找矿哲学新探索

吕国平

对中国式现代化找矿勘查矛盾关系的几点认识

吕国平（2025. 09）

即将召开的全国第21届地学哲学学术年会，主题为“地学哲学与中国式现代化”。进入新时代面对新形势，对中国式现代化找矿勘查相关矛盾关系进一步深化认识，自有重要意义。

从1983年张文佑先生主持自然辩证法研究会地学哲学组，到1988年朱训同志带领大家筹备创立并长期亲自领导的全国地学哲学委员会，结合实际锲而不舍坚持探索，对于地学哲学特别是找矿哲学理论的创建、发展、传播和应用起了特殊重要的作用。其中就地质找矿勘查所涉诸多的矛盾关系，更是有经典性探索和系统化阐述。

四十多年来，笔者有幸追随朱训等老一辈在地学哲学领域一直进行学习探索。本文包括“略论中国式现代化进程中处理找矿勘查矛盾关系的指导原则”，“从朱训经典论述中学习处理找矿勘查矛盾关系”、“十说现代找矿勘查矛盾关系”三个部分，每个部分均可各自独立成篇。我统称为“三论中国式现代化找矿勘查矛盾关系”。抛砖引玉，多请指正。



第一篇

略论中国式现代化进程中处理找矿勘查矛盾关系的指导原则

（一）

习总书记指出，“矿产资源是经济社会发展的重要物质基础，矿产资源勘查开发事关国计民生和国家安全”，同时强调“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

新时代找矿勘查工作要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在实践中科学把握和处理好一系列重要的矛盾关系。这既是保障国家能源资源安全的战略需求，也是推动地质事业高质量发展的内在要求。

找矿勘查工作需要统筹处理好的核心矛盾关系，主要包括（但不限于）：矿产资源开发与生态环境保护的关系、国家战略需求与市场资源配置的关系、传统勘查模式与科技创新要求的关系、国内保障与国际合作的关系、广泛开拓与深度挖潜的关系以及找矿突破战略与人才队伍建设的关系。

1. 妥善处理矿产资源开发与生态环境保护的关系。

坚持生态文明思想和绿色发展理念，实现找矿勘查突破与生态环境保护“共赢”。破除资源勘查开发与生态环境保护相互对立、难以双赢的错误观念。摒弃“先开发、后治理”的旧模式，将生态环境保护置于优先位置。广西李振潜副主席更鲜明指出：“还应多在循环利用上下功夫，废弃物是最大富矿”。

勘查布局、技术选择和项目实施全过程都要最大限度减少对自然环境的扰动。《矿产资源法》新规有条件地允许地质调查和战略性矿产勘查进入自然保护地，实际操作要落实生态环境保护要求。

推进绿色勘查，既促进保护生态环境，也提高找矿勘查成效。应用更环保的新技术、新方法、新设备和新工艺，极大推动地质工作方式的转变，使地质工作从繁重的劳动中解放出来，扩大地质调查的广度和深度，提高地质调查的能力与水平，对构建地下数字孪生世界、推动智慧找矿和加快地质工作现代化，无不具有重要意义。

2. 妥善处理国家战略需求与市场资源配置的关系。

找矿勘查矿业开发关系到国家能源资源安全战略，也要遵循市场规律，激发各类市场主体参与积极性。切实找准政府与市场的边界，实现“有效市场”与“有为政府”有机结合。

面对我国矿产资源供应结构性矛盾突出、战略性矿产资源对外依存度高等问题，找矿勘查首先要服从国家战略需求，以保障国家能源资源安全为根本出发点。聚焦紧缺和战略性矿产，加强国内勘查开发，推动能源和重要矿产增储上产。通过矿产资源规划、产业政策等引导勘查方向，确保战略性矿产资源供应安全。

在国家战略主导前提下，充分发挥市场配置资源决定性作用。新《矿产资源法》确立了矿业权“应当通过招标、拍卖、挂牌等竞争性方式出让”的原则。取消了“申请在先”同时，通过“探转采直通车”等制度设计增强了矿业权的稳定性和可预期性，有利于激发市场活力。新《矿业权出让收益征收办法》从取得采矿权时一次性征收改为主要在矿山生产时按销售收入逐年征收，既维护了国家资源权益，又减轻了企业负担。

3. 妥善处理传统勘查模式与科技创新要求的关系。

矿产勘查已从浅部转向深部，从寻找露头矿转到覆盖区找矿，从低山区转到中高山—深切割区，找矿难度增大。要处理好传统找矿勘查与现代科技创新关系，推动由经验型向科学型转变。

要弘扬传统优势。长期积累的丰富区域地质资料和找矿经验，是新一轮找矿突破的基础和财富。要尊重地质工作规律，发挥好地勘主力军作用。更要依靠创新驱动。面对深地、深海、深空等新领域找矿挑战，加强地质科技攻关，加强基础研究，创新成矿理论，指明找矿方向，快速评价并圈定靶区。利用便携式钻机进行多组微孔钻探，借助岩芯扫描测试，构建三维数值模型，对于查明浅部地质界限、岩体关系、破碎带展布和了解矿化线索、矿化带乃至矿体情况，其工作的效率、效果比传统的沟探、槽探、甚至坑探会好得多。进一步突破“空—地—井”立体勘查技术、航空重力梯度等快速评价技术，解决高性能传感器等大探测深度装备核心部件等“卡脖子”问题，推动高精尖勘查开发装备国产化；发挥人工智能、大数据、物联网、区块链等新一代信息技术作用，实现找矿勘查智能化、精准化、高效化。

4. 妥善处理国内保障与国际合作的关系。

坚定立足国内加大勘查力度。我国有优越成矿地质条件，许多矿产资源潜力巨大。聚焦重要含油气盆地和重点成矿带，分类施策勘查找矿。比如山东地矿局在重点勘查区和重要矿山深部“攻深找盲”，拓展省外潜力区，提前完成“十四五”找矿目标。

持续拓展国际矿产合作空间。积极参与全球矿产资源的配置和治理，通过“一带一路”等平台，拓展境外找矿开发空间。不少地质局境外勘查开发有良好进展。

5. 妥善处理广泛开拓与深度挖潜的关系。

如果说找矿勘查是广泛开拓，那么综合利用就是深度挖潜。传统的找矿勘查是不断发现“有用的地质体”，我称之“第一种找矿”。而依靠日新月异的科技进步加强综合利用攻关研究，将非矿变为矿，将一矿变多矿，将小矿变大矿，将传统单一用途的矿变新型多用途的矿，将低附加值的矿变巨额收益的矿…这样的综合利用攻关研究，就是深入发掘“地质体的有用性”。我则称之为“第二种找矿”。1987年以来，我曾就此发表过“论第二种找矿”等文章。而今，硅时代使高纯石英超微石英有了高端而广泛的用途，极致纯净（4N甚至6N以上）的高纯石英砂（High Purity Quartz, HPQ），成为光伏、半导体、光通信等高科技领域的关键基石材料。对脉石英（甚至石英砂）进行分离、提纯和细化，显然比对其矿产进行勘查，来得更为迫切和有价值得多。再比如晶质石墨，已被列为战略性矿产。从负极石墨、膨化石墨、球形石墨直到石墨烯，各种工艺技术攻关和设备研发创新，推进其矿产有用性的急剧提升，精选加工出来的一代代新产品，日益广泛地用于新材料新能源，进入化工、电子、信息、航天等诸多新技术产业，甚至用于核工（国防科工）等领域。新科技引领下，许多传统常见矿产在陆续华丽转身为新贵。可以说，正在进入应当将“第一种找矿”（通过找矿勘查探明有用的地质体）与“第二种找矿”（通过综合研究发掘地质体的有用性）并重并举的时代。

6.妥善处理找矿突破战略与人才队伍建设的关系。

现在不仅矿产利用综合研发人才稀缺，而且地勘队伍日益面临人才流散、结构老化、能力缺失、创新不足等问题，处理好找矿突破战略任务与人才队伍建设支撑的关系，迫切需要采取得力措施。

要以战略科技攻关和找矿突破目标为引领。以重大项目为依托，培养人才，吸引人才，留住人才、成就人才。凝聚合力，争取政策、项目和资金支持，为找矿立功和综合利用攻关创造充分必要条件。以创新、能力、贡献为导向，完善人才使用机制和评价体系，构建充分体现要素贡献的收益分配机制。鼓励跨部门、跨地区、跨学科、跨所有制产学研相结合，开展重大地质科技攻关。在一线发现、选拔、培养年轻带头人和科技创新团队。

总之，要深入贯彻落实总书记给山东地质六队重要回信精神，大力弘扬爱国奉献、开拓创新、艰苦奋斗的优良传统，积极践行绿色发展理念，加大勘查力度，加强科技攻关，努力实现新一轮找矿突破，为保障国家能源资源安全、为中国式现代化建设作出新贡献。

（二）

中国式现代化找矿勘查仍要以《矛盾论》哲学思想为指导。

地质勘查的本质，就是一个不断发现矛盾、分析矛盾和解决矛盾的阶梯式发展的辩证认识过程。《矛盾论》为找矿勘查提供了一套强大的认识论和方法论工具，能用以分析和解决勘查工作中的复杂问题，具体处理和驾驭各种矛盾关系。

1、 找矿勘查全过程的主要矛盾，是勘查主体的认识能力与勘查客体的隐蔽性之间的矛盾。

找矿勘查者（主体）依靠有限的技术手段和理论模型，去认识深埋地下、极其复杂且无法直接全面观测的矿产体（客体）。所有工作的最终目的都是使主观认识无限逼近客观存在的矿体。

与此相应，找矿勘查有明确的目标（如：查明某矿体的规模、形态、品位；评价某场地的稳定性）。而地下地质体本身是极其复杂的（岩性变化、构造破坏、矿化不均一等）。找矿勘查任务的“明确性”与地质情况的“隐蔽性”的矛盾，构成主要动力，决定了要充分发挥主体的能动性（知识、理念和经验），决策投入的勘查程度、技术方法和资金总量。

2、找矿勘查过程经常存在的十大矛盾关系。

一是宏观与微观（区域与局部）的矛盾。既有整体构造格架、成矿背景（宏观），又有控制矿体部位的细微节理、蚀变（微观）。必须“由面到点、由粗到细”。脱离区域背景去解读矿化露头，会犯“只见树木，不见森林”的错误；反之，只研究区域背景而不深入局部细节，则无法找到具体矿体。

二是浅部与深部的矛盾。传统勘查集中于浅部“第一找矿空间”，而未来资源潜力在深部“第二找矿空间”。深部信息获取难、成本高、风险大。要“由浅入深”，利用浅部信息（地表地质、浅孔）推断深部情况，用地球物理（重、磁、电、震）作为“透视”工具，再用少量深钻进行验证，解决关键深部预测问题。

三是直接信息与间接信息的矛盾。钻探、采样获取直接信息，但成本高且只是“一孔之见”。物探、化探、遥感获得间接信息，覆盖面广，但具多解性。“间接先行，直接验证”。用低成本、大范围的间接方法圈定靶区，再用高成本的直接方法进行精准验证。使间接与直接信息相互印证、相互约束，克服多解性。

四是现象与本质的矛盾。各种地质现象（地表露头、物化探异常、钻探岩心等）背后隐藏的是地质规律和成因本质。不停留在罗列现象上，“去粗取精、去伪存真、由此及彼、由表及里”，透过现象看本质。一个磁异常可能由磁铁矿引起，也可能由基性岩墙引起，甚至可能由海底潜艇引起，须通过综合分析揭示其本质。

五是连续性与间断性的矛盾。地质建模通常假设地层、矿体是连续的，但实际中它们常被推覆体、断层、剥蚀等构造作用所切割，具有间断性。勘查工程（如钻孔）获取的是“点”上的离散数据，需要推断“体”的连续特征。用有限“点”控制不确定“体”，是资源储量估算的关键。要合理安排探矿工程，既不能太稀（漏掉变化），也不能太密（不经济）。

六是理论预测与实证验证的矛盾。根据成矿理论建立的模型是主观预测，而钻探等工程结果是客观实证。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大胆假设，小心求证。尊重理论指导，更尊重验证结果。一旦实证与预测不符，要勇于修正甚至推翻原有模型，实现“认识-实践-再认识”的飞跃。

七是综合研究与单项技术的矛盾。各种技术方法（地质、物探、化探、遥感）各有优劣和用途，可能得出不同甚至矛盾的结论。要“综合集成，优势互补”，不相互抱有成见，而是将它们获取的信息进行综合地质解译，取长补短，寻求对所有信息都能合理解释的统一地质模型。综合研究是解决找矿勘查各项技术结论矛盾的根本途径。

