巴恩斯基金会

禾庐

仲夏，无意去了一次费城的巴恩斯基金会，实际看到的是一个艺术博物馆，但陈列却是按巴恩斯生前的习惯和要求安排的，按艺术品入藏的时间摆放，的让人同一时间、同一视野内看到不同风格的作品，别有种味道。

巴恩斯因生物制药而赚了足够的银两，喜欢收藏艺术品，又有一个高中同学威廉·格莱肯斯（William Glackens ）是著名画家，帮助他逐步入藏了大量高段位的现代艺术品，深藏在费城，难得一见。

《两位使徒》（Two Apostles），雅各布·丁托列托（Jacopo Tintoretto），16世纪晚期，布面油画。丁托列托是意大利文艺复兴晚期威尼斯画派的重要代表，其艺术风格融合了威尼斯色彩与米开朗基罗的动态造型。

这幅画可能是《最后的晚餐》的一部分，或是草稿。虽然画中人物没有标志，但通过达芬奇在米兰的壁画《最后的晚餐》（Last Supper）可推测他们的身份，画中右侧的人物可能是圣彼得（Saint Peter），他的白胡须和白发与其他作品中的描绘相似，左侧的人物可能是圣安德鲁（Saint Andrew）。

《两位先知》，博尼法齐奥·德·皮塔提（Bonifazio de' Pitati），约1520年，布面油画。

这幅画出自威尼斯画家博尼法齐奥之手，风格受乔尔乔内（Giorgione）影响。画中描绘了两位留胡须的男子，被认为是先知或哲学家。人物以特写形式呈现，背景为深色，没有过多环境描写。两人凝视着画外，表明这块小画布可能是更大作品的一部分，或是更大作品的草稿。

博尼法齐奥是威尼斯文艺复兴晚期的重要画家，受乔尔乔内和提香影响较多。画中两位男子特写出现在模糊的深色背景前，些许的神秘。两人的凝视使画面具有探索性与思考性，画作受乔尔乔内影响，强调光影、色彩与人物心理的统一。

《两位酒徒》（Two Drinkers），奥诺雷·杜米埃（Honoré Daumier），约1858年，布面油画。杜米埃是法国19世纪有影响的艺术家，以社会讽刺和对草根生活的描绘而闻名。此画是杜米埃喜爱的题材，人物拥有夸张的面部表情和肢体语言，使作品充满了幽默感，显示了他对人性的敏锐观察。人物面部刻画生动，带有讽刺意味，使作品具有戏剧性，充满了社会批评力量。*

《勒梅斯特夫人，布兰什·塞内贡，科罗的侄女》（Mme Lemaistre, née Blanche Sennegon, Niece of Corot），让-巴普蒂斯特-卡米耶·科罗（Jean-Baptiste-Camille Corot），1831年 布面油画。

科罗常以家人作模特，他姐姐的四个女儿常是他作品的主题，他为每位外甥女16岁时绘制肖像。在这幅画中，勒梅斯特夫人（布兰什·塞内贡）被描绘在半光的氛围中，背景是艺术家工作室的室内环境。昏暗的背景突出了布兰什苍白面庞、白色花边领口，以及玻璃器皿上细腻的反射光点。

科罗用半光来突出少女的面部，创造了柔和且充满诗意的感觉，昏暗的背景与明亮的面容形成对比。通过人物的表情和衣着，表现了少女的青春与宁静，还有不张扬表情，传达出一种温柔和含蓄的气质，展现了科罗对人物内心的敏锐捕捉，画作散发出了一种亲切韵味。*

《铜水罐》，让-西美昂·夏尔丹（Jean-Siméon Chardin），1732–1740年，木板油画。

夏尔丹（1699–1779）是法国18世纪最重要的静物画家，被誉为“静物画之父”。他以细腻、真实的画风及对生活物品的深刻观察而闻名。与流行的华丽宫廷画风不同，夏尔丹的作品注重简朴的美学，他对陶器、食物、家庭用具等平凡物品刻划，展现了生活的静谧与内涵。

夏尔丹以无与伦比的细腻技巧，表现了铜水罐表面的光泽与反射，铜器的质感、表面的褶皱以及光影的变化，都显示了他对物质质地的深入研究和对绘画技巧的精湛掌握。通过精妙的光影运用，赋予了这件静物生命和情感。尽管铜水罐是生活中常见的普通物品，夏尔丹通过他独特的艺术视角，将其转化为一种具有深刻艺术价值的题材。*

