最小的国家，最有名的博物馆-梵蒂冈博物馆

上海市 祥华

2018年9月，因在罗马上游轮，故提前二天从上海到罗马，借了当地一个公寓，在罗马城转了二天，也顺到梵蒂冈游览。

梵蒂冈博物馆，是值得一看的。

2018年9月3日，从罗马的公寓步行来到梵蒂冈城下。

梵蒂冈城墙的修建与梵蒂冈城国的主权界定、历史发展密切相关。1647 年，教宗英诺森十世时期，为明确梵蒂冈与罗马的界限、巩固主权范围，大规模修建了如今的梵蒂冈城墙，以此划定梵蒂冈城国（世界最小主权国家）与意大利罗马市的物理分界。
历史上，城墙早期兼具防御属性，曾为教宗及教廷提供安全防护；其建筑风格融合中世纪与文艺复兴特征，部分段落与罗马古老工事呼应，见证了梵蒂冈作为天主教会中心，在漫长岁月里与世俗政权的互动，是宗教史与城市史的重要见证物。

“MUSEI VATICANI”（梵蒂冈博物馆，意大利语名称）

北京时间22点，罗马（夏令时）16点，来到梵蒂冈博物馆。

过安检后，可以进入博物馆，梵蒂冈博物馆主要：

绘画：汇聚文艺复兴时期大师佳作，如拉斐尔的《雅典学院》等系列壁画、卡拉瓦乔的宗教题材绘画等。
雕塑：珍藏大量古希腊、古罗马雕塑精品，比如著名的《拉奥孔》群雕（展现特洛伊战争中拉奥孔父子被蛇缠绕的场景）。
埃及文物：包含古埃及的木乃伊、石像、棺椁等，呈现古埃及文明风貌。
东方文物：有来自中国、印度等亚洲文明的工艺品、雕塑等，反映跨文明艺术交流。
宗教艺术品：因梵蒂冈的宗教核心地位，收藏大量宗教题材作品，如祭坛画、圣徒 / 基督 / 圣母题材雕塑、宗教仪式器物等。
钱币与勋章：涵盖不同历史时期的钱币、勋章，可用于研究经济与文化交流史。
装饰艺术品：包括挂毯、古代家具、金银器等，展现各时期工艺水平与生活美学。 晴日下的梵蒂冈，游人穿梭于开阔区域，或行或驻，满是鲜活的旅行气息。远处，圣彼得大教堂的穹顶在蓝天映衬下格外庄严，周围古典建筑与苍劲树木相伴，既彰显出天主教核心地的神圣感，又因熙攘人群，流露着世界知名文旅地的吸引力，历史与当下在此交融。
在梵蒂冈的阳光下，用相机定格圣彼得大教堂的美好瞬间。 蓝天白云垂在梵蒂冈博物馆的檐角，参观的人寻级坐下，让脚步歇一歇。风裹着日光漫过石阶，有人指尖还留着展品的余温，抬眼时，云影正轻轻碰了碰檐尖。 梵蒂冈博物馆的松果庭院（Pigna Courtyard）因矗立着一座高约4米的古罗马青铜松果雕塑而得名，这座雕塑是梵蒂冈博物馆的重要艺术遗产之一‌。

青铜松果雕塑创作于公元1至2世纪，最初用于装饰古罗马万神庙旁的喷泉‌，中世纪时被移至古圣伯多禄大殿前庭，1608年由保禄五世教宗迁至现址‌。

松果在西方文化里象征 “永恒生命”（因鳞片层叠如生命繁衍不息）；在基督教语境下，又与 “天国的丰饶”“圣灵的恩赐” 等寓意相联结，成为古典文化遗产与基督教精神交融的视觉符号，见证了不同时代文化的传承与重塑。

在博物馆外，有一展板，导游领着在展板前介绍，博物馆内的西斯廷教堂天顶画（米开朗基罗创作），梵蒂冈博物馆内的西斯廷教堂（天顶画《创世纪》、壁画《最后的审判》等所在区域）是禁止拍照的，故，导游在此先介绍一下。

以《圣经・创世纪》为蓝本，描绘了从 “神创造世界” 到 “诺亚方舟” 等 9 个核心场景。其中 “创造亚当” 最负盛名 —— 上帝伸出手指，即将触碰亚当的指尖，瞬间的张力与神圣感拉满。壁画以宏伟的构图、充满力量的人体造型，展现出超凡的艺术想象力，是文艺复兴盛期绘画的巅峰之作，也成为人类艺术史上的不朽经典。

博物馆外，另一块展板，也是西斯廷教堂祭坛后方的墙壁上的巨幅壁画，是米开朗基罗的经典作品之一：《最后的审判》。由于也是不能拍照的，故导游在这里先向游客介绍。

米开朗基罗的《最后的审判》以 “末日审判” 为核心，描绘了耶稣基督主持最终审判的宏大场景：
画面中央，耶稣基督以威严姿态现身，周围环绕着圣母玛利亚、施洗约翰及众多圣徒，他的动作仿佛在 “分拣” 灵魂。
画面右侧（观者视角），义人灵魂被天使引领，朝着天国升腾，姿态充满希望与轻盈；
画面左侧，罪人灵魂被恶魔拖拽，坠入地狱，地狱中布满狰狞的妖魔鬼怪，罪人呈现出恐惧、痛苦的挣扎状。

君士坦丁大帝巨型大理石头像，属于古罗马时期的艺术遗存。

来自公元 4 世纪初罗马帝国为纪念君士坦丁大帝而制作的巨型青铜坐像（原坐像高约 12 米，以木材为核心、青铜为躯体，头部等关键部位用大理石雕刻）。
君士坦丁大帝是罗马帝国关键统治者：他推动基督教合法化（发布《米兰敕令》），还重建拜占庭为 “君士坦丁堡”（帝国新核心）。这尊巨型雕像旨在神化皇权，塑造他 “神圣君主” 的权威形象。
后来，巨型青铜坐像因历史动荡、材料（青铜）被回收等原因，大部分损毁，仅存头部、手部等大理石部件。如今，头像保存在梵蒂冈博物馆，是研究罗马帝国晚期艺术、皇权文化与君士坦丁大帝历史的核心实物之一。

进入博物馆内：

展示了带有精美文艺复兴风格装饰的建筑空间，天花板绘有色彩华丽的壁画，墙体也有精致的艺术纹饰，顶部的画是梵蒂冈博物馆内的装饰性壁画，属于文艺复兴风格创作。内容围绕宗教或神话元素展开，能看到类似小天使（或带翅膀的神话形象）的角色，围绕着带有象征意义的纹章或装饰性图案，既为空间营造出神圣华丽的氛围，也传递出宗教文化与教廷艺术的融合感。

梵蒂冈博物馆内的雕塑陈列区域（属于雕塑馆范畴）。走廊两侧密集陈列着大量古希腊、古罗马时期的雕塑作品，结合拱顶与墙面的古典建筑装饰，尽显雕塑艺术与历史的厚重感。 正好有一处“窗口”：从高处俯瞰意大利罗马城市的景观，能看到罗马典型的黄调建筑、街道与开阔的城市天际线。

罗马城市的黄调建筑，核心源于当地广泛使用的浅黄色石灰岩（如特拉尼石）黄调建筑见证了罗马从古代到现代的千年变迁，从古罗马帝国时期的建筑遗存，到中世纪、文艺复兴后的城市发展，暖黄色调成为 “永恒之城” 历史连续性的视觉符号，承载着古罗马文明及后续文化层累的记忆。在地中海晴朗蓝天的映衬下，暖黄色建筑形成独特的色彩美学 —— 既显古朴厚重（呼应罗马的历史底蕴），又因阳光照射而充满生机，塑造出罗马辨识度极高的城市风貌，成为吸引全球游客的重要视觉标签。

古典时期（古希腊或古罗马风格）大理石人体雕塑。
雕塑以裸体男性为表现对象，通过流畅的肌肉线条、和谐的人体比例，塑造出充满力量与美感的形象，体现了古典艺术对 “理想人体” 的追求 —— 既展现人体的自然健美，又暗含对英雄气概、神性力量的崇尚（古希腊常以人体雕塑表现神话英雄或竞技精神，古罗马也多模仿这类希腊风格进行创作）。作为古典艺术的遗存，它是研究西方人体美学、古典社会文化观念的重要载体。 《望楼上的阿波罗》（Apollo Belvedere） 雕塑，属于古典艺术（融合古希腊、古罗马艺术风格）的经典作品，塑造了希腊神话中光明与艺术之神阿波罗的形象，以优雅的姿态、完美的人体比例，展现出古典艺术对 “理想美” 的追求，是西方艺术史上极具代表性的雕塑杰作之一。《望楼上的阿波罗》是梵蒂冈博物馆的镇馆之宝之一，以其理想的古典美而成为新古典主义的典范，备受推崇。

古希腊原作（青铜雕塑），被认为是由古希腊雕塑家莱奥卡雷斯（Leochares）创作于公元前 4 世纪左右；如今梵蒂冈博物馆所藏的大理石版本，是古罗马时期对这一古希腊原作的复制品（因古希腊青铜原作已遗失，古罗马复制品成为展现该经典形象的核心遗存）。

“FANTAKHABISI” 不是雕塑的名字，而是《望楼上的阿波罗》雕塑基座上的一段拉丁文题刻的误读或连写。这段题刻记录了修复并捐赠这座雕像的罗马红衣主教的名字。
这段铭文的完整或标准形式通常是：
F. ANT. CABISIVS 或 F. ANT. CHABISIS
这是 Filippo Antonio Chabod（或写作 Cabisius, Chabouis）主教名字的拉丁文缩写形式。
• F. ANT. = Filippo Antonio 的缩写
• CABISIVS / CHABISIS = 姓氏 Chabod 的拉丁化拼写
他是谁？
这位主教在16世纪早期（1503-1504年间）负责监督了《望楼上的阿波罗》的修复工作（尤其是为其添加了缺失的左手部分），并将修复后的雕像安置在梵蒂冈的贝尔维德雷庭院（Cortile del Belvedere）中，雕像也因此得名“望楼上的阿波罗”。

《尼罗河神雕像》

是古罗马时期的经典雕塑， 它将 “尼罗河” 拟人化为一位男性神祇，以斜倚的姿态呈现，肌肉线条与衣袍褶皱的刻画十分精湛。尼罗河在古埃及乃至环地中海文明里，是生命与繁荣的象征，这尊雕像通过神性的形象，既体现了古罗马人对尼罗河（以及异域埃及文明）的敬畏与想象，也展现了古典雕塑艺术对人体美、力量感的高超塑造能力，是研究古代文明互动与雕塑美学的重要作品。

在《尼罗河神雕像》的基座上，刻有捐赠者的名字。“FANTAKHABISI”正是这段铭文的一部分。
其标准拉丁文写法通常是：
F. ANT. CABISIVS 或 F. ANT. CHABISIS
这是 Filippo Antonio Chabod（也可拼写为 Cabisius 或 Chabouis）红衣主教名字的缩写。
• F. ANT. = Filippo Antonio 的缩写
• CABISIVS / CHABISIS = 其姓氏 Chabod 的拉丁化形式。
这位主教是文艺复兴时期的一位重要人物。正是他发现、修复并捐赠了包括《尼罗河神》在内的许多古代雕塑给梵蒂冈博物馆，对馆藏的形成有巨大贡献。这段铭文就是他的“签名”。

同一位捐赠者——菲利亚波·安东尼奥·夏博主教（F. ANT. CABISIVS）——也参与修复和捐赠了《望楼上的阿波罗》。
因此，刻有他名字的基座铭文会出现在多件由他经手的雕塑上，其中就包括最著名的《望楼上的阿波罗》和《尼罗河神雕像》。

《拉奥孔群像》（Laocoön and His Sons），是古希腊（或古罗马时期）雕塑艺术的经典杰作，对西方艺术发展影响深远。

雕塑展现了特洛伊祭司拉奥孔和他的两个儿子，被神界派来的海蛇紧紧缠绕、痛苦挣扎的悲剧场景。人物的肌肉紧绷、肢体扭曲，把 “痛苦与挣扎” 的张力刻画得极具冲击力，既体现了古希腊艺术对人体动态和情感表达的高超驾驭，也成为 “悲剧性雕塑” 的巅峰代表之一，对后来文艺复兴等时期的艺术创作影响深远。是此博物馆镇馆之宝之一。

《拉奥孔群像》的故事源于特洛伊战争的神话：希腊人用 “木马计”（把士兵藏在巨型木马里，假意撤退）企图攻占特洛伊城。特洛伊祭司拉奥孔识破了诡计，极力警告同胞别把木马拖进城。但这惹怒了帮助希腊人的神（如雅典娜、波塞冬），神便派两条巨型海蛇，突袭拉奥孔和他的两个儿子，将他们死死缠绕、噬咬。雕塑精准定格了父子三人被蛇缠绕、痛苦挣扎的悲剧瞬间，既展现神的威严不可挑战，也塑造了拉奥孔 “明知危险却敢直言” 的悲剧英雄色彩。

《持盘的维纳斯》（Venus of Cnidus type, sometimes called "Venus with the Shell"）。这是一件优雅而迷人的作品，虽然不如《拉奥孔》或《阿波罗》那般举世闻名，但同样体现了古希腊罗马艺术的精髓。

《持盘的维纳斯》（意大利语：Venere con il delfino 或 Venere di Cnido tipo；英语：Venus with the Shell 或 Aphrodite of Cnidus type）
罗马帝国时期（约公元1-2世纪） 大理石 古希腊著名雕塑的罗马复制品 其原型源自公元前4世纪古希腊最伟大的雕塑家之一 普拉克西特列斯（Praxiteles） 的代表作《尼多斯的阿芙洛狄忒》（Aphrodite of Cnidus）。
位于梵蒂冈博物馆的 圆厅（Sala Rotonda） 中。

