中国成立前重庆的妇女多穿长旗袍，坐高凳才方便。每桌只坐四人，桌面中央挖一个圆洞，放入泥火炉，卤汁用的是铜锅或铝锅盛装，装菜用的是金边瓷盘,有的店还备有冰柜。另一方面是服务周到，每桌均定有专人制作卤汁（以求味正，食时注意适时添加卤汁，为顾客及时换卤汁)。此外，还有专人管理炉火。加炭也很讲究，一般不在桌上加生炭，而是先把炭烧红了再加进炉膛，避免了烟、灰。每桌配有茶壶、茶杯，让顾客边吃火锅边喝茶，以解油腻。在烹调方面十分讲究选料，如用牛内脏，必须是水牛的肚、肝、腰；用牛肉也应是黄牛的背柳肉、红包肉（牛腿上的净瘦肉）、和尚头肉；掺入卤水的同时还要掺入老荫茶；甜料不用冰糖而用醪糟汁；调肠、调蘸碟都不用味精而用原汁原味。素菜只用豌豆苗、白菜心、黃葱、蒜苗，而不用菠菜，特別禁用豆腐（认为豆腐坏卤水），血旺可以用，但不算营业收入，是作为工人们的小费。毛肚要剔去梗子和底板，专用叶子部分，切成二指宽约 10 厘米长的块子。现如今的重庆火锅，即在此基础上演变而成的。

一些曾在重庆居住，后移居到台湾的同胞，在离开重扶数十年后，仍然忘不了重庆的火锅。他们常在报刊上发表怀念川昧火锅的专文，有的称当午由怕麻辣到习惯麻辣，再到喜欢麻辣，是川味火锅入门的“三部幽”。有人还写下当时流行的一首小诗：“朝天门、枇杷山，火锅小吃店，伴我八年皮廓难，饭菜麻辣香，雾都印记难消散！”几十年都还念念不忘抗日战争时期重庆的“川味火锅”，可见火锅的吸引力是多么的大。

在重庆，火锅不仅仅是一种饮食，还是一种生活方式，是一种习惯，是一种无法切割的情感，是一道难以描述的风景，是渗到骨子里的城市味道。更是一种文化现象。可以这样说，火锅烫出来的，正是重庆人鲜明的张扬性格：热情似火，勇猛刚烈，粗犷豪爽。

重庆人一般不说吃火锅，而叫烫火锅。重庆有“火炉”之称，夏日酷热难当，火锅却照吃不误，甚至越热越吃。重庆人极为好客，那火一样的热情就像重庆火锅。招待第一次来重庆的外地客人，烫火锅是必选动作。

重庆人首先会教朋友烫火锅的方法，并会亲自为朋友烫上一块毛肚，一著鸭肠。这

时，外地朋友被三种“热”包围，一是火锅店的热闹，二是火锅的热量，三是重庆人的热情。

重庆人烫火锅总是大块吃肉，大口喝酒，大声说话。荤菜块大片厚，白菜用手撕，鳝鱼不洗，鲫鱼活蹦乱跳，活鱼鰍直接往锅里煮。重庆人的火锅可以从深夜吃到凌晨，甚至通宵。吃到高潮处，男人多会袒胸露背，划拳行令。

重庆人吃火锅喜欢声音大、言子多、节奏感强，赢了拳的手舞足蹈，输了拳的开怀畅饮。且不论男女。

重庆有一座拥有吉尼斯纪录的“德庄大火锅”，该锅直径为 10 米，高度为1.06 米，大锅外沿由 56 个鼎状小锅组成环形圈，可供 56 人同桌吃火锅。重庆国际火锅节上，甚至竟有一万多名食客同时坐在长达两公里的火锅长蛇阵中，一起开烫！

这就是重庆火锅，和它所蕴涵的城市精神气质。

◆打望美女：这座城市最迷人的灵魂

说到美人，历史上有一些传统品牌：燕赵佳人、吴越娇娃、洛阳女儿、来脂婆姨……重庆虽一直没有出现大牌美女，但一个事实是，这里的美女是成批量的。“盛产美女”，印象中最早是重庆著名作家莫怀戚提出的说法。

重庆美女怎么个多法呢？有这样的说法：解放碑是三步一个“林青霞”，五步一个“张曼玉”，两根电线杆中间就有三个美女。这话当然夸张了，但也说明重庆多美女是普遍现象。

因为美女太多，重庆还配套产生了一个独有的词汇——“打望”，特指看美女。而“打望”也是重庆街区生活很重要的一部分。作家姜汤说，很多小眼睛男人在解放碑看美女，都变成了鼓眼。有个外号叫“驼儿”的男人，在解放碑转了几天，居然直了背。总之，重庆盛产美女，就像烟台出产苹果,新疆出产葡萄一样闻名天下。