八是经济成本与效益的矛盾。理论上，投入的工作量越多、工程越密、技术越先进，认识精度就越高。但现实中，任何项目都受预算和成本的严格限制。须在“足够精度”和“可接受成本”之间找到平衡点。在不同勘查阶段（预查、普查、详查、勘探）投入不同精度的工作，实现“有限资金下的最优精度”。抓住每个阶段的主要矛盾（如普查阶段是“有没有”，详查阶段是“有多少”）分阶段解决，并为下一阶段解决更深入的矛盾提供依据。

九是已知与未知（控制与推断）的矛盾。钻孔、槽探等工程控制“已知”点，工程之间则是“未知”区。地质认识是由“已知”推断“未知”，需要不断验证。勘查设计就是不断用新工程（新的已知）去验证原有推断（未知），从而缩小未知范围、修正认识错误的过程。这是“实践-认识-再实践-再认识”的阶梯式发展过程。

十是新技术与适用性的矛盾。AI、大数据、高光谱、深钻等新技术层出不穷，但并非所有技术都适用于特定矿种、地貌和勘查阶段。只能具体问题具体分析。分析工作区的主要矛盾（是覆盖厚？还是矿致异常弱？），选择最能解决该矛盾的“适用技术”，而不是盲目追求“高精尖”。技术是手段，解决地质问题才是目的。

3、 《矛盾论》为地质勘查提供方法论指导

一是抓住主要矛盾，明确各阶段工作重点。初期：主要矛盾是“快速筛选靶区”，因此重在地质填图、化探扫面等低成本、高效率的方法。中期：主要矛盾变为“验证和控制矿体”，因此重在钻探等能获取直接证据的手段。后期：主要矛盾是“精确圈定矿体、评估经济价值”，因此重在加密工程、详细取样和试验。

二是重视矛盾的特殊性，具体问题具体分析。没有放之四海而皆准的勘查模式。沉积型铁矿、热液型金矿、斑岩型铜矿，其成矿规律和控制因素（矛盾的特殊性）完全不同。必须根据矿床类型的特点，制定有针对性的勘查策略和方法组合。

三是认识到矛盾同一性和斗争性，善于利用转化。“宏观”与“微观”既相互对立（尺度不同），又相互依存（微观现象印证宏观规律，宏观规律指导微观研究）。优秀的地质学家善于在两者之间切换视角深化认识。“经济”与“技术”的斗争性迫使我们必须优化设计；但其同一性在于技术进步（如无人机、大数据分析）可以降低单位成本，从而化解矛盾，推动勘查能力提升。

四是重视认识的反复性和无限性，保持开放思维。地质认识不是一次完成的。一个钻孔的结果可能会彻底推翻之前的模型（矛盾发生转化）。必须根据阶梯式发展的原理，运用新认识、新资料、新矛盾，勇于修正甚至颠覆旧认识，切忌“一孔之见”和“先入为主”。找矿勘查绝非简单的“技术堆砌”或“数据收集”，而是一个充满辩证法的能动的阶梯式发展的认识过程。运用矛盾论的观点，主动地去识别勘查过程中的各种矛盾关系，分清主次，抓住关键，动态调整，最终实现主观认识与客观地质体最大程度的统一。 这是地质工作者思维素养的体现，也是成功完成勘查项目的哲学基石。一份优秀的地质报告，不仅是数据和图件的堆砌，更应是一部清晰地展现如何发现、分析并最终解决这些地质矛盾的论证报告。



A[识别主要矛盾： 认识能力 vs 矿体隐蔽性] --> B[分析矛盾特殊性： 界定浅部/深部、直接/间接等具体矛盾]；

B --> C{抓住当前阶段主要矛盾}；

C --> D[制定解决方案： 选择适用技术，优化工程部署]；

D --> E[实践验证： 通过钻探等手段检验认识]；

E --> F{实践结果与认识是否一致？}；

F -- 是 --> G[矛盾暂时统一， 认识深化， 推进至下一阶段]；

F -- 否 --> H[矛盾推动认识发展， 修正甚至推翻原有模型]；

H --> B；

G --> C；

总之，找矿勘查最讲究“实事求是”。用《矛盾论》指导中国式现代化进程中的找矿勘查，反对形而上学和僵化思维，有利于最大限度地提高找矿勘查成功率，实现新一轮找矿突破。

（三）

“中国式现代化”与“找矿勘查”是辩证统一的关系，存在着深刻的协同性和内在的一致性。

将国家发展战略与具体行业实践相结合正确处理两者关系，要旨在于：以中国式现代化的理念重塑找矿勘查发展模式、实现新一轮找矿突破；以更高水平的勘查成果为中国式现代化筑牢矿产根基，提升能源资源保障能力。

1、 中国式现代化是宏大目标，加强找矿勘查提高能源资源保障能力则是实现这一目标的战略性基础支撑。

“中国式现代化”是人口规模巨大的现代化；是全体人民共同富裕的现代化；是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相协调的现代化；是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现代化；是走和平发展道路的现代化。

中国式现代化的基本特征为理解找矿勘查工作提供了新的视角和更高的要求；中国现代化建设的宏伟蓝图为地质勘查行业指明了发展方向。

一是人口规模巨大的现代化意味着矿产保障能力是“压舱石”，能源资源安全是“国之大者”。中国式现代化对矿产资源的需求是巨大的、可持续的。没有稳定、安全、经济的矿产资源供应，现代化产业体系（如新能源、高端制造、信息技术）就成了无米之炊。加强矿产保障能力，直接关乎国家经济安全、国防安全和战略博弈能力。如果过度依赖外部资源、随时可能被“卡脖子”，无法实现中国式现代化。找矿勘查工作必须保障国家资源安全，满足超大规模人口现代化进程中对矿产资源的巨大需求。其艰巨性和复杂性前所未有，需要通过加强基础地质调查、加大找矿资金投入（包括政府投入和引导社会资本）、并鼓励地勘单位和矿山企业提供勘查区块建议以拓展区块来源来应对。

二是全体人民共同富裕的现代化要求找矿勘查工作不仅要追求经济效益，更要注重资源开发收益的公平分配，使矿产资源开发的成果惠及全体人民，特别是资源所在地的民众。要有助于促进区域协调发展，缩小地区差距。

三是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相协调的现代化体现在找矿勘查领域，意味着一方面要通过勘查工作为经济社会发展提供坚实的物质基础（矿产资源），另一方面也要弘扬地质工作者“坚持实事求是、精探地质奥秘、勇攀科学高峰”的优良品格，弘扬地质工作者以献身地质事业为荣，以艰苦奋斗为荣，以找矿立功为荣的“三光荣”精神，丰富行业精神文化内涵。

四是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现代化对找矿勘查提出了绿色发展的硬性要求。这意味着必须大力推行绿色勘查，采用先进的、对生态环境影响小的勘查技术、方法和设备（如利用背包钻机、便携式钻机、无人机吊运设备等），最大限度减少对生态环境的扰动，并在勘查后及时进行生态修复。比如，运用环保型泥浆、一基多孔、浅钻代替槽探、及时回填复垦等技术和管理措施，可以实现资源保障与生态保护的双赢。

五是走和平发展道路的现代化要求我国的找矿勘查工作要积极参与国际合作，通过互利共赢的方式利用国内国际两种资源、两个市场，共同推动全球矿产资源的可持续开发与利用，践行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要立足“国内国际双循环”与“减少矿产资源对外依存”。加强国内找矿突破是夯实“国内大循环”基础、增强在国际循环中主动性的关键举措，二者并行不悖，且国内保障能力越强，国际议价能力越强。

总之，中国式现代化，要求找矿勘查工作必须超越单纯追求资源发现的传统模式，转而树立一种更具全局观、更富责任感、更可持续的发展观。它需要有效保障国家资源安全，践行绿色发展理念，促进社会公平共享，并积极参与全球矿业治理。这不仅是对地质勘查行业的要求，更是其在中国式现代化进程中能够发挥关键作用、实现自身价值的必由之路。

2、 中国式现代化要求找矿勘查的道路、模式和目标相应实现若干重大转变。

一是路径之变：从“粗放消耗”到“绿色高效”。找矿勘查和矿业开发必须走向现代化，实现绿色、智能、高效发展，成为高质量现代化产业体系的重要组成部分，大力发展绿色勘查和绿色矿山技术，将生态保护要求内嵌于找矿突破的全过程。采用无人机、遥感等低扰动技术，最大限度减少对生态环境的影响。要建设绿色矿山：将矿山从“污染源”变为“风景线”，实现资源开发与复垦绿化、生态修复、土地再利用的同步规划、同步实施。要走节约与综合利用的道路：发展共伴生矿、低品位矿、尾矿的综合利用技术，全面提升资源利用效率，践行“节约集约”的现代化理念。

二是动力之变：从“要素驱动”到“创新驱动”。要向科技要资源：大力研发应用深地探测（“第二找矿空间”）、深海探测、数字赋能（AI找矿、大数据分析）等前沿技术，解决“在哪里”、“怎么找”的问题。要向改革要活力：完善地质勘查行业的管理体制和激励机制，吸引社会资本投入，激发各类市场主体参与找矿突破的积极性。加强地质矿产领域科技创新，发展深部探测、智能勘查、精准分析等技术，以应对复杂地质条件和提高找矿效率。这既是保障资源供给的需要，也是发展 “矿产勘查新质生产力” 的内在要求。

三是格局之变：从“单打独斗”到“系统协同”。要实行国内国外统筹，在立足国内，夯实资源基础的同时，通过国际合作、海外并购等方式，构建多元稳定的全球资源供应体系，服务“双循环”新格局。要坚持中央地方联动：形成国家战略指引、地方积极落实、企业主体实施的良好局面。要实现多学科融合：推动地球科学、工程技术、环境科学、信息科学的交叉融合，系统解决找矿过程中的复杂问题。

四是目标之变：从“单一资源”到“综合效益”。找矿突破的目标不再是单一的“增加资源储量”，而是要实现经济效益、社会效益、生态效益、安全效益的统一。一个成功的找矿项目，应该同时是一个经济上可行的项目、一个环境上友好的项目、一个促进地方发展和就业的项目、一个增强国家资源安全底气的项目。

总之，实现中国式现代化，找矿勘查永远都不应削弱，只会在得到加强的过程中转型调整和开拓创新，日益发挥更大更重要的作用。

第二篇

从朱训经典论述中学习处理找矿勘查矛盾关系

从系统表述“就矿找矿论”到建构矿产勘查哲学，到创立地学哲学，到形成阶梯式发展理论，到提出论人地关系哲学，构成了朱训哲学思想体系。

特别是以朱训同志为代表的老一辈专家学者，对找矿勘查矛盾关系的经典论述已经形成理论体系，具有重大实践价值和长远指导意义。

（一）

在朱训《就矿找矿论》《找矿哲学概论》《阶梯式发展论》等经典著作中，运用马克思主义辩证唯物主义原理，系统而深刻地阐述了找矿勘查过程中的一系列矛盾关系。这些论述构成了找矿哲学的理论核心，在指导地质勘查实践中得到不断的丰富和发展。

被经典所阐述过的找矿勘查主要矛盾关系及其核心要点（矛盾关系类别，核心矛盾，简要内涵与处理原则等），有许多重要的表述。我谨依照自己的学习理解，总体概述如下：

1，“主体”与“客体”的矛盾关系。勘查主体的认识能力与勘查客体的隐蔽性之间的矛盾，是推动找矿勘查不断发展的根本动力。通过工程、技术和理论的创新，使主观认识无限逼近客观存在的矿体。

2，“已知”与“未知”的矛盾关系。 就矿找矿正是解决已知矿点/成矿区的有限存在与周边潜在资源的无限可能之间的矛盾。以“已知”为立足点和向导，向“未知”领域（周边、深部、同类新区等等）拓展，不断将“未知”转化为“已知”。

3，“点”与“面” 的矛盾关系。具体矿床为“点”，区域成矿背景为“面”。遵循“点上突破、面上展开”和“面中求点”的原则。通过解剖“点”来认识区域成矿规律，又利用区域成矿规律指导寻找新的“点”。

4，“浅部”与“深部” 的矛盾关系。浅部地质现象是判断深部情况的向导。向深部进军探索“第二找矿空间”，是必然趋势和未来方向之一。

5，“理论”与“实践” 的矛盾关系。主要是解决成矿理论预测与勘查实践验证之间的矛盾。理论源于实践并指导实践，经实践检验、修正和发展理论。遵循的是“实践-认识-再实践-再认识”的阶梯式发展认识论。

6，“需要”与“可能”的矛盾关系。 解决好经济社会资源需求与勘查技术经济条件之间的矛盾。既要满足需求，又要技术经济可行，决策需建立在客观地质条件和经济技术条件的综合分析基础上。

7，“宏观”与“微观”的矛盾关系。 宏观（区域成矿规律）研究指导微观（具体矿化信息）探索，微观发现验证和丰富宏观认识。这是区域成矿学战略研究与具体矿床矿点的精细解剖紧密结合的过程。