雕塑展现了爱与美的女神维纳斯（希腊名：阿芙洛狄忒）沐浴后的瞬间。她身体呈经典的歇站式（Contrapposto），重心落在一条腿上，身体形成优雅的S形曲线，充满动态的柔美。她微微低头，神情温柔而内省。
“持盘”的解读： 这个名字可能有些误导。她手中所持的物体并非一个简单的“盘”，更可能是一个贝壳或一面镜子。
贝壳： 象征着她从海中诞生（“阿芙洛狄忒”一名意为“从海沫中诞生”）。
镜子： 象征美貌与虚荣。
她另一只手则拉着 draped（披在身上的衣物），巧妙地既遮盖了部分身体，又衬托出裸露肌肤的光滑与美感。
其原型《尼多斯的阿芙洛狄忒》在艺术史上具有革命性的意义。它是古希腊第一件大型的、全裸的女性雕塑，打破了此前只以全裸表现男性的传统，将女性的身体美作为崇高艺术的主题来歌颂。

作为其原型的复制品，这件作品完美体现了普拉克西特列斯的艺术风格——优雅、细腻、充满感官美和人性的温柔，与之前古典时期强调神圣与庄严的风格截然不同。
美的典范： 它代表了古希腊人对女性理想美的定义，其身体比例和曲线成为后世无数艺术家的灵感来源。 圆厅的完美陈设： 它被放置在圆厅（Sala Rotonda） 的中央。这个宏伟的展厅仿照万神殿而建，巨大的穹顶、华丽的地面镶嵌画和周围一系列神像共同营造出一种神圣的氛围。《持盘的维纳斯》作为展厅的焦点之一，与整个环境相得益彰，展现了古典艺术的和谐与完美。
《持盘的维纳斯》或许不是博物馆里最震撼的作品，但却是最能体现古希腊艺术中“优美”与“人性化”一面的杰作。它静静地矗立在圆厅中，向观众诉说着关于美、爱和古典艺术革命的故事。当您参观时，不妨在它面前稍作停留，感受一下那种跨越千年的柔美与宁静。

《女预言家》（The Sibyl / La Sibilla）
这是一件古希腊雕塑的罗马复制品，其原型创作于公元前2世纪左右的希腊化时期。它被认为是该时期最精美的雕塑之一。

沉思的姿态：她头部低垂，微微偏向一侧，目光向下，完全沉浸在自己的思绪中，这正是“沉思”最经典的视觉表现。
复杂的衣纹：这是最显著的特点。她身披厚重的希腊式长袍（chiton）和披风（himation），衣褶雕刻得极其深邃、层叠、富有戏剧性。这些褶皱不仅展示了无与伦比的雕刻技术，更烘托出人物沉重、内省的情绪。
身份象征：在她的左臂弯里，可以清晰地看到一个大型的卷轴（volumen）。这是她作为“预言家”或“先知”的核心身份象征，表明她正在阅读、解读或守护着神圣的预言。
情感表达：整个作品散发着一种忧郁、庄严而又专注的气质。她知晓未来的秘密，这种认知带来了深沉的思虑。

作者（可能的）： 这件罗马复制品通常被认为源自一位名叫 “阿波罗尼奥斯”（Apollonios） 的希腊艺术家创作的原型。风格： 它是 希腊化风格（Hellenistic） 的典范。这一时期的艺术摆脱了古典时期的肃穆与理想化，转而追求强烈的情感、动态的构图和高度写实的细节（尤其是衣纹和表情的处理）。
主题： “西比尔”（Sibyl）是古典神话中能预言未来的女先知。她们受到神灵的启示，但其预言往往又伴随着悲剧性的命运，因此形象常被赋予一种深沉的悲悯和内在的张力。
影响力： 这件雕塑对文艺复兴及其后的艺术家（如米开朗基罗）产生了深远影响，成为了“预言家”形象的标准范本。

它捕捉了人类深思时最美丽、最深刻的一瞬间，是梵蒂冈博物馆真正的无价之宝。

梵蒂冈博物馆的动物厅（Sala degli Animali） 是一个非常独特且引人入胜的展厅，堪称一座古代的大理石动物园。它位于皮奥-克莱门蒂诺博物馆（Museo Pio-Clementino） 内。

教皇庇护六世（Pope Pius VI） 在18世纪末建立。
旨在创建一个“大理石动物园”（Zoologico di Marmo），将大量以动物为主题的古代雕塑集中展示，令人叹为观止。
展厅内陈列了超过150件雕塑作品，其中大部分是罗马时代的作品，许多是希腊化时期原作的复制品或再创作。它们展示了古人对自然界细致入微的观察和高超的雕刻技艺。

动物厅的展品主要分为三类：

纯动物雕塑：这是展厅的主体。各种飞禽走兽的雕塑，包括狮子、公牛、马、狗、鹿、野猪、蟹、海马等，几乎所有已知的动物都被用大理石完美再现。
许多雕塑栩栩如生，充满了动感和力量。例如，描绘动物搏斗场景的组雕非常常见，充满了戏剧张力。
神话中的生物：
除了真实动物，这里也是神话生物的天下。你会找到格里芬（狮鹫）、人身鱼尾的海神、半人马（肯塔洛斯） 等奇幻形象。
人与动物结合的场景：
包括狩猎场景（如著名的《墨勒阿革洛斯狩猎野猪》组雕）、动物献祭的场景，以及神话人物与动物的互动（如俄耳甫斯用音乐吸引动物）。

《贝尔维德雷的躯干》（Belvedere Torso） 是梵蒂冈博物馆中一件极其独特的珍宝，也是艺术史上最具影响力的雕塑之一。它虽然残缺，但其艺术价值却无与伦比。

《贝尔维德雷的躯干》（意大利语：Torso del Belvedere；英语：Belvedere Torso） 公元前1世纪（希腊化时期）

作者：雅典的阿波罗尼奥斯（Apollonios）（雕塑上有签名）
位于缪斯馆（Museo Pio-Clementino） 的圆形展厅（Sala delle Muse） 中央，被单独陈列在一个显要位置。

雕塑描述与艺术特色
残缺之美： 雕塑缺失了头部、手臂和双腿，只剩下一个强健有力的躯干和一部分大腿。然而，正是这种残缺，迫使观众将全部注意力集中在躯体的本身。
力量的展现： 这座躯干是男性力量的终极体现。其肌肉结构被雕刻得无比夸张、隆起且充满张力。腹部紧绷的肌肉、扭曲的胸腔和强壮的背肌，共同描绘出一个身体正处于剧烈运动或强大压力下的瞬间。
动态与扭曲： 躯干呈现出一种强烈的扭动感（意大利语：contrapposto 的极致运用）。它不是静止的，你能感受到身体似乎正在转身或发力，充满了内在的能量和动感。
身份之谜： 关于它描绘的是谁，至今没有定论。主要的理论包括：希腊英雄埃阿斯（Ajax） 在特洛伊战争后沉思自杀。
大力神赫拉克勒斯（Hercules） 坐在被他杀死的尼米亚雄狮的皮毛上休息（这是最流行的理论，因为狮皮似乎垫在身下）。
普罗米修斯（Prometheus） 或玛尔叙阿斯（Marsyas）（因挑战神而被剥皮）。

《贝尔维德雷的躯干》之所以成为传奇，并非因为其古老，而是因为它对文艺复兴以来的艺术产生了革命性的影响。
米开朗基罗的崇拜： 这是最关键的一点。米开朗基罗（Michelangelo） 极度崇拜这件作品，并称其为“阿波罗尼奥斯之作”（暗示其作者技艺非凡）。他从中学习到了如何表现肌肉的紧张感和身体的动态扭曲。其影响直接体现在：
西斯廷教堂天顶画： 《创世纪》中许多先知和裸体青年的身体造型，尤其是《最后的审判》中基督强健有力的躯干，都直接借鉴了这座雕塑。
美第奇家族陵墓雕塑： 诸如《昼》、《夜》等雕塑的动态和肌肉表现也深受其影响。
“非完形美”的典范： 它向艺术家们证明，美感并不依赖于完整的形象。即使是一个碎片，只要其本身具有无与伦比的艺术表现力和技术完美度，就足以成为一件伟大的杰作。它奠定了“残缺美”在西方艺术中的崇高地位。
艺术家的必修课： 自文艺复兴以来，无数艺术家来到罗马临摹它，将其作为学习人体解剖学和表现动态的终极教材。它成为了新古典主义艺术的基石之一。

梵蒂冈博物馆内的古典神话主题天顶壁画，属于博物馆中以 “神话叙事与艺术美学融合” 为特色的装饰性壁画作品。 这类壁画常见于梵蒂冈博物馆的核心展厅（如与神话、艺术史相关的展厅），由文艺复兴或巴洛克时期的艺术家创作，通过丰富的人物群像（神祇、神话角色等）与精湛的透视、色彩技法，展现古典神话世界的奇幻与神圣感，是梵蒂冈艺术收藏中 “装饰艺术与叙事性” 结合的典型代表。

梵蒂冈博物馆内的穹顶，其建筑设计带有古典风格，几何形装饰与中央采光结构展现出浓厚的艺术与历史氛围。

穹顶的 “古典风格” 呼应古罗马、文艺复兴时期建筑传统 —— 几何形装饰（如对称纹样、拱券衍生元素）是古典建筑的典型符号，强调秩序感与比例美，契合梵蒂冈博物馆对古典艺术遗产的传承；

“中央采光结构” 既满足空间采光需求，又让光线透过时与几何装饰交织，营造出光影流动的效果，搭配建筑本身承载的千年艺术底蕴，自然传递出 “艺术与历史氛围”，体现了古典建筑 “实用与美学共生” 的特点

阿波罗 GIOVE： 这是意大利语，对应古罗马神话中的主神 朱庇特（拉丁语：Iuppiter），相当于希腊神话中的宙斯。

罗马神话主神朱庇特的大理石胸像。底座有文字 “GIOVE”（朱庇特的意大利语名称）等，朱庇特在罗马神话里掌管天空、雷电，是众神之王。

罗马神话主神朱庇特的大理石胸像。雕塑以细腻的手法刻画了朱庇特卷曲的长发、浓密的胡须，面容威严庄重，衣饰褶皱的质感也处理得十分精妙，尽显众神之王的神圣与威严。该雕塑以精湛的古典雕刻技艺，塑造出神祇的崇高感，是罗马神话主题艺术作品的经典代表之一，体现了古罗马对神话神性的艺术表达与高超的雕塑水平。

这是罗马皇帝佩蒂纳克斯（Pertinax）的大理石胸像。底座有文字 “PERTINACE”（佩蒂纳克斯的拉丁语相关标识）等，胸像细节丰富，胸前装饰有美杜莎头像等元素，体现了罗马帝国时期肖像雕塑的艺术特点。

PERTINACE 这是指罗马皇帝 佩蒂纳克斯（Publius Helvius Pertinax）。他在位时间极短，从公元193年1月1日至3月28日，仅86天。他是“五帝之年”（Year of the Five Emperors）的第一位皇帝，在康茂德被杀后被元老院推举为帝，最终被叛乱的禁卫军杀害。

希腊神话英雄赫拉克勒斯（罗马神话中称赫丘利）的镀金青铜雕像。赫拉克勒斯是希腊神话中著名的英雄，以完成 “十二项英雄伟绩” 等事迹闻名，雕像呈现出他手持棍棒、身披狮皮的经典形象，展现出力量与英雄气概。

这尊镀金青铜雕像展现了希腊神话中英雄赫拉克勒斯（罗马神话中称赫丘利）的经典形象。他身披尼密阿巨狮的狮皮，手持象征力量的棍棒，肌肉线条与动态姿态完美融合，体现了古希腊雕塑对人体美学的极致追求。雕像的艺术风格源自公元前 4 世纪的希腊原作，尤其是利西普斯学派的 “头身八分之一” 比例法则，通过夸张的肌肉群与自然的身体扭转，塑造出既威严又充满生命力的英雄形象。 历史与工艺雕像出土于罗马博阿留姆广场（Forum Boarium），推测为公元前 2 世纪古罗马对希腊原作的复刻，可能直接沿用了古希腊模具。其镀金层保存极为完好，采用古罗马时期的汞镀金工艺，通过加热使金汞合金附着于青铜表面，形成均匀致密的金色表层，历经千年仍闪耀着神圣光泽。这种工艺不仅增强了视觉冲击力，也象征着赫拉克勒斯半神身份的崇高地位。神话与象征赫拉克勒斯是宙斯与凡人阿尔克墨涅之子，因赫拉的诅咒而完成 “十二项英雄伟绩”，包括斩杀尼密阿巨狮、 Hydra 九头蛇等。雕像中狮皮与棍棒正是其功绩的视觉化呈现：狮皮代表第一项伟业的胜利，棍棒则象征其无坚不摧的力量。他的站姿采用 “对抗式平衡”（Contrapposto），重心落于左腿，右腿微屈，衣褶与肌肉的张力形成动态平衡，既表现出战斗后的休憩，又暗藏随时爆发的能量。文化影响这类赫拉克勒斯雕像在古罗马社会广泛存在，既是宗教崇拜的对象，也是权力与英雄主义的象征。例如，罗马皇帝康茂德常以赫拉克勒斯形象示人，甚至将自己的面容刻入雕像。文艺复兴时期，米开朗基罗等艺术家从这类古典雕塑中汲取灵感，法尔内塞赫拉克勒斯等复制品更成为欧洲艺术的标杆。如今，这尊镀金青铜像不仅是古罗马工艺的杰作，更是连接神话、艺术与历史的重要纽带。