《洗衣》，1875年，爱德华·马奈（Édouard Manet，法国，1832-1883），布面油画，马奈是现实主义与印象派之间的桥梁人物。一位女子在巴黎住宅花园里洗衣，并温柔地凝视着抓着肥皂水桶的孩子。这个充满家庭温情的场景，也为马奈提供了在户外描绘光与空气的机会。画面中闪现的白色笔触，与灰色和蓝色交织在一起，构成了阳光洒在晾晒衣物上的光影效果。

马奈使用强烈的白色笔触与柔和的灰蓝色形成对比，使衣物在自然光下仿佛具有闪耀的质感。这种直接的色彩处理方式，摆脱了传统层层罩染的技法，更加自由、生动。这幅画既保留了马奈现实主义的敏锐观察，又展现了他与印象派同伴们在“光”的表现上的共同追求。

《涂船沥青》，1873年，布面油画，爱德华·马奈（Édouard Manet，法国，1832–1883）。

在一次夏季访问法国西北海岸的渔村贝尔克-苏尔-梅尔（Berck-sur-Mer）时，马奈描绘了当地渔民的日常活动。

在这幅画中，两名男子正在给木船涂沥青，使船体更加密封。马奈直接使用浓重的黑色油彩，生动地表现出所用的粘稠沥青。尽管马奈常用黑色作为特色，他却受到了海边环境的启发，开始使画面色调更加明亮，创作出了印象派速写风格作品。

《莫奈夫人绣花》，1875年，布面油画，克劳德·莫奈（Claude Monet，法国，1840–1926）。

莫奈的第一任妻子卡米耶（Camille Doncieux）端坐＇租住于阿让特伊（Argenteuil）房屋的窗边，安静地沉浸在针线活中。1871年，莫奈一家搬到巴黎西北郊的这个小镇，可能是受爱德华·马奈（Édouard Manet）的建议，他在附近也有住所。即便在室内，光线仍是莫奈关注的核心：卡米耶裙装正面的点点白色笔触闪烁跳跃，形成一种类似挂毯的质感，也许暗示着她所从事的针线手艺。

这幅画作出自莫奈的“印象主义早期”时期，即1870年代中期。当时，他与其他印象派画家如雷诺阿、毕沙罗等人共同推动艺术革命。《莫奈夫人绣花》是印象主义风格的经典代表之一，标志着传统学院派绘画风格的终结和现代艺术的诞生。画作打破了经典的透视和细节描写传统，转而关注光与色的即时反应，这种转变为现代艺术的发展铺平了道路。

《画室船》，1876年，布面油画莫奈（Claude Monet，1840–1926）。

画中船上的人物很可能是莫奈本人，他为自己的浮动画室配备了所有需要的绘画工具，以便在塞纳河中央进行创作。受到他居住地阿让特伊（Argenteuil）周围划船文化的启发，莫奈特意按自己的要求建造了这艘画室船。

莫奈经常将船停泊在河上进行绘画；有时，他则在船上漂流的过程中创作，捕捉沿途风景，画面呈现的是瞬间的印象，而非固定的景点。这种创作方式赋予了作品一种流动性和变幻感，展现了莫奈对自然景色转瞬即逝之美的深刻洞察。

《骑师与赛马》，约1890-1895年，木板油画，埃德加·德加（Edgar Degas，法国，1834–1917）。

德加曾在巴黎和诺曼底参加赛马活动，从1860年代起，赛马和骑师成为他创作中频繁出现的主题。这幅晚期作品展示了德加经过数十年探索后将这一题材抽象化。三位骑师的面部被模糊或省略，他们在模糊不清的景观中操练马匹。尽管骑师们身着鲜艳的服装，柔和的笔触和模糊的形态传达出忧郁的氛围。

巴恩斯基金会的画廊一角，画作的展陈仍按巴恩斯当年要求的方式布置，每幅画作没有任何说明，但每幅画的镜框上都禳有画家名字的铜牌。

《邮差》，1889年。布面油画。文森特·梵高（Vincent van Gogh，荷兰，1853–1890）。梵高是后印象派的代表画家之一，以激情四溢的画风、鲜艳的色彩和情感丰富的作品著称。《邮差》是梵高创作的经典之作，体现了他个人风格的成熟以及与模特之间深厚的情感，作品深刻刻画了普通人物鲁兰。

