梅姑和卖汽水的小姑娘

秦品南

上世纪七十年代中期的宁乡县城，新修的水泥马路被夏天的烈日晒得滚烫滚烫的，脚踩上去都得踮着脚尖，像踩在烧红的铁板上。城关镇北正街106号，一栋青砖黛瓦的民居静静立在街边，门口老槐树枝繁叶茂，舒长着酷似一把大绿伞。树下常坐着一位貌似五十岁左右的女市民，手手里拿着针线，缝缝补补，非常灵利。这个人便是梅姑。

梅姑身材高挑，气质优雅，浓眉大眼，脸蛋修长，一口洁白的牙齿，跟玉石般的漂亮，话音稍带磁性，让人悦耳。她性格温柔，平易近人。倘若邻里谁家孩子没人带、谁家缝补缺个针，喊一声“梅姑”，她准放下手里的活计来帮忙，街坊们都爱往她跟前凑。

梅姑和她丈夫都是城关镇老居民，没正式工作，生活虽不算宽裕，但日子过得还是较舒适。梅姑父每天天不亮就挑着荒货担出门，扁担两头的竹筐晃悠悠，穿梭在城乡街巷收破铜烂铁、废旧书报，收满了就挑去废品站，赚点差价补贴家用，那扁担压出的红印子，常年挂在他肩头。梅姑则守着家，洗衣做饭、扫地抹灰，空闲时就搬出针线笸箩——里面针、线、顶针、碎布片摆得整整齐齐，她手指翻飞缝缝补补，偶尔接些缝棉衣的零星活，赚几分角票。

梅姑夫妻俩拉扯着三儿一女，大崽二崽已参加了工作，大崽成了家，老二处了对象正攒钱筹备婚事，老三和小女儿还在家待业。老三比较跳皮，口里经常念叨着‘大哥结婚二哥定，剩下三毛打单身′。

就在这梅姑家里，一个叫立立的小女孩在这里度过了好几个难忘的暑假，其中1975年的夏天，她至今仍记忆犹新。那时她还不到十一岁，是老粮仓街上出了名的“小机灵鬼”。每到放暑假，嘴甜地缠着妈妈：“我要去县城找梅姑！”——梅姑是她同母异父的姐姐的亲姑姑，家就挨着县花鼓剧院，去了既能蹭戏看，又能和小伙伴疯玩，想想都开心。

那年暑假刚一放假，她就跑到邻居家找科嗨。科嗨跟她一样大，又是同学，两人是从小一起爬树掏鸟窝、踢键子跳房子的伙伴，一听要去县城，眼睛亮得像星星：“我姐在花鼓剧院上班，我跟你一起去！”两个小姑娘凑在街边的老樟树下，嘀嘀咕咕商量半天，然后分头去缠妈妈要钱。软磨硬泡好一阵，终于各自拿到3元钱——在当时，这可是笔“巨款”，够买好几斤猪肉。她们手里攥着钱，第二天一大早就兴冲冲跑到老粮仓汽车站，花了一块二毛钱各自买了一张汽车票，挤上了开往宁乡县城的老式客车。车是木头座椅，坐上去硌得慌，发动机“轰隆隆”响得像打雷，车开起来左摇右晃，像在跳摇摆舞。两个小姑娘扒着车窗，看着外面的稻田、树木往后退，嘴里叽叽喳喳猜县城的模样，连坐车的颠簸都忘了。

到了县城，她俩一起走到了花鼓剧院。科嗨跟着她姐去了剧院宿舍，立立则背着小包袱，熟门熟路找到北正街106号。刚到门口，就见梅姑坐在槐树下缝衣服，一看见这小女孩，立刻放下针线迎上来，伸手接过包袱，拉着她的手摸了摸：“路上热坏了吧？”说着就从兜里掏出块硬糖，剥了纸塞进她嘴里，橘子味的甜香瞬间散开，旅途的疲惫一下子没了。那年暑假，她在梅姑家住了快一个月，每天都过得像泡在蜜罐里。

