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 class="ql-block">我们小时候大概是八九岁，恰巧赶上三年自然灾害，物资紧缺，吃饱饭都成了奢望。可童心难灭，即便勒紧裤带，也总想法子玩。</p><p class="ql-block">那时的老师真够宽宏大量，布置的作业不多，有时候利用下课的十分钟，潦潦草草、敷衍了事地就能做完。</p><p class="ql-block">春天拍洋片、挖茅根（有点甜）、放风筝；夏天捉蜻蜓、游泳；秋天捉迷藏、捉蟋蟀、打小人仗；冬天打弹子、抽“旋骨头”（陀螺）。总之，大人们忙着养家糊口，小孩子们玩得不亦乐乎，这叫“穷开心”。</p><p class="ql-block">那时不知道有李铁梅，也不晓得“穷人的孩子早当家”，只知道“泡在糖水里，长在红旗下”。后来，一种叫“造房子”的新游戏很快流行起来。</p><p class="ql-block"> </p><p class="ql-block">“造房子”最初是女孩子先玩，后来男孩子也加入了进来。我记得只有这个游戏男女都爱玩，而且能一起玩，这种事在当时很罕见。那时候讲究男女界限，比如冬天男孩子玩打弹子，女孩子跳橡皮筋，双方玩得毫不相干。有时老师会说“这叫封建思想”，可什么话都由老师说了算的年代，唯独这男女界限的问题，老师说了等于白说。男女同学们甚至会共同“对付”老师：有的在课桌上划“三八线”，有的不跟异性说一句话……诸如此类。同班在学校时，肯定要遵守这些“原则”，可一出校门就宽松多了。</p> <p class="ql-block">造房子</p><p class="ql-block">在方砖上以十二块方砖为界，或在泥地上画出十二块方格，左右各六格。抛一小砖在第一格内，用单腿，边跳边将小砖踢到指定的方格内。由近而远，逐格抛、踢，以十二格全部完成为胜。小砖被踢出界外或压线为犯规，转由他童游戏。</p><p class="ql-block"> </p><p class="ql-block">而且玩这种游戏不分季节，只要“偷”个粉笔头（老师的粉笔盒里有的是）、一块墙皮，或是捡一小块破砖烂瓦就行。它不计场合、不计人数多少、不计时间、不计成本，够灵活机动的。</p><p class="ql-block"> </p><p class="ql-block">现在想想，这种游戏的产生是必然的，而非偶然。童谣与童戏是社会的反映，当时不管大人还是小孩，都对住房有极大的期望。因为自民国以来，连年战乱不息，民不聊生，加上日寇侵略、国民党败走台湾，刚解放时全国有四万万同胞。解放后经历了三反五反，又遇上“自然灾害”，一直没机会好好搞建设。政策也起到了推波助澜的作用，千万个“光荣妈妈”应运而生。到五十年代末，随着人口增长，全国已变成六亿五千万人口，百姓对房子的需求愈发迫切，正是在这样的背景下，“造房子”的游戏很快风靡全国。</p><p class="ql-block"> </p><p class="ql-block">当时上海的住房最紧张，我抄录一段：弄堂里的住户很多，甚至有一家三代挤在一间狭小的屋子里，所以往往在屋里用木板在半空中搭一间小楼，叫做阁楼。阁楼的高度很矮，只能容人坐着，所以一般用来睡觉，下面放架木梯，上去时就从木梯爬上去。随着上海许多老房子的拆迁，现在多数上海人都住上了新公房，住房面积大了，年轻人也就不知道“阁楼”为何物了。不过还有些弄堂里的老房子没拆，也还保留着阁楼。</p><p class="ql-block"> </p><p class="ql-block">我家有个邻居，是面粉厂的支部书记，是干部，四个孩子都出生在十来个平方的披屋里，平均每个人只有一个半平方，他们直到一九六四年才搬走。</p><p class="ql-block"> </p><p class="ql-block">游戏离不开现实。那时候的人根本没有野心，不敢画高楼大厦，小孩玩游戏拿粉笔画房子，最多画到四层就到顶了——当时中国人普遍住一层平房或二层楼房，上海的小洋房有三层高，有的会在最高的楼层标上“大前门”。玩到四层以后，要背朝下把石子反扔到对应的格子里。这时候会出现一个有趣的画面：尤其是男孩子的裤子，都是“新三年，旧三年，缝缝补补又三年”的，老大穿新的，老二穿旧的，老三穿破的，裤子背后满是补丁，很多都磨破了。所以屁股一撅起来，补丁的颜色赤橙青蓝紫，像万花筒一般，给这个童年世界增添了几分多彩的趣味。</p> <p class="ql-block">有时候，我吃完晚饭，会约上三两个邻居小孩，在路灯下“挑灯夜战”。就是这批小孩，到了五十几岁时，迎来了中国最大的“造房子”时代——这是后话了。在小孩的记忆里，“造房子”是一种简单易学又好玩的游戏，适合那个缺衣少食的岁月，只需要一个粉笔头，就能画出心中最美的房子。</p> <p class="ql-block">.2025914.</p>