梵高在阿尔勒遇到了邮差鲁兰（Joseph Étienne-Roulin）。两人持有相似的左翼政治观点，成为了亲密朋友。鲁兰在梵高住院期间曾照料他。这幅标志性的肖像画上有梵高的签名，表明这幅作品是梵高赠送给鲁兰的礼物。《邮差》是梵高的晚期作品，展现了他后印象派风格的成熟，以鲜明的色彩和动态的笔触，打破了肖像画的冷静与规矩，呈现了人物的内心世界和情感世界。

《静物》，1888年，布面油画，文森特·梵高（Vincent van Gogh，荷兰，1853–1890）。

梵高在一段连续雨天时期创作了这幅画，当时他无法在户外工作。他几个月前搬到了阿尔勒，希望能借助地中海的光线，这种光线吸引了前来创作的许多欧洲艺术家。画面中鲜艳的黄色背景与当地野花的蓝色和紫色形成鲜明的对比，展示了他在南方发展出的强烈色彩对比效果。

梵高的《静物》是一幅充满色彩活力和情感深度的作品，代表了他在1888年创作的一系列静物画中的一个经典例子。《静物》中的色彩是这幅作品最为独特的地方之一。梵高在这幅画中使用了极其鲜艳和对比强烈的色调，尤其是明亮的黄色和紫色的对比，形成了鲜明的视觉冲击力。黄色背景上与蓝色、紫色和绿色的花卉对比，展现了他对色彩强烈对比和情感表达的追求。在画作中，梵高没有依循传统静物画的细腻与精准，而是采取了更加自由、表现主义的手法。运用了浓厚且有力的笔触，表现了花卉的动态与生命力。花朵的轮廓并不精细，而是通过浓重的色块和粗犷的笔触来勾勒，赋予了花卉一种超现实的生命感。

《抽烟者》，1888年，布面油画，梵高。

在阿尔勒生活期间，梵高经常描绘当地的农场工人，他理想化他们的简单生活方式。他力求捕捉这些工人日晒风吹、粗糙的外貌特点。

在画中这个男人的夹克上，梵高刮掉了部分油画，揭示了画布的质地，表现出布料的粗糙感。梵高还使用了令人惊讶的色彩，比如在这名男子眼白中的亮绿色，以赋予这些朴素的坐姿者一种精神上的光辉。

《妓院》（The Brothel），1888年，布面油画，梵高（Vincent van Gogh）。

梵高在与保罗·高更（Paul Gauguin）的合作期间创作了这幅妓院的速写。1888年秋天，梵高说服高更与他一起前往法国南部的阿尔勒，两位艺术家常常并肩作画。他们还一起访问了妓院，部分原因是为了寻找人物画的题材。在高更的鼓励下，梵高凭记忆创作了这幅作品，捕捉了妓院中常见的人物，穿着鲜艳衣服与男子一同饮酒的女性，以及戴着独特红帽的士兵。他使用底部的蓝色涂层来暗示那个场景的淫秽氛围。

在《妓院》中，梵高的色彩运用较为独特，蓝色的底色不仅是为了冷静的效果，也暗示了妓院特有的阴暗氛围。画面结构呈现出一种简洁的几何形态，人物的描绘并不细致，而是通过色块和粗犷的笔触来传达情感。这与他以往作品稍细腻的笔触和丰富的色彩层次的明显不同，如《向日葵》和《自画像》中的精细描绘和光影表现。

《妓院》是梵高受高更影响，凭“记忆”创作的作品，尝试通过记忆来表现日常生活。在这幅画中，梵高不仅是对现实的再现，而是通过记忆和象征的方式将其情感和氛围传递出来。

《房屋与人物》，1890年，布面油画。文森特·梵高（Vincent van Gogh）。

在生命的最后一年，梵高作为病人在圣雷米的精神病院住院。在有限的户外活动条件下，他只能画出窗外能看到的景象——或者像这幅画一样，画出他脑海中所想象的画面。这幅画回忆了他故乡荷兰的景色，展现了点缀在荷兰乡村的茅草屋。

