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征文]谭姐，我的人生引路人

网事如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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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是一个财会工作者，且不说在黑龙江生产建设兵团任文书兼出纳工作的年数，单说从1985年在上海的单位担任出纳到1989年做单位主管财务到至今也有40年。漫长的四十年，我始终保持着清醒的头脑，在经济问题上不越雷池一步，只拿自已该拿的工资奖金……而这一切，并不是我知道许多“临官莫如平，临财莫如廉。廉平之守，不可攻也”等大道理，只缘于我始终记住在黑龙江生产建设兵团时同一连队的山东支边知青谭业兰大姐的一句话：“咱们不能贪那小便宜儿，咱们在钱面前不能活动心眼。”

初见谭姐，是55年前。

1970年的五月下旬，我从上海下乡来到北大荒，被分到黑龙江军垦农场四师四十一团十八连三排三班。第一天上班，是参加全排雷打不动的“天天读”。当时，全国都在贯彻落实政治挂帅的中央文件，要求干部职工学习毛主席著作，我们连队也不例外，每天上班后，头一个小时就是学习毛主席著作，一般都是以排为单位，集中在宿舍里学习。那天早上，我们几个女知青被带到一间宿舍，刚一进屋，便听见有人操着浓重山东口音提议：“新知青来了，咱们欢迎。”接着便响起了一阵热烈掌声。顺着说话声望去，一位瘦小的“中年”妇女映入我眼帘，她穿着一件褪了色却洗得很干净的蓝卡其布两用衫，瘦削的脸上长着一双不大，却闪烁着热情、善良的眼睛。身旁的老知青悄悄对我说，她叫谭业兰，我们三排副排长。1959年山东来的支边青年。我们都叫她谭姐。别看她个子瘦小，干农活可在行了，一般小伙子都不是她对手。听到这介绍，我不由得对眼前这位谭姐肃然起敬。其实，谭姐那年才29岁，只是长的有些显老，脸上的皮肤干巴巴的，带着几分沧桑。这天她还抱着刚几个月的大女儿，学习一结束，她将女儿送进托儿所便带领我们下地了。

正向人们传说的那样，谭姐干活又快又好，不管是铲地还是割小麦、割大豆，她都一马当先，而且，每次干完自己的那份活，她都顾不得休息，赶紧去帮助后边的人。给我的感觉，谭姐好像总是有着使不完的劲。

北大荒的冬天来得早，1970年十月一号国庆节刚过，几场寒风就带来了漫天雪花，要命的是，雪后的气温急转直下，给农业生产带来困难。据老职工讲，他们冒雪割豆、掰苞米，那是再平常不过的农活了。听了老职工们的话，尽管我已有要在雪地干活的思想准备，但真的来临，还真是受不了那种又冷又累的滋味儿。那天，是我到连队后第一次用镰刀收割大豆，因为体力和技术都不够好，割得很慢，直至黑暗吞没了大地，我的两拢大豆还没割到头。此时的我又饿又累，腰都直不起来，十个手指有七八个被扎破，疼得钻心，脚下的雨靴也被镰刀划破多处，泥水、雪水渗进靴里，两只脚犹如泡在冰水里，冰得似乎失去了知觉，更让我害怕的是，割到头完成任务的战友先后都回宿舍了，原先在我后面蠕动的黑影也不见了踪影，四周一片寂静，只有不远处的山脚下，传来阵阵野兽的嚎叫。除了饥饿，疲劳，我更多的是惊惧，甚至有崩溃的感觉，我真不想割了，又怕第二天被领导指名在大会上批评，只得咬紧牙关继续弯腰向前割着。这时，雪越下越凶，越下越猛，大片大片的雪花全不顾一个年仅十六岁的南方小女孩在夜晚空旷的雪地里的寒冷、无助，依旧在风中张牙舞爪向我扑来，依旧肆无忌惮地在我四周旋转啸叫，我的头发、衣裤盖满了雪，成了白毛女，脸上早已湿成一片，说不准是雪水、汗水还是泪水了。

突然，前方传来了带有山东口音的叫喊“存网，你在哪里？”

啊，是谭姐，是谭姐接我来了。我忙应道：“谭姐，我在这里。”

原来，谭姐自己割完自己负责的那二条垄，顾不得家中还有嗷嗷待哺的婴儿，又帮助快割到头的几个知青完成任务后，便从地那头接我来了。

我，怎么也忍不住哭了起来……

从此，我便将谭姐当作我的亲姐姐，而她也将我当成亲妹妹一样在各方面照顾我，指导我。

1972年春节后，连队安排我和谭姐在果园工作。那年秋天，我们把摘下的沙果卖给职工，我收钱，谭姐称分量、记帐。傍晚核帐时，谭姐发现少了5角钱，便问我：“存网，怎么少了5角钱，你想想，是不是忘了落在宿舍里了？”这一提醒，我才想起，自己下午换了件衣服出来，可能衣兜没掏干净。于是我回答：

“是的，谭姐，落在另一件衣服里了，我明天带来。”