梅姑家紧挨着县花鼓剧院，那可是当时县城最热闹的地方。一到晚上，剧院的锣鼓声、音声能传到半条街外，《薛云贵征西》《大破天门阵》轮番演，场场都坐满了人。傍晚时分，看戏的人从四面八方涌来，有戴着斗笠的老人，有挽着胳膊的小年轻，还有抱着孩子手拿蒲扇的妇女，剧院门口挤得水泄不通，叫卖瓜子、花生的吆喝声此起彼伏。两个小姑娘白天没事，就围着剧院打转：有时扒着后门缝看演员排练，看他们穿着戏服甩水袖；有时在周边街巷追跑打闹，把石板路踩得“哒哒”响；到了晚上，就挤在剧院门口的人群里，踮着脚尖听台上的戏，哪怕只听懂几句唱词，也美得不行。

十岁出头的孩子，本该只顾着疯玩，可立立从小就是街上的小机灵，很有经济头脑。那年夏天特别热，太阳烤得地面冒热气，看戏的人额头上的汗顺着脸颊往下淌，时不时有人念叨：“哎呀，好渴啊″、“要是有口带气的水喝就好了！”这话钻进了她耳朵里，此时她茅塞顿开，做出了一个超人的决定：“做散装汽水卖，肯定能赚钱！”她撒腿就去找科嗨，两个不到十一岁的小姑娘凑在一块，你一言我一语，越说越兴奋，当场拍板：“就这么干！”

可做汽水哪那么容易？既没现成配方，也没专用工具，全靠两人“瞎琢磨”。她们翻遍了科嗨姐姐的宿舍和梅姑家的储物间，找出两只洗得发亮的洋铁桶——是科嗨姐姐用的，还有个豁了口的搪瓷盆，在梅姑家找了一个大搪瓷缸和几双筷子、一把木勺。凭借着立立在老粮仓街上看人家做卖汽水的记忆，两人攥着钱跑到巷口的食杂店，踮着脚趴在柜台上，买回一小包糖精、一小包菜红、一小包香精，一小袋小苏打和一点柠檬酸，还特意咬牙买了一瓶瓶装汽水——那时瓶装汽水要一毛钱一瓶，心疼得她们直咧嘴，那也没法，就只为了比对口感。

制作汽水的过程，活像场“小实验”。每天一大早，立立就跑到科嗨姐姐良姐的宿舍，等良姐去上班她们就开始调配汽水。先拿搪瓷盆接半盆自来水，捏起一点点糖精放进去搅匀——那时白糖金贵，糖精是最便宜的甜味剂，多放半粒就发苦，少放了又没味道，全靠指尖的手感拿捏。接着用筷子蘸一点菜红，清水瞬间变成鲜亮的橘红色，看着就解渴；再对照瓶装汽水的味道，一点点加小苏打和柠檬酸。最关键的“起泡”步骤，可难住了她们：第一次小苏打放多了，气泡“滋滋”往外冒，溢得满盆都是；第二次柠檬酸加少了，汽水不酸不解渴，仅像糖水；第三次她调整比例，再来搅拌，两人鼻尖都沁出了汗，终于，一碗冒着细密气泡、酸甜可口的汽水制成了！两人端着碗尝了尝，比瓶装汽水还清爽，高兴得抱着洋铁桶转圈圈。

当天傍晚，太阳还没下山，两个小姑娘就提着洋铁桶装着的散装汽水、拎着装空碗的小篮子，还带着半桶洗碗水，蹲在剧院入口的门后叫卖。“散装汽水，两分钱一碗”声音细细的，刚出口就被人群的喧闹盖过，可那股橘子甜香和碗里冒起的气泡，还是引来了顾客。一位大爷凑过来：“小姑娘，给我来一碗尝尝。”她赶紧舀一勺汽水，气泡“滋滋”冒出来，大爷接过碗一饮而尽，抹着嘴说：“解渴！再来一碗！”有了第一个顾客，后面的人就多了，看戏的人口干舌燥，两分钱一碗的汽水便宜又解暑，纷纷掏钱购买。她们手忙脚乱，不一会儿，半桶汽水很快就卖完了，两人躲在剧院的墙角，把皱巴巴的毛票摊在地上数，一角、两分、五分……数完居然赚了一块多，两人笑得眼睛都眯成了缝。

