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个五零后的浮生若梦【第七篇】成熟练达的回沪时期（六）陈行分厂那些事

华伦

正当我在王桥分厂厂长的位置上顺风顺水时的，1999年3月4日的一次谈话，迫使我不得不离开呆了两年半的王桥去了陈行分厂。

事情要追溯到两个月前的1999年1月5日这天，上海滤清器厂正在按惯例召开月度工作会议，忽然，汽配公司党政工主要领导鱼贯进入会议室，由总经理徐国雄宣布免去龚斌超的厂长一职，由软轴厂厂长温耀和接任。对这个突如其来的决定，在座所有人都纷纷议论，对龚炳超俯首帖耳的宋建荣甚至还大放厥词：“我们滤清器厂自己有能力搞好，公司不必派外人来……”，我则不响，这个“不响”其实是有原因的，王桥分厂在我和谈建忠、李俊两位副厂长的治理下，各项工作井井有条，广大干部职工有目共睹，龚炳超对之也无刺可挑，但他话里话外时不时会带点酸葡萄的滋味，甚至还说王桥已成为潘厂长的“独立王国”了，这种小肚鸡肠的领导能把企业搞好吗？所以对龚炳超的离去我是乐见其成的。

1999年1月12日，即温耀和上任后的第七天，他找我探讨如何搞好滤清器厂的问题。此前，好友顾柏龄曾告诉我，他与温有着多年交情，无形中对新厂长有了好感，因此谈话时我毫无保留地交底交心，从班子调整、体制变革等方面提了许多建议，还特别点出了陈行分厂的问题亟待解决（谁知这却为我自己挖了坑）温厂长在肯定了我的思路后，突然话锋一转：“老潘，我想让侬去陈行工作，侬看哪恁？”尽管舍不得王桥的兄弟姐妹们，但面对新上任的一把手，而且还是顾柏龄的至交，不能不给面子吧？名义上我去担任书记兼副厂长，实际上温厂长给我的任务是尽快熟悉情况，整顿秩序，适时全面接管分厂大权。不久后我就去了陈行分厂。

陈行分厂厂长陈少华在总厂工作时，我俩的私交还不错，他去陈行不久后，由于此文不便说的一些原因，当时的总厂厂长龚炳超就萌生了让我取而代之被婉拒了。而现在我去陈行，也只想协助陈少华搞好工作，至于替代他成为分厂厂长并不是我的初衷。

陈行分厂是由上海滤清器厂与陈行镇工业公司合资的独立核算企业，员工245人，其中工方71人、农方174人。原工方厂长赵建新因不懂生产经营又和农方几个领导的关系很僵，故由总厂生产科长陈少华接替了他，原工艺科长沈馨为副厂长，农方有两个副厂长吴福基和孙才德以及一个书记兼工会主席王建国，还有一个专职工会委员池宝良（小小的企业居然有这么多厂级干部？不可思议！）分厂的主要产品是为总厂的部分滤清器配套加工零部件，其次是夏普电饭煲的内胆加工，还有少部分自产自销的铁制菜锅和铝制脸盆等产品，年销售额约600万元，去年亏损高达180余万元。

1999年3月22日到任第一天，工农双方主要管理人员在苏民饭店为我接风，匪气土气乌烟瘴气充满包厢，反感油然而生，我在假装满心欢喜的同时，暗下决心一定要将正气浩气风清朗气慢慢渗透进去，否则这个厂是很难搞好的。

甫上任，我做了些调查了解、建章立制、整顿纪律、协调工农双方员工关系以及与陈行镇政府相关部门沟通等工作。

调查了解，掌握信息

第一周就接二连三有好几拨员工向我反映问题，期间还有一个名曹仲太的农方职工给我写了一份十多页的检举信，这些反映和检举分厂领导干部的主要问题是：上下班由专人转车接送；公费学驾驶；公费去泰国、三峡、海南等地旅游；工资普遍在1000元以上，有的甚至高达1500元，而一般工人才500元左右；每月招待费超1万元；汽车到老婆开的加油站加油后还要报销；常驻分厂的施工队随意动用厂内物资都不过问；下班后在厂里聚众赌博（不久前的一个晚上，总厂保卫科到陈行安全检查时发现门卫康贵章在睡觉，而总值班陈永泉和副厂长吴福基、孙德才、财务科长严正洪在打麻将，还有几个常驻分厂的施工人员在旁边观看）等等。这些问题大都是发生在农方干部，工方也有少量涉及的。

