教师——当代尴尬的职业

林毓秀

又是一年一度的教师节！作为一名一生从事教育事业的退休教师，我已经度过了四十一个教师节。从最初全社会热烈祝贺，到如今仅剩下日历上的节日标志，教师节经历了数度沉浮。从某种程度上说，教师节盛衰的程度反映出社会价值观、道德观的演变状况。

在漫长的封建社会，教师享有很高的地位。手持象征师道尊严的“戒尺”，可惩戒不遵守规章制度的学生。社会的伦理道德也将教师推到极高的地位。《国语•晋语》有言：“民生于三，事之如一。父生之，师教之，君食之”。荀子的《荀子·礼论》也说：“天地者，生之本也；先祖者，类之本也；君师者，治之本也。”几千年来，天地君亲师一直是民间祭祀的对象。在封建社会末叶的清朝，师道尊严更是达到极端。中国的封建王朝，有一个代表着对一个人文化修养、道德境界最高认可的尊贵谥号——“文正”。在清朝统治期间，只有八个人获此殊荣，且绝大多数是因为做过皇子的老师。

然而，进入现代社会，教师的地位，在不断地变化。上世纪六十年代，教师一下子变成了“臭老九”；随着高考制度的恢复，教师又成为颇受社会尊重的职业，术业有专攻的教师更是受到家长和学生的普遍认可。凭借这股东风，1985年的第六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八次会议作出决议，将每年的9月10日定为我国的教师节。正当全体教师沉浸在节日的美好憧憬中，以为迎来了教师的春天之时，改革开放浪潮中应运而生的富豪们，却在不知不觉中将人们的价值观引向了“一切向钱看”。教师逐渐被边缘化，成为学生进入大学的辅助工具。1999年，大学扩招政策出台，高等教育进入快速发展阶段，大学之门形同虚设，教师的这种辅助功用也逐渐消失。

教师身上光圈的消失并非教师的悲哀，教师本就是一个与世无争的清贫职业，崇高也罢，低贱也罢，任人评说。当代老师，除了在演讲中，没有一个会真正认为教师是“最光辉的职业”；但当教师沦落为最尴尬的职业时，这才是教师真正的悲哀！

教师的尴尬首先体现在社会对教师角色期待的矛盾上。一方面，公众赋予教师“园丁”“蜡烛”等神圣化色彩，要求教师以“圣人”标准践行师德。所以，一旦教师出现违反师德的事件，就会遭受社会舆情的网暴。2015年，上海市宝山区顾村中心校的一位女老师，因为在春游时接受学生为其打伞，结果受到网络的口诛笔伐，宝山区教育局官方网站发布专文公告，声称“我局责成学校对其进行批评教育”。根据2024年官方的统计，我国教师队伍达1891.8万人。如此庞大的队伍，不允许出现个别异类，显然不现实。可是偏偏有人抓住这些鸡毛蒜皮之事，大动干戈，实在可悲。另一方面，却无人关注他们职业光环下的真实生活。当医生、律师等职业的收入与社会地位水涨船高时，教师群体却仍坚守着清贫的窘境。不仅如此，当教师展现出普通人的生活需求时，又马上遭受社会的舆论苛责。2023年国庆期间引发热议的“禁止教师晒旅游照”事件，正是这种矛盾的典型表现。所谓教师假期旅游会“引起其他行业不适”的论调，本质潜台词就是教师只该是苦行僧式的奉献者。

教师的尴尬还体现在教育者与话语权的矛盾上。教师是教育者，但面对被教育的学生时却毫无话语权，一切要仰看学生和家长的鼻息。中国教师的尴尬可谓世界上独一无二，他们不但要面对一切以我为中心的独生子女，还要面对护犊情深的家长群体。有些家长既期待教师把他们的子女雕琢成龙凤，又用摄像头和举报信编织密不透风的监督网，监视着教师的一言一行；而教师所能依赖的“娘家”却又是唯学生、家长马首是瞻的领导和教育部门。用鲁迅的“两间余一卒，荷戟独彷徨”的诗句来形容当前中国教师的现状最为恰切。教师必须具备韩信一样的胯下之辱的忍受力，否则，一旦不小心触犯了学生和家长，赔礼道歉只是小菜一碟，紧随的就可能是舆论的海啸与一系列的处理，甚至丢掉手中的饭碗。这绝不是危言耸听。前不久的瑞安市某小学老师因为无法忍受学生在课堂用水枪喷面的公然侮辱，对学生进行了一些惩罚，结果被公安机关行政拘留。作为教育者的教师，不但没有教育的话语权，而且从来就没有过正当防卫的权益。

好几年前就听说，许多学校的领导要求教师在教师节之前填写拒收学生礼物的书面保证书，这几天在小区散步，又听到一些人在议论保证书之事，看来今年的情况依然不变。我不知道现在的学生会不会给教师送贵重的礼品，但保证书对教师人格的侮辱却是深入骨髓。我希望有人告诉我，教师节是不是还有保留的必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