《房屋与人物》是梵高晚期创作中的一幅重要作品，展现了他对荷兰家乡的怀念和他精神世界的挣扎。尽管梵高的身体和心理状态逐渐恶化，他依然通过艺术进行自我表达，画面充满了浓烈的情感和独特的艺术语言。这幅作品不仅仅是对景物的再现，更是对梵高内心世界的真实反映，体现了他在困境中的艺术探索与情感表达。

梵高的晚期作品普遍充满了强烈的情感，这种情感不仅通过色彩、笔触的表现体现出来，也通过作品中的主题和构图展现出来。《房屋与人物》虽然表现的是一片宁静的荷兰乡村景象，但梵高通过色彩和笔触将它呈现为一种带有个人情感的回忆。画面中的房屋和人物略显扭曲，笔触自由而有力，体现了梵高内心深处的不安和思乡之情。

《工厂》（The Factory），1887年，布面油画，梵高（Vincent van Gogh）。

梵高描绘了位于巴黎北郊工业区克里希（Clichy）的一座玻璃工厂。与印象派画家们通常描绘的休闲活动不同，梵高选择将工厂作为现代生活的场所进行表现。画面中堆放在小道旁的物体是玻璃球，这些玻璃球是巴黎街道煤气灯的灯罩。

梵高的画作常常以强烈的色彩对比为特色，这幅《工厂》也不例外。虽然这幅画的色调较为朴素，主要以灰蓝色和绿色为主，但梵高依然采用了鲜艳的色块和富有表现力的笔触来突出工厂的氛围。色彩在这里不仅是表现现实，更加突出了现代工业环境的冷峻感与机械化特征。

梵高的笔触具有强烈的个性，物体轮廓与细节多是通过粗犷的、富有节奏感的笔触来表现。与同时代艺术家的细腻笔触相比，梵高的笔触更注重情感的传递和视觉冲击力，使得画面呈现出动感与力量感。《工厂》采用了平面化的构图，画面中的物体和背景之间的层次感并不明显，而是通过色彩与笔触的对比来塑造空间感，增强了画面在视觉上的冲击力，也使得人物和场景更具象征性，而非纯粹的再现。

《坐在扶手椅中的孩子》（Child Seated in an Armchair），1901年，布面油画。西班牙画家毕加索（Pablo Picasso）。毕加索的创作跨越了多个时期和风格，从蓝色时期、粉色时期到立体主义，再到晚年的抽象表现主义等。此画是在毕加索移居巴黎后不久创作的，是他艺术创作的转型期蓝色时期，他的作品多集中表现贫困、病痛、孤独以及社会边缘人的苦难，这些主题反映了他在这段时间的精神状态。毕加索此时处于心理和情感的低谷，沉浸在失落和孤独的情感之中。

《苦行僧》（The Ascetic），1903年，布面油画，巴勃罗·毕加索。

在1901年到1904年间，是毕加索的“蓝色时期”时间段，毕加索探索了痛苦与孤立的主题，以病人、盲人、囚犯和贫困者等被边缘化的人群为题材，他与之产生了深深的共鸣，因为在他早期的艺术生涯中，也经历了许多艰难困苦。在这幅作品中，一位胸部凹陷、消瘦的男子，脸颊苍白，正坐在一顿简单的饭菜前。背景没有明确的细节，似乎旨在强调这位人物的边缘化状态。

《构图：农民》，1906年，布面油画，巴勃罗·毕加索（Pablo Picasso）。画作的主题直接涉及了乡村生活、农民和劳动阶层的日常景象。通过描绘两位赤脚的农民，展现了乡村的朴素与劳动的力量。这种题材表明他对传统乡村生活的关注，并且通过该画呈现出农民的坚韧与不屈。在西方艺术史上，农民的形象往往被用来象征贫穷或卑微，毕加索的这幅作品却通过温暖的色调与简化的形式，赋予了他们一种崇高的存在感。

巴勃罗·毕加索是20世纪最具影响力的艺术家之一，被认为是现代艺术的奠基者之一。他的创作跨越了多种风格和艺术形式，羊和孩子在《构图：农民》中不仅是画的一部分，增加了乡村生活的真实感，也强化了作品的主题：生命的延续、劳动的尊严、人与自然的和谐。羊象征着自然的力量和农民生活的基础，而孩子则代表着未来与希望，是乡村生活的传承。