下图系检举信原件，其中涉及敏感的人和事均屏蔽了。

建章立制，加强管理

除了职工反映干部的问题外，分厂经营管理的乱象比我想象中的更为严重，归纳起来主要是基础太差，制度缺失、机构庞杂、人员臃肿（尤其是农方凭借着当地各种关系安插进了一些只挂名却整天无所事事的人员）对这些积习已久的问题，我与陈少华沟通后，决定采取大刀阔斧的手段进行整顿。

首先是调整合并部门，减少管理人员：由陈祖辉、曹麟儿和陈勇泉主管市场营销，束国胜和孟宪齐主管生产，高俭根和王建国主管技术，陈惠国主管设备，张云孝、王节平、蔡龙官和叶慈屏主管质检，叶慈屏兼工会工作，严正洪主管财务，储宝良和六妹（不知其姓名）主管后勤，公室室只设劳资兼文书曹莉萍、统计兼打字孙彩虹两人。在与陈行镇政府沟通后又成功清退了二十四名农方员工。

其次是整顿秩序：对原材料乱堆乱放，成品与废品混杂一起，加工废料满地都是，生活垃圾铺天盖地的问题，划分不同的包干区域并实行定置管理；对非标产品没有工艺图纸，工人无法按标准作业，导致产品报废率达30%以上的弊病，除了临时制定考核制度外，还向总厂申请派包亚东和李建华两名技术员到分厂负责工艺工作；对每年一千顿左右钢材由总厂按每顿高于5000元调拨（市场采购价还不到4000元）的方法，改由分厂自行采购，仅此一项就弥补了绝大部分的亏损额；对建厂以来一直未解决的由农方副厂长吴福基存放在外租仓库的铝制品，经盘点后立即运回分厂仓库入账；对由六妹掌握的每月几千元的客饭收入和由王建国保管的各种罚没款，统一交财务入账；对外来人员（大都是附近的村民和农方员工的家属）出入厂区没人过问，偷盗事件频发的现象（在我上任前不久就发生过被盗价值三万余元的铝制盆660只和原料铝丝的事件）建立了外来人员出入厂区登记和值班巡逻等制度。

三是制定相关制度：以前分厂员工的纪律观念非常差，上班时干私活现象比比皆是，比较典型的是机修车间的杜维强每天上班不是提着鸟笼逗鸟玩，就是捡菜、洗菜或者喝茶睡觉也没人管，我叫他要遵守纪律，他反过来还问我违反了哪条规定。随着考勤、请假、调休、违纪处罚等一系列制度出台并责成各车间、部门严格执行后不久，一些不正常的现象逐渐消失了。

杀鸡儆猴，以正视听

建章立制之初，部分农方员工不以为然，认为这个工方新来的书记不过是摆摆花架子，过几天还不是和以前一样。一天，我得知大冲制车间里有人在打扑克，当来到他们跟前时仍不收手，见一人有点面熟，便问他叫什么名字，支支吾吾不回答，倒是另一个人理直气壮：“伊是伲呃副主任，哪恁啦？”，这才想起在我上任第一天，分厂头面人物为我接风时他就在场，顿时火冒三丈：“车间主任居然在工作时间聚赌，还像话吗？你马上到我办公室来！”我要借此好好整顿一下劳动纪律，否则，什么生产、什么质量、什么管理、什么文明、什么发展，一切都是空谈。经与陈少华一番沟通之后，决定撤掉这个在他心目中还不错的名陈雪贵的车间副主任，杀鸡儆猴，以示正听。陈雪贵在被撤职后兢兢业业干着普通员工的活，一个月后恢复了副主任职务，大冲制车间打牌的现象也就此杜绝。