“存网，我知道，你是一个好青年，但以后做事要仔细，万一碰到别人不理解，会对你产生误会，万一有人汇报到连队，说你……咱不能让人觉得咱们是爱占小便宜的人，任何时候咱不能在经济上活动心眼。”谭姐又关切地对我说。

说实话，这是一个在任何时候都敏感的话题，说的不好，一方感到冤屈，会产生不满情绪，而谭姐只用了一个“是不是忘了”、“咱们”、“活动心眼”这些家乡土语就起到了提醒一个刚踏上社会的青年做人、处事的准则。我深感谭姐说话的艺术，这才理解为什么谭姐会在全连家属中威信最高，也明白了许多知青有什么话都愿意向她倾诉的原因，同时，我也庆幸，自己遇到了好人，因为就在去年，连队一位根红苗壮的即将入党提干的知青，因为无意失误，被人汇报，最后打成“现行反革命”在台上批斗。

谭姐只有小学毕业文化，思想却很深邃，对连队发生的人和事她都有独到的见解。许多次，我很难相信，一些话，是从这个貌不惊人，甚至很土气的山东大嫂口中说出来的。那时，我因为还不是共青团员，被人提意见从连队文书的岗位调到果园班，思想一度消沉，工作也不像以前那样积极了，谭姐就一次次开导我。“把眼光放远一点，要知道，是人才总不会被埋没的……”

1975年下半年我从上海探亲回到连队后，在指导员魏来妹的力荐下第二次担任连队文书兼出纳工作。我似乎每天都盘点现金，做到账面现金和实际现金相符。后来，多出四十多元无法查到来源，我还让会计开了收入凭证入帐。当时，我还保管着几大箱老职工在山上采摘晒干的黑木耳(晒干是8元一斤。而我每次探亲带黑木耳回家都会向老职工们购买，连队的一些人都说我傻，说我守着几大箱干木耳还会去买)其实，不是我思想觉悟有多高尚，我也并不懂得多少大道理，我只记住谭姐的话“咱们不能学那些偷奸耍滑，爱占小便宜，在经济问题上活动心眼的人。”

1979年3月，我顶替母亲返城回到上海一家商店后，得知我以前在连队做过出纳员，单位便让我先做存货账，我每天下午利用营业不忙时间做存货账，到月未再将每一件库存商品抄在几大张盘点表上让营业员们盘点，有时，我也挑选一些商品复查，如见账和实物不符，便会询问缘由。由于做存货账，我知道哪些商品滞销，哪些商品畅销，我就向领导提出以销定进的进货方式。后来，我做了主管财务，更是加强了财务管理和实物管理。若干年后，因为改制，上级公司对属下所有商店进行审计。由于在进货时我对每家供应商都留了部分应付账款，所以一旦商店清理库存，我们就要求供应商将商品拉回去，他们不拉，我们也不着急，因为这些商品本来就没有付款。对于应收帐款，我就自己骑着自行车一家一家去要，因为数字并不大，又因为是财务自已来催讨，那些单位都会给些面子，当场开转账支票给我，所以2002年单位改制时，我单位是众多小单位中唯一一家没有一分坏账，没有一分库存商品损耗的单位。当然，因为没有“坏帐”，没有亏损，也就没有得到国家相应补偿，也有人说我“太认真，太负责任，太傻，不会捣浆糊……”我想，靠国家补偿，这只是一次性的收入。但单位养成不铺张浪费，管理有序，调动每个职工的积极性，开源节流才是生存之道。由于单位职工和领导一致公认我对工作认真负责，对单位做出了一定贡献，所以我退休后还被单位返聘，当然，我现在已经不用外出跑银行，跑税务，所有事情只在家里就可以做好。比我小好几岁的经理曾坦诚的对我说：“我在钱上试过你多次，但一次都没有发现问题，聘请你做财务，我放心。”而这一切，我总觉得和谭姐当年对我说的“咱们不能在经济上活动心眼”这句话有关。所以我觉得谭姐就是我的职场引路人。

尽管谭姐是个很普通的老农垦职工，尽管她说的“不能在经济上活动心眼”这句话土的掉渣，也许她自已早就忘记，但于我是永远不会忘记。就是这句话，以它独有的方式陪伴着我，警示着我走过漫长的职场之路。它不仅是监视我的眼睛，更是我心灵的一束光。很难想象，没有这监视的眼睛，没有这一束光，在天天和钱打交道的财务职场之路会走的怎么样？

1979年3月，我返城回到了上海，谭姐全家也回到了家乡莱阳。起先我们每隔一段时间就会各自写上几大张信纸交谈。后来就渐渐断了联系，再后来我和几位上海知青在2001年10月和2015年9月去莱阳看望她们全家，而她们夫妇也于2014年5月特地到上海看望全体上海知青。

如今，与谭姐分手又有十年了，尽管天天在微信中互相问好，谭姐也经常将她全家的照片发给我。但我还是非常想和她面对面聊，哪一天又能实现这个愿望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