第二天，她们干脆调了一桶水，还总结出了“生意经”：抓住入场和散场两个时机叫卖——入场时人刚到，口干舌燥；散场时人燥热，都想喝口凉水解暑。这招果然管用，每晚都能卖完两桶汽水。梅姑和科嘿的姐姐良姐，成了她们的“后勤部长”：梅姑从不嫌她们折腾，每天帮着洗洋铁桶、晾碗，还叮嘱“糖精少放，别苦着人家”；她忙得顾不上吃饭，梅姑就端来热红薯粥，看着她狼吞虎咽；科嗨的姐姐良姐姐很热心，找了更多空碗，还在剧院里帮着吆喝：“门口有散装汽水，两分钱一碗！”

晚上收摊后，两个小姑娘借着剧院门口的灯光，蹲在角落里数钱，硬币“叮当”响，毛票一张张叠好，居然一晚能挣4块多钱，白天去街边叫卖也能挣2元左右。遇到下雨天，看戏的人少了，她们就少调点原料，在屋檐下等着零星的顾客；遇到调皮的孩子起哄，她们也不恼，笑着递上一碗汽水，久而久之，连周边卖瓜子的摊主都认识了这两个“小老板”，常帮着她们照看摊子。

一个暑假下来，她们各赚了四十多块钱。在那时，这可不是小数目——工人月工资才三十来块，四十多元能买几百斤稻谷、几十斤猪肉，够给全家添几件新衣裳。立立把钱小心地用手帕包好，一部分给爸妈补贴家用，一部分买了笔和纸，还特意给梅姑买了块花布——梅姑接过花布，笑得合不拢嘴，拉着街坊说：“这是我侄女赚的钱，懂事着呢！”

多年后，立立成了我的妻子。她还常跟我们讲起那个暑假，经常忆起梅姑。梅姑去世的时候我俩还去吊了孝。她说，赚的钱早花完了，可那些记忆却像刻在脑子里：洋铁桶里橘红色的糖水、“滋滋”的气泡声、两分钱一碗的甜，还有梅姑递来的热粥、良姐姐帮忙吆喝的声音。梅姑家屋檐下的灯光，剧院门口的喧闹，她和科嘿蹲在角落数钱的模样，都成了最珍贵的回忆。她说，那时的蝉鸣特别响，夹杂着汽水的“滋滋”声和梅姑缝补衣服的“沙沙”声，凑成了最特别的夏日旋律。

后来日子越来越好，夫人长大了，也到了宁乡县城工作，从老粮仓到县城不用再攒钱搭班车，家里有了冰箱，能买到各式各样的瓶装饮料，可她再也没喝过那样“简陋”却甜到心里的散装汽水。她说，每次想起梅姑，就会想起那个夏天，想起北正街106号的老槐树，想起靠自己双手赚钱的快乐。

如今，夫人总爱给朋友和孩子们讲她儿时卖汽水的故事，讲梅姑的好。她也像当年的梅姑一样，邻居家孩子想“折腾”做点小手工，她会帮着找材料；朋友想尝试新想法，她会笑着鼓劲。因为她知道，那个夏天的汽水，爽了味蕾，除了高温。梅姑的善意，像汽水的气泡，在心里漾起温暖的涟漪，照亮了她往后的人生。北正街106号的夏日记忆，早已成了她生命里最柔软的底色，永远温暖，永远鲜活。而梅姑那高大和谒的形象永远印在我们的脑子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