《构图：农民》（Composition: The Peasants），巴勃罗·毕加索（Pablo Picasso），1906年，布面油画。

毕加索在1906年夏天住在巴塞罗那郊外的比利牛斯山脉中的一个偏远小镇——戈索尔（Gósol）。这幅巨大的画布是在那个夏天开始创作的，后来在巴黎完成，描绘了两位赤脚的乡村人，他们正前往市场卖花。画面中的空间模糊不清，形态开始重叠，空间的阅读变得困难——例如可以看到男子的大腿和公牛的身体似乎融为一体——这预示了毕加索将在1907年开始发展的立体主义风格。

在《构图：农民》中，毕加索运用了形式的简化和变形技巧，人物和景物的轮廓模糊，色块的运用强调了物体的基本几何形态。这种形式上的简化和变形预示着毕加索日后立体主义风格的雏形——他逐渐放弃了传统的透视法和细节描绘，转向表现事物的多重视角与几何化特征。

尽管《构图：农民》尚未完全展现出立体主义的特征，却是这一风格的早期实验。画中的人物和物体没有遵循传统的透视规则，形态呈现出断裂和重叠的特征。毕加索通过这种空间的扭曲，逐渐为后来的立体主义铺垫了基础。此画是他艺术转型的重要标志，展示了传统绘画向立体主义的过渡。画中空间和形态的模糊以及对人物的抽象表现，都表明他在探索艺术新形式。此作是他早期作品的一幅佳作，预示着他将对艺术语言进行颠复性的改造。

《卢卢先生》（Mr. Loulou），1890年，布面油画，保罗·高更（Paul Gauguin，法国，1848–1903）。

从1886年起，高更经常在布列塔尼的勒普尔杜镇（Le Pouldu）作画，他认为这个地方没有受到现代化的影响。在这幅画中，他描绘了当地的一位儿童路易·勒·雷（Louis Le Ray），粗重的轮廓线将人物转化为由色彩构成的平面形状排列，高更明显受到了中世纪和拜占庭时期的艺术启发。

高更是法国后印象派画家，也是象征主义和现代艺术的先驱。他的作品突破了现实主义和印象派风格，着重表现情感、精神和象征意义。高更强调平面化的表现形式和浓烈的色彩，舍弃了传统的透视和细节描绘。他还吸收了原始艺术、民间艺术、中世纪和拜占庭艺术，探索通过艺术表达精神和情感。此画中的人物形态、色彩运用和构图，均有象征主义的倾向。粗犷的线条和简化的形态不仅是对人物外貌的表现，更是在传达一种精神。

《人物群像》，1938年7月9日，布面油画，胡安·米罗（Joan Miró，西班牙，1893–1983）。米罗为这幅和下图作品分别标注了具体日期，反映了西班牙内战（1936–1939）期间，米罗在巴黎流亡时期对照片新闻记录的反映。

画中的形状不规则但有象征性，尤其是顶部鸟或动物形象。米罗常使用类似动物的形态作为象征，代表生命的原始力量，也可能是对人类情感的象征，表现存在的无序和复杂性。上方的像是飞行的鸟类，象征着自由、逃避或解放。下方的形态象征着扭曲的人物或生物，它们看起来有些困惑或痛苦。这些变形的形态反映了内心的冲突、不安或对暴力和混乱的反应。在色彩上，米罗保持了他鲜明和对比强烈的风格。黄色和红色代表生命力、能量和激情，而黑色和绿色则象征着恐惧、暗淡或死亡的阴影。画中显眼的白色圆点代表着星星、眼睛，表达超自然的力量或宇宙的广阔。在这此画中，这些点象征着观察或警觉，提醒对生命力进行深入的思考。

胡安·米罗是20世纪最重要的西班牙艺术家之一，他的艺术风格融合了超现实主义、抽象表现主义、以及对西班牙民间艺术和原始艺术的探索。米罗的作品常常以其丰富的色彩、幻想般的形状和符号化的表现形式而著称。他突破了传统艺术的框架，以极具个人特色的方式表达内心世界、梦境和情感。

这幅画通过象征性的形态和大胆的色彩，表达了米罗对生命、自然、自由、战争等主题的复杂思考。画中的人物、动物和飞翔的形态展现了混乱与解放、挣扎与希望之间的冲突。这种视觉上的冲击和情感的层次，体现了米罗作品中常见的多重解读和深刻的象征意义。