一幅古罗马马赛克艺术作品，画面呈现了带有神话色彩的场景，运用马赛克工艺（以小块镶嵌物拼贴）展现出人物与奇幻生物等元素，体现了古罗马艺术对神话主题的表现以及精湛的马赛克制作技艺。

这幅古罗马马赛克艺术作品，展现的是希腊罗马海洋神话中的场景。 画面里的人物与带有海洋生物特征（如鱼尾、奇幻海兽形态）的形象，很可能是神话中的 “特里同”（半人半鱼的海神信使）、“涅瑞伊得斯”（海洋宁芙仙女）等角色。这类形象常出现在古希腊罗马对海洋神话的想象中，描绘海神（如波塞冬）的随从或海洋精灵们在海中活动、互动的情景，体现了古代人对神秘海洋世界的神话式诠释与艺术化想象。

马赛克是当时极为流行的装饰艺术形式。它以彩色小石片、玻璃等镶嵌拼贴而成，工艺精湛，广泛应用于贵族宅邸、公共浴场、神庙等建筑，既是装饰，也是身份与审美品位的象征（制作精美马赛克需高超技艺与成本，为贵族阶层青睐）。

文化传承：希腊 - 罗马神话的融合 画面主题源于希腊海洋神话（罗马文化大量吸收并本土化希腊神话）。罗马人深受希腊文化影响，将希腊的海洋神祇（如海神波塞冬、半人半鱼的 “特里同”、海洋宁芙 “涅瑞伊得斯” 等）纳入自身神话体系，海洋神话成为艺术创作的核心灵感，反映了 “希腊 - 罗马文化传承与融合” 的特点。

社会与精神需求 罗马帝国的海洋依赖（贸易扩张、军事航行等），让 “海洋” 成为重要文化符号：一方面，人们对海洋的神秘力量既敬畏又向往，神话成为诠释海洋世界的方式；另一方面，这类海洋神话主题的艺术，也暗含对 “海神庇佑（航行平安、丰收富足）” 的精神祈愿，同时满足贵族阶层 “以神话艺术彰显文化修养与社会地位” 的需求。

这幅马赛克画是古罗马时期 “艺术工艺发展 + 希腊 - 罗马文化融合 + 社会对海洋的精神与现实依赖” 共同作用的产物。

涅瑞伊得斯（Nereids）是希腊神话中非常重要且迷人的一群海洋女神。她们通常以美丽、善良和与海洋的联系而著称。

身份与起源
父母：她们是海神涅柔斯（Nereus） 和多里斯（Doris）的女儿。涅柔斯是一位古老的海神，以预言能力和变幻外形的本领闻名，被称为“海中长者”。他性情温和，常被称为“真理之王”。数量：传统上认为她们有50位（赫西俄德的《神谱》中列出了50个名字），但有时也被泛指为“无数”或“众多”。每一位涅瑞伊得斯都代表着海洋的某一个方面或特征。

在古希腊和古罗马的艺术中，涅瑞伊得斯的形象非常常见且富有特点：
美丽的年轻女子：她们总是被表现为极其美丽、婀娜多姿的少女形象。

半裸或衣袂飘飘：她们通常身着轻薄的纱裙，衣裙因在水中的运动而紧贴身体，勾勒出优美的曲线，并随风（水）飘动，极大地展现了艺术的动态美和线条美。
海洋坐骑：她们最常见的标志是骑在海豚、海马（Hippocampus）、特里同（半人半鱼的海神）或其他海洋生物的身上。这是辨认她们的关键特征。

涅瑞伊得斯是希腊神话中海洋的仁慈与美丽一面的人格化象征。她们在艺术中代表了动态、优雅和自然之美，与狂暴危险的海怪（如刻托）形成鲜明对比。在博物馆中，您可以在许多古希腊的浮雕、陶瓶画以及罗马的石棺雕刻上看到她们优雅地骑着海兽的经典形象。

希腊神话中雅典娜（罗马神话中称 “密涅瓦”）的雕像。雅典娜是智慧、战争与工艺的女神，雕像中她手持长矛、身着长袍，展现出威严与智慧的特质。

雅典娜是智慧、战争与工艺的女神，雕像呈现她身着古典长袍的形象，衣褶刻画细腻流畅，尽显布料的质感与垂坠感；她手持长矛，姿态庄重挺拔，既传递出智慧女神的沉静气质，又彰显出战争女神的威严力量。 该雕像受古希腊古典时期雕塑风格影响，以典雅、庄重的美学塑造女神形象，精准把握人体比例与衣纹动态，将神性的神圣感与人体美学相融合，是古希腊罗马神话主题雕塑的经典代表，也反映了古代对雅典娜的崇拜（她是雅典等城邦的重要保护神）及当时的艺术创作理念。

这座雕像呈现的是希腊神话女神雅典娜（罗马神话中称 “密涅瓦”）的形象，着重凸显她 “战争与守护” 的特质。

她头戴标志性头饰（带有神话中女神的神圣感），身着垂坠感极强的古典长袍，衣褶雕刻细腻流畅，既展现出布料的柔软质感，又通过线条衬托出女神挺拔的身姿。右手高举长矛，左手持盾牌，姿态充满力量感，既传递出对敌人的威慑，也暗含对城邦（如雅典，雅典娜是其保护神）的守护意象。

雕像受古罗马雕塑传统影响，在继承古希腊 “神性与人体美学融合” 的基础上，更注重细节的写实性与庄严感。底座文字关联教皇庇护六世（Pius VI）时期的文化语境，体现出这件作品在宗教艺术与历史传承中的价值 —— 它既是对古希腊罗马神话意象的延续，也是后世对古典艺术主题的再诠释。 整体而言，它是 “神话符号” 与 “古典雕塑技艺” 结合的产物，承载着古代对雅典娜的崇拜，也展现了西方古典艺术传承的脉络。

在庇护-克莱门蒂诺博物馆（Museo Pio-Clementino） 的缪斯厅（Sala delle Muse） 中央，一个红色大型大理石盆。

这个大型红色器物是由珍贵红色斑岩制成的 “苏丹的浴缸”，可追溯至古罗马时期，是梵蒂冈博物馆圆形大厅的核心展品之一。它通常被称为“帝王红斑岩盆”或“巨大斑岩盆”。其材质是红色斑岩（Porphyry），这是一种极其坚硬、带有白色晶体的深紫色至红色岩石。

产地与年代：它产自埃及，很可能制作于罗马帝国时期（公元1-2世纪左右）。古埃及人已经使用斑岩，但罗马人对其尤为珍视，并发展了更高超的加工技术。
最初用途：如此巨大的尺寸表明它最初可能并非用于日常洗浴，而是作为一个装饰性喷泉或仪式性的容器，被放置在罗马帝国某位皇帝宏伟的宫殿、别墅或广场中。它象征着无上的权力和财富。

后来的用途：根据一些记载，它在中世纪时被移至罗马拉特兰圣若望大殿（Basilica di San Giovanni in Laterano），并被用作教皇的洗礼盆。这一转变赋予了它从世俗权力到宗教神圣的双重意义。

材质（最核心的特点）：
斑岩（Porphyry）：这种石材在古代世界具有至高无上的地位。它的名字“porphyry”源于希腊语“porphyra”，意为“紫色”，这是一种帝王之色。
开采与加工的极端困难：斑岩只产于埃及的一个特定矿区（杰贝尔·杜汉山）。它不仅稀有，其硬度极高（莫氏硬度约7级），使得开采、雕刻和抛光都异常困难，需要耗费巨大的人力物力。能够制作出如此巨大且完整的容器，本身就是罗马帝国工程技术和组织能力的奇迹。
尺寸与造型：
它是一个巨大的独石容器（由一整块石头雕刻而成），其尺寸令人叹为观止，直径和高度都超过一米五，重量达数吨。
造型简洁、厚重、大气。典型的罗马式设计，有两个兽头形状的耳柄（现在可能已部分损毁），盆身线条流畅有力。
象征意义：

帝王权力的象征：在罗马时代，使用斑岩是皇帝的特权。这个盆本身就是皇权的体现，是只有帝国最高阶层才能拥有的奢侈品。

永恒与不朽：其材质的坚硬和耐久，使其成为永恒权力的完美象征。
它现在被放置在庇护-克莱门蒂诺博物馆（Museo Pio-Clementino） 的缪斯厅（Sala delle Muse） 中央。
有趣的对比：它和旁边那尊举世闻名的《贝尔维德雷的躯干》（一尊残缺但肌肉力量感极强的希腊化时期雕塑）形成了一个绝妙的对比。
《躯干》代表的是希腊艺术的极致美学与动态力量。
◦ 红色斑岩盆代表的则是罗马帝国的物质力量、工程技术和对奢华材料的追求。
环境：这个大厅还陈列着阿波罗和缪斯女神的雕像，整个空间充满了古典艺术与哲学的气息。这个巨大的盆被安置于此，既显示了其重要性，也营造出一种古罗马帝国宏伟宫殿般的氛围。

君士坦丁大帝石棺（Sarcophagus of Constantine），深红色斑岩为材质，表面有精细的浮雕，呈现出古代战争等场景。

君士坦丁大帝石棺（关联君士坦丁家族，用于安葬其亲属等）上的浮雕，描绘了罗马军队与蛮族（如哥特人等）作战的场景：能看到罗马骑兵策马冲锋，骑士手持长矛等武器发起进攻；还有步兵与蛮族士兵近身搏杀的画面，蛮族形象带有异域特征（如独特的服饰、武器样式）；整体展现出罗马军队在战场上的军事优势，宣扬罗马军事力量的英勇与权威，也反映了罗马帝国晚期与边疆蛮族之间的军事冲突风貌。

君士坦丁大帝石棺（实际关联君士坦丁家族，并非大帝本人原葬具）制作于4 世纪的罗马帝国晚期。 当时，君士坦丁大帝是罗马帝国关键统治者，他推动基督教从受迫害走向官方扶持，深刻影响了帝国的宗教与社会格局。石棺以珍贵的斑岩打造，浮雕描绘战争、军事场景等，既保留古典罗马艺术对权力与军事功绩的宣扬传统，也隐约折射出 “基督教兴起与古典异教文化交融过渡” 的时代特征（尽管浮雕题材更偏向世俗军事）。 它最初可能为君士坦丁的亲属（如女儿君士坦提娅）或相关显贵所用，用于安葬；如今陈列于梵蒂冈博物馆，是研究罗马帝国晚期艺术、历史与宗教变迁的核心文物之一，见证了那个 “旧传统与新信仰交织” 的特殊时代。

来到埃及馆的入口处

站着一对阿努比斯神（Anubis）雕像

古埃及的死神，主要负责木乃伊制作和墓地守护。他是引导灵魂进入来世的向导，并在“心脏称重”仪式中担任重要角色。他通常被视为法老和死者陵墓的守护者。
雕像呈现僵直的站立姿态，双臂伸直，紧贴身体两侧。这种姿势模仿了被包裹好的木乃伊的样子，象征着死亡与复活。
将阿努比斯塑造成他所守护的“木乃伊”的形态，是一种极具象征意义的艺术表现。它代表了从死亡到永生的整个过程都在阿努比斯的庇护之下。
将它们作为一对，放置在埃及馆的入口，起到了守卫和震慑的作用。它们仿佛是埃及冥界的守卫，警告生者即将进入一个神圣而古老的死亡领域，同时也保护馆内的藏品。

斯芬克斯（Sphinx）雕像

斯芬克斯雕像于19世纪在罗马被发现，具体地点是伊希斯神庙（Serapeum of Rome） 的遗址附近。这座神庙曾经位于古罗马的战神广场区域，专门供奉埃及女神伊希斯和塞拉皮斯神。
它们最初是在罗马帝国时期（大约公元1-2世纪）从埃及被运到罗马的，很可能是用于装饰一座埃及风格的神庙，以满足当时罗马人对埃及文化的狂热（被称为“埃及风”或 Aegyptiaca）。它们的历史可以追溯到古埃及晚王朝时期（约公元前6世纪左右）。
典型的埃及斯芬克斯形象是狮身人面，狮身代表力量，人面通常是一位法老的面容，象征着法老如同百兽之王一样拥有无上的权力和智慧。
将它们放置在神庙或陵墓的入口处，是为了起到守护和驱邪的作用，防止邪恶力量入侵神圣的领域。
在梵蒂冈博物馆的语境下，它们完美地起到了“门槛”的象征作用，将游客从基督教文艺复兴的世界，引入更为古老的神秘的埃及文明世界。

为何出现在梵蒂冈：
这些雕像是在罗马的土地上被发现的，是古埃及文物在罗马广泛存在的有力证明。它们后来被教皇收藏，并成为格里高利埃及博物馆（Museo Gregoriano Egizio） 的奠基藏品之一。该博物馆由教皇格里高利十六世于1839年建立，是世界上最古老的埃及博物馆之一，专门收藏在罗马发现的埃及文物。

很遗憾的是，当天埃及馆没有开放。

马赛克地面图案，中心形象大概率与希腊神话中的雅典娜（智慧与战争女神）相关，周围搭配星月符号、几何纹饰与植物纹样。整体融合了古典神话意象与装饰艺术，传递出 “智慧、天界秩序” 的内涵，既展现神话里神祇的特质，又通过星月、精致纹样营造出带有神圣感与艺术美感的 “宇宙 - 神话” 融合场景，体现了古典艺术对神话与秩序之美的追求。 进入走廊，天花板上壁画吸引游客：

