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 class="ql-block">△ 作者的父亲（左）</p><p class="ql-block"><br></p> <p class="ql-block"> 追寻父亲的抗战足迹</p><p class="ql-block">文/刘志强 </p><p class="ql-block"><br></p><p class="ql-block">在整理旧物时，一本尘封的相册滑落手中。扉页间，一张泛黄老照片悄然飘落——两个身着工装的年轻人并肩而坐。相片背面苍劲的钢笔字写着：“此片与赵兄摄于鄂省恩施！为纪念我国抗战八年终幸胜利！民34-9-15日。</p><p class="ql-block"><br></p><p class="ql-block">”指尖摩挲着微微卷起的相纸边缘，我的目光久久停留在父亲年轻的面庞上。他的生命里究竟藏着怎样波澜壮阔的岁月？带着这份好奇，我翻开父亲遗留的手稿，泛黄的纸页间，一段尘封的历史缓缓展开。</p><p class="ql-block"><br></p><p class="ql-block">父亲原名刘栋楠，在烽火连天的岁月里，他曾以“刘奋中”“刘定国”的化名投身抗日洪流。命运对年幼的父亲格外严苛，他自幼父母双亡，7岁起便在姑母与姨母的屋檐下生活。8岁那年，他在私塾做零工赚取微薄报酬，10 岁便独自踏上谋生之路。这些苦难的经历，为他日后坚韧不拔的性格奠定了基础。</p> <p class="ql-block">△ 照片有父亲背书：摄于民国 34 年 9 月 15 日</p><p class="ql-block"><br></p> <p class="ql-block">1937年，“七七事变”的枪声打破了北平的宁静，也震碎了广州的安宁。彼时17岁的父亲，正在广州市电力公司担任催收员。日军的炮火很快笼罩这座城市，随着广州沦陷，父亲失去了赖以为生的工作，就此踏上了长达八年的颠沛流离之路。</p><p class="ql-block"><br></p><p class="ql-block">1939年1月，19岁的父亲辗转逃至香港，在德明小学当了三个月校工。一封旧友的来信，成为他人生的转折点——曾同在地主家做工的丫鬟寄来路费，邀他前往云南省个旧市合伙做生意。然而抵达云南后，生意却成泡影，父亲陷入了长达半年多的失业困境。直到1940年1月，得知二哥（我的四伯）在昆明的消息，命运的齿轮才再次转动。</p><p class="ql-block"><br></p><p class="ql-block">在四伯的帮助下，父亲进入中央飞机制造厂昆明办事处，成为一名汽车修理学徒。后又转至滇缅边境的瑞丽雷允中央飞机厂装配车间。那里地处偏僻，与缅甸仅一河之隔，瘴气弥漫，父亲不幸染上疟疾。但他咬牙坚持，与工友们齐心协力，在抗战期间组装完成100余架各式军用飞机。可惜好景不长，1940年10月26日，日军27架九七式重型轰炸机呼啸而至，110枚炸弹倾泻而下，造成百余人死亡，工厂被迫停产。</p> <p class="ql-block">父亲再次回到昆明学习汽车修理。当滇缅运输线急需大量技工的消息传来，满怀报国热忱的他毅然决定前往缅甸腊戍，以一技之长投身抗日救国事业。临行前，他将名字改为“刘奋中”，寓意“全国人民在抗日救国奋斗中”。</p><p class="ql-block"><br></p><p class="ql-block">1941年11月，21岁的父亲抵达腊戍，经师傅介绍加入中国银行运输车队担任技工。五个月后，他又转入新成立的滇缅铁路运输队，一人身兼文书、司机、技工数职。尽管工作繁重，但他始终充满干劲。直到1943年2月，因缅甸沦陷，父亲不得不随队撤回昆明，这段在异国他乡的奋斗岁月暂告一段落。</p><p class="ql-block"><br></p><p class="ql-block">翻看父亲的手记，我才知道，原来他也曾与滇缅运输线上赫赫有名的“南洋机工”并肩作战！</p><p class="ql-block"><br></p><p class="ql-block">几个月后，父亲回到广东韶关，经大伯介绍在广东省广播电台担任办事员，却无故遭裁员。