一千元“借款”交朋友

人称“阿杜”的杜维强是陈行分厂乃至整个上海滤清器厂出了名的刺头人物，常常会为一点小事与领导过不去。在上海滤清器厂有几个叱咤全厂的“帮派”，而杜维强属于以朱福庆为老大的××帮，我赴任陈行前，朱福庆和他在王桥分厂的两个“帮友”黄炳根、徐宏根都与杜维强打了招呼，不要与老潘过不去，可这“过不去”终究还是过不去。

一天，我刚吃好晚饭看电视时电话铃响了“老潘，王桥呃人侪刚侬是模子，不晓得能勿能帮我一眼忙？”是杜维强打来的。

“啥事体啊？能帮一定帮。”不知他何意的我坚定答道。

“我想买房子，缺钞票，阿能借一眼拨我？”很明显是在说谎。

“几钿？”我犹豫了一下。

“随便，有几钿拨几钿。”

“啥辰光要？”

“明朝。”

“麽问题，不过我身浪厢只有一千块，明朝拨侬。”被顶在杠头上的我只能答应了再说。

搁下话筒，拨通了黄炳根的电话，告知与杜维强的对话后，他说这一千块钱恐怕要打水漂了。第二天如约将钱给阿杜时，陈少华和陈惠国正在我办公室商量工作，知道原委后都说我上当了：“阿杜是出了名借钱不还的主，你这钱只当丢了吧！”其实，昨天电话中答应他时，我就知道，哪有买房子只缺一千块钱的？还不是他在试探我吗？这钱只当丢了，说不定还能争取到他成为朋友呢？

“借”钱后第三天，陈惠国告诉我杜维强今天没上班也未请假，你借钱给他，他还不给你面子，一定要好好整他一下。这陈惠国也不是好惹的主呀！说不定明天会借机闹出点事情来，正为此担心时，杜维强来电了：“老潘，有空哇？下班后到寿光路下车，我在站头浪等侬有事体。”不知他葫芦里买什么药？反正回家也没大事，正好找他了解一下为何不上班？下班后厂车刚在寿光路停下，阿杜就满面春风迎了上来，当着其他员工的面高声说：“老潘侬来啦！去我屋里厢吃老酒，就嘞啦前头呃小区。”

“还有啥人？”

“就侬一嘎头。”

随后来到阿杜在寿光路的家。

走进屋内，与阿杜年迈的父母打过招呼后，见一不惑女子（阿杜已与结发妻子赖乐怡离异，眼前这位不知是否再婚的或只是女佣，他没介绍，我也不便问）忙这忙那，不一会，满桌子菜堆在眼前，主菜是一大盆大闸蟹。

酒酣之际，“阿哥，侬拨我面子呃，是模子！”阿杜把一千块钱交到了我手里。

“啥呃闲话。”

“阿拉根本勿缺钞票，只想看看侬阿是真呃上路。”

“……”我不响。

“奥趟侬阿哥有啥事体关照一声，兄弟保证勿打回票。”

“侬好好交工作就可以了。”

“一句闲话！”阿杜握住了我的手，接着话题一转“阿哥，我还有一桩事体想请侬帮帮忙。”

“啥事体，侬刚。”

“我想锆赖乐怡复婚，侬阿好忒伊做做工作？”

“老阿哥尽量帮侬，不过，是勿是来塞无麽把握。”（不久，在一次总厂举办的舞会上，不会跳舞的我主动邀请赖乐怡教我跳，在不断踩她脚的同时不忘做她和阿杜复合的思想工作，无奈她对他猜忌太深而未果。）

回家路上，我感慨万分，其实这个杜维强并不像人家说的那么无赖，而是一个讲义气的人，只是大家越误解他，他就越耍无赖给你看罢了。加上和老婆离婚后儿子没工作，父母年高体差，这些负面的担子压在身上，又没人与之分忧，自暴自弃是难免的。而我只给了他一千块钱的面子，这家伙就回报给我更多的面子，以前上班时像去茶馆似的带鸟笼的现象没有了，拣菜、洗菜和睡觉的情况也不见了，工余时甚至还会主动打扫车间卫生呢，报恩的正面情绪显现无疑，许多员工包括陈少华都感到诧异：这个阿杜怎么就变样了呢？我不响。