这些壁画围绕古典神话、宗教叙事或与罗马文化 / 艺术相关的主题展开。
梵蒂冈博物馆藏有大量文艺复兴及古典时期的艺术瑰宝，这类天花板壁画常以 “神话神祇（如缪斯女神、奥林匹亚神祇等）”“宗教圣事 / 象征” 或 “体现人文与神圣融合的场景” 为创作核心，通过人物动态、场景营造，兼具宗教象征意义与古典艺术的审美表达，传递对 “艺术、智慧与神圣力量” 的尊崇。

梵蒂冈博物馆走廊天花板壁画：

核心功能：不止于 “好看”，更要贴合走廊场景，走廊作为 “过渡空间”，壁画不会像独立展厅（如教堂主厅、博物馆展厅）那样追求 “宏大叙事”，

更注重视觉引导：通过连续的图案、色彩或叙事线索，弱化走廊的 “狭长压抑感”，引导人自然向前移动（比如用渐变的色彩、连续的人物动态）；

氛围呼应：匹配建筑整体定位 ——比如博物馆走廊会延续 “艺术 / 历史主题”，酒店走廊可能营造“奢华 / 地域风情”，

历史宫殿走廊则传递 “权力 / 文化传承”；

常见主题：随建筑用途差异明显，不同场景的走廊，壁画主题会精准匹配其功能，

历史 / 神话片段（历史建筑 / 博物馆走廊），壁画多截取 “古典神话的局部场景”（如神祇互动、英雄故事）或 “宗教叙事的片段”（如圣徒事迹、圣经小故事），不追求完整故事线，而是通过单个场景呼应博物馆的 “古典艺术” 核心主题（类似之前提到的拉斐尔团队、米开朗基罗相关风格的延伸）。如欧洲宫殿走廊，可能会画 “王朝的重要历史事件”（如战争胜利、王室仪式），用壁画记录 “家族荣耀”。

装饰性图案（现代 / 实用型走廊）若走廊功能偏 “实用”（如现代办公楼、酒店、图书馆），壁画会弱化 “叙事性”，侧重 “图案化设计”： 古典风格：用卷草纹、几何对称图案（如罗马柱纹样、哥特式花窗元素）、简约的人物剪影（如天使、仙女）填充；现代风格：用抽象色彩、线条，或地域文化符号（如中式走廊画水墨山水片段、伊斯兰走廊画几何纹样），避免复杂内容分散注意力。

自然 / 生活场景（休闲类走廊）公园、美术馆附属走廊等偏 “休闲” 的空间，可能会画 “田园风光”（如森林、河流、花卉）、“日常生活片段”（如古代市集、田园劳作），营造轻松的视觉氛围，让走廊成为 “短暂放松的空间”。

艺术处理：适配走廊的 “狭长空间” 走廊的纵向长度远大于横向宽度，壁画会针对性设计：

构图：分区块 / 连续式
不会用 “单一大场景”（容易显得拥挤），而是将天花板分成多个小区块（如按走廊的拱顶、横梁划分），每个区块画一个独立小场景（类似 “连环画” 的单帧），或用连续的图案（如藤蔓、飘带）串联所有区块，形成 “整体连贯、局部独立” 的效果。

色彩：柔和不刺眼
避免用高饱和度、强对比的色彩（防止长时间行走视觉疲劳），多采用浅金、米白、淡蓝、暖棕等柔和色调，搭配细腻的线条，让天花板 “显高、显开阔”。

走廊天花板壁画的 “核心逻辑” 它不是 “独立艺术品”，而是 “空间的一部分”——内容服务于建筑主题，形式适配走廊的功能与空间形态。就是 “历史建筑 + 文化场馆” 属性的典型：用古典神话片段呼应博物馆的 “艺术定位”，用分区块构图适配走廊的狭长空间，最终既美观，又强化了整个博物馆的 “古典艺术氛围”。

梵蒂冈博物馆的著名雕塑——《垂死的高卢人》。
这件作品是梵蒂冈博物馆的“镇馆之宝”之一，位于庇奥-克莱门提诺博物馆的新翼陈列室中。

《垂死的高卢人》创作于公元前 3 世纪后半叶，与帕加马王国和高卢人的战争密切相关。 当时，凯尔特人的一支 —— 高卢人入侵小亚细亚的帕加马王国，帕加马国王阿塔罗斯一世成功抵御了入侵并取得胜利。为纪念这场胜利、宣扬国家荣耀，帕加马委托艺术家创作了一系列表现高卢战士的雕塑，《垂死的高卢人》便是其中的经典之作。 作品既展现了高卢战士的英勇（即使濒死仍有不屈的力量感），也通过 “敌人的悲壮” 反衬出帕加马军队的强大，成为古希腊（后经罗马复制流传）纪念战争、塑造英雄与国家叙事的艺术典范。

这件雕塑并非希腊或罗马的原创作品，而是一件古罗马的大理石复制品。其原作是公元前3世纪左右为帕加马王国（小亚细亚的一个希腊化国家）国王阿塔罗斯一世创作的青铜组雕，目的是为了纪念他击败入侵的加拉太高卢人（即凯尔特人）的辉煌胜利。
据记载，当时帕加马卫城上安放了一组宏伟的纪念性青铜雕塑，用来歌颂这场胜利。这组雕塑不仅包括被征服的高卢人，还可能有胜利者和神灵。《垂死的高卢人》和另一件著名雕塑《自杀的高卢人》（现藏于罗马卡比托利欧博物馆）都是其中最具代表性的作品。
古罗马人非常欣赏希腊化时代的艺术，大量地将著名的青铜原作翻刻成大理石雕像以供收藏和装饰，《垂死的高卢人》便是其中之一。

教皇乌尔班八世事迹挂毯

“教皇乌尔班八世事迹”的挂毯，是梵蒂冈博物馆中一组极为重要且华美的藏品。它们与之前提到的拉斐尔挂毯相比，诞生于一个多世纪后，代表着截然不同的艺术风格和历史背景。
这组挂毯的全称通常与委托它的教皇家族相关，被称为 《巴贝里尼挂毯》。

名称： 《巴贝里尼挂毯》系列（其中一部分描绘乌尔班八世的事迹）
委托者： 教皇乌尔班八世（原名马费奥·巴贝里尼）
创作年代： 17世纪（约1623-1644年乌尔班八世在位期间及之后）
编织工坊： 罗马的巴贝里尼挂毯工坊
主要设计师： 著名巴洛克画家彼得罗·达·科尔托纳 和 乔万尼·弗朗切斯科·罗马内利 等。
材质： 丝绸、羊毛，并大量使用金银线，极尽奢华。
主题： 歌颂教皇乌尔班八世的生平、功绩、美德以及其家族（巴贝里尼家族）的荣耀。

梵蒂冈博物馆的挂毯成列廊，位于地图画廊和拉斐尔画室之间，是博物馆参观路线中的一个重要展厅。

梵蒂冈博物馆的挂毯多服务于天主教的宗教传播与历史记录，内容常围绕宗教故事、圣徒行传或教宗的重要活动展开 —— 画面中有人劳作、有人（类似宗教人物）引导的场景，大概率是在呈现 “与宗教信仰相关的建设行为”（如教堂修建）、“圣徒组织 / 参与的神圣劳作”，或是 “传递宗教教义的象征性叙事”，以此传递天主教的神圣事迹与教会历史传承。

《三博士来朝》这组挂毯是博物馆无价之宝，与拉斐尔画室和西斯廷教堂齐名，是游览梵蒂冈时不可错过的艺术奇迹。它们陈列在挂毯陈列廊中，这个长廊本身就是一件艺术品，连接着拉斐尔画室和西斯廷教堂。

挂毯简介
名称： 《三博士来朝》系列挂毯
设计者： 拉斐尔·圣齐奥 及其工作室
编织工坊： 比利时布鲁塞尔的彼得·范·阿尔斯特工坊
创作年代： 1515 - 1519年
材质： 金银线、丝绸、羊毛
主题： 描绘了《圣经·马太福音》中东方三博士（三位智者）朝拜刚出生的耶稣基督的故事。

历史背景与起源
这组挂毯的委托者是教皇利奥十世（来自著名的美第奇家族）。他的目的非常明确：为了装饰西斯廷教堂的下半部分墙壁。
设计重任： 1515年，教皇将设计任务交给了当时罗马最负盛名的艺术家——拉斐尔。此时，米开朗基罗刚刚完成西斯廷教堂天顶画不久（1512年）。可以想象，教皇希望用同样宏伟和精美的艺术品来装饰教堂的其余部分，与天顶画交相辉映。
编织过程： 拉斐尔绘制了详细的等大草图（称为“卡通”）。这些草图被送往当时欧洲最顶尖的挂毯编织中心——布鲁塞尔的彼得·范·阿尔斯特工坊进行制作。编织过程极其复杂耗时，使用了最昂贵的材料，包括金银线和丝线，以确保挂毯的华丽和耐久。第一组挂毯于1519年完成并在西斯廷教堂展出。

艺术价值与意义
文艺复兴的巅峰： 这组挂毯代表了文艺复兴时期挂毯艺术的最高成就。它将绘画的艺术性与织造的工艺性完美结合。

“可移动的壁画”： 在当时，如此巨大而华丽的挂毯被视为最高等级的艺术形式，其价值和制作成本远高于油画。它们被称为“可移动的壁画”，是王室和教廷彰显其品味与实力的终极象征。
与米开朗基罗的对话： 这些挂毯最初与米开朗基罗的天顶画共处一室，形成了文艺复兴两位巨匠跨越艺术形式的隔空对话，堪称艺术史上的一段佳话。

耶稣走出墓室

这幅以“耶稣走出墓室”为主题的挂毯，同样是梵蒂冈博物馆收藏的瑰宝。它属于一个极其著名的系列，其艺术价值和历史地位与拉斐尔设计的挂毯齐名。
这幅挂毯是 《耶稣生平》系列挂毯 中的核心作品之一，该系列由多位教皇委托制作，其中最著名的一组由教皇克莱芒七世委托。

挂毯简介
名称： 《复活》（The Resurrection）或常被称作《耶稣走出墓室》
所属系列： 《耶稣生平》系列
设计者： 拉斐尔 的学徒及追随者（主要基于拉斐尔的设计风格和草图），具体可能包括乔万尼·达·乌迪内 等人。

编织工坊： 比利时布鲁塞尔的皮特·范·阿尔斯特工坊（与编织拉斐尔《使徒行传》挂毯的工坊相同）。
创作年代： 16世纪（约1524-1531年）
材质： 金银线、丝绸、羊毛
主题： 描绘了《圣经》中耶稣基督在受难后第三日从坟墓中复活的神圣时刻。

历史背景与起源
这组挂毯的委托背景与拉斐尔的挂毯息息相关：
延续辉煌： 在拉斐尔为西斯廷教堂设计的《使徒行传》挂毯取得巨大成功后，后来的教皇也希望拥有同样华丽的作品来装饰其他场合。教皇克莱芒七世（同样来自美第奇家族）委托制作了这组《耶稣生平》系列挂毯。
基于拉斐尔风格： 虽然拉斐尔本人已于1520年去世，但这组挂毯完全遵循了他的设计原则和艺术风格。由他最得力的助手们根据拉斐尔留下的草图和风格继续创作，确保了艺术上的高度统一和卓越品质。
神圣与奢华： 其目的同样是用于最重要的宗教仪式和场合，通过最昂贵的材料和最高超的技艺来展现教廷的权威与信仰的核心奥秘。

在以马忤斯的晚餐（右）

这幅《在以马忤斯的晚餐》挂毯，是梵蒂冈博物馆收藏的又一件绝世珍品。它属于博物馆最负盛名的挂毯系列——由拉斐尔设计的《使徒行传》系列。

挂毯简介
名称： 《在以马忤斯的晚餐》
所属系列： 《使徒行传》系列
设计者： 拉斐尔·圣齐奥
编织工坊： 比利时布鲁塞尔的彼得·范·阿尔斯特工坊
创作年代： 约1519年
材质： 金银线、丝绸、羊毛
主题： 描绘了《圣经·路加福音》中复活后的耶稣在前往以马忤斯的村庄与两位门徒共进晚餐时，被门徒认出后瞬间消失的神圣时刻。

历史背景与起源
这幅挂毯与之前《三博士来朝》挂毯拥有相同的辉煌背景：
教皇的委托： 由教皇利奥十世委托制作，目的是装饰西斯廷教堂的下半部分墙壁。
拉斐尔的杰作： 拉斐尔在1515-1516年间完成了全套挂毯的等大设计草图（卡通）。《在以马忤斯的晚餐》是该系列12幅（或更多）挂毯中的一幅。
顶级工坊制作： 草图被送往布鲁塞尔，由当时欧洲最顶尖的编织大师用最昂贵的金银线和丝线进行编织，耗时数年才完成。

艺术特色与内容
这幅挂毯被公认为整个系列中艺术成就最高、最具戏剧性的作品之一。拉斐尔完美地捕捉并定格了故事中最富情感冲击力的瞬间：
戏剧性的顶点： 故事讲述了两位门徒与复活的耶稣同行却未认出他，直到共进晚餐时，耶稣“拿起饼来，祝谢了，擘开，递给他们”。就在这一瞬间，他们的眼睛明亮了，才认出是耶稣，而耶稣却立刻从他们眼前消失了。拉斐尔描绘的正是认出与消失同时发生的、令人震惊的刹那。
精湛的人物刻画：
耶稣： 位于画面中心，姿态庄严而平静。在他擘饼的动作中，门徒看到了熟悉的姿态，从而认出了他。与此同时，他的身体似乎开始变得半透明，正在从他们眼前消失，这是一种表现“神迹显现”的极高超的艺术手法。
门徒： 两位门徒的反应是画面的焦点。左侧的门徒猛地从座位上惊起，双手撑桌，身体前倾，脸上写满了极度的震惊和难以置信。右侧的门徒双臂张开，表情是顿悟后的狂喜与敬畏。他们的动态与耶稣的静止形成了强烈对比。
空间与透视： 拉斐尔运用了完美的线性透视法，将观众的视线引向耶稣，并通过背景中的古典拱门和景观加深了空间的纵深感，使场景仿佛发生在一个真实的文艺复兴时期的庭院中。
光影效果： 编织工匠用银线巧妙地表现了耶稣正在消失的、发出微光的灵体，以及门徒脸上被神圣之光照射的效果。这种对光影的驾驭是前所未有的。
静物的象征： 桌上的静物被描绘得极其写实而精致。水果、玻璃器皿和水瓶不仅展示了高超的静物画技巧，也常常被解读为具有象征意义（如，水瓶和葡萄可能暗指圣餐中的酒和饼）。