《女性群像》，1938年7月15日，布面油画。米罗（Joan Miró） 。画中的舞动人物与烟雾弥漫的背景，唤起了空袭恐怖的场景。战争时期的照片被广泛传播于国际报纸上，宣传西班牙共和国对抗弗朗西斯科·弗朗哥将军法西斯政权的抵抗。

《山水扇面》，王时敏，1665年，纸上水墨。

王时敏居“清初四王”之首，是正统画派的领军人物。在这幅扇面中，他描绘了一幅全景山水，眼前有河流穿过，远处群山林木葱郁。画中的题款表明，王时敏是仿元代黄公望（1269–1354）的风格来创作。他把黄子久书法般的笔意简化为图式化的结构，并通过起伏跌宕的笔触营造出“气势”的流动，使自然也有了生命力。*

“四王”指清初四位王姓山水画代表画家，分别是王时敏、王鉴、王翚和王原祁，都是苏州府（治今江苏省苏州市）人。他们分为两代人，第一代王时敏与王鉴是董其昌的朋友。第二代的王原祁是王时敏之孙，王翚是王鉴的学生。他们均擅长山水画，在师承、崇尚、画风等方面十分接近，加上受到皇帝的赏识，遂成为左右画坛风气的山水画派，被视为正统派。

王原祁的山水画受宋元院体山水影响，也承继文人画传统。他的画风追求笔墨精微、布局严谨、意境深远，强调文人审美和学问气息。他的山水画偏爱远山近水、层次分明的构图。笔法讲究“工笔、工整而雅”，笔触细而匀称，线条流畅。用笔中锋兼侧锋，既有细腻的皴法，又有气韵流动的线条，尤其擅长斧劈皴、披麻皴。构图布局精密，山石树木安排有节奏，强调纵深与层次感。

王原祁的画作整体气质端庄秀美，充满文人风度。他对宋元笔墨法度理解深刻，讲究“师法自然，又不失规矩”，作品有书卷气与儒雅气质。*

墨色多样，讲究浓淡干湿的层次变化，表现山水的空间感和气氛。用色偏淡雅，偶尔点缀少量色彩，但主要依靠水墨的渲染来体现山水的韵味。常通过轻重墨线和点苔法增加细节感，赋予山石与树木生命力。

《山水扇面》，沈士充，1631年，水墨设色、朱文印、金彩纸本。沈士充，字子居，华亭（今上海松江）人，画风注重皴染，笔墨疏秀，山水布局注重“三层三远”构图，代表技法融合宋元诸家，沈士充活动于万历晚期到崇祯的明末。曾为董其昌代笔作山水大堂。

《山水扇面》，秦炳文，1864年，纸本水墨。秦炳文（1803-1873年），字砚云，号谊亭，江苏无锡人。道光二十年（1840）举人，画擅山水，初师王鉴，后宗黄公望、吴镇，为晚清“娄东画派”主要画家之一。*

《马与桥的山水扇面》，约1822年作，笔墨写意山水画，钤一红印，日本纸本。

这幅山水扇面上有褶痕，表明它原本是实用折扇的一部分，曾经装在木质或象牙扇骨上。画家在画上题记：“𡈼午闰上已后三日，写于春山禾屋，林大兄，雨川”，意思是“1822 年闰三月初六，写于春山禾屋里。此扇奉赠林大兄。署款：雨川。”

《山水人物相拥图》，仇英（1489 -1552年），19世纪晚期，绢本，中国水墨，重彩设色 。仇英，字实父，一作实甫，号十洲，太仓（今属江苏）人，后移居苏州是明代代表性的画家之一，与沈周，文征明和唐寅被并称为“明四家”、“吴门四家”。仇英擅人物画，尤工仕女。此画属于边缘化的仕女题材，因为带有更强的情色或暧昧意味。*

《山水人物三人图》，19世纪晚期，仇英。

绢本，中国水墨，重彩设色。一女举男帽，一女拿腰带，另一女欲扮男装。*

《廊前五人图》，仇英，19世纪晚期。绢本设色，水墨与工笔重彩。

巴恩斯基金会应称为“巴恩斯美术馆”，实际上就是一个基金会支撑的美术馆，一个品位不低的美术馆。

注：* 为网络照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