8，“主观能动性”与“客观规律性”的矛盾关系。充分发挥找矿勘查者的主观能动性（智慧、勇气、毅力）至关重要，这又必须建立在尊重客观地质规律的基础上。切忌脱离实际的主观臆断，而要“因地制宜”。

9，“继承”与“创新”的矛盾关系。既要充分尊重继承应用前人留下的地质资料、认识成果和知识经验，又要勇于突破传统束缚，依据新的实践和科学理论质疑和创新，实现找矿勘查新突破。 朱溪矿等等就矿找矿的重大突破，就是良好的案例。

10，“发展”与“保护”的矛盾关系。 辨证统一地认识和处理矿产资源开发与生态环境保护的关系，坚持绿色发展理念，将勘查开发过程同生态环境保护融为同一个过程，实现资源效益、环境效益和社会效益的统一。

近年来，震惊世界的贵州錳矿、川西可尔西大型锂矿、新疆西藏铜金多金属矿、新疆土墩深部铜镍矿、新疆火烧云世界级铅锌矿、内蒙古铅锌银矿、澳洲斐济非洲吉尔吉斯斯坦的金矿、刚果（金）的铜矿等，都是科学处理各种找矿勘查矛盾关系取得找矿突破的精彩故事。

总体而言，“阶梯式发展论”更侧重于认识论，揭示了地质勘查认识过程的内在规律和形式，描述了矛盾如何推动认识一步步深化。“就矿找矿论”和“找矿哲学”更侧重于方法论，系统提炼了找矿实践中面临的主要矛盾关系，为如何有效地解决这些矛盾提供了哲学上的指导原则。“阶梯式发展论”和“就矿找矿论”“找矿哲学概论”相辅相成，共同构成了朱训地质勘查哲学思想的核心。它们都深刻表明，地质勘查的成功，不仅依赖于技术的进步，更取决于能否深刻地理解和运用辩证唯物主义的矛盾法则，抓住不同阶段的主要矛盾，采取正确的策略和方法。

朱训同志在对这些矛盾关系系统性的深入分析中，始终：

1. 坚持辩证唯物主义。他将找矿勘查视为一个充满矛盾的动态的复杂系统和阶梯式发展过程，强调要用联系、发展、全面的观点去看待和处理这些矛盾。

2. 强调矛盾的普遍性与特殊性。既分析找矿过程中普遍存在的基本矛盾，也强调在处理具体矿区和矿种时，要抓住其特殊矛盾，具体问题具体分析。

3. 重视人的主体作用。强调发挥勘查主体的主观能动性。找矿突破离不开地质工作者的智慧、勇气、探索精神和责任感。

4. 体现理论与实践紧密结合。朱训哲学理论源自长期丰富的勘查实践（如德兴铜矿、朱溪钨矿等），旨在指导实践，并在国内外找矿勘查实践中得到丰富和发展。

朱训等老一代专家学者关于找矿勘查过程中矛盾关系的经典论述，构成了找矿哲学和就矿找矿的理论基石，深刻理解并灵活运用于新时代的找矿勘查，具有重大的现实意义。

（二）

为进一步贴近实际、靠近业务、从事物本身发展的客观规律来阐释哲学上的认识和工作上应当把握的正确理念与方法，这里，就朱训在“就矿找矿论”、“找矿哲学概论”、“阶梯式发展论”中，各就找矿勘查过程中的矛盾关系阶梯式不断递进的论述，分别简要概括。

1、先侧重说一说“就矿找矿论”，及其对找矿勘查矛盾关系的论述。

“就矿找矿”是什么？就是指依据已知的广义的找矿线索而开展的找矿。或者说，是依据已知矿床及相关成矿规律和找矿线索而开展的一种矿产勘查活动。

“就矿找矿”，这前后两个“矿”内涵并不尽相同。前一个“矿”字是指已知矿床及相关成矿规律和找矿线索，如矿化露头、已知矿点、物化探异常，古采矿坑遗迹、未被证实有开采价值的矿点以及正在生产的矿山周边和深部等等；同时也指已知的成矿规律（模型）和找矿标志组合。后一个“矿”字，是指被新发现的具有开发利用价值（开发可盈利）的矿床（区）等找矿成果。显然，就矿找矿，本质是此矿与彼矿的矛盾关系，经历由此及彼的过程。

改革开放初，行业界一时出现了两种看法：一是认为就矿找矿过时了，主要靠经验找矿不行，应该用先进地质理论技术方法找矿；二是认为应该到新区找矿，老矿点大多已勘查过了，没有多少“油水”了，就矿找矿难有作为了。这就带来很大的思想困惑：就矿找矿真的过时了吗？今后还要当作指导方针或找矿方法吗？提出并回答这些问题，是时代的呼唤。

当年朱训就率先鲜明地提出：就矿找矿与新区新点找矿并行不悖，积极开展到新区新点找矿的同时，要继续重视在老区老点就矿找矿工作，区域展开，重点突破，实行“两条腿走路”。就矿找矿作为重要找矿方法和指导方针，不仅没有过时，而且长期有效！既是矿产勘查工作中在已知找矿线索地区开展找矿的一种重要找矿方法、有效找矿途径，更是矿产勘查工作的一条根本指导方针。

就矿找矿是古今中外找矿人的通行做法。建国后相当长时期,就矿找矿是取得找矿突破的重要途径和方法。但将古今中外丰富的就矿找矿实践进行理论概括并上升到哲学的范畴，则是从朱训开始的一种探索。朱训是“就矿找矿理论”的创立者、发展者和实践者。

从1982年朱训发表《论就矿找矿》，到2012年朱训发表《再论就矿找矿》，再到2017年，朱训发表《就矿找矿论》，这三篇文章，大体代表了“就矿找矿论”形成过程的3个阶段。如同朱训后来从“就矿找矿论”提升到“找矿哲学概论”，进而又系统性概括形成“地学哲学”理论一样，都是经历了“阶梯式发展”过程。就矿找矿论，是朱训哲学思想的起点，是其“地学哲学”的有机组成部分。就矿找矿论”本身，也是一个完整的理论体系，并在实践中不断地被检验和发展。

原国土资源部副部长、中国地质调查局长汪民深有体会。他说：“之所以要坚持就矿找矿，是因为矿床的形成必然需要相应的成矿条件，而对应的成矿环境所成就的往往不只是1-2个单独的矿体。当然，随着岩浆或热流体温度、压力、上升通道和围岩条件的变化，矿床产出的规模、位置和类型也在发生改变，但这种大的规律已反复被实践所证明。这是就矿找矿理论的科学基础。”

“就矿找矿论”的三个来源：古代先贤的找矿经验，新中国地质工作者的找矿经验，外国找矿人的找矿经验。

“就矿找矿论”的四根支柱是：勇于创新的找矿团队，科学理论的成功指导，先进技术的有效支持，快速突破的组织方式。

“就矿找矿论”的理论基础包括：成矿地质理论基础，找矿哲学理论基础，经济理论基础。可谓“地质上有据、哲学上有理、经济上有益”。

“就矿找矿论”的框架体系主要由“就矿找矿论”的理论基础、来源、内涵、支柱、主要途径和成功案例等部分组成。

“就矿找矿论”的基本内涵包括客体论、辨析论、认识论、矛盾论、价值论、方法论、主体论 …

“就矿找矿论”的十条主要途径：就古找今、就老找新、就浅找深、就主找副、就小找大、就显找盲、就找矿标志找矿、就类型找矿、就异常找矿、就矿床模式找矿 …

就矿找矿论，从来不简单地终结找矿实践，而是从更加系统深刻的理论层面指导找矿实践。以“继承-创新-集成-验证”的过程，体现就矿找矿系统观，以“观察-分析-综合”紧密结合，体现就矿找矿方法论，表现出极其生动的“实践-认识-再实践-再认识”，鲜活地将辩证唯物主义的认识论实践论与矿产勘查科学紧密结合，在找矿实践中发展了马克思主义应用哲学。

作为找矿哲学的重要来源和组成部分，“就矿找矿论”的精髓在于它主动地、系统地抓住了找矿工作中的主要矛盾，并指明了处理矛盾的方法：比如，以 “已知” 为立足点，主攻 “未知”；比如，通过解剖 “点” 来认识 “面”，又利用对 “面” 的认识来指导寻找新的 “点”。比如，依据 “浅部” 的线索，探索 “深部” 的宝藏；比如， 将从实践中来的 “理论” 再回到实践中去接受检验和发展。所有这些，使得“就矿找矿”从一条条朴素的经验，上升为一种充满辩证思维的、科学的找矿哲学。

就矿找矿，不是简单的在矿山周边找矿，不是墨守成规，不是生搬硬套。就矿找矿，反而更多地要是不断创新，既要充分利用已有已知的找矿线索、经验、方法、模型等基础，又要采用新思路、新理论、新技术，探边摸底、攻深找盲，从单一找共生伴生，从小又贫找大而富。从老找新，找新层位、新类型、新品种、新储量。用经过实证的成矿模型、找矿思路、找矿技术方法等，追索到地质调查可知具备同样（或相近）成矿地质条件的其他地区找矿，实际上也是“就矿找矿”。

“就矿找矿”不断在实践中产生巨大资源价值、社会价值和经济价值。第一，资源储备实力大大增强。通过就矿找矿，上万处矿山扩大资源远景，增强了可持续发展的保障能力。“找矿突破战略行动”168项勘查类项目有许多惊喜突破。老矿区找共生矿，在内蒙古大营“就煤找铀”探明具有世界级规模大铀矿；在河南豫西“就煤找铝”找到大型铝土矿。湖南花垣铅锌矿、辽宁大台沟铁矿，江西大湖塘钨矿，这些世界级的大矿也是近年就矿找矿成功案例。第二，老矿山增强持续发展能力。通过就矿找矿，数十种矿种的上千处矿山大幅新增了探明储量。第三，大批危机矿山，获得新生。避免了“矿竭城衰”的发生。第四，经济潜在价值巨大。仅危机矿山就矿找矿新增资源量静态工业产值高达数万亿元。

对一个矿点、矿床、矿区甚至矿田、矿带，其发现和勘探常常由于当时经济技术条件、采选能力、勘探手段和认识水平等因素的限制，只达到一定的深度。而在技术进步新条件下，探边摸底、攻深找盲，深入探索不仅非常必要，而且极有可能取得突破。第一，通过评价已知矿点，检查各类异常或根据其他线索来发现矿床。第二，在已知成矿远景区(带)或已知具有工业价值的矿床周围寻找同类型的新矿床。第三，通过在老矿区追索已知矿体在空间上的延展来扩大资源远景。第四，在已知矿床范围内找寻新矿体、新的含矿层位和新的矿化类型。第五，在已知矿床范围内，通过对共生矿产和伴生有益组分的综合评价、综合勘探来扩大资源远景。第六、用已知的成矿模型、找矿思路、技术方法等，追索到地质调查可知具备同样（或相近）成矿地质条件的其他地区找矿。就矿找矿实践的道路越走越宽广。

40多年来，通过广大地质工作者实践和研讨，形成了“就矿找矿”理论体系。实践证明了” 就矿找矿理论”的正确性和有效性。朱训创立的“就矿找矿理论”荣获2022年度自然资源部科技进步特别奖。中国地质调查局组织编写的《就矿找矿丛书》（包括《就矿找矿论》《就矿找矿理论与实践》《就矿找矿100例》《就矿找矿论文集》4册）荣获2017年自然辩证法研究会特等奖。

2、找矿哲学概论，及其对找矿勘查矛盾关系的论述。

找矿哲学（The Philosophy of Mineral Exploration），是应用哲学原理指导矿产勘查实践的系统理论，其核心同样是分析和对立统一规律。朱训《找矿哲学概论》创新丰富，逻辑严密，内容浩瀚，影响深远，受到许多高层领导的称赞。已印行多国文字版本，并在世界地质大会交流。其中，对找矿勘查过程矛盾关系给予了许多重点关注：

一是找矿人员的主观认识（根据理论、经验提出的找矿设想、建立的模型）与客观地质条件（地下矿产的实际状况）之间的矛盾。所有找矿工作都是为了解决这一矛盾，使主观认识无限接近客观实际。

二是地壳中矿产分布的不均衡性（有成矿区带，也有贫瘠区域）与人类希望均衡找到资源的需求之间的矛盾。这一矛盾决定了找矿工作必须遵循成矿规律，从“面”到“点”，优先在成矿有利地区（矿集区、成矿带）开展工作，不能“撒胡椒面”，要集中力量解决主要矛盾。

三是地表矿苗、露头等容易发现的找矿信息与深部、隐蔽的矿体本身之间的矛盾。要求地质学家要善于“由表及里”，透过现象看本质。各种地质、地球物理、地球化学现象（“表”）是向导，但最终目标是发现地下的矿体（“里”）。必须用综合手段去伪存真，揭示现象与本质的内在联系。