博物馆中的天顶画：这类天顶装饰常以 “知识传承与技艺探讨” 为主题，可能表现古代学者、工匠（或兼具学术与技艺的群体）一起研究学术、规划设计（如建筑设计等文化 / 艺术创作活动）的画面，传递对智慧、技艺与人文知识的尊崇，契合文艺复兴时期重视人文与技艺的艺术精神。 进入了博物馆的地图画廊。

梵蒂冈博物馆的地图廊（Gallery of Maps），以华丽的天顶装饰和墙上的地理主题地图壁画为显著特点，是梵蒂冈博物馆极具代表性的展厅。

梵蒂冈博物馆的天顶装饰

宗教神圣性的象征
天顶常以《圣经》故事（如创世场景、圣徒生平）、宗教神迹为题材，通过艺术化的叙事与庄严的视觉表达，传递天主教教义，象征 “上帝的荣光” 与宗教信仰的神圣性，让观者直观感受到宗教精神的崇高、庄严。
艺术与信仰融合的象征
文艺复兴（如拉斐尔工作室参与创作）、巴洛克风格的天顶，以精湛的绘画、浮雕技法，搭配华丽装饰（金色纹样、动态人物），既承载宗教信仰的精神内核，又体现人文主义对 “美与技艺” 的推崇，象征天主教廷对 “神圣之美” 的追求，也彰显其作为宗教艺术赞助者的核心地位与艺术辉煌成就。
教廷权威的象征
部分天顶融入教皇纹章、教会仪式场景，或与教皇事迹相关的叙事，象征教皇作为天主教领袖的权威，以及教会在精神、文化领域的主导地位，强化天主教的正统性与影响力。 梵蒂冈博物馆内的天顶装饰，以华丽的金色基调搭配精致的白色浮雕为主视觉，中心突出教皇家族的纹章（彰显天主教廷的权威与教皇的影响力），两侧是姿态庄严的拟人化人物雕像（常象征 “正义”“智慧” 等宗教或人文美德）。整体融合了雕塑、彩绘与繁复纹样，运用巴洛克艺术的华丽感与动态表现力，既展现出精湛的工艺水准，又传递出天主教廷的神圣性与权威性，是宗教艺术与权力象征相结合的典型范例。 概览与历史背景
名称： 地图廊天顶装饰
委托者： 教皇格里高利十三世
艺术家： 由一组艺术家在教皇的宫廷画家Ignazio Danti（他也是杰出的地理学家和数学家）的总体指导下完成。主要执行绘制的艺术家包括：
Girolamo Muziano Cesare Nebbia 他们的助手和工作室成员
创作年代： 1580-1585年（与墙上的地图同时期创作）
艺术风格： 风格主义（Mannerism）与早期巴洛克（Early Baroque）
主题： 歌颂基督教（特别是天主教）的胜利、教皇的权威，并描绘意大利各地的圣徒、天使、神话寓言以及天文现象。 天顶装饰的详细内容与艺术特色
天顶装饰并非简单的图案绘制，而是一个结构复杂、叙事宏大的系列壁画。它完美地配合了下方的地图，形成了一个“天上”与“地下”呼应的宏大宇宙观。
结构与分区：
长廊的拱形天顶被分割成数十个面板。这些面板大致可以分为三种类型：
中央大面板： 位于天顶最高处的拱顶区域，描绘了最宏大、最重要的场景。
两侧较小的镶板： 位于中央面板两侧的弧形部分（称为 lunettes 和 pendentives），描绘了单个的人物或较小的场景。
装饰浮雕： 大量的灰泥浮雕（stucco）装饰着每个面板的边界，这些浮雕镀有黄金，在光线照射下璀璨夺目，极大地增强了立体感和奢华感。
核心主题与描绘内容：
宗教与圣徒场景（中央大面板）：
这些是天顶画的核心叙事。它们描绘了与意大利各个地区相关的重要圣徒事迹、神迹和圣母的胜利。

地域性圣徒与寓言人物（两侧镶板）：
这是天顶画最独特的部分，与下方的地图直接相关。每一个描绘意大利特定区域地图的墙板，其正上方的天顶都绘有该地区的守护圣徒或拟人化的寓言形象。

天文与科学元素：
为了呼应地图绘制的科学性和教皇对历法改革（格里高利历，即现今的公历）的兴趣，天顶上还描绘了黄道十二宫的标志、风神（代表不同的风向）以及其他的天文符号。这体现了文艺复兴时期宗教、科学与艺术相互交融的特点。

艺术风格：
风格主义（Mannerism）： 体现在其夸张的姿态、拉长的人物比例、复杂而矫饰的构图以及有时略显不自然的优雅上。人物仿佛是为了追求美感而刻意摆出造型。
早期巴洛克（Early Baroque）： 同时，它也预示了巴洛克风格的到来，尤其是其强烈的戏剧性、对光影的初步探索以及试图创造一种震撼人心的宏大效果。天顶画试图打破空间的限制，让观众感到自己正望向天堂。

艺术价值与意义
整体艺术的杰作： 地图廊的天顶与墙壁地图是一个不可分割的整体艺术项目。它不仅是装饰，更是深化主题、进行宗教和政治宣传的核心组成部分。它传达的信息是：教皇的统治不仅覆盖地理意义上的意大利，更得到天上诸圣的认可和庇护。
工艺的极致： 将绘画与镀金的灰泥浮雕相结合，创造了极其丰富的视觉效果和层次感。金箔的运用使得整个长廊金碧辉煌，当自然光从侧窗射入时，整个空间流光溢彩，宛如天堂本身。
浩大的工程： 在短短五年内完成如此巨大面积（长廊长120米）且细节无比繁复的壁画和浮雕，是一项惊人的工程，展现了当时教皇国无与伦比的财力和艺术组织能力。 来到了地图画廊

这幅壁画位于梵蒂冈博物馆的地图廊（Gallery of Maps），是该展厅 “意大利地理主题壁画” 系列的一部分。
它以艺术化的手法绘制特定区域的地理风貌，细致呈现山脉、地貌、水系等地理元素；同时融入华丽的装饰性元素（如宗教风格的人物、天主教廷相关纹章），色彩丰富且层次细腻，既具备地理记录的科学性，又通过艺术笔触（地貌晕染、装饰雕琢）营造出庄重典雅的氛围。
这些地图壁画创作于 16 - 17 世纪，结合了当时的地理勘测成果，既是地理信息的载体，也借艺术表现彰显了天主教廷对意大利地区的认知与文化影响力，是艺术、地理与宗教历史融合的典范。

为什么这个博物馆要设地图画廊？

梵蒂冈博物馆设立地图画廊（Gallery of Maps）绝非仅仅为了展示地理知识，其背后蕴含着极其丰富的政治、宗教、艺术和科学目的，是16世纪教皇权威和野心的集中体现。

政治宣言：彰显教皇的世俗权力
这是最核心的原因。地图廊建于1580-1585年，由教皇格里高利十三世委托建造。
展示教皇国的领土：长廊两侧的40幅壁画地图，详细描绘了当时意大利全境以及教皇国控制的各个地区。这就像一个巨大的“财产清单”，直观地向所有参观者（尤其是外国使节和贵族）展示教皇所拥有的广阔领土和世俗权力。
巩固统治合法性：在宗教改革运动冲击天主教权威的背景下，教皇需要通过各种方式重申自己的权力。将这个地图画廊设在连接教皇住所（使徒宫）和西斯廷教堂等重要场所的必经之路上，是一种日常的、无声的政治宣传，强调教皇既是精神领袖，也是一位强大的世俗君主。
宗教象征：描绘“神圣的领土”
地图廊的设计充满了宗教寓意，将地理信息与信仰紧密结合。
“上帝视角”的绘制：地图并非采用平视角度，而是从一个略高的视角绘制，仿佛是从罗马（梵蒂冈）向外俯瞰整个意大利。这隐喻了罗马作为天主教世界中心的地位，所有土地都在其精神和视野笼罩之下。

天地呼应：最为精妙的是，每一幅区域地图的上方天顶，都绘有该地区的守护圣徒或圣经场景。这创造了一种“人间地图”与“天堂庇佑”的直接对话，强烈表达了“这片土地受神保佑，由教皇代管”的思想。它不仅仅是一张地图，更是一张“神圣地理学”的图谱。

科学成就：展现文艺复兴的学术进步
16世纪是大航海时代和地理发现的时代，对世界的精确认知代表着最前沿的科学。
惊人的精确性：尽管有艺术夸张的成分，但这些地图在当时是极为精确和先进的。项目由教皇的数学家兼地理学家Ignazio Danti指导，他利用了当时最先进的测绘技术和探险成果。因此，这个画廊也是教皇国科学实力和学术威望的展示窗。
实用功能：这些地图并非纯粹的装饰品。它们详细标注了城市、河流、山脉、海岸线甚至森林，对于教皇治理国家、管理各地教区、了解其领土的地形地貌具有实际的参考价值。
艺术巨作：炫耀财富与艺术品味
空前的规模与奢华：长达120米的整个画廊本身就是一件巨大的艺术品。其镀金的灰泥浮雕和华丽的天顶画（由一批杰出的风格主义画家完成）的奢华程度，令人叹为观止。这毫无保留地展示了教皇国的巨大财富和无与伦比的艺术赞助能力。
整体艺术体验：教皇的目的不仅仅是让人看地图，而是让访客在穿行其中时，被一种宏大的、融合了科学、艺术和宗教的磅礴气势所震撼，从而对教皇的权威产生敬畏之心。

这幅“Italia Antiqua”（古代意大利）主题地图，是整个长廊中最独特、最具有历史纵深感和政治寓意的一幅地图。它不仅仅是地理的呈现，更是一幅充满历史情怀和政治宣言的杰作。

地图概览
名称： Italia Antiqua （古代意大利）
位置： 位于地图廊的末端，与描绘当时（16世纪）意大利的地图遥遥相对。
创作者： 在教皇格里高利十三世的委托下，由地理学家伊尼亚齐奥·丹蒂指导完成。
主题： 描绘的不是16世纪的当代意大利，而是古罗马帝国时期的意大利半岛。

核心特点与内容
历史的回溯：
这幅地图将观者的视线拉回了千年前的古典时代。它 meticulously 标注了古罗马时期的行省边界、重要道路（如著名的亚庇安大道）、城市、部落聚居地以及古代地名。
您会看到 “Latium” （拉齐奥）而不是“Papal States”（教皇国）。
城市会使用其古罗马名称，如 “Mediolanum” （米兰）、“Ravenna” （拉文纳）、“Neapolis”（那不勒斯）等。
与当代地图的对比：
它的对面墙上，通常悬挂着描绘16世纪意大利的现代地图（Italia Nuova）。这种并置陈列极具深意，邀请观众直接对比“古今意大利”，思考其历史的延续与变迁。
强调罗马的中心地位：
尽管描绘的是古代，但地图的核心依然是罗马。它强调了罗马作为古代世界中心和帝国首都的地位，这为教皇作为“罗马”继承者的权威提供了历史依据。

地图廊中的 “Italia Antiqua” 远不止是一张古老的地图。它是一个精心设计的政治符号和历史寓言。
它巧妙地利用人们对古典时代的崇敬之情，将教皇国的统治与古罗马帝国的辉煌直接挂钩，旨在证明：教皇的统治并非仅仅建立在宗教信念之上，更是建立在一种源远流长、博大精深的文明传承之上。它是教皇格里高利十三世用于巩固其世俗与精神权威的、一件无比宏伟而有效的宣传工具。

过了地图画廊，就进了西斯廷教堂，但里面不能拍照，故没有一张照片，出西斯廷教堂， 在您欣赏完西斯廷教堂的震撼之后，出口的门会直接引导您进入这个商店区域。这是离开博物馆的官方指定路线，您几乎无法避免穿过它。

本想看看，选购一二件，但想到外面的邮局购买明信片，故在这里没有停留多久。

出梵蒂冈博物馆，就见梵蒂冈的圣彼得广场（St. Peter's Square），它是天主教重要的宗教活动场所，广场中央矗立着埃及方尖碑，周围环绕着具有巴洛克风格的柱廊，时常会布置座椅以举办各类大型宗教或仪式活动

出梵蒂冈博物馆，就是圣彼得大教堂。

圣格列高利—教皇圣格列高利一世（Pope St. Gregory I），也被称为“格列高利大帝”（St. Gregory the Great）。

格列高利大帝是罗马天主教会的第64任教皇（590-604年在位）。他是西方教会最伟大的教父之一，对拉丁礼仪（格列高利圣咏）、教义和组织结构有深远影响。在梵蒂冈——天主教会的中心，他的形象无处不在，尤其是在圣彼得大教堂。

