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蓝背心》第二十八课 桃花与戒尺的余响

冬风无痕

《蓝背心》第二十七课 黄果树下的合影

初中第二年的春天来得猝不及防，院子里的桃树像被谁泼了桶胭脂，枝桠间炸开层层叠叠的粉白。我蹲在井边洗校服，蓝白相间的布料在水里泡得发胀，袖口的“初一（3）班”字样被皂角泡得发虚——比起小学那件磨破袖口的蓝背心，这校服笔挺得像块硬板，穿在身上总觉得束手束脚。

“小满，看谁来了。”母亲的声音从院门传来时，我正把洗好的校服往绳上晾。竹竿举到半空顿了顿，瞥见母亲身后那个熟悉的身影：浅蓝棉布衬衫，领口系着磨毛边的蓝丝巾，正是黎老师。

她比两年前清瘦些，鬓角多了几缕白发，像沾了点没扫净的粉笔灰。看见我手里的竹竿晃悠，她快步走过来接住，指尖触到我手背时，还是带着当年那种暖暖的粉笔灰味：“长这么高了，当年跑100米总摔的小丫头，现在能晾这么高的衣服了。”

我缩回手往屋里躲，校服的衣角扫过桃树，震得花瓣簌簌往下掉，落在黎老师的衬衫上。初中的男生女生早就不兴围着老师叽叽喳喳，可被她那双弯成月牙的眼睛盯着，我突然变回那个攥着断带凉鞋脸红的小孩。

“黎老师说是路过，来看看我们。”母亲端着炒花生从厨房出来，围裙上沾着面粉，“前阵子就听人说你调去镇上小学了，怎么不早说？”

黎老师坐在堂屋的竹椅上，蓝丝巾的流苏垂在椅边，随风扇的风轻轻晃。她没像小学时那样翻我的作业本，只是看着墙上贴的“三好学生”奖状笑：“小满在学校还跑步吗？”

“跑呢，”母亲抢着答，往她手里塞花生，“就是性子还是闷，不像晓敏，听说在镇上中学当文艺委员了。”

我扒着门框没说话。上周运动会跑800米，最后一圈被人绊了一跤，膝盖擦破了皮，我咬着牙跑到终点，却在领奖台后偷偷抹眼泪——不像小时候摔在泥里，有人会蹲下来用蓝手帕给我擦脸，现在摔倒了，大家只看你有没有拿到名次。

黎老师的目光落在我膝盖的创可贴上，突然从帆布包里掏出个橘子冰袋——不是小卖部那种塑料袋装的，是用保温杯装的自制冰沙，裹着层蓝布。“前两天路过小学，看见小卖部还在卖这个。”她把冰袋递过来，“摔了要冰敷，不然明天肿得更厉害。”

冰袋的凉意透过蓝布渗过来，我盯着她衬衫袖口那道浅褐色的疤——还是当年骑自行车摔的那道，只是颜色淡了些。突然想起小学毕业那天，她骑着车在路口挥手，蓝丝巾飘得像只蝴蝶，当时怎么也想不到，再见面会是这样安安静静的午后。

院门外突然响起喧闹声，晓敏举着两根红头绳冲进来，辫子上还沾着桃花瓣：“我妈说黎老师在这儿！”她身后跟着大勇和阿明，大勇穿着初中校服，后背的蓝蝴蝶补丁换成了校徽，阿明推了副黑框眼镜，手里攥着本《初中生作文选》。

“黎老师，您看我写的作文！”阿明把本子递过去，封面上的评语栏里，“优”字红得发亮。黎老师翻本子时，我看见她指尖在“我的小学老师”那页停了停，铅笔写的“黎老师的戒尺像棉花糖”被红笔圈了起来。

“听说黎老师来了！”胖虎的大嗓门从巷口传来，他比小学时更高更壮，蓝背心换成了印着篮球队标的T恤，手里拎着袋辣条，“我妈让我拿这个招待您！”