四是单个矿床（点）的发现与评价与整个成矿区域（面）的总体评价和规律总结之间的矛盾。要求贯彻“点面结合”的工作方法。“面”上的研究（区域成矿规律）指导“点”上的找矿方向；“点”上的突破（矿床的发现）又反过来验证和丰富“面”上的认识，指导在新的“点”上找矿。

五是提高矿产资源来保障能力与当前技术经济条件限制的矛盾。这决定了矿产勘查必须分阶段，必须进行经济技术可行性评价，矿产资源“经济可采储量”是动态的、随技术和经济条件变化而变化的。

3、阶梯式发展论，及其对找矿勘查矛盾关系的主要论述。

“阶梯式发展论”（The Theory of Stepwise Development）是朱训同志将马克思主义哲学特别是矛盾论与地质勘查实践相结合所创立的，是对地质勘查规律的高度哲学概括。后来进行理论升华，“阶梯式发展”连同“波浪式前进”“螺旋式上升”一道，成为具有普遍性的哲学范畴和基本运动形式。

“阶梯式发展论”认为，对地下矿产的认识不是一次完成的直线过程，而是由一个又一个台阶递进的、逐步深入的阶梯式过程。这个过程的每一个阶段都充满了矛盾。核心是认识与实践的矛盾。具体表现为：

一是已知与未知的矛盾。这是阶梯式发展的根本动力。每一个勘查阶段结束后，我们都获得了一个层次的“已知”（如区域背景、初步异常、矿体浅部信息），但随之而来的是更深层次的“未知”（如矿体深部延伸、品位变化、构造控制细节）。已知的范围越大，所接触到的未知领域也更广阔、更复杂。“已知”是阶梯上已经站稳的台阶，“未知”是等待攀登的下一个台阶。解决旧矛盾（已知一阶）后，新矛盾（未知下一阶）随即产生，推动工作向下一阶段发展。

二是主观与客观的矛盾。地质工作者的主观认识（建立的模型、推断）与客观存在的地下地质体之间永远存在差距。这个矛盾是绝对的，统一是相对的、暂时的。每一个勘查阶段（台阶）都是主客观之间的一次“暂时的、相对的统一”。随着工作深入（登上新台阶），会发现原有认识的不足甚至错误，从而在更高层次上开始新一轮主客观矛盾的斗争与统一。这个过程就是“实践、认识、再实践、再认识”的螺旋式上升。

三是调查与研究的矛盾。“调查”（获取原始数据、事实）是“研究”（分析、综合、推理）的基础，而“研究”又指导下一步的“调查”方向。两者相互依存、相互促进。在每一个台阶上，都是先以“调查”（实践）为主，获取新材料，然后转入“研究”（认识），进行消化升华。研究得出的新认识（解决了旧矛盾），又成为指导登上下一台阶（开展新一轮调查）的实践依据。调查是研究的物质基础，研究是调查的理论飞跃。

四是逐步推进与跨越发展的矛盾。勘查工作必须遵循循序渐进的原则，不能跳越必要的阶段（如未经普查不宜直接勘探）。但在充分研究和新技术应用下，可以对下一个台阶的认识进行预测和跨越，缩短过程。这是“量变”与“质变”规律的表现。每个台阶内的积累是量变，从一个台阶到下一个台阶是质变（认识的飞跃）。良好的综合研究可以加速量积累，促成质的飞跃。

朱训同志系统总结的德兴铜矿找矿勘查史，自不待言。功勋卓著的山东地质六队七十年来辉煌的找矿史，从石英脉型金矿（玲珑式金矿）到破碎蚀变岩型金矿（焦家式金矿），从浅部到深部，就是一部极其生动的就矿找矿重大突破的阶梯式发展史。

（以上纯属笔者陋见。更深入准确理解朱训找矿哲学思想，需各自结合实际不断体会其经典论述）。

第三篇

十说现代找矿勘查矛盾关系

这里分十个方面，侧重讨论现代新型找矿勘查过程中矛盾关系的地学哲学研究新进展，及其若干矛盾关系的新特征。

（一）

近年来，随着科技革命（特别是互联网、大数据、AI技术）的飞速发展和广泛应用，随着国际格局百年未有的急剧巨变，随着新一轮找矿突破战略行动的有效推进，关于找矿勘查过程矛盾关系的地学哲学研究，也在不同层面呈现出新的发展和新的特点。

一是在战略与需求层面： 资源需求增长与找矿难度增大。向深部、深海、深空和新区域要资源，发展绿色、智能勘查技术。全球主要国家在关键矿产选择上既存在高度共识，又表现出明显差异。钴、锂、稀土、锑、石墨等矿产陆续获得更广泛的认可，被大多数国家列入战略矿产清单。这反映了全球能源转型和高科技产业发展对特定矿产的共同依赖。

二是开发与保护层面： 统筹兼顾资源勘探开发与生态环境保护，寻求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路径。汪民同志也说过，“几乎任何一种矿产都具有资源与环境的双重属性。过去往往侧重于资源开发而忽视了环境保护。坚持资源与环境并重，绝非是区别资源、环境两个重心，资源不够就去找矿，环境问题突出了就抓保护，而是要资源、环境相互联系，全面系统、辩证统筹、协同推进，更为全面深入地把握地下自然状况，更为科学客观地认识自然规律，大幅提高地质工作对资源与环境整体感知、系统认知和协同处理的能力，更加高效地探寻和开发各类矿产资源，更加有力地支撑高品质环境和高质量发展的良性互动，更高水平地推进人与自然和谐共生。”

三是在认知与实践层面：科学对待已知信息（“点”）与未知资源（“面”、“体”）的关系，不仅需要用就矿找矿理论深化与实践，把握“阶梯式发展”（实践-认识-再实践-再认识）的认识规律，正确采用综合技术方法（地、物、化、遥、信息技术融合）提高找矿勘查效率；而且要放眼全球调整布局。

对比分析借鉴国际上的绿地找矿、棕地找矿、近地找矿与就矿找矿，显然富有启迪。去年在成都召开的“首届国际就矿找矿大会”，周琦、王京彬、孙铁民、王仁虎介绍了全球找矿勘查新动向。许多案例表明，草根勘探可能带来高度不确定性伴随的高回报，依然十分活跃。而相比于西方通行的草根勘探，就矿找矿较有把握地实现盈利，并能快速获得投资回报。就矿找矿还可以降低审批和法律的风险。如果原矿场选址获得批准，显然比开辟新矿场少许多无法预见的问题。直接寻猎有良好勘查基础并有明确预期的大矿区，有效组织就矿找矿，进行规模化勘查，迅速扩大储量和产量规模，显然是更为经济合理的选择。紫金矿业成功的资源扩张策略，日益吸引广泛关注。

四是在预测与实证层面： 动态调整勘查方案，强化过程思维和模型迭代。传统地质思维与信息技术赋能（如AI、大数据、卫星遥感、海洋地学和航天工程等等） 推动数字赋能和原始创新，促进传统地质经验与现代科学技术的深度融合。近年甘肃、贵州、新疆等地，出现了一批新型的找矿勘查技术能手和团队，是运用大数据手段和信息工程技术的弄潮儿。

五是在技术与方法层面： 辩证看待技术，合理选择与组合不同技术方法，处理好适用性和经济性的关系。比如采取不同采掘方式可能对应不同的边界品位，从而决定不同的找矿勘查结果和经济评价结论。紫金山金矿能从原本不被看好的小矿变世界级超大型金矿，就是鲜明的例子。如果一味采取用传统方式地下开采，能勘查评价的金矿储量不到10吨；正是储量不到10吨，限制了只能采取传统地下开采。然而，如果考虑到更大范围存在较低品位的金矿而考虑露天开采，低的边界品位可勘查评价得到的则是数百吨金矿储量；而数百吨金矿储量，又决定了更适合进行露天开采。辨证论治，是解开找矿勘查矛盾关系的“金钥匙”。

同时，对待理论技术创新与传统观念束缚，需要“破立并举” 。在尊重传统和历史的基础上，宜更加积极地勇于探索新的成矿理论（如碰撞型斑岩铜矿、离子吸附型稀土矿等新理论），采用创新技术手段。去年十一月成都首届国际就矿找矿会议，就集中交流了AI技术、三维激电技术、多维信息预测技术、“空地井”现代物化探技术、超导电磁技术，被动源地震勘探技术、空气反循环钻探等，被成功或有效地运用于覆盖区的找矿勘查活动。

六是在体制机制创新层面 ：找矿勘查被区别为公益性和商业性。实现中国式现代化需要进一步完善“公益先行、商业跟进、基金衔接、整装勘查、快速突破” 的找矿勘查新的体制机制。虽然体制机制宏观上是政府层面起主导作用，但找矿勘查者则有创新的思维、选择的机会和适应的考量。中国地质学会公布的“十大地质找矿成果”之一“甘肃西和大桥超大型金矿”的发现、勘查与开发，即是甘肃地矿局地调院公益先行、商业跟进、快速突破的成功范例。去年成都会议上，王京彬谈紫金矿业集团并购扩张策略与就矿找矿快速增储；周琦谈贵州特大锰矿的找矿突破；孙铁民论找矿与勘探创造财富；薄少川论大型和初级矿业公司的找矿实践；冯涛谈艾芬豪在刚果（金）卡莫阿卡库拉世界级铜矿的发现；金文洪谈斐济图库拉金矿深部和外围找矿突破；郭英廷论加拿大的矿业成功之路和就矿找矿；付民禄结合自身成功经历谈从地质技术人员向投资者的转变；王彩根谈金瑞公司的前世今生和成功崛起；等等。都是寻求适宜的体制机制并把握科技攻关方向进行找矿勘查从而快速创造财富的惊奇故事，许多甚至成为股市的热点！

七是国内与全球层面：在中国式现代化进程中，必须坚定不移地加强国内找矿勘查，实现新一轮找矿突破，提高能源资源保障能力。同时，在全球化的时代背景下，通过国际合作实现全球配置，也成为经济发展的关键趋势。积极响应“一带一路”倡议，将海外找矿勘探作为获取矿产的重要手段，对于推动经济发展发挥着无可替代的作用。它不但能够拓展矿物资源的来源渠道，降低对单一资源来源的依赖程度，而且能够促进国际间的合作，达成互利共赢的局面。

紫金集团面向全球高效配置矿产，实行“资源优先”战略，以金、铜、锂为重点矿种，实行“并购-增储”策略，有效避免初级项目勘查高风险和长周期。“并购后就矿找矿快速增储，新增都是盈利。把能省的钱省下来，把该赚的钱赚回来”。发现有较大增储潜力的项目机会是项目并购的关键。交割后立即补充勘探。紫金保有资源储量中，并购和自主勘查获得的铜资源量各占50%。

运用系统思维来处理找矿勘查中的复杂矛盾关系，能进一步认识各种矛盾相互关联、相互制约。为此需要：一是整体性视角。将成矿地质体、勘查技术、经济成本、环境效应、社会需求等视为一个有机整体进行通盘考虑。二是动态化调整。找矿过程是一个不断反馈和调整的动态过程，需要根据新的认识和发现，灵活调整勘查策略和技术手段。三是多目标平衡。在找矿过程中，不仅要追求资源发现，还要同步考虑生态环境约束、经济效益和社会效益，寻求多目标之间的最佳平衡点。

以上，是从总体上观察现代找矿勘查过程矛盾关系，及其呈现出来的新发展。

后面，将区分若干重要侧面，分别观察现代找矿勘查过程矛盾关系及其新特点。

（二）

将现代AI和信息工程应用于找矿勘查，非但没有消除传统勘查中的矛盾，反而以新的形式放大、转化和重塑了许多矛盾关系，同时也引入了新的矛盾关系。

这本质上是地质学的传统认知范式与数据科学的全新认知范式之间的碰撞与融合。其核心矛盾是数据驱动的计算范式与地质学驱动的知识范式之间的矛盾，即基于相关性的“黑箱”预测 与 基于因果性的“白箱”解释 之间的矛盾。

这一核心矛盾具体展现出的多个矛盾关系：

一，传统矛盾的新形态。

1. 主观与客观矛盾的深化：人脑智能与机器智能的矛盾。

传统形态：地质学家的主观认识 vs. 地下客观地质体。

新形态：一是人的先验知识（模型驱动） vs. AI的数据驱动发现。地质学家基于经典理论建立模型，而AI可能从数据中发现无法用现有理论解释的全新规律或模式，这对传统认知构成挑战。二是地质师的直觉经验 vs. 算法的精确计算。经验丰富的工程师的“感觉”与AI模型输出的概率结果可能一致，也可能冲突，如何取舍和融合成为新问题。