进入梵蒂冈圣彼得大教堂，它是天主教的核心教堂，以华丽的穹顶、精美的雕塑与装饰，成为世界著名的宗教建筑和艺术殿堂。 圣彼得大教堂的穹顶核心设计出自米开朗基罗（Michelangelo），他于 1546 年开始主导穹顶的设计，奠定了穹顶双曲面的造型与结构理念。不过米开朗基罗去世后，穹顶的建造工作由贾科莫・德拉・波尔塔（Giacomo della Porta）和多梅尼科・丰塔纳（Domenico Fontana）在 1590 年最终完成（基于米开朗基罗的设计方案推进）。

穹顶的设计建造并非一蹴而就，经历了以下关键阶段：
1. 初始构想 - 布拉曼特 (1506-1514)
1506年，教皇尤利乌斯二世任命布拉曼特为总建筑师，开始重建古老的圣彼得大教堂。
布拉曼特的设计方案是希腊十字式（四臂等长），中心由一个巨大的穹顶覆盖，灵感来自古罗马的万神殿和佛罗伦萨圣母百花大教堂的穹顶。
他只完成了中央的四个巨大墩柱（用于支撑穹顶）便去世了。
2. 多次修改 - 拉斐尔等人 (1514-1547)
在布拉曼特之后，拉斐尔、佩鲁齐、小桑加洛等多位建筑师接任，他们多次修改方案，在希腊十字和拉丁十字（主臂更长）之间反复摇摆，工程进展缓慢。
3. 最终定稿与奠基 - 米开朗基罗 (1547-1564)
1547年，已72岁高龄的米开朗基罗在教皇保罗三世的坚持下接任总建筑师。他拒绝了所有报酬，称这是为上帝服务。
他回归并超越了布拉曼特的中心化设计，宣称要让布拉曼特的墩柱“浮起穹顶”。
设计理念：米开朗基罗的目标是创造一个无论在结构还是美学上都无与伦比的穹顶。它不仅是建筑的顶峰，更是“将希腊的和谐与哥特的高度相结合”的尝试。

他制作了一个巨大的木制模型（至今仍保存在博物馆内），以确保他去世后后人能按照他的意图完成建造。

1564年米开朗基罗去世时，穹顶的鼓座（drum）部分已基本建成。
4. 完工 - Giacomo Della Porta 与 Domenico Fontana (1588-1590)
米开朗基罗的继任者德拉·波尔塔和丰塔纳在1588-1590年间最终完成了穹顶的建造。
他们对米开朗基罗的设计做了一处关键修改：将轮廓从最初的半圆形改为更具动感的尖拱形（或称蛋形）。这个修改：
结构上：减少了侧推力，使穹顶更稳定。美学上：让穹顶看起来更加高耸、富有力量感，直指天堂，视觉效果极其震撼。

穹顶的设计特点
双壳结构：穹顶有内外两层壳。外层是承重和塑造外观的主体，内层则构成了教堂内部华丽的天顶。两层之间的空隙设计了隐藏的楼梯和通道，可供维护和登顶。
肋与拱：穹顶由16根巨大的石肋加固，这些肋从底部一直延伸到顶部的采光亭（lantern），将重量有效地传递到下方的墩柱上。
采光亭：穹顶顶端是一个精致的亭子，其作用至关重要：
采光：其侧窗让光线涌入，照亮内壳上的马赛克画。压重：其重量像一个“镇纸”，压住穹顶底部，帮助抵消穹顶向外的侧推力，使其更稳固。
装饰与象征：内部：覆盖着华丽的马赛克画，描绘了天堂、基督、圣母、圣徒、天使等，是“天堂”的象征。外部：用来自罗马近郊的 travertine 石灰华岩石砌成，与教堂主体色调一致，宏伟壮观。
数据与影响：高度：从地面到十字架顶端的高度约为 136.57米。内部直径：41.47米（与万神殿的43.3米相当，但更高）。
影响：圣彼得大教堂的穹顶成为了后来许多重要建筑的蓝本，如伦敦的圣保罗大教堂、美国国会大厦等，是其建筑史上最伟大的成就之一。

圣彼得大教堂的穹顶是集体智慧的结晶，但其灵魂属于米开朗基罗。他将文艺复兴时期的人文主义理想、对古典形式的深刻理解以及雕塑家的空间感融为一体，创造了一个既宏伟庄严又和谐优美的结构。其继任者最终的修改则为其增添了巴洛克式的动感，使其成为连接文艺复兴与巴洛克两个伟大艺术时代的永恒丰碑。

梵蒂冈圣彼得大教堂：米开朗基罗创作的《圣殇》（意大利语：Pietà）是世界上最著名、最震撼人心的雕塑作品之一，也是他唯一一件有签名的作品。

创作年代： 1498-1499年 材质： 卡拉拉大理石 尺寸： 高 1.74米，宽 1.95米
创作这件作品时，米开朗基罗年仅23岁。他已经凭借《酒神巴库斯》等作品在罗马崭露头角。
这件作品是受法国枢机主教让·德·比耶赫雷斯委托的，旨在为他未来的墓地做装饰。合同规定作品要在一年内完成，但米开朗基罗花了不到两年的时间就完成了这件旷世奇作。
唯一的签名： 据说作品揭幕后，有人误以为是其他雕塑家的作品。米开朗基罗听闻后，深夜带着工具在圣母胸前的饰带上刻下了 “MICHAEL ANGELUS BONAROTUS FLORENTINUS FACIEBAT”（佛罗伦萨的米开朗基罗·博那罗蒂所作）。这是他一生中唯一件签名作品，此后他再从未在任何作品上签名。

“圣殇” 源于基督教故事：耶稣被钉死十字架后，圣母玛利亚怀抱其子遗体，满含悲痛与神圣的哀悼。这一题材在中世纪已有创作，但米开朗基罗希望以更具 “人文感” 的方式重塑 — 让圣母既保有神性的庄严，又流露人性的温柔悲痛；耶稣的躯体则以近乎完美的解剖学结构，展现生命的力量与悲剧性。

重要事件：1972年的破坏与修复
袭击： 1972年，一名地质学家冲进教堂，用地质锤猛击雕塑，并大喊“我是耶稣基督！”。这次袭击严重损坏了雕塑，特别是圣母的左臂、鼻子和面纱。
修复： 专家们进行了精心的修复。他们从雕塑背后采集了原始开采时留下的碎石粉，制成粘合剂进行修补。如今，如果不仔细看，几乎看不到修复的痕迹。
保护： 此次事件后，《圣殇》被安置在防弹玻璃保护罩之后，供世人瞻仰。
米开朗基罗的《圣殇》之所以成为不朽名作，在于它：
技术上的完美无瑕，将大理石的特性发挥到极致。
构图上的和谐平衡，创造了永恒的经典形象。
情感上的深刻内敛，将神圣的悲剧升华为崇高的美。
神学上的独特见解，通过艺术表达了永恒的信念。
它不仅是米开朗基罗天才的证明，也是文艺复兴人文主义精神的最高体现之一—将神圣的宗教主题与最完美的人体形态和最深刻的人类情感融为一体。每一位站在它面前的观者，无不被其宁静而巨大的力量所震撼。

克里斯蒂娜女王纪念碑

圣彼得大教堂内。位于教堂右侧（南侧）的皮埃尔·马蒂诺·蒙蒂小堂 中。
作者： 意大利著名雕塑家卡洛·丰塔纳。
完成时间： 1702年。

女王像下一排文字

CHELLINA ANECONSTRUMENTO
OF ORTHODOXAM RELIGIONAL
ADJUGATO REGNO APPARATI DERICHI
FILESVOLETTARE
ACIDEPERECTA ROMA SEDE EXIMILE CYBERN
LANDENAT M AB INNOCENTIO KITUNCHBIN
M AIRPORTANNO SALABRICA

这段铭文讲述的是克里斯蒂娜女王的生平关键点：
放弃王位与信仰： 她离开了她的王国（瑞典），这个王国当时是路德宗（新教）国家（“正统信仰”在这里指当时瑞典的国教）。
皈依天主教： 她改变了她的信仰（“转变了信仰”），从新教改信天主教。
移居罗马： 她后来来到了罗马，并将这座被誉为“自由艺术与学术之卓越中心”的城市作为自己的新家。
获得教廷认可： 她受到了（教皇）英诺森十世的赞誉和欢迎。

这座纪念碑之所以引人注目，完全是因为其纪念的人物本身就是一个传奇。瑞典的克里斯蒂娜 是瑞典国王古斯塔夫二世·阿道夫的独女。
女王退位： 她于1644年加冕为瑞典女王，却在统治十年后（1654年）做出了一个震惊欧洲的决定：主动放弃王位。其原因复杂，包括不愿结婚、对天主教心生向往（当时瑞典是路德宗国家），以及对哲学与艺术生活的热爱远超对政治权力的兴趣。
皈依天主教： 退位后，她离开瑞典，长途跋涉来到罗马，并公开皈依天主教。这在当时是轰动全欧的事件，被教皇视为天主教对新教的一次重大胜利，因此她在罗马受到了英雄般的欢迎。
“罗马的明灯”： 她在罗马定居下来，成为当时最重要的艺术与学术赞助人之一。她的宫殿（今天的科西尼宫）成为了哲学家、科学家、音乐家和画家聚集的沙龙，她本人也成为罗马文化圈的核心人物，被誉为“北方智慧女神”和“罗马的明灯”。

教堂主体长 211 米，中殿高 46 米，由布拉曼特最初设计为希腊十字集中式，后因宗教仪式需求改为拉丁十字式。四组巨型石柱支撑起整个空间，柱内暗藏壁龛，顶部雕刻着四位福音使者的象征 —— 马太的牛、马可的狮、路加的天使、约翰的鹰。

教堂地下墓室安葬着 90 余位教皇，包括尤利乌斯二世（资助米开朗基罗的 “战争教皇”）和本笃十六世。最富戏剧性的是福尔摩苏斯教皇的陵墓 —— 他被继任者掘尸审判，三根手指被砍下抛入台伯河，最终遗骸仍被迎回大教堂。

英诺森十三世（Innocentius XIII）纪念碑

大教堂左侧（北侧）耳堂的尽头，靠近“圣器室入口”的门。它位于一个相对安静的角落，与教堂中心那些更宏伟的纪念碑相比，需要特意去寻找。
作者：意大利雕塑家

完成时间： 1730年（由继任的教皇本笃十三世下令建造）
教皇英诺森十三世（1721-1724年在位）简介
这座纪念碑的艺术价值可能高于其纪念的人物本身。英诺森十三世的教皇任期非常短暂，仅持续了三年。

纪念碑底部两侧各有一尊女性雕塑，这是巴洛克和古典艺术中常用的拟人化象征手法：

怀抱哺乳婴儿的女性：慈善（Caritas / Charity）
象征意义：这是“慈善”或“仁爱”最传统、最有力的象征。哺乳的行为直接体现了无私的给予、滋养、怜悯和博爱。它超越了简单的施舍，代表着一种最根本、最温暖的关怀。
为何出现在教皇纪念碑上：教皇作为教会的领袖，其核心职责之一就是践行和倡导基督教的“爱”与“慈善”精神。这尊雕塑歌颂了教皇英诺森十三世所代表的这种美德，以及他对信徒如母亲般滋养关怀的寓意。

一手拿剑一手拿天平的女性：正义（Iustitia / Justice）
象征意义：这是“正义”女神的经典形象，源自希腊神话中的忒弥斯或罗马神话中的朱斯提提亚。
天平：象征公平、衡量与证据。她要用天平不偏不倚地衡量双方的事实与论据。
剑：象征裁决的权力与力量。一旦做出判决，就需要用剑来坚决地执行。
为何出现在教皇纪念碑上：教皇不仅是宗教领袖，在历史上也扮演着最高法官的角色（管理教会法庭、裁决神学争端等）。这尊雕塑强调了教皇作为公正的审判者和秩序维护者的权威。

教皇英诺森十三世（1721-1724年在位）简介
这座纪念碑的艺术价值可能高于其纪念的人物本身。英诺森十三世的教皇任期非常短暂，仅持续了三年。
任期短暂： 他的统治从1721年到1724年，没有发生改变欧洲格局的重大历史事件。
主要政策： 他总体上延续了其前任的政策。他因其虔诚和温和的性情而被人们铭记，但健康状况不佳严重影响了他的统治能力。
与耶稣会的关系： 他最初对耶稣会士有些冷淡，但后来缓和了态度。
历史地位： 在历史上，他通常被视为一位善良但并非强势或具有变革性的教皇。他的纪念碑更多是遵循了为逝世教皇树立纪念的传统，而非表彰其非凡的功绩。

圣杰罗姆（Saint Jerome）

圣杰罗姆是早期基督教重要神学家，雕像常呈现他手持书卷（关联其对圣经的翻译等工作）、身旁有狮子（源自相关宗教传说）的形象。

这两个元素是圣杰罗姆在艺术作品中独一无二的身份标识：
狮子（The Lion）：
这是关于圣杰罗姆最著名的传说。故事讲述他为一只受伤的狮子拔出了爪子上的刺，这只狮子从此成为他忠诚的伙伴，守护着他。
在艺术表现中，只要出现狮子与一位圣徒老人在一起，几乎就可以断定是圣杰罗姆。这是辨认他最关键、最直接的符号。
书（The Book）：
圣杰罗姆是历史上最伟大的圣经学者之一。他最为人所知的功绩是将《圣经》从希伯来文和希腊文原文翻译成了拉丁文，这个版本被称为 《武加大译本》（Vulgate） ，成为天主教会的官方圣经版本长达千年。
因此，“书”象征着他的学识、写作和翻译工作，代表他作为“教会圣师”的身份。

