风和日丽的美篇

风和日丽

槐树下的等待

文/风和日丽

老槐树的叶子又落了一层，风卷着碎叶擦过窗棂时，我总想起小时候的教室——粉笔灰混着晒热的泥土味，还有一缕若有若无的、像刚揉开的栀子花似的香。那香是小芳带进来的，她一进教室，满屋子的光好像都往她身上拢。

她总穿得比我们鲜亮：春天是浅绿碎花衫，领口别着朵布做的小桃花；秋天是藏蓝卡其裤，裤脚烫得笔直。红苹果似的脸蛋上，黑葡萄般的眼睛总转得飞快，薄薄的嘴唇翘着，铜铃般的声音，像有说不完的话。我们都知道她擦了雪花膏，是装在印着绿雀儿的小铁盒里的“百雀羚”——她偶尔会把铁盒掏出来，用指尖刮一点乳白的膏体，轻轻抹在女同学的脸颊上。膏体遇热就化，混着她身上的香，我们摸着发烫的脸，连笑都不敢大声，只敢用眼角偷偷瞅彼此，像偷了糖的孩子。

　　自习课上，老师总敲着黑板喊：“小芳！你的话匣子就不能关会儿？”她吐吐舌头，乖乖坐好，可没过三分钟，又会跟旁边的同学咬耳朵，大大的眼睛弯成月牙。班上大些的男同学都爱跟她闹，钢柱最甚，总抢她的橡皮、揪她的辫子。有回两人扭着胳膊抢一块花橡皮，钢柱脸憋得通红，手却突然松了——小芳“哎哟”一声摔进教室后墙的麦草堆里，麦草粘了满衣襟。我们女生拍着手喊“小芳赢啦”，她爬起来拍掉草屑，嘴角都笑到耳根了，眼里闪着光，像被一群孩子追着的花蝴蝶，连头发丝都透着欢喜。

五年级的夏天来得早，蝉鸣刚起，小芳就要转学了。她要去镇上的学校，那是全县唯一有砖瓦房、篮球架的“大学校”。我们几个要好的同学在村口送她，她背着新书包，书包带儿上挂着个小红灯笼，是她娘用红布缝的，风一吹就晃，像颗跳动的小太阳。“等我放假回来，给你们带水果糖！”她说话时眼睛闪亮亮的，仿佛已经看见砖瓦房的教室，看见篮球架下奔跑的同学。

后来听镇上的同学说，小芳在新学校很招人喜欢，还有个叫C君的老师总护着她。C君是她姐夫的侄子，戴副眼镜，穿白衬衫，骑车上下班时总带着她，车铃叮铃响着，从镇上的石子路穿过。村里人见了就嚼舌根，说他俩好上了，可这话没传多久，小芳初中毕业回了村，那点闲言碎语也就散了。

　　回村的小芳还是那样惹眼。淡绿上衣配白裤子，阳光照在上面，亮得晃眼，像刚从水里捞出来的芙蓉。她常路过我家，有时会进来跟我娘聊天，手里还攥着块面团——她帮我娘擀饺子皮，擀得又快又圆，一个人能供三个人包。我娘总说：“小芳这闺女，手巧嘴也巧，眼睛都会说话。”

再后来，小芳去了东源镇的木材厂上班。那年冬天雪下得大，大年初一，她约了七八个女同学去她家拜年。她屋里的炕上堆着瓜子、水果糖，我们坐着嗑瓜子，果皮堆了一地。我要扫地，她却拦住：“初一不扫地，扫了就把财气扫走啦！”我们都笑，说她懂得多，该当我们的“老大姐”。

可第二年春节，小芳就带了个八九岁的小姑娘回来，她叫她“苗”，像小尾巴似的跟着她。村里人又开始议论，说小芳跟木材厂的B君好上了——B君是厂主任，中年男人，有两个儿子和苗这个闺女。那时小芳的爹娘正给她找上门女婿。很快就寻了个蓝田山里的小伙，叫D君，白白净净的，跟小芳站在一起，人人都说“天造地设”的一对。

谁料没过多久，小芳就怀了B君的孩子。80年代的改革之风刚吹遍村子，可没人敢像小芳这样，敢为了一段见不得光的感情，赌上自己的一辈子。她跟我和玲说，D君是“男人里的D等”，软弱没本事；可B君不一样，他强悍、会说话，能让她看见不一样的日子。我们劝她，说D君老实本分，会疼人，可她眼里只有B君，像着了魔。

孩子生下来没几个月，一个傍晚，槐树叶沙沙响着，小芳找到我和玲。“我要跟B君走，去外头过好日子。”她抱着孩子，眼神亮得吓人，“等我安顿好，就给你们写信。”我们拉着她的手劝，说她会后悔，可她挣开我们的手，头也不回地走了。

那之后，小芳就没了音讯。活不见人，死不见尸。她的爹娘在悲痛里熬了几年，也相继走了。D君回了山里，凭着一双手开了农家乐，后来听说子孙绕膝，日子过得红火——当年被小芳瞧不上的“D等男人”，倒成了真真正正的“A等”人。

　　半个世纪过去了，我还是常坐在老槐树下。风一吹，叶子就沙沙响，像小芳当年的笑声，又像在问：她当年是真的爱B君，还是只是想逃离小村子？她是活着，还是早已不在人世？

旧时光像蒙了薄尘的玻璃，我擦了又擦，却始终看不清答案。只有老槐树还在，陪着我，等一个永远不会来的消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