当一个训练有素的AI模型预测出一个与所有资深地质学家判断相悖的找矿靶区时，我们该相信谁？是相信算法的“客观”数据挖掘，还是相信人类“主观”的综合知识？

2. 已知与未知矛盾的转化：数据富足与信息贫乏的矛盾

传统形态：已知勘查工程点 vs. 未知区域。

新形态：一是 “数据爆炸”（Data-rich） vs. “信息稀疏”（Information-poor）。我们拥有海量的遥感、物化探、岩心扫描等数据（TB/PB级），但真正能直接指示成矿的“标签数据”（如确切的见矿钻孔）却非常稀少。这导致了小样本学习、不平衡数据等典型AI问题。二是高维特征 vs. 低维规律。AI可以处理成千上万个特征变量，但控制成矿的关键地质规律可能只存在于少数几个维度的相互作用中。如何从高维数据中降维、提取核心特征，是本质上的“从现象看本质”矛盾的数据化体现。

如何利用海量的地球物理背景场数据（富足但信息密度低）去精确预测那几个罕见的矿化点（稀缺但信息价值高）。

3. 现象与本质矛盾的技术化：相关性与因果性的矛盾

传统形态：地质现象（露头、蚀变等） vs. 成矿本质（规律、过程）。

新形态：一是统计相关性 vs. 地质因果性。AI模型（尤其是深度学习）善于发现复杂的相关关系（例如，某种地球化学元素组合与矿化高度相关），但无法直接解释这种关系背后的地质成因机制（为什么相关？是成因联系还是偶然巧合？）。二是“黑箱”预测 vs. “白箱”理解。我们可以得到一个精度很高的预测靶区图，但AI模型可能无法像地质学家那样清晰地陈述：“因为这里是有利岩性、构造交汇且具有蚀变褪色现象，所以有矿。”

XGBoost或神经网络模型可以输出特征重要性排序，指出“磁法导数”是最重要特征，但地质学家需要进一步思考：这是因为磁铁矿化，还是因为与成矿相关的岩体引起的？

二、 新引入的矛盾

4. 模型复杂性与可解释性之间的矛盾

模型的预测精度往往随着其复杂度（如深度学习网络的层数）的增加而提高，但其可解释性急剧下降。越精准的模型，可能越像一个无法理解的“黑箱”。

地质勘查是高风险、高投入的决策活动，决策者（投资者、工程师）必须理解并信任预测依据才能部署钻探。一个说不出原因的“AI预言”很难被采纳。这催生了可解释人工智能（XAI） 在地学中的应用需求。

5. 数据质量与模型效能之间的矛盾

“垃圾进，垃圾出”（Garbage in, garbage out）法则在AI时代被无限放大。地质数据通常具有多源、多尺度、多精度、不完整、存在系统误差等特点。AI模型对数据质量非常敏感，低质量数据会直接导致模型失效或产生误导性结果。

应用AI的前提不再是简单的“有数据”，而是必须进行大量的数据清洗、标准化、归一化工作。这反而对地质数据的标准化管理提出了更高要求，将矛盾从“获取数据”部分转移到了“治理数据”部分。

6. 技术前瞻性与传统流程滞后性的矛盾

AI技术的发展日新月异，但地质勘查行业的工作流程、规范标准、人才培养体系、投资决策模式的变化非常缓慢和谨慎。出现了“拥有先进技术的科技公司”与“遵循传统规范的勘查单位”之间的协作矛盾。如何将AI工具无缝嵌入到从野外数据采集到资源量估算的现有工作流中，并使其结果被行业规范和法规所认可，是一个巨大的挑战。

现代AI和信息工程的引入，将地质勘查从一门主要依赖“人脑”进行综合推理的经验科学，正在转变为一场“人脑”与“电脑”协同、“知识”与“数据”共舞的认知革命。矛盾的解决路径：不是用一方取代另一方，而是追求人机融合智能（Human-AI Collaboration）。

未来的成功模式将会是：

1. AI作为强大工具：处理人脑不擅长的海量数据、高维计算和复杂模式识别，快速“筛”出异常和靶区。

2. 地质学家作为核心大脑：提供先验知识、定义科学问题、设计训练数据、解读AI输出结果、将数据相关性转化为地质因果性，并最终做出决策。

3. 迭代反馈：地质学家用新的勘查结果（如钻探验证）去反馈和优化AI模型，形成一个“实践（勘查）-认识（AI学习）-再实践（验证）-再认识（模型优化）”的增强式闭环。

最终，这些新矛盾推动着地质学向数据驱动和知识驱动深度融合的“第四范式”（数据密集型科学发现）演进。能够认识到并驾驭这些矛盾的地质工作者和团队，将在新一轮的找矿突破中占据绝对优势。

（三）

AI技术在地质勘查领域迅速的成功应用带来新的突破，引入和加剧了勘查过程中的一些矛盾关系。

说AI自然需要用AI。KoBold Metals公司利用AI在赞比亚发现巨型铜矿，已举世瞩目。这里依据AI检索来简要探讨这些矛盾关系。

1，效率与精准 vs 成本与风险的矛盾关系。

AI技术大幅提升探矿效率、精准定位矿体，实现近乎实时数据处理与解释。KoBold Metals公司能够快速处理海量地质、地球物理、地球化学和遥感数据，大幅缩短靶区圈定和评价周期，甚至能发现传统方法难以识别的矿体。中国石油东方物探公司也通过智能化地震作业系统、GeoEast软件等提升了勘探效率和精度。然而，AI模型的建立和运行依赖高质量数据和算力，前期投入成本高。算法本身的“黑箱”特性可能带来决策风险，过度依赖AI预测而缺乏地质机理理解和现场验证，可能导致重大投资失误。需要优化投入策略（如分阶段验证）；发展可解释AI（XAI）；加强数据治理与质量控制；人机协同决策。

2，数据驱动 vs 知识驱动的矛盾关系。

AI擅长从数据中挖掘隐藏模式和规律，甚至能发现超越现有地质成矿理论的新认识。AI能从海量数据中发现人难以识别的复杂模式与关联。但地质勘查本质上是一个需要地质理论和专家经验指导的领域。完全的数据驱动可能导致模型缺乏地质意义上的可解释性。过度依赖数据可能导致忽视地质成因机理和专家经验；数据偏见可能误导模型 人机融合。将地质成矿理论和专家经验嵌入AI模型（如左仁广团队研究）；地质学家主导AI的输出验证与决策。

3，技术赋能 vs 伦理约束的矛盾关系。

AI的强大能力可分析多种数据源，使其能够更有效地发现和评价矿产资源。但同时也可能引发资源公平分配、数据隐私、环境冲击等伦理问题。需要加强AI伦理研究与法规建设。胡成玉教授还曾建议，将伦理考量纳入算法设计。

4，全球化协作 vs 资源竞争的矛盾关系。

AI助力分析全球地质数据，有利于构建全球地质数据库，促进国际科技合作与资源共享。但同时，像KoBold这样的公司凭借其技术优势，可以快速定位并获取全球优质矿产资源，这实际上加剧了国际资源竞争或争夺，技术领先的国家或企业可能获得不对称优势，优先占据优质资源。所以需要积极参与全球资源治理；推动国际合作与技术标准互认；加强国内关键技术攻关。

5，透明化需求 vs 技术黑箱的矛盾关系。

AI技术，如随掘随探超前探测系统、智能地质建模与可视化，致力于增加地下地质体的“透明度”，能构建地下三维地质模型。但许多先进的AI算法（如深度学习）本身却是“黑箱”，其内部决策机制不透明，这给地质学家理解和信任AI的预测结果带来了障碍。研发和应用可解释AI（XAI）；推动地质约束的AI模型（如左仁广团队工作）；培养兼具地质与AI知识的复合型人才。

理解矛盾，寻求平衡。AI技术在矿产勘查中的应用，其核心是通过数据驱动和智能算法来优化资源配置、降低不确定性，并最终提高找矿成功率。然而，这也使得传统勘查中的一些矛盾更加突出，并催生了新的矛盾。面对这些矛盾，单纯的技术乐观或悲观都不可取，需要在实践中寻求协同与平衡：

一是坚持“人机协同”：AI应是辅助地质学家的强大工具，而非替代。地质学家的经验、直觉和地质成因理解与AI的海量数据处理和模式识别能力相结合，才能做出更可靠的决策。

二是发展“可信AI”：推动AI算法的可解释性（XAI） 研究，使AI的决策过程对地质学家而言更透明、可理解。同时，将地质规则和成矿理论作为约束条件嵌入AI模型，开发“地质知识引导的AI”。

三是加强数据治理：确保用于训练AI模型的数据的质量、代表性和公正性，避免“垃圾进，垃圾出”和算法偏见。

四是重视伦理与规范：在AI应用于勘查的初期，就应关注其可能带来的伦理、社会和环境影响，制定相应的行业准则和规范，倡导负责任勘查。

五是促进产学研融合：加强地勘单位、高校、科研院所与高科技企业的合作，共同攻关AI地勘应用的核心技术难题，培养既懂地质又懂AI的复合型人才。

总之，AI技术给找矿勘查带来了效率与精准度的飞跃，但也加剧了数据驱动与知识驱动、技术赋能与伦理约束、全球化协作与资源竞争等方面的矛盾。应对这些矛盾，关键在于不盲目追求技术本身，而是着眼于如何让技术更好地服务于地质勘查的核心目标——更经济、更安全、更负责任、更可持续地发现和开发矿产资源。

（四）

DeepSeek（深度求索）有强大的信息处理、模式识别和逻辑推理能力，如同突如其来的技术海啸强烈冲击驱动着各行各业，正在成为处理找矿勘查中复杂矛盾关系的“智能认知副驾”和“决策增强工具”。

1、 充当“综合信息融合器”，化解“信息海量性与知识提炼性”的矛盾。

找矿面临多源、多尺度、多类型的数据（地质、物探、化探、遥感、文献），人脑难以全面高效整合。

一是文献与知识挖掘：快速阅读和总结海量地质报告、学术论文，提取不同矿床类型的“成矿要素谱系”和“预测评价模型”，为地质学家提供理论支撑。

二是多源数据关联分析：导入区域地质图、地球化学元素数据、地球物理异常图等，让DeepSeek帮助识别不同数据集之间的空间统计关联和耦合规律，发现人眼难以发现的微弱复合异常。

三是生成综合解译图：根据指令，自动生成“综合信息异常图”或“找矿预测靶区图”的草案，标注出不同信息源重叠一致的优选区，突出主要矛盾。

2、 充当“假设生成与检验器”，化解找矿勘查过程中“理论预测与实证验证”的矛盾。

地质学家基于经验提出假设（如“某断裂带是导矿构造”）但验证成本高。而DeepSeek能够

一是多假设情景分析：给定一个区域的数据，让DeepSeek基于不同成矿理论（斑岩系统、IOCG、造山型金矿等）生成多个可能的成矿假设和找矿模型。

二是模拟验证与风险排序：针对每个假设，DeepSeek可以分析其成立所需的地质证据链，并评估现有数据对每条证据的支持程度，从而对各个假设的成立概率和验证风险进行排序，指导工程师优先验证最可靠的假设。

三是优化验证方案：提出“如果要验证A假设，最优的下一步物探方法是什么？部署几条测线？验证B假设，最关键的钻探孔位应该布设在何处？”等建议，使验证工作更加有的放矢。

3、 充当“动态决策顾问”，化解“经济成本与勘查精度”的矛盾。

勘查工作永远面临预算约束，需要在有限投入下追求最大找矿效果。DeepSeek能做到：

一是成本-效益模拟分析：输入不同的勘查方案（如“设计10个钻孔” vs “先做加密化探和精测剖面”），让DeepSeek分析各种方案的预期信息增益、成本投入和风险水平，辅助优化决策。

二是阶梯式部署优化：遵循“阶梯式发展”原则，DeepSeek可以帮助规划每个阶段的最优工作流程：“在普查阶段，投入X元做Y工作，预计可将靶区面积缩小70%；在详查阶段，再投入Z元进行钻探验证。” 实现资金的精准、高效使用。

4、 充当“沟通与知识管理平台”，化解“经验继承与创新突破”的矛盾。

资深地质学家的经验往往难以量化传承，年轻工程师需要快速学习。DeepSeek则可以：

一是构建“专家系统”：将公司内部的经典案例、专家经验规则、成功模型输入DeepSeek，将训练成一个永不疲倦的、可随时咨询的企业级找矿专家系统。

二是实时问答与辅助学习：野外地质人员遇到疑难问题（如“这种蚀变现象可能是什么？”），可以随时拍照或描述，DeepSeek基于知识库提供多种可能性的解释及判别标志，辅助现场决策。

三是创新启发：通过分析全球海量矿床案例，DeepSeek可能发现某些非传统的元素组合或地质特征与矿化相关，从而为地质学家提供突破传统思维定式的新思路。

应用实例：处理“直接信息与间接信息”的矛盾

· 情景：地球物理（磁法）显示一处异常（间接信息），但原因不明（可能是矿体，也可能是基性岩墙）。

· DeepSeek辅助流程：

1. 指令：“分析此区域的磁场特征（强度、梯度、形态），并对比已知矿区磁异常特征和已知基性岩墙的磁异常特征。”