那段日子里，他白天四处奔波，晚上坚持到广州大学附属会计训练班学习。靠着四伯的接济，父亲咬牙完成了学业。</p> <p class="ql-block">△ 父亲在飞机旁</p><p class="ql-block"><br></p> <p class="ql-block">一年后，父亲辗转来到重庆，在资源委员会汽车修理厂做技工。然而在这里，他目睹了国民党权贵走私紧缺物资、中饱私囊的丑恶行径。苦闷彷徨之际，《新华日报》成为他的精神灯塔。他对胡宗南重兵包围边区红军、对日消极抵抗的政策愤慨不已，对光明的渴望也愈发强烈。</p><p class="ql-block"><br></p><p class="ql-block">1945年2月，命运再次眷顾了父亲。在重庆街头，他偶遇了中央雷允飞机制造厂的旧友，此时父亲的旧友已是中美第14航空队的机械中队长。得知对方正在招募机械人员，父亲毫不犹豫地辞去现有工作。</p><p class="ql-block"><br></p><p class="ql-block">1个月后，父亲再次改名“刘定国”，带着“愿以己力换家国安定”的期许，加入中美第14航空队机械中队。他被派往湖北恩施机场，负责外勤发动机检查与修理工作，直至抗战胜利。鲜为人知的是，中美第14航空队的前身，正是声名显赫的中国空军美籍志愿大队——飞虎队。</p> <p class="ql-block">△ 为纪念中国航空公司成立20周年，中航负责维护本公司最大的DC-4飞机（空中霸王）机械员于1949年10月21日在该机前合影。</p><p class="ql-block"><br></p> <p class="ql-block">1945年8月15日，日本宣布无条件投降。此后的一个月恩施机场都是沉浸在节日般的喜悦中，大家欢聚欢庆，彼此签名留念。在日本投降一个月的时候，父亲也特意和挚友赵国赞来到照相馆，用镜头定格下这历史性的瞬间。</p><p class="ql-block"><br></p><p class="ql-block">照片里的他们，笑容中藏着八年颠沛的艰辛，眼底却闪烁着劫后余生的光芒。那一天，他们和无数国人一样，在欢呼声中尽情释放着压抑已久的情绪——这场战争，中国人民终于赢了！</p><p class="ql-block"><br></p><p class="ql-block">抗战胜利后，父亲回到广东，1948 年 9 月 加入中国航空公司继续从事发动机检修工作，之后随公司迁入香港。 1949年11月9日，在新中国刚刚成立 40 天之际，原中国航空公司和中央航空公司的两千多名员工，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在香港签名宣布起义，父亲和赵伯伯也参加了这个被载入历史的“两航”起义，满怀憧憬地回到人民的怀抱。1954年4月，父亲调到211厂，之后成为新中国航天事业开创大军中的一员。</p> <p class="ql-block">△ 照片第二排右数第5人是刘定国先生。</p><p class="ql-block"><br></p> <p class="ql-block">时光飞逝，照片早已褪色，但记忆永远鲜活。凝视着这张泛黄的老照片，我的眼前仿佛浮现出雷允飞机厂车间爆炸的火光，看到父亲改名言志时坚毅的目光，看到他在抗战岁月中辗转多地、日夜兼程的身影……父亲未曾亲口诉说的抗战岁月，这份跨越时空的精神传承，终将在历史的长河中永远闪耀。</p><p class="ql-block"><br></p><p class="ql-block">（作者刘志强是“两航”二代，原文刊载《中国航天报）2025 年 7 月 25 日，此文有个别处稍作修正。）</p> <p class="ql-block">△ 父亲收藏的“两航”起义十周年纪念章</p><p class="ql-block"><br></p> <p class="ql-block"> （编辑/维恒、百川）</p> <p class="ql-block"> 抗战胜利80周年丨"两航起义"征文组</p><p class="ql-block">陈安琪、徐国基、沈爱娟、沈爱英、罗敏</p>