圣奥古斯丁（St. Augustine）

位于圣彼得大教堂左侧（北侧）耳堂的区域，矗立在支撑大穹顶的东北部巨大支柱上。他不仅仅是一位圣人，更是一位深刻影响了整个西方文明的思想家、神学家和哲学家。

姓名： 希波的奥古斯丁
身份： 北非希波地区主教、哲学家、神学家
尊称： “恩典博士” 、天主教会“四大圣师” 之一（与圣安波罗修、圣杰罗姆、圣大格列高利并列）
生平年代： 公元354年 - 430年

他的一生是一个极其动人的“浪子回头”的故事，也是一次理性寻求真理的伟大征程。
天才与放荡的青年时代：奥古斯丁出生于北非（今阿尔及利亚），天赋异禀，聪慧过人。他前往迦太基学习修辞学，但在此期间生活放荡，情欲泛滥。他有一个著名的祈祷：“主啊，赐予我贞洁，但不是现在。” 这完美体现了他内心的挣扎。
漫长的真理探索：他无法在基督教信仰中找到满足，转而投入了当时流行的摩尼教（主张善恶二元论）长达九年，但最终发现其教义肤浅。此后他又迷上了新柏拉图主义哲学，该哲学关于“至高真善”的理念为他后来接受基督教铺平了道路。
著名的“米兰花园的顿悟”：这是他人生的转折点。在米兰，他因内心的挣扎而痛苦不堪。据他的自传《忏悔录》记载，他听到一个孩子的声音反复说：“拿起来读！拿起来读！” 他随手翻开身边的《圣经》，目光正好落在《罗马书》的一段话上：“不可荒宴醉酒，不可好色邪荡...总要披戴主耶稣基督，不要为肉体安排，去放纵私欲。”
这一刻，他感到前所未有的平静和光明，所有的疑虑烟消云散。他于387年接受了洗礼。
成为主教与捍卫信仰：皈依后，他回到非洲，过着清修生活。后来被迫接受了希波主教一职。他成为了一位不知疲倦的牧者、讲道者和作家，用他的哲学才华来捍卫基督教教义，对抗各种异端。

他的著作等身，其中两部巨著堪称西方思想的基石：
《忏悔录》：这是西方文学史上第一部自传。它不仅仅是列举罪过，更是对自我内心世界的深刻剖析、与上帝的对话，以及对上帝恩典的赞颂。书中那句 “我们的心 restless，直到它安息于你内” ，正是您看到的雕像手捧燃烧之心的直接来源。
《上帝之城》：公元410年，罗马被哥特人攻陷，异教徒将灾难归咎于基督徒抛弃了旧神。奥古斯丁写下此书作为回应。他区分了“世俗之城”（建于对自我的爱）和“上帝之城”（建于对上帝的爱）。这部巨著奠定了基督教的历史观和政治哲学，影响持续千年。

格列高利十三世（教宗额我略十三世，Pope Gregory XIII） 纪念碑，位于圣彼得大教堂的右侧廊（南侧廊），比较靠近教堂入口的地方。它与另一位推行改革的教皇格列高利十四世的纪念碑相对而立。
作者：意大利雕塑家卡米洛·鲁斯康尼（Camillo Rusconi） 于1723年完成。鲁斯康尼是18世纪初罗马最重要的雕塑家之一，他的作品标志着从巴洛克戏剧性向更古典、庄重风格的过渡。

格列高利十三世（Pope Gregory XIII，1502 年 1 月 7 日 —1585 年 4 月 10 日）是 16 世纪天主教的重要教皇，任期为 1572 年至 1585 年。

历法改革（格里历的诞生）
这是他最广为人知的成就。当时通用的儒略历因计算误差，与实际太阳年（地球绕太阳一周的时间）逐渐脱节。格列高利十三世支持天文学家（如克里斯托弗・克拉维乌斯）和数学家的研究，于1582 年颁布格里历（即 “公历” 的前身）。新历法删除了儒略历积累的 10 天误差，并调整闰年规则，使历法与太阳年的契合度大幅提升。格里历后来被世界多数国家采用，成为如今全球通用的公历基础。

纪念碑：

两侧女性形象的寓意
左侧女性：通常象征 **“宗教（Religion）” 或 “信仰（Faith）”**。格列高利十三世积极推动 “反宗教改革”，强化天主教教义的统一与精神引领，这一形象呼应他在宗教领域的核心角色 —— 捍卫信仰、引导信徒。
右侧女性：常代表 **“智慧（Wisdom）” 或 “科学（Science）”。格列高利十三世最著名的成就是推行格里历（公历前身）**，而历法改革依赖天文学、数学等科学知识。这一形象体现 “理性与知识为宗教实践服务”（如精准历法保障宗教节日、纪年的准确性），也彰显教廷对 “知识助力信仰” 的推崇。
简言之，两侧女性通过 “信仰 + 智慧” 的寓意，歌颂格列高利十三世在宗教精神与科学实践结合上的贡献。

格列高利十三世纪念碑底部的形象，解读为象征邪恶、异教或谬误的怪兽。 在天主教艺术传统里，教皇等与神圣权威相关的雕塑中，以权威形象 “镇压” 这类怪兽，寓意 “战胜邪恶、捍卫天主教信仰与教义”，体现格列高利十三世（及教廷）对 “异端”“谬误” 的征服，以及维护宗教权威与真理的象征意义。

教皇克莱孟十三世（Pope Clement XIII，1693年3月7日－1769年2月2日）纪念碑。姓名：卡洛·德拉·托雷·雷佐尼科（Carlo della Torre Rezzonico）出身：出生于威尼斯一个极其富有且显赫的贵族家庭——雷佐尼科家族（Rezzonico）。
在位时间：1758年7月6日 － 1769年2月2日

克莱孟十三世的整个11年任期，几乎完全被一场针对耶稣会（Jesuits） 的生存危机所占据。这场危机也被称为“耶稣会解散危机”。
冲突的根源：
耶稣会的角色：耶稣会是反宗教改革中最强大的修会，以其严格的纪律、卓越的教育水平、对教皇的绝对忠诚以及在海外（如中国、拉丁美洲）的巨大传教影响力而闻名。
敌人的联盟：耶稣会也因此树敌众多：
启蒙哲学家：视耶稣会为“迷信”、愚昧和教皇至上主义的堡垒，是理性进步的阻碍。
欧洲的绝对君主们（特别是波旁王朝）：憎恨耶稣会因其直接向罗马效忠，挑战了君主的绝对权威，并在其海外殖民地拥有巨大影响力。他们想要完全控制本国的教会（“政教合一”）。
危机的爆发：
葡萄牙、法国、西班牙等天主教大国先后在国内驱逐耶稣会士，没收其财产，并对其发起各种指控（从经济阴谋到道德败坏）。这些强大的世俗君主随后向教皇克莱孟十三世施加巨大的政治和外交压力，要求他以教皇的权威下令全球解散整个耶稣会。

克莱孟十三世的立场与挣扎：
坚定捍卫者：尽管压力巨大，克莱孟十三世始终坚定不移地支持和捍卫耶稣会。他相信耶稣会是清白且对教会至关重要的。
发布诏书：他于1761年发布诏书《Apostolicum pascendi》，谴责那些驱逐耶稣会的君主，并再次肯定耶稣会在教会的地位。
无助与挫败：然而，作为精神领袖，他无法在政治和军事上对抗强大的世俗君主。他目睹着自己无力阻止心爱的修会在全欧洲被摧毁，这种深深的无力感和悲怆成为了他任期的基调。

去世与遗产
悲怆的结局：克莱孟十三世在巨大的精神和政治压力下于1769年突然去世（有传言称他可能因压力过大而猝死或甚至被毒死，但无证据）。至死，他都未同意解散耶稣会。
不可避免的结局：他的继任者克莱孟十四世最终未能顶住压力，在1773年发布了敕令《Dominus ac Redemptor》，正式解散了耶稣会（该修会直到1814年才被恢复）。

回看纪念碑
现在再回头看卡诺瓦为他创作的纪念碑，其深刻寓意便一目了然：
站立的教皇：象征他的坚定与权威，他至死都在为信仰辩护。
悲恸的“宗教”拟人像：象征着教会在世俗力量压迫下的痛苦与无助，正在向她的保护者哭诉。（左女）
哀伤的“希望”与“死亡之灵”：象征着他的逝世以及其事业未竟的悲剧性结局。（右女）
这座纪念碑不仅仅是一个人的纪念像，更是一个时代的墓志铭，记录了一场教会为生存而进行的、最终失败的斗争。

格列高利十六 ： 位于圣彼得大教堂的左侧廊（北侧廊）。
作者： 路易吉·阿米奇（Luigi Amici），一位19世纪的意大利雕塑家。完成时间： 1848-1853年。艺术风格： 新古典主义，风格庄重、严谨，但相比卡诺瓦等人的作品，其戏剧性和情感表达更为内敛。

格列高利十六世端坐在宝座上，身穿华丽的教皇礼袍，头戴三重冠（三重冕）。他右手做出祝福的姿态，左手则可能持有一些象征其功绩的文件（如通谕）。他的表情庄重而严肃，透露着其统治时期坚定不移的保守气质。
两个主要的拟人化雕塑：这是解读其统治重点的关键。纪念碑底部两侧各有一尊女性雕塑，代表其推崇的美德或成就。

姓名：巴尔多禄茂·阿尔贝托·卡佩拉里（Bartolomeo Alberto Cappellari）
出身：出生于意大利贝卢诺。在当选教皇前，他是卡玛尔多利修会（Camaldolese）的修道士，道名“毛罗”（Mauro）。
特殊身份：他是至今最后一位非主教身份当选的教皇，因此也被称为“最后的修道士教皇”。
在位时间：1831年2月2日 － 1846年6月1日

格列高利十六世的教皇任期正值欧洲民族主义、自由主义和启蒙思想蓬勃发展的时期。然而，他的所有政策几乎都与这股历史潮流背道而驰，使其成为19世纪最保守的教皇之一。

格列高利十六世是一位非常复杂且充满矛盾的历史人物。
顽固的保守派：在历史浪潮面前，他是一位顽固的守旧者。他的内政政策被证明是失败的，并加剧了教皇国与现代世界的隔阂。他去世后仅十几年，教皇国的大部分领土就在意大利统一运动（Risorgimento）中丧失。
虔诚的信仰捍卫者：从他的视角看，他的一切行为都是为了捍卫天主教信仰的纯洁性和教皇的权威，免受他认为会摧毁信仰的现代思想的侵蚀。

克莱孟十一世（教宗克雷芒十一世，Pope Clement XI） 纪念碑，位置： 位于圣彼得大教堂的左侧廊（北侧廊）。作者： 卡洛·马尔塔塔里（Carlo Maratta） 负责设计，而雕塑部分则由皮埃尔·勒格罗斯（Pierre Le Gros the Younger） 等艺术家完成。完成时间： 约1725年。艺术风格： 巴洛克风格，庄重且富有戏剧性，强调动感和情感表达。

克莱孟十一世的统治正值欧洲政治格局剧烈变化的时期，他的任期充满了外交挑战，但他在文化和学术上留下了重要遗产。
政治与外交上的挑战
西班牙王位继承战争（1701-1714年）：他的整个任期几乎被这场大战所占据。作为教皇，他试图保持中立并调解各方，但最终不得不承认波旁王朝的菲利普五世为西班牙国王，这导致教皇国与西班牙关系紧张。
与中国的“礼仪之争”：他于1715年发布通谕《Ex illa die》，禁止中国天主教徒参与祭孔祭祖等传统礼仪。这一决定最终激怒了康熙皇帝，导致清廷禁止天主教在华传播，对天主教在中国的传教事业造成了沉重打击。
文化与学术上的贡献
尽管在政治上面临诸多困难，克莱孟十一世在学术和文化上却是一位伟大的赞助人。
学术支持：他支持历史研究和考古学，委托学者进行学术研究，并保护古代文献。
艺术与建筑：他资助了罗马的许多巴洛克艺术和建筑项目，包括圣约翰拉特朗大殿的立面和特雷维喷泉的初步设计。
公共工程：他改善了罗马的供水系统、道路和公共设施，展现了他的“慷慨”与“仁慈”。

利奥十一世（教宗利奥十一世，Pope Leo XI） 纪念碑。位于圣彼得大教堂的北侧耳堂（左侧廊尽头）。作者： 阿莱桑德罗·阿尔加迪（Alessandro Algardi），他是17世纪与贝尔尼尼齐名的雕塑大师，风格更偏向古典主义的庄重与清晰。完成时间： 1644-1652年。艺术风格： 巴洛克风格，但其戏剧性更内敛，强调优雅和叙事性，而非贝尔尼尼式的强烈激情。

这座纪念碑之所以引人注目，很大程度上是因为其纪念对象的特殊性。
“闪电教皇”（The Lightning Pope）：他的教皇任期是历史上最短之一，仅持续了27天。他于1605年4月1日当选，因年事已高且劳累过度，于同月27日因肺炎去世。
显赫的背景：他原名亚历山德罗·奥塔维亚诺·德·美第奇（Alessandro Ottaviano de' Medici），出自佛罗伦萨著名的美第奇家族。这层关系为他赢得了强大的政治支持和艺术赞助。
卓越的外交官：在当选教皇前，他是一位成功且受人尊敬的外交官。他曾作为教宗使者（ legate ）被派往法国，出色地完成了任务，赢得了“英勇”（Fortitude）的声誉。这正是纪念碑上“坚毅”拟人像所代表的品质。
未竟的任期：由于在位时间极短，他未能推行任何重大的政策或改革。他给人留下的主要印象是：一位出身高贵、品德良好、本可能成为一位伟大教皇，但却被命运捉弄的老人。