说来说去，重庆究竟为何会盛产美女？

关于重庆美女产量高的问题，许多专家扎起堆来争执，迄今没有一个定论。西南师范大学一群年轻的历史研究生，正把这事当作课题在琢磨着。不过，在专家结论出来之前，我们不妨试着梳理梳理。

首先应该是气候的滋养。重庆是雾都，一年之中竟有两百多天云雾弥漫。冬季只要不下雨，几乎天天早上大雾笼罩；气候温润，没有北方那样的风沙,对皮肤而言，“相当于每天都在做天然的 SPA”。从美容专业的角度，重庆女人的皮肤好得益于水气丰沛。空气湿度大，紫外线不强，活像一个天然的高水分面膜，使人长期处于保湿状态，甚至强于吃水果、多喝水的美容保养之道。

其次是地域作用力。重庆两江夹峙，城势耸立，外地人看着头都要晕的“十八梯”“三百梯”比比皆是，虽不能说是地无三尺平，但出门是坡、进门是坎却也如“寻常一段歌”。山高坡陡，无疑为美女的“身型塑造”提供了必要的外部条件，即用不着刻意美体塑形，就自然出落得“身似风摆柳，面如朱粉敷”。

此外，重庆女人普遍喜嗜辣椒，按某些营养专家的观点，辣椒燃烧脂肪，可以减肥，也使重庆女人身材好（但这一观点尚未得到权威证实）。由此看来，重庆的地理特征、气候的适宜、独具特色的饮食文化等因素，造就了“爬坡上坎的重庆女人大多婀娜多姿，曲线玲珑”。

除却地域特色、气候条件以及饮食习惯等“天时地利”，深究开去，重庆美女的批量生成，还有一个更隐秘的关键条件——“人和”，即美女的基因问题。

当然，这也是迄今争议最大的观点，重庆多美女乃是历史的造化——“杂交出良种”。如果这样推断，“三次大杂交”当是重庆盛产美女的根源。

重庆是中国内陆最为典型的移民城市，历史上重庆有三次大移民。第一次是著名的“湖广填四川”。据史料记载，明万历六年（1578 年)，四川省有“户二十六万二千六百九十四，口三百二十万二千七十三”。张献忠入川杀人如麻，到清康熙二十四年（1685 年）就锐减至“一万八千零九十丁”（嘉庆

《四川道志》卷十七），出现了有史以来四川人口的最低纪录。因此，许多史学家声称，“没有哪个四川人是土生土长的，几乎都是从外省迁来的。”

1937 年“七七事变”之后，重庆成为国民党的陪都。全国各地的外来人大量入渝，重庆从抗战前的30余万市民，猛增至200万人，这其中不乏北京、上海等地迁徙而来的富绅名媛，创下二十世纪中国所有城市人口暴涨之纪录。

第三次大移民发生在 1949 年新中国成立初期，三线工程迁西南，大批来自国内四面八方的人再度云集重庆。

从遗传学的角度上讲，血缘越远，繁殖的后代就越优秀。比如印度，它处于亚欧大陆之间，人种就同时具备了亚欧人种的许多优点，五官清晰、轮廓分明、皮肤细腻等。包括世界小姐的盛产地委内瑞拉、玻利维亚等国家，它们都有一个共同的特征，地处南美洲与北美洲交界处。所以，也有玩笑说，

这也从一方面证明了为什么杂交水稻要比原种水稻高产。

而重庆自古以来就为通往天府的门户，在三次大移民之前，先民长期以来就不断与外界通婚，汉末、唐、宋、明、清几乎各个历史时期都有中原人口的大量涌人，从一定程度上改善了这里的基因种类，从而产生了闻名全国的重庆美女群。

所以，才会有这样的说法：重庆美女是南北美女的融合，五官轮廓和身材是北方味的，眉眼和皮肤却是江南牌的，无论走南还是往北，都能在审美观上讨巧。“到了北京才知道官小，到了广州才知道钱少，到了重庆才后悔结婚太早”。

除了上述理论外，还有人认为重庆多美女，其实和山城的风水相关。风水学认为山管人丁水主财，水法主财源，在易理上财与女人同象，女人是水造的。这一点与世界著名的美女之都巴黎也暗相吻合，“从天空俯视重庆，重庆本身就是一位婀娜多姿的飞天女神。水以曲为美，曲则有情。水美，女人

就美。”风水家提示，“重庆的水法与巴黎的水法非常神似，塞纳河与马恩河交汇，同样像一位婀娜多姿的飞天女神。”

风水之说不可偏信，也无法令人信服盛产美女的真实原因。但是，水土、地域和遗传等元素综合起来，应是美女盛产的遗传基因。

重庆很美，但重庆女人却是这座城市最迷人的灵魂。

穿楼而过的轻轨电车

朝霞满天的城市风光

重庆地标性建筑——解放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