2. 行动：DeepSeek调用内置的地球物理模型和案例库进行对比分析。

3. 输出：“该异常形态较尖锐，与已知岩墙特征相似度达70%，与已知矿体特征相似度仅30%。建议：① 查阅区域地质图确认是否有岩体分布；② 建议在此异常区布设一条短测线进行地面高精度磁测加以区分；③ 建议采集土壤样品，分析Cu、Pb、Zn等成矿元素，若出现元素异常，则矿体可能性增大。”

4. 结果：将间接信息（磁异常）与直接信息（地质图、化探）的验证方案有机结合，提出化解矛盾的具体、低成本步骤。

DeepSeek自身认为，在找矿勘查过程中DeepSeek的功能作用，定位是“副驾”而不是“司机”。

DeepSeek提供的是基于数据和知识的分析、建议和方案草案，不替代地质学家的最终决策权。其输出结果须由地质学家结合野外实践经验和宏观地质把握进行批判性采纳。

数据质量决定输出质量：“垃圾进，垃圾出”。提供给DeepSeek的数据必须是可靠的、经过质控的。

人机协同是未来：最成功的模式是增强智能模式，即“地质学家定义问题、提供知识、做出决策 + DeepSeek处理数据、生成选项、优化方案”。

总而言之，应用DeepSeek处理找矿矛盾，本质上是将地质学家的辩证思维、创造性直觉与AI的超强计算、模式识别能力相结合，实现“人机辩证统一”，从而更科学、更高效地驾驭找矿勘查这一复杂的认知与实践过程。

（五）

遥感技术在现代找矿勘查中贯穿始终，遵循“从面到点、由粗到精”的原则。其应用核心在于通过 “蚀变信息提取” 和 “构造解译” 来缩小找矿靶区。

区域尺度筛查（预查/普查阶段）以卫星遥感为主。主要是地质构造解译、岩性填图、蚀变矿物信息提取。矿区尺度精细勘查（普查/详查阶段）以 航空遥感为主。主要是高精度岩性与蚀变填图、微细构造识别、植被覆盖区勘查、

在找矿勘查中的典型应用流程：

一是区域筛选：利用免费卫星数据（Sentinel-2, Landsat）和ASTER等数据进行大范围地质构造解译和初步蚀变异常提取，圈定出数个成矿有利的远景靶区。

二是靶区优化：在远景靶区内，采购更高分辨率的卫星数据（如WorldView-3，其兼具高空间和高光谱分辨率）进行精细蚀变信息提取和岩性识别，进一步缩小靶区范围，确定重点勘查区。

三是精细勘查：在重点勘查区（通常几到几十平方公里），部署航空遥感综合测量（高光谱+LiDAR+航空物探），进行厘米级精度的矿物填图和构造解译，直接为地面地质调查、化探采样和工程验证（槽探、钻探）提供精确的定位依据。

卫星遥感和航空遥感是现代找矿不可或缺的“天眼”技术，它们通过提供不同尺度的光谱和空间信息，实现了从“千里眼”宏观筛选到“火眼金睛”微观定位的无缝衔接，极大地提高了找矿效率，降低了勘探风险和成本。同时引入并重塑了一系列独特的矛盾关系，深刻体现了技术赋能与技术局限性的辩证统一。

遥感技术应用于找矿过程中的核心矛盾关系，是遥感信息的间接性、表面性与找矿目标的直接性、隐蔽性之间的矛盾。遥感技术无法直接探测到矿体本身，只能通过捕捉地表和近地表的电磁波信号（光、热、微波）来识别与成矿相关的现象。而真正的找矿目标是深埋地下的、隐蔽的矿体本质。

这一核心矛盾，衍生出一系列具体矛盾。

1、 技术能力内在的矛盾

一是宏观概括性与微观精细性（“看得广”与“看得准”）的矛盾。卫星遥感覆盖范围广（宏观），但空间分辨率相对较低，无法识别细微地质特征。航空遥感空间分辨率高（微观、精细），但覆盖范围有限，成本高昂。

这一矛盾决定了遥感技术的应用阶段和层次。在区域尺度（初筛）：利用卫星遥感（如Landsat, Sentinel-2）进行大范围的蚀变带提取、线性构造解译，快速锁定成矿远景区（解决“面”的矛盾）。在矿区尺度（详查）：利用航空高光谱/高分辨率遥感，在卫星锁定的靶区内精细识别矿物种类、填绘岩性单元、解析微小构造（解决“点”的矛盾）。随着高分辨率卫星遥感（如WorldView-3）的发展，这一矛盾正在缓和，但“无限提高分辨率”与“数据成本和处理难度”之间又构成了新的经济与技术矛盾。

二是穿透性与分辨率（“看得深”与“看得清”）的矛盾。光学遥感分辨率高，但只能探测地表，对植被、云雪覆盖区无能为力（“看得清”但“看不透”）。雷达遥感（InSAR）具有一定的穿透能力（对干燥地表、植被），可探测地表微变形，但空间分辨率通常低于光学遥感，且解释更复杂（“看得透”但“看不清”）。这些矛盾迫使工作者必须进行技术融合。例如，用光学遥感看清蚀变露头，用雷达遥感监测开采沉陷或与成矿相关的构造活动迹象。两者结合，方能更全面地评价矿区。

2、 信息解释中的矛盾

一是“所见”与“所是”（信息的多解性与地质真相的唯一性）的矛盾。这是现象与本质矛盾在遥感中的集中体现。遥感图像上的一个异常（所见），可能由多种原因引起（所是）。例如，羟基蚀变异常可能由与成矿相关的云母化、粘土化引起，也可能由无关的非矿化蚀变或甚至植被影响造成。一条线性构造可能是有利的控矿构造，也可能是一条无矿的后期的断裂。遥感解译绝不能“就图像论图像”。必须遵循 “遥感先行，地面验证” 的原则。遥感提供了线索和假设，必须通过野外地质调查、样品化验等直接手段进行验证和确认。否则极易导致“假异常”的误导，浪费勘查资源。

二是数据丰富与知识匮乏的矛盾。现代遥感可提供TB级的海量数据（多光谱、高光谱、雷达、热红外等），但如何从这些数据中精准提取出与找矿直接相关的有效信息，却极度依赖专家的知识和算法的智能。这一矛盾催生了人工智能（AI）和机器学习在遥感找矿中的应用。通过训练AI模型，让机器从海量数据中自动学习成矿相关模式，辅助地质学家减少人工解译的偏差和工作量，从而化解“数据多、处理难”的矛盾。

3、 应用层面的矛盾

一是技术先进性与适用性（“能否用”与“好不好用”）的矛盾。并非所有矿种和矿床类型都适用于遥感技术。对于形成广泛蚀变晕的矿床（如斑岩铜矿、浅成低温热液型金矿），遥感效果极佳。对于缺乏明显地表蚀变或植被覆盖极厚的地区，或者矿化信息微弱的矿床类型，遥感技术的效能打折扣。须根据矿床模型和地貌条件来选择和使用遥感技术，避免技术滥用。不存在解决所有找矿问题的“万能”遥感技术。

二是经济成本与勘查效益的矛盾。高分辨率数据（尤其是航空高光谱/雷达数据）的获取和处理成本高昂。须进行投入产出评估。在区域筛选阶段使用免费的或低成本的中等分辨率卫星数据是经济的；只有在圈定出重点靶区后投入高昂的航空遥感进行精细探测才是合理的。这体现了“阶梯式发展”中不同阶段投入与精度的辩证关系。

遥感技术的应用，本质上是将地质学家对地表的观测从“点”（野外露头）扩展到“面”（连续图像）的革命。这极大地解决了“区域与局部”、“宏观与微观”矛盾中“宏观”和“区域”的一侧。同时也强化了 “现象与本质” 的矛盾。遥感提供的永远是“现象”（光谱异常、纹理特征），而地质学家要结合其他信息和地学知识，“透过现象看本质”，推断出地下的成矿作用和矿体实情。

因此，成功的遥感找矿不是简单的技术流程，而是一个辩证的综合过程： 遥感解译（发现现象与矛盾）→ 地质分析（提出假设与模型）→ 地面验证（解决矛盾与确认本质）→ 模型修正（深化认识）。深刻理解并驾驭这些矛盾关系，才能让遥感技术真正成为“千里眼”而非“迷魂阵”。

（六）

无论是仰望星空观赏星辰大海，还是探寻陨石中的奥秘，都引发好奇和惊喜。这些探索活动不仅丰富了我们对宇宙的新认识，也开拓了找矿勘查的新视野。

将星月和陨石的最新探索成果应用于地球上的找矿勘查，是一个极具前瞻性的“上天-入地”交叉学科。这并非简单的技术移植，而是充满了需要深刻认识和处理的矛盾关系。正确处理这些矛盾，是推动该领域从理论走向实践的关键。

核心矛盾：地外成因理论的普适性与地球成矿环境的特殊性之间的矛盾。

月球、陨石等地外天体是验证和发现极端条件下成矿作用的“天然实验室”，但其环境（无大气、无水、低重力、极端温差、撞击作用主导）与地球（有大气、水圈、生物圈、板块构造）存在根本性差异。这一核心矛盾衍生出以下具体矛盾关系：

1、 认知层面的矛盾

一是成因同一性与演化分异性的矛盾

同一性表现在地球、月球、陨石都起源于同一的太阳星云，具有相似的初始物质组成。一些基本的物理化学规律（如分异、结晶）是普适的。

分异性表现在地球经历了45亿年来活跃的板块构造、水岩相互作用、生物成矿等复杂过程；而月球在约30亿年前地质活动就已基本停滞，其记录保存了更古老的“原始”信息。

利用月球和陨石的“原始档案”价值：将它们视为地球丢失的“早期日记”，用以检验和修正关于地球早期成矿作用（如太古宙绿岩带金矿、BIF铁矿）的理论模型。例如，研究月球上的克里普岩（KREEP）有助于理解地球稀有元素在岩浆分异过程中的富集行为。

但要避免机械套用：不能因为月球某处有某种矿化，就直接在地球上寻找完全一样的模式。必须考虑地球特有的演化过程（特别是水、氧和生物的作用）对成矿系统的叠加和改造。

二是极端过程与常规过程的矛盾

地外天体记录了地球罕见或无法发生的极端成矿过程，如：撞击成矿。巨大撞击事件可能瞬间形成高温高压环境，产生柯石英等矿物，甚至触发成矿系统（如某些撞击型金刚石、砂卡岩矿床）。如：真空条件下的挥发分逸散。研究月球玄武岩的挥发分含量，可反推地球玄武岩成矿过程中挥发分（如Cu, Zn, S）的行为。

采用“将今论古”的逆向思维：在地球上识别出的疑似撞击构造或特殊矿物组合，可以用地外研究的成果作为“诊断指南”进行重新审视，为地球上的某些“异常”矿床寻找新的成因解释。

实行过程模拟：将地外极端过程的机理融入地球成矿模型，作为一种特殊的、补充性的成矿机制，丰富成矿理论工具箱。

2， 技术方法层面的矛盾

一是探测技术的先进性与应用条件的矛盾

行星遥感（如月球轨道器的光谱仪）技术灵敏度高，专为识别无水环境下的矿物（如纯斜长石、橄榄石、月球特有的钛铁矿富集）而优化。而地球表面普遍存在风化、植被、水和粘土矿物的干扰。

技术移植与适应性改造：将行星遥感中识别微弱光谱信号、剥离混合光谱的技术算法，用于处理地球遥感数据，提高在植被和浅覆盖区识别基岩蚀变矿物的能力。

“从月球看地球”的视角：利用对月球表面岩石和土壤的光谱研究，帮助我们更好地理解不含水矿物的光谱特征，从而在地球数据中更准确地将它们与含水矿物（如粘土、云母）区分开来。

二是样品信息的“微观”与勘查目标的“宏观”的矛盾

陨石和月球样品提供了精确的微观尺度的元素同位素信息，但样品点相对于整个天体是极其孤立的“点”。而地球找矿需要解决的是区域尺度“面”和“体”的问题。

建立“指纹”标志：地外样品研究可以提供极端条件下形成的、具有指示意义的“指纹”矿物或同位素组成（如特殊的稀土元素配分模式、撞击熔融球粒、太空风化产物）。

指导宏观勘查：一旦在地球的某些矿床或岩石中发现了这些“地外指纹”，就可以将其作为重要的成因标志，指导我们在更大范围内寻找具有类似特征的靶区。例如，发现某种同位素异常可能指示地层中包含了地外物质输入，这与某些贵金属矿化可能有关。