他娘跟在后面，手里捧着罐腌菜，看见黎老师就笑：“黎老师真是桃李满天下，孩子们念叨您念叨得紧。”周围的邻居也凑过来，七嘴八舌地夸：“我们家阿强说，要不是黎老师当年逼着他写作业，现在还在放牛呢！”“我家晓敏的刺绣，还是您教的底子……”

“桃李满天下”这词像颗硬糖，卡在谁的喉咙里。黎老师笑着摆手，蓝丝巾滑到肘弯，露出手腕上那串红绳——还是小学时求的那串，只是线松了些。她没接胖虎娘的话，只是指着院角的桃树：“这花开得真好，结的桃子肯定甜。”

母亲立刻接话：“等熟了给您送些去！”黎老师点点头，目光掠过我们这群半大的孩子，突然轻轻叹了口气，像风吹落了片桃花瓣。

那天的太阳落得很慢，我们坐在桃树下听黎老师讲镇上小学的事：新盖的教学楼有玻璃窗，孩子们的蓝背心印着校名，只是没人再把蝴蝶绣在破洞上了。晓敏给她编了根桃花辫，大勇表演了单手翻，胖虎把辣条分给大家，辣得直吐舌头——恍惚间，我们好像还是那群蹲在黄果树下分糖吃的小孩，只是校服换成了更大的尺码。

黎老师走时，桃花落了她一身。我看见她帆布包里露出半截枣木戒尺，边角被摩挲得发亮，却没像小时候那样拿出来敲我们的手心。她摸着我的头说：“初中的跑道更长，摔了也要像黄果树絮那样，落地前再飞一会儿。”

桃子成熟时，母亲真的装了满满一篮。我骑着自行车陪她去镇上，路过小学门口，看见操场上的孩子穿着崭新的蓝背心，举着班旗跑步，旗面上的黄果树图案，和我们当年的一模一样。

黎老师的办公室在教学楼三楼，窗台上摆着盆仙人掌，是晓敏去年送的。她正在批改作业，教案本上的字迹还是那么工整，只是红笔圈住的不再是“桑”字的木字旁，而是“叛逆”这样的词。母亲把桃子放在桌上，她非要塞给我袋橘子糖，说“奖励你陪妈妈跑腿”。

高二那年的秋天，我放学回家，看见母亲坐在灶台前发呆，火钳在灰里戳出个又一个洞。“黎老师不教书了。”她突然开口，声音像被烟熏过，“听说在新学校用戒尺打了学生，家长闹到教育局，她一气之下辞了职，去南方做生意了。”

炒青菜的香味漫过来，我盯着锅里的油星子，突然想起初中那年的桃花。黎老师当时的苦笑，戒尺藏在帆布包里的弧度，还有她看着我们时，眼里像被风吹皱的水面——原来那时候，她就已经在跟什么东西较劲了。

“是不是真的？”我追问，筷子把青菜戳得稀烂。母亲摇摇头：“谁知道呢，只听说那学生上课骂老师，黎老师气不过才动了手。”

那天晚上，我翻出小学毕业照。黄果树下的黎老师抱着班旗，白衬衫被风吹得鼓起来，我们的蓝背心在阳光下亮得像片海。照片背面，她写的“愿你们飞得比黄果树还高”被岁月浸得发浅，我突然想起她离开时说的话——原来有些飞翔，需要先学会在风里低头。

从那以后，我再也没见过黎老师。偶尔路过文具店，看见蓝白相间的校服模型，会想起初中那件硬挺的校服，想起桃树下的橘子冰袋，想起她帆布包里那截没露面的戒尺。风从树梢吹过，带着点熟悉的甜味，像谁在说：落地的絮，也能长成树。

初中院角的桃花，是童年与少年的界碑。黎老师来访时的橘子冰袋、藏在帆布包的戒尺、母亲送去的桃子，都成了时光的琥珀。当年不懂她为何苦笑，不懂戒尺为何藏而不用，成年后才懂：有些告别不必说破，有些坚持终会让步。桃花落了又开，就像她教我们的“落地前再飞一会儿”，原来从未过时。那些没问出口的“为什么”，早被岁月酿成了“原来是这样”。

待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