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的童年记忆

贵生

我的童年，是开封城旧巷里的悠悠岁月，是家中小院里向日葵与洋姜的蓬勃生长，是邻里间质朴温暖的烟火日常。

1955年，我出生于开封市西司门街，家在省一监对面，临街而立 ，院子里有个几十平米的小花园。说是花园，却从未种过花，记忆里满满都是向日葵，它们高昂着头，追逐着阳光；还有洋姜，肆意生长，为小院添了几分生机。院子里还住着孙伯一家，孙伯是个文雅的文化人，可惜他的老伴患有精神病。他们的儿子金城，比我大几岁，我们时常一起玩耍，度过了许多快乐的时光。

我在姊妹四个中排行老三，上面有两个姐姐，下面有个弟弟。大姐比我大十四岁，二姐比我大五岁，我比弟弟大三岁。听大姐说，其实我们原本姊妹八个，我上面还有俩哥俩姐，却因疾病与饥饿，早早地离开了人世。难以想象，这些沉痛的过往，给母亲带来了多大的打击，那必定是她心中多年的伤痛，可在那个艰难的年代，又能有什么办法呢？

或许是出于对我的珍视与期许，父母给我起名“贵生”，希望我能平平安安、健健康康地长大。记忆中，从小到大，父母从未骂过我一句，打过我一次，他们给予我的，是无尽的疼爱与包容。

1958年，弟弟的诞生，让这个家更热闹了，但也让生活的担子愈发沉重。一家六口，仅靠父亲一人工作，日子过得很是艰苦，尤其是在60年代前后那几年。那时，我已经记事，粮食和副食品都凭票定量供应，细粮稀缺，粗粮居多。杂面馍、玉米面馍、白薯面馍是餐桌上的常客。那时候，人们饮食油水少，吃得多，定量的粮食常常不够，只能用白薯、白薯片来补充。蔬菜也很少，没钱购买，我捡过菜叶，吃过白菜疙瘩，还跟着二姐去郊外挖野菜，灰灰菜、马齿苋、猪毛yi菜，都是那时的“美味”。在那个物资匮乏的年代，能吃上一个白面馒头，或是吃一顿饺子，便是极大的幸福，是一种难得的奢侈。即便生活清苦，母亲总是想尽办法，变着花样给我们做饭。她做的咸面汤煮杂面饼，用手拍成大小不一的小片片，简单却美味；还有用白面糊拌上葱花做的咸糊糊，那味道至今仍刻在我的味蕾深处，成为我对母亲最深的思念。如今母亲已经离开，那些温暖的味道，也只能在回忆里找寻。

1960年，大姐高中毕业，入伍到155医院，不仅能够自给自足，还时常接济家里。那时155医院在西郊有农场，收获的农作物会分给大家，大姐舍不得吃，都拿回了家，家里的生活这才渐渐有了好转。

小时候的娱乐，和现在大不相同。没有手机、电视，甚至连电灯都没有。女孩们喜欢跳皮筋、踢碗（瓦片），男孩们则热衷于打苏、摔四角、推铁环、摔窝窝、弹琉璃蛋、打弹弓、放风筝。我在同龄孩子中，握弹弓、扎风筝的手艺还算不错，常常引以为傲。因为家在包府坑边，夏天，我们会跳进坑里游泳、捉鱼，享受清凉与欢乐；冬天，就在冰面上滑冰，笑声在冰面上回荡。这些简单的游戏，承载着我们童年的快乐，是如今的孩子难以体会的。

1962年9月，我踏入了省府西街小学的大门，被分到一年级一班，教室在后院靠中的北屋。二年级时，搬到了天井院东屋，也是在那时，我戴上了红领巾，还当上了小队长，别提多自豪了。那时的孩子上学，没有家长接送，都是几个小伙伴结伴步行，一来那时车辆少，不用担心安全问题，二来每家孩子多，父母也顾不过来。

1964年，因为开封淮河医院建病房大楼，我们家搬到了西半截街。巧的是，原包府坑街的部队防化连搬迁后，北半部建了工厂，南半部建了包府坑小学，我们整班也从省府西街小学转了过去。当时三年级只有我们一个班，后来馆驿街小学转来一个班，再后来城隍庙街小学撤销，又转来一个班。在这里，我们度过了五年的时光，本应1968年小学毕业，却因文革，多上了一年，直到1969年才毕业，小学我们整整上了七年。

在包府坑小学的五年，正值文革时期，即便我们只是小学生，也受到了社会浪潮的波及。社会上满是批判大字报，学校里也未能幸免。那时我担任红小兵连长，记得有一次，刘校长——一个和蔼慈祥的老太太，把我叫到办公室，让我写她的大字报。我既惶恐又不知所措，她却笑着安慰我，还教我怎么写。我按照她的意思，写了不到一张，内容大抵是些批判的话语。现在想来，她或许是怕大字报太少，不好向上级交待，才让我带头写。

毕业前夕，在体育老师丁闯（原名丁春芳，文革时改为丁闯）的带领下，我们部分男女同学步行前往兰考。清晨六点多出发，一路走走停停，晚上五六点才抵达兰考县城。路途遥远，有些年纪小的同学体力不支，走不动了，我们一些年纪大、个子高的同学便轮流背着他们。途中，幸好遇到了新乡师范大学的几个大学生，他们也帮着背同学，不然真不知道那些同学该如何坚持下来。到达兰考时，大部分同学累得瘫倒在地，毕竟那时我们年纪还小，却靠着双脚走了八十多里路，如今回想起来，仍觉得不可思议。当晚，我们在城关小学吃了大锅菜，睡了地铺。第二天，参观了正在修建的焦裕禄墓，那时年纪尚小，对其中的意义理解不深，只是懵懂地跟着队伍前行。回来时坐火车，车厢里拥挤不堪，连落脚的地方都没有，我们几个被挤到了卫生间，一路坚持回到了开封。

这次兰考之行，有个小插曲让我至今难忘。女同学妞淑萍本应和我们一同出发，却因有事错过了约定时间。令人后怕的是，她没回家，而是独自一人顺着铁路往兰考走去。天黑了还没到兰考，幸好有好心人家收留她住了一晚，第二天才赶到县城与我们会合。如今想来，仍觉得十分惊险。

六十三年光阴匆匆而过，当年班里的同学，我大多还记得。赵冬梅、张娟、薛朱镇……一个个熟悉的名字，承载着童年的回忆。只是有几个同学已经离世，其他人也多年未曾联系，不知如今过得怎样。

如今，我已年过七十，回首童年，那些琐碎的过往，依旧历历在目。旧巷里的风，小院中的花，玩伴的笑，父母的爱，都成为了我生命中最珍贵的宝藏 ，任凭时光流转，也无法将其磨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