3、 哲学与思维层面的矛盾

一是理论超前性与实践滞后性的矛盾

行星地质学研究前沿、理念超前，但能直接、快速应用于当前找矿实践的具体“路线图”和“技术清单”很少，投资回报周期长且不确定。

保持开放性的科学思维：将地外研究成果视为一种长期的知识储备和战略投资，用于培养地质学家更广阔的宇宙视角和创新思维。

寻找突破口：优先关注那些与地球已知疑难问题直接相关的领域。例如，用撞击成矿理论重新探索一些成因争议的矿床，可能会带来意想不到的突破。

二是资源禀赋差异与需求导向的矛盾

月球上富集某些地球上的稀缺资源（如氦-3、稀土元素）。研究它们的富集机制是为了未来地外资源开采，这与当前地球找矿的迫切需求（如找铜、找金）并不完全一致。

宜聚焦过程而非资源本身：研究的重点不应是“月球上有什么矿”，而应是“这种富集过程在地球上是否可能发生？如果发生，会留下什么地质记录？”。通过理解地外富集机制，或许能为在地球上寻找类似成因的稀缺元素矿床提供全新思路。

正确的处理原则：一是类比而非套用：将地外天体作为类比模型（Analogue），启发新思路，而不是直接套用成矿模式。二是机理而非现象：学习极端环境的成矿机理和物理化学过程，并将其作为补充纳入地球成矿学理论体系。三是技术而非结论：吸收先进的探测和数据分析技术，经过适应性改造后，用于解决地球勘查的具体问题。四是视角而非答案：培养从宇宙尺度看地球的系统思维和创新视角，这是解决未来矿产资源难题的最宝贵财富。处理这些矛盾的核心，终究在于地质学家自身能否成为一个“贯通天地”的思考者，既能深入理解地球系统的复杂性，又能拥抱地外研究所带来的革命性新观念。

（七）

深海找矿是当前全球资源勘探的热点领域，它着眼于获取那些对现代工业和科技产业至关重要，但陆地上储量日益减少或分布不均的矿产资源。主要聚焦海底可燃冰、多金属结核、富钴结壳、多金属硫化物、深海稀土等战略资源，这些矿产富含甲烷、镍、钴、锰、稀土元素等，对新能源、高科技产业和国防至关重要。

前沿动态体现在勘探技术走向精细化、智能化和数字化。正从从“看得见”到“看得清”，从“有无判断”迈向“精细刻画”。主要体现在高精度勘探、智能开采装备研发以及环境保护与国际合作三个方面。高精度地球物理勘探，数字技术与智能传感。随着智能化与绿色开采技术工程化探索，开采技术正朝着安全、高效、环保的方向发展。同时国际竞争与合作并存，中国在国际海底已获得五块矿区，并在中印度洋探明富稀土矿区。

深海找矿面临技术瓶颈（如极端环境作业、系统集成）、经济可行性（高昂的成本与波动的市场价格）以及环境与社会许可（严格的环保要求与公众接受度）等巨大挑战。未来，深海找矿的发展将依赖于关键技术的持续突破（特别是智能化、无人化技术）、健全的国际规则与环境标准的制定，以及广泛的国际合作。

将深海地质科技应用到更广泛的找矿勘查过程中，当能开辟新天地，但也伴随着一系列需要谨慎处理的矛盾关系。

1、认知与技术层面

一是理论先进性与实践验证滞后性的矛盾。海洋地质科学可能会提出新的成矿理论或模型（如新的海底热液系统成矿模式），但这些理论的验证需要依赖昂贵、技术复杂的海上钻探和取样工作，周期长、风险高。这就需要我们采取“阶梯式”的验证策略，先通过低成本、高效率的手段（如高精度地球物理探测、海底摄像）进行初步筛选和验证，逐步缩小靶区，最后再投入钻探等重型工程手段进行确认，步步为营。

二是探测精度与海洋环境复杂性的矛盾。海洋的深度、压力、温度、盐度、以及复杂的地形地貌，都会对探测信号的传输和接收造成干扰，影响数据的质量和解释的准确性。需要发展抗干扰、高分辨率的探测技术，并注重多种技术方法的融合与联合反演。

三是模型通用性与区域特殊性的矛盾。 从一个海区建立的勘查模型（如基于玄武岩的成矿模型）直接应用到另一个地质背景迥异的海区（如沉积岩主导的海区）可能会失败。因此，不能生搬硬套。要建立本地化的地质-地球物理模型，重视实地标定和校准。

2、经济与环境层面

一是资源开发需求与生态环境保护的矛盾。 深海生态系统通常非常脆弱且人类了解甚少，一旦破坏可能难以恢复。须坚持生态优先、绿色发展的原则。在勘查阶段就要优先采用低扰动的技术方法，并开展全面的环境基线调查；在开采环节，则需研发和应用对环境干扰最小的绿色开采技术；同时，要建立贯穿勘查开发全过程的环境影响监测与评估体系，确保将活动对海洋生态的影响降至最低，并实施全过程环境监测。

二是高投入、高风险与经济效益不确定性的矛盾。深海勘查开发成本极其高昂（一艘先进的科考船日租金可达数十万元），且技术风险和市场风险都很大。处理此矛盾，加强前瞻性的区域矿产资源潜力评价工作至关重要，这有助于优选靶区，降低风险。同时，要持续推动技术创新，通过技术进步来降低单位成本的投入。此外，还需要探索多元化的投入机制和风险分担机制，如政府引导、企业主体、社会资本参与等，共同应对高风险。

3、管理与战略层面

一是深海采矿国际规则竞争与国内法规滞后的矛盾 。国际海底管理局（ISA）在制定深海采矿的规章。我们既要积极参与国际规则制定，维护自身海洋权益，又要加快完善国内深海矿产资源勘查开发的法律法规与监管体系。

二是关键技术“卡脖子”与自主创新的矛盾。 深海勘探开发是科技含量最高、挑战最大的领域之一，涉及诸多“卡脖子”技术，如超深水钻井平台、深海海底钻井船、水下生产系统、深水流动安全保障等。必须集中力量进行技术攻关，提升自主创新能力，掌握核心技术和装备，才能将资源安全的主动权牢牢掌握在自己手中。

4、处理这些矛盾的理念原则。

需要尊重规律、系统思维、技术创新、合作共赢。

即尊重海洋环境和地质运动的客观规律，用系统思维看待资源开发、环境保护和经济发展之间的关系，依靠技术创新不断突破认知和工程的极限，并通过国内外的广泛合作（包括产学研用协同）来分散风险、共享成果。

（八）

现代地球化学研究的前沿领域非常广泛，它正从传统的主要元素、微量元素分析，向更高精度的同位素示踪、更深入的分子机制探究，以及更宏大的全球系统模拟发展。

以下是主要前沿方向的核心关注点与关键技术方法：

一是深部物质循环与地球动力学。揭示地球内部物质迁移、能量交换和关键金属富集机制。包括非传统同位素（Zn、Ba等）示踪、高温高压实验、数值模拟。

二是同位素分析技术与示踪应用 提供高灵敏度示踪手段。解析从地表到地幔的各类地质过程。 MC-ICP-MS、新型分析流程（如无HF脱硅）、多种同位素体系（Re、Zn、Ba等）。

三是表生环境地球化学过程。理解污染物迁移转化、元素生物地球化学循环及环境效应。包括分子光谱技术（如穆斯堡尔谱）、分子模拟、序列提取分析。

四是地球历史与环境演化。通过地质记录理解早期地球环境、生命演化及全球碳循环。多学科交叉（沉积学、古生物学、地球化学）、现代环境类比研究、数值模拟。

五是交叉学科与新技术整合。 处理复杂数据，揭示新模式，推动地球化学研究范式的革新。主要是大数据与人工智能、高分辨率原位分析、地球系统建模。

现代地球化学技术方法的应用，极大地提升了发现矿化异常和理解成矿过程的能力；同样充满了需要辩证处理的矛盾关系。其核心矛盾是微观超高分辨率信息的获取能力与宏观地质体解释尺度之间的矛盾。即，现代地球化学技术方法能获得单个矿物内部微米级的元素分布（“树木”），但找矿需要解决的却是公里级甚至区域级的靶区圈定和成因模型（“森林”）问题。

由核心矛盾衍生出一系列具体矛盾关系：

1、 技术能力与信息解释的矛盾

一是分析精度/灵敏度极高与“背景-异常”阈值模糊性的矛盾。现代设备（如MC-ICP-MS, LA-ICP-MS）可检测ppt级元素和千分之一级的同位素分馏。这使得传统“背景值”与“异常值”的简单二分法失效，几乎任何地方都能测出微量成矿元素。需要从寻找“异常值”转向识别“异常模式”或“地球化学谱系”。利用数据挖掘和机器学习，从高维数据中提取与成矿相关的元素组合、比例关系（如Cu/Mo, Zn/Cd）和空间结构，而非依赖单一元素阈值。

二是信息海量性与知识提炼性（“数据富矿”与“信息贫矿”）的矛盾。可快速获得海量地球化学数据（从单矿物到全区土壤数据），但如何从中提炼出直接指向矿体的、可操作的知识，是巨大挑战。需要采用模型驱动：以成矿系统理论为指导，预设需要验证的科学问题（如：如何识别矿化系统的“引擎”岩体？如何追踪流体运移路径？），再选择特定的地球化学指标（如Sr/Y, Eu异常, δ⁶⁵Cu, δ⁵⁶Fe）去解答，避免盲目测试。需要人工智能辅助：利用无监督学习（如聚类分析）发现数据中隐藏的自然分组，或用 supervised learning 建立已知矿床与未知区的地球化学“指纹”对比模型。

三是原位微观分析的代表性与区域宏观代表性的矛盾。单颗粒锆石的Hf-O同位素、单个黄铁矿的微量元素组成能揭示精确的成因信息，但一个样品未必代表整个岩体或矿体。要遵循统计规律。通过分析一定数量的矿物颗粒（如20-50颗锆石），来代表一个岩体的总体特征。将微观分析视为“抽样调查”，其结论必须与宏观地质观察（野外填图、蚀变分带）相互验证。

2、 成因研究与勘查应用的矛盾

一是成因机制复杂性与勘查指标简单性的矛盾。成矿过程极其复杂（多期流体叠加、水岩反应、同位素分馏），但野外勘查需要的是简单、可靠、低成本的指示标志（如“褐铁矿化”、“Cu原生晕”）。要进行“技术降维”。将复杂的成因理论转化为实用的勘查指标。例如：理论发现W成矿与高分异花岗岩相关，该类岩体具特定地球化学特征（高Rb/Sr, 强Eu负异常）。据此可设计“利用Rb/Sr比值和Eu异常初筛岩体”的简单流程。宜将非传统同位素（如Hg同位素示踪古地热系统）的复杂分馏模型，简化为“δ²⁰²Hg值为显著负异常是指示地热泉华的有效指标”。

二是直接信息（深部）与间接信息（地表）的矛盾。地球化学方法主要获取的是地表或浅部的间接信息（晕），而找矿目标是深部的矿体本身。在覆盖区，此矛盾更加尖锐。要加强深穿透地球化学技术：发展地气法、电地球化学法、活动态金属离子法等，获取来自深部的“直接”信息。要建立和完善晕的模型：深入研究原生晕和次生晕的轴向分带序列，利用元素分带规律（如As-Sb-Hg在前缘，Cu-Bi-Mo在尾部）来预测深部盲矿体的位置和剥蚀程度。这是连接地表间接信息与深部直接目标的关键桥梁。

3、 经济与实效的矛盾

一是技术先进性与经济可行性的矛盾。高精度原位分析和非传统同位素分析成本高昂（单个样品可达数千元），难以在勘查初期大面积使用。要实行“阶梯式应用”策略。初期（区域扫描）使用低成本、高效率的传统地球化学方法（土壤/岩石测量）圈定异常区。 中期（靶区验证）在优选出的重点靶区内，投入少量昂贵但精准的技术（如同位素、单矿物分析）解决关键地质问题（如物质来源、成矿年龄），“好钢用在刀刃上”。后期（矿床评价）建立精确成矿模型，可系统开展微观研究。

二是方法多样性与选择适用性的矛盾。地球化学方法众多（元素、同位素、气体、活动态等），针对不同景观条件和矿床类型，其有效性差异巨大。没有“万能”的方法，须基于工作区特定的景观（覆盖层厚度、性质）、矿床类型和具体科学问题，进行方法有效性试验，选择最经济、最有效的技术组合，形成定制化的勘查流程。

现代地球化学的前沿在于：看得更深：利用尖端技术探究地幔深处和地质历史。看得更细：在分子水平上揭示元素行为的机制。看得更全：将地球作为一个整体系统，理解各圈层的联动。不仅满足人类对地球的好奇心，更在资源勘探、环境保护和应对气候变化等重大问题上提供着坚实的科学基础。