梵蒂冈圣彼得大教堂的中殿（核心礼仪区域），中心是贝尔尼尼设计的青铜华盖（Baldacchino）。

华盖以镀金青铜打造，总高约 29 米，体量宏大，在圣彼得大教堂中殿形成强烈的视觉中心，凸显宗教空间的庄严与神圣感。
结构与造型
螺旋立柱：四根主立柱为螺旋纹造型，模仿传说中所罗门圣殿的柱子样式，表面雕刻着葡萄藤、常春藤等植物纹样，还点缀小天使、贝壳等装饰，充满动感与自然活力，打破了古典柱式的规整感，是巴洛克 “动感美学” 的典型体现。
顶部与华盖：立柱支撑着复杂的檐部与华盖结构，华盖边缘做 “织物褶皱” 般的立体处理，仿佛垂落的帘幔，既具雕塑的写实性，又营造出轻盈灵动的视觉效果。
象征意义
螺旋造型象征 “向上的宗教热忱”，呼应信徒对神圣境界的追求；
整体围绕教皇祭坛（华盖下方，据传是圣彼得的安葬地）展开，起到 “标识神圣核心空间” 的作用，强化对圣彼得（天主教核心圣徒）的尊崇。

工艺与氛围

镀金工艺让青铜在光线照射下金光璀璨，与教堂内大理石、马赛克等材质相互映衬，既展现奢华工艺，又营造出庄严、华丽的宗教仪式氛围，完美融合了艺术表现与宗教象征。

大教堂中庭，金色光芒装饰的是：圣彼得宝座。

圣彼得宝座（Chair of Saint Peter）是梵蒂冈圣彼得大教堂内的核心宗教与艺术象征物，由巴洛克大师贝尔尼尼于 1656—1666 年设计打造，是天主教 “教皇权威传承” 的关键符号。
历史与传说背景
相传宝座的核心是圣彼得（耶稣十二门徒之首，天主教视其为首位教皇）曾使用的木椅，被视为 “使徒权威的圣物”。中世纪起，它就是教皇权力与 “圣彼得传承” 的象征，后世通过艺术创作将其升级为宏伟的祭坛式装置。
艺术设计特点
整体造型：宝座被包裹在华丽的镀金青铜龛罩中，龛顶呈 “光芒四射” 的荣耀状（类似太阳光芒，象征神圣启示），周围环绕着天使、教会圣师的雕像，动态夸张、装饰华丽，充满巴洛克艺术的动感与张力。
材质与工艺：以镀金青铜为主，结合大理石等材质，通过精细的雕刻、镀金工艺，营造出 “神圣威严且华丽璀璨” 的视觉效果，与教堂内部的宏伟空间相得益彰。
象征意义
它不仅是对 “圣彼得使徒身份” 的尊崇，更象征教皇的权威直接传承自圣彼得，是天主教 “圣统制”（教会等级与权威的使徒传承）的核心视觉表达，体现了教会对 “使徒传统” 的延续与信仰的神圣性。
作为巴洛克艺术与宗教象征的结合体，圣彼得宝座是圣彼得大教堂最具标志性的艺术品之一，也是天主教精神权威的视觉浓缩。

迈入圣彼得大教堂中殿，瞬间被宏大与精美交织的气场包裹。巨柱如苍穹的支柱，撑起布满浮雕的穹顶，阳光透过高窗倾泻而下，在大理石地面投下鎏金般的光斑，缓缓游移。 贝尔尼尼设计的青铜华盖尤为夺目，螺旋立柱镀着沉金，似有生命般向上蜷曲，顶端饰纹如垂落的圣帷，精致又庄严。我沿拼花大理石地面慢行，脚下纹路如星图般繁复，每一步都像踏在艺术与信仰的交界。 择一处静角坐下，周遭游客的低语被宏大空间温柔消解。仰头望穹顶，圣经故事的浮雕在光影里若隐若现，仿佛圣徒低语从石缝渗出。此刻，时间似被凝固，艺术的震撼与信仰的沉静，在中殿里与我温柔相拥。 踏入圣彼得大教堂，我瞬间被震撼。宏伟穹顶如苍穹倒扣，光线从高窗倾泻而下，为大理石柱镀上柔金。四周纪念碑各具神韵，贝尔尼尼的青铜华盖线条灵动，教宗纪念碑的雕刻藏着不同时期教会故事。雕塑褶皱凝着岁月虔诚，每一处都让我触摸到文艺复兴与巴洛克艺术的交融，也读懂更多天主教历史片段，震撼之余，知识也悄然丰盈。 没想到，梵蒂冈的卫队：梵蒂冈的瑞士卫队（Pontifical Swiss Guard）梵蒂冈瑞士卫队的历史可追溯至中世纪：瑞士佣兵因勇武忠诚闻名欧洲，1506 年，教皇尤里乌斯二世正式组建瑞士卫队，作为教皇专属护卫。1527 年“罗马之劫”中，卫队为掩护教皇撤退，超百名卫士牺牲，以鲜血铸就 “忠诚护教” 的传奇，令其威名远扬。历经数世纪，卫队编制与装备虽有演变，却始终保留着色彩鲜明的传统制服，既承担守护教皇、梵蒂冈安全的职责，也作为历史活化石，成为梵蒂冈文化与信仰传承的标志性符号，至今仍是全球最具辨识度的护卫力量之一。 圣彼得广场位于梵蒂冈，是天主教的核心场所之一，由巴洛克艺术大师贝尔尼尼设计。广场呈椭圆形，环绕着宏伟的柱廊，柱廊由 284 根圆柱与 88 根方柱构成，上方还排列着 140 尊圣人雕像，气势恢宏。广场中央立着一座古埃及方尖碑，历史可追溯至公元前 13 世纪。这里常举行大型宗教活动，也是游客领略巴洛克建筑艺术、感受浓厚宗教氛围的著名景点。 圣彼得广场上的方尖碑是整个广场的绝对核心和灵魂.

来源：古埃及 年代：约公元前1世纪（托勒密王朝时期）

材质：一整块红色花岗岩 高度：25.5米（不含基座），加上基座和顶端的十字架总高超过40米。别名：有时被称为“见证者”，因为它相传曾目睹圣彼得殉道。

方尖碑原来是埃及的：
埃及 -> 罗马（公元37年）：
它原本由埃及人雕刻，立于埃及的赫利奥波（Heliopolis）。罗马皇帝卡利古拉为了装饰他新建的竞技场（Circus of Nero），下令将它运到罗马。运输过程本身就是一个工程奇迹——它被放在一艘巨大的货船上漂洋过河。此后，它一直矗立在那个竞技场中。
沉默的见证者（关键象征）：
那个竞技场也是早期基督徒被迫害和处决的地方。根据古老的传说，使徒圣彼得就在这个竞技场附近被倒钉十字架殉道。
因此，这座方尖碑被视为圣彼得殉道的“沉默见证者”，这为其赋予了非凡的宗教意义，而不仅仅是一个战利品。
搬迁至广场中央（1586年）：
在长达一千多年的时间里，方尖碑一直立在旧竞技场的原址，后来那里逐渐被其他建筑覆盖。
1586年，教皇西克斯图斯五世作为其宏伟的城市复兴计划的一部分，决定将方尖碑移至圣彼得大教堂前的广场中心，使其成为基督教胜利的明确象征。
这项任务交给了天才工程师多梅尼科·丰塔纳。移动和竖立这块重达300多吨的巨石的工程极其危险和复杂。动用了900名工人、140匹马和数十台绞盘。据传说，在整个过程中，所有工人都被要求保持绝对沉默，违者处死，以确保指令能被清晰听到。最终，方尖碑被成功竖起，工程完成后，人们欢呼雀跃，教堂的所有钟声一齐敲响。

方尖碑的碑身主体尺寸 ：高度：25.5 米（约 83.7 英尺），由一整块红色花岗岩雕刻而成。重量：约 330 吨，是罗马现存最重的古埃及方尖碑之一。截面形状：底部为正方形，边长约 3.5 米，顶端逐渐收窄至约 1.5 米。整体总高度（含基座与十字架）41 米（约 134.5 英尺），包括基座和顶端十字架。
基座：由大理石和青铜狮子组成，高约 3.7 米，宽 8.25 米（27 英尺），四面刻有纪念迁移的铭文。十字架：高约 5.75 米，由青铜铸造，取代了原有的古埃及太阳神象征金球。 在圣彼得广场，拍摄了圣彼得大教堂，屋顶上面有十三位雕像：耶稣基督 (Our Lord Jesus Christ)，在中心，手持十字架。其余是十二门徒：2，耶稣的右边，圣达太 (St. Thaddeus / St. Jude)手持一根棍棒或长矛（象征其殉道方式）；3，圣玛窦 (St. Matthew)作为前税吏，常携带钱袋或钱箱；作为福音书作者，常持书卷或笔,；4，圣斐理伯 (St. Philip)常手持一个十字架（相传他在小亚细亚传教时被钉十字架殉道）；5，圣多默 (St. Thomas)常手持一支长矛或标枪（象征其被刺死的殉道方式）他因怀疑耶稣复活而闻名；6，圣雅各伯（长者） (St. James the Elder)朝圣者的装束，手持朝圣者的手杖和葫芦。他是唯一一位在《新约》中记载被希律王斩首的宗徒；7，圣若望 (St. John the Evangelist)通常非常年轻，没有胡须。手持一个杯子，杯口有一条蛇（相传敌人给他毒酒，他喝了却未受害）；耶稣的左边：8. 圣伯多禄 (St. Peter)手持两把钥匙——天国的钥匙，这是他的标志性特征。他是第一任教宗；9. 圣保禄 (St. Paul)手持一柄剑——象征他为信仰被斩首，也象征他作为“圣言利剑”的传教热情。他虽非耶稣最初的十二门徒，但地位与之等同；10. 圣西满 (St. Simon the Zealot)常手持一把锯子（相传他在波斯被锯死殉道）；11. 圣巴尔多禄茂 (St. Bartholomew)手持一把剥皮刀——因为他相传是在亚美尼亚被活活剥皮殉道的。米开朗基罗的《最后的审判》中就有他手持人皮的形象；12. 圣雅各伯（次者） (St. James the Lesser) 圣彼得广场的柱廊由巴洛克艺术大师贝尔尼尼设计，呈半圆形环绕广场，宛如圣彼得大教堂的 “双臂”。它由 284 根圆柱与 88 根方柱组成，分四排排列，形成富有层次感的柱式结构。柱廊顶部装饰有 140 尊工艺精湛、姿态各异的圣人雕像，既具艺术美感，又增添了神圣氛围。功能上，柱廊可在宗教仪式时为大量人群提供遮蔽；象征意义上，它代表着教会的包容性，以开放姿态接纳全球信徒，强化了广场作为天主教核心圣地的庄严与凝聚力。 圣彼得广场的柱廊对天主教具有重要意义，主要体现在以下几方面： 1. 象征 “包容与接纳” 的宗教精神 柱廊由巴洛克大师贝尔尼尼设计，呈半圆形环绕广场，宛如教会的 “双臂”，寓意天主教以开放、包容的姿态，拥抱全球信徒与寻求信仰的人，象征着教会对众生的接纳与精神关怀，传递出 “汇聚信仰、凝聚信徒” 的核心意涵。 2. 支撑核心宗教活动的功能性 柱廊规模宏大（由 284 根圆柱、88 根方柱构成），为大型宗教仪式（如教宗主持的弥撒、宗教庆典、朝圣活动等）提供了充足空间。它能容纳海量信徒，保障宗教活动有序开展，是圣彼得广场作为天主教核心圣地开展集体信仰实践的关键载体。 3. 艺术与信仰的融合，强化神圣感 柱廊不仅是建筑结构，更是宗教艺术的杰作：顶部排列着 140 尊精美圣人雕像，柱式、比例的设计充满巴洛克艺术的宏伟与震撼力。通过视觉上的庄严感与艺术感染力，柱廊将 “神圣性” 具象化，帮助信徒与参观者在空间中感受到信仰的崇高，成为 “世俗与神圣衔接” 的精神媒介，深化了天主教的文化传承与精神表达。

柱廊从象征、功能、艺术维度，共同巩固了圣彼得广场作为天主教信仰核心地的地位。

圣彼得广场上，游客或驻足赏景，或悠然漫步。这片广场是巴洛克艺术大师贝尔尼尼的杰作，环绕的柱廊似教会的包容之臂。远处的圣彼得大教堂，凝聚了米开朗基罗等艺术巨匠的智慧，穹顶与立面尽显宗教庄严。广场中央的方尖碑，源自古埃及法老时代，后经罗马帝国迁移至此，见证着不同文明的历史交融，傍晚云霞为这承载厚重宗教与人文底蕴的场景，晕染出柔和氛围。 晚霞为圣彼得广场镀上温柔金辉，天空晕染着粉紫与橙红的交融。圣彼得大教堂的穹顶在霞光中更显庄严，环绕广场的柱廊如舒展的臂弯，石柱被暖光描出柔和轮廓，顶端雕像似在暮色里低语。方尖碑挺拔矗立，与建筑、云霞相映成画。广场上，游人的身影被拉长，喧嚣渐息，只剩宗教圣地与晚霞共织的静谧神圣，仿佛时间都在此刻慢了下来。 站在圣彼得广场，即将告别梵蒂冈。刚从梵蒂冈博物馆的艺术珍品中穿梭，西斯廷教堂米开朗基罗《创世纪》的穹顶仍在脑海里震撼翻涌，圣彼得大教堂的宏伟更是让信仰与艺术的交融直抵心底。广场上，古方尖碑挺拔如历史的标尺，柱廊似圣徒的臂弯环拥众生，阳光里游人的低语都成了不舍的注脚。那些跨越千年的壁画、雕塑与建筑，把时光凝在这片土地，我带着满心震撼与眷恋暂别，只愿这份文明与信仰交织的感动，能在记忆里长久闪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