正确处理现代地球化学同找矿勘查的矛盾关系，一是要宏观指导微观：始终以区域成矿规律和地质模型为指导来设计地球化学工作，解释地球化学数据，避免“只见数据，不见地质”。二是要微观约束宏观：用高精度分析获得的关键成因信息（成矿的标志性赋存结构、地质年龄、物质来源、物理化学条件）去检验、修正和精细化宏观地质模型。周琦先生介绍贵州特大锰矿的突破中，见微知著举一反三的经验，就极富启示。三是技术为道所用：将先进技术视为解决地质问题的工具，而非目的本身。一切技术选择和应用都应围绕“提高找矿成功率”这一核心目标。四是数据向知识转化：最终输出的不应是堆砌的数据报表，而应是基于数据整合和地质思考的综合解释图件和找矿预测模型。

总之，能够驾驭这些矛盾的地质学家，将使现代地球化学技术从“数据提供者”升华为“决策赋能者”，真正实现从“异常”到“矿床”的跨越。

（九）

成矿模式是对矿床形成的地质环境、物理化学条件、矿质来源、运移和沉淀富集机制的高度概括和解释模型。可以分为传统经典模式和现代前沿模式两大类。

传统经典模式主要是岩浆成矿模式，热液成矿模式，沉积成矿模式，变质成矿模式，风化成矿模式。

现代前沿和重要的成矿模式是一些更复杂、更综合的模型，如斑岩型矿床系统模型，造山型金矿模型，海底热液成矿系统（VMS/SEDEX，将热液模式和沉积模式完美结合）。

成矿系统概念，是目前矿床学研究的主流思想，它超越了单一的模式，强调将一个矿床的形成视为一个完整的自然系统，包括：成矿物质来源（Source）成矿流体输运（Transport）成矿物质沉淀（Trap）成矿后变化保存（Preservation）。核心要义：任何矿床的形成都是源-运-储-保四个过程有效耦合的结果。研究一个矿床，就是从这四个方面去重建其形成和演化历史。

不存在一个万能的成矿模式。实际矿床的形成往往是多种过程叠加的结果（如“复合成因”）。现代矿床学的任务就是运用“成矿系统”的思维，厘清主导因素和关键过程，从而更有效地指导矿产勘查。

地质成矿模式理论与找矿预测方法之间的关系，是地质勘查活动中一对核心的、动态的、充满辩证色彩的矛盾。它们既相互依存，又相互制约，共同推动着找矿勘查的突破。

其核心矛盾是成矿模式的理论概括性、简化性与找矿预测对象（地质体）的复杂性、独特性之间的矛盾。

成矿模式是“理想类型”，而预测对象是“复杂现实”。如何用“理想”指导“现实”，并在“现实”中检验和修正“理想”，构成了这对矛盾运动的全过程。

这一核心矛盾的具体体现：

1、 模式构建内部的矛盾

一是普遍性与特殊性的矛盾。成矿模式是从众多同类矿床中抽象出的共性规律（普遍性），但每一个具体矿床都有其独特的形成环境和演化历史（特殊性）。没有一个矿床会完全地、教科书般地符合某个模式。比如，应用斑岩铜矿模式去指导找矿时，可能会忽略某个具体矿区因特殊构造背景或围岩条件而产生的独特蚀变分带或元素组合。须将模式视为 “参考框架”或“诊断指南” ，而非“标准答案”。在模式指导下开展工作，但要充分尊重研究区的具体地质条件，允许并主动寻找与模式的“偏差”，这些偏差可能就是新发现的开端。

二是静态性与动态性的矛盾。成矿模式通常以静态的“剖面图”或“模型图” 呈现，描述矿床在空间上的分带结构（如蚀变分带、矿化分带）。但成矿本质是一个动态的、演化的地质过程（多期流体叠加、构造活化、后期改造）。模式图无法完美展现成矿过程的时间序列和叠加改造关系。一个看似经典的分带，可能是多期事件叠加的结果，若按单一期次模式理解，会导致对深部矿体的误判。应用静态模式时，必须建立过程思维。利用年代学、同位素地球化学等手段，反演成矿的动态过程，理解当前静态格局是如何形成的，更精准地预测那些被改造或叠加的矿体。

三是确定性与不确定性的矛盾。成矿模式给人一种确定性的假象，似乎只要按图索骥就能找到矿。但地下情况永远存在不确定性（灰箱模型）。模式预测的深部矿体可能存在，也可能不存在；可能更富，也可能更贫。所有预测都是一种概率。须采用概率性预测和风险评价。找矿预测的结果不应是“这里有矿”，而应是“此处具备ABC成矿要素，与已知模式吻合度达X%，找到同类矿床的概率为Y%”。这种思维决定了勘查工程的部署是风险决策，而非简单验证。

2、 模式应用与预测中的矛盾

一是理论指导性与技术依赖性的矛盾。先进的成矿模式理论需要先进的技术方法（如深部地球物理、原位分析）才能进行验证和应用。没有技术支撑，再好的理论也无法落地。知道MVT型铅锌矿受断裂和特定地层控制（理论），但若没有高精度重力、CSAMT等物探技术定位隐伏断裂和礁滩体，预测就无法实现。理论创新与技术革新必须双轮驱动。理论指导技术选择（为什么要做这个参数的电法？），技术成果支撑和修正理论（电法结果揭示了新的构造，需要调整成矿模式）。

二是模型的综合性与预测的简洁性之间的矛盾。一个完善的成矿模式包含海量信息（构造、地层、岩相、蚀变、矿化、地球物理、地球化学等）。但最终用于找矿预测的变量和信息图层必须简洁、可操作。如何从复杂的模式中提炼出最关键的预测要素（如对于斑岩铜矿：侵入体+钾化硅化蚀变+Cu-Mo-Au异常+磁法高磁+电法低阻）是成功预测的关键。宜进行 “预测要素”的提取和加权。运用专家知识驱动或数据驱动（机器学习） 的方法，确定哪些要素是找矿的关键标志，并为其赋予不同的权重，从而将复杂的综合模型转化为可操作的预测准则。

三是经验继承性与创新突破性的矛盾。现有模式是过去经验的总结，依赖模式是在继承经验。但重大找矿突破往往需要打破现有模式的束缚，认识到新的矿床类型或新的成矿规律。完全拘泥于已有模式，可能会对具有新特征的矿床视而不见（“看不见过”）。例如，最初卡林型金矿就被误认为是“低温热液矿床”而未被重视。所以，应尊重模式但不迷信模式。对与研究区地质背景相似但又有显著差异的“异常”或“矿化点”保持高度敏感，它们可能是建立新模型、实现新突破的起点。

成矿模式与找矿预测之间的矛盾关系，本质上反映了人类认识世界（理论）与改造世界（实践） 的普遍矛盾。处理这些矛盾的核心在于：一要以模式为指导，不以模式为桎梏：模式是行动的路线图，但不是必须抵达的终点。二要以预测为实践，以实践验模式：预测结论必须接受工程验证的检验，验证的结果反过来用于修正、完善甚至颠覆原有模式。三要在普遍性中寻找特殊性，在特殊性中总结普遍性：这是一个“实践—认识（模式）—再实践（预测验证）—再认识（新模式）”的螺旋式上升过程。

优秀的矿产勘查学家，必是善于在理论的确定性与实践的不确定性之间游走，并能够动态地、辩证地处理上述矛盾关系的“哲学家”和“战略家”。

（十）

现代系统地球科学超越了传统孤立研究成矿局部的视角，将矿床视为整个地球系统演化过程中的自然产物和组成部分。它强调多圈层耦合、能量物质交换和时间维度的演化。

基于系统地球科学视角，找矿勘查若干重大的矛盾关系也蕴藏在如下极为重要的现代成矿理论或概念当中：

1. 成矿系统（Mineral System）理论

这是当前最具代表性的系统地球科学成矿理论，体现了整体论和过程论的思想。找矿的目标不应仅仅是“矿床”本身，而应是控制矿床形成的整个“成矿系统”。这个系统包含了从金属源区到最终保存的全部过程和要素。有四大关键问题（4个“How”）：

一是金属来源（Source）：成矿物质（金属和流体）来自哪里？地壳深部？地幔？特定地层？

二是驱动机制（Energy）：是什么能量驱动了流体的抽取、迁移和成矿？（如构造事件、岩浆活动、地热梯度）。

三是输运通道（Pathway）：流体和金属如何迁移？通过断裂、不整合面、渗透性岩层等。

四是沉淀机制（Trap）：在什么物理化学条件下（如压力骤降、水岩反应、流体混合），金属从流体中沉淀下来并富集成矿？

传统模式侧重于描述矿床的最终状态（“什么样”），而成矿系统理论侧重于解析其形成过程（“为什么”和“怎么样”）。它为指导覆盖区和深部找矿提供了理论基础，因为即使矿床被覆盖，其系统的组成部分（如导矿构造）可能在地表有显示。

2. 地球动力学与成矿作用耦合理论。

该理论将矿床的形成与宏观的地球动力学背景和演化历史直接联系起来。特定的矿床类型与特定的地球动力学环境和演化阶段密切相关。

比如，大陆碰撞环境：伴随青藏高原的隆升，发育一系列大型Cu-Au-Pb-Zn矿床（如玉龙铜矿），其成矿与碰撞过程中的走滑断裂、地壳缩短、流体活动密切相关。

比如，克拉通破坏：华北克拉通破坏事件与大规模金成矿作用（如胶东金矿）在时空上的耦合，被认为是深部软流圈上涌、带来成矿流体和能量的结果。

比如，从俯冲到碰撞的转换：许多大型斑岩铜矿形成于洋壳俯冲结束向大陆碰撞过渡的应力松弛阶段。

3. 多圈层相互作用与物质循环成矿理论

该理论强调地球各个圈层（地核、地幔、地壳、水圈、大气圈、生物圈）之间的相互作用是成矿的关键。成矿作用是地球深部与浅部、无机与有机物质之间大规模能量和物质循环的结果。

比如，地幔柱与超级地幔柱：被认为与全球性的巨量金属成矿省有关，如西澳Yilgarn克拉通的金矿、南非Bushveld的铬铁矿层，其物质和能量可能来源于深部地幔甚至核幔边界。

比如，全球性缺氧事件与沉积成矿：古海洋化学条件的改变（大气圈-水圈相互作用）控制了全球范围内大型沉积型锰矿、铁矿、磷矿和黑色页岩中多金属矿的形成。

比如，生物成矿作用：微生物活动（生物圈）可以直接或间接地参与金属元素的富集和沉淀，如某些铀矿、金矿和硫化矿的形成。

圈层结构也直接体现在成矿规律上。多个矿体构成一个矿床；多个在成因和空间上有联系的矿床构成一个矿田；多个矿田构成一个成矿带；多个成矿带可能构成一个成矿省。

成矿省、成矿带、矿田、矿床、矿体之关系，宛如一种“套娃”的层次模型。上一级单元为下一级单元提供了背景和边界。成矿省决定了成矿带的大地构造属性；成矿带内的主干断裂控制了矿田的分布；矿田内的特定构造-岩浆单元控制了矿床的就位；矿床内部的物理化学场控制了矿体的形态和产状。

4. “三深”（深部、深海、深空）视角下的成矿理论

系统地球科学借助新技术，将视野拓展到传统难以触及的领域。

深部成矿作用：随着探测技术发展，发现地壳深部（>3 km）存在巨大的成矿潜力，提出了“第二找矿空间”概念。对大型剪切带型金矿、某些IOCG矿床的研究表明，其成矿系统可延伸至中下地壳。

深海成矿作用：对海底热液硫化物系统（“黑烟囱”）的研究揭示了在板块离散边界（洋中脊）和汇聚边界（岛弧）由于海水与岩石反应形成Cu-Zn-Pb-Ag-Au矿床的完整过程，这是现代正在进行中的成矿作用，为理解古代VMS矿床提供了天然实验室。

深空对比研究：通过研究月球、火星及其他天体的地质和“成矿”作用（如月球克里普岩中的稀土富集），与地球进行对比，反演地球早期成矿环境的特殊性，检验成矿理论的普适性。

5. 临界系统成矿理论

大型-超大型矿床的形成往往不是缓慢渐变的，而是成矿系统在关键临界点发生非线性、自组织、爆发式的结果。该理论解释了为何矿化通常呈极端不均匀分布（“Pareto定律”：少数大型矿床贡献了大部分资源）。它关注导致系统从量变到质变的关键因素，如流体的超压破裂、流体的相分离等。

现代系统地球科学视角下的成矿理论具有的特点：一是整体性：将矿床置于宏观的地球动力学和全球物质循环背景中考察。二是过程性：聚焦于“过程”而不仅仅是“结果”，解析成矿的完整链条。三是动态性：强调成矿是地球演化过程中的一个瞬时事件，具有特定的时间戳。四是交叉性：强烈依赖并融合了地球物理学、地球化学、构造地质学、行星科学等多学科知识和技术。

这些成果，为进一步开展深部、深海和深空（三深）奥秘的探索，为在新地区、新类型、新深度（“三新”）争取实现找矿突破，提供了强大的理论基础和认识论方法论武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