扭转局面，凝聚人心

短短半年多时间的努力，虽然还没能彻底扭转陈行分厂的混乱局面，但至少比我刚上任时有了较大改观：人员精简了，制度建立了，环境整洁了，工农双方员工之间的关系在不断融洽中，职工的凝聚力也有所加强，在总厂迎国庆五十周年广播操和大合唱两项活动中，陈行分厂都取得了第一名的成绩，一些员工感慨地说，这在潘书记来我们陈行之前是不可能的。

合资洽谈，不了了之

一天，陈少华告诉我海南有一家名“亚里亚斯”的意大利公司邀我厂去洽谈合资生产可降解塑料的事，他想让我去把把关。我知道这“把关”是假，让我去溜达一圈以进一步密切他与“潘书记”的关系才是真。在向总厂汇报后，我与陈少华及负责拓展市场的营销经理曹麟儿一同出发了。

到海南后发现这是一家颇具实力的外资企业，办公条件一流，工作人员彬彬有礼，一看就知是经过正规培训的。

“亚利亚斯”的合资方案很具诱惑：一、由我方控股；二、对方负责技术、销售、资金，这都是我们不具备的；三、我方提供场地、人员、原料（稻草） ，这恰恰是分厂地处农村而具有的充分资源。而我们有以下的担心故没有当场签协议：一、技术和销售完全由对方掌握，一旦市场波动恐怕会有麻烦；二、合资条件太优惠了是否有诈；三、分厂的土地证还未办妥；四、分厂缺少几千平方米稻草堆放地；五、沈阳已有一家类似的公司，这对开拓国内市场有一定挑战。

回沪向汽配公司作了汇报，金总代表公司否决了这次合作，理由是条件太优越，虽然没证据但怀疑是一场骗局，此事也就没了下文。

离开陈行，多了朋友

1999年7月14日，厂长温耀和找我谈工作时，吐露出他手中无人可用的窘境，征询我意，若将我调回总厂，陈行这摊会有问题吗，我实话实说：“陈行分厂的工作局面虽有所改观，但有些问题还没彻底解决，再给我三个月吧。”

三个月后的1999年10月12日，我被调回总厂工作。说实话，我在陈行的朋友没有王桥多，而且工作中碰到的棘手事情不少，但真要离开，还是有些不舍的。经过整治后的分厂各项工作正逐渐走向正轨，就个人而言还与李小龙、杜维强、陈惠国、杨庆钢、孔亮等几个所谓的“刺头”人物交了朋友，其实这些人只是个性教强且江湖义气重，故给人一种比较“难弄”的印象，只要真诚以待，动之以情，晓之以理，他们都是可以成为很好的员工和朋友的，在任期间他们给足我面子，从未发生过像令其他领导那样难堪的场面，告别酒席上还轮番给我敬酒，甚至有人在酒酣之际说出了“只要老潘侬发只调头，阿拉可以两肋插刀”的话，搞得我就像一个“山大王”似的。

为了表示感谢，陈少华在我离任时还代表分厂送了一只英纳格手表作为纪念。这块象征着陈行分厂朋友们友谊的手表，此后几十年我一直珍藏着。

在我回总厂担任副厂长后，陈行的朋友们还经常用实际行动支持我工作或买我面子，举两例如下。

一、为了企业改制和合资两件事能顺利推进而开展的协保工作，因为涉及职工的切身利益，工作难度极大。平时不声不响的李小龙在杨家渡地区的“道”中小有名气，在滤清器厂的“同道人”中也很有号召力。协保工作开展时他离退休不足两年了，故坚决不肯在协保协议上签字，成为滤清器厂完成协保工作的老大难，厂长温耀和以及主办协保工作的周惠娟书记对此都感到棘手，于是，温厂长就叫我一起去小龙家做工作。“小龙，侬是潘厂长呃朋友，阿拉今朝到侬屋里厢来……”温厂长刚一开口，“温厂长，你覅刚了，看喇老潘呃面子浪厢，我现在就签字。”随着李小龙这块硬骨头啃下来，其他员工的工作也很快就做下来了。以人称“陈行头号美女”的石如凤为代表的十几个女工，长期拿着基本工资不上班，是协保工作的老大难，经我耐心劝说，加上她们得知李小龙也签了字，最终都爽快地同意协保了。

二、2003年1月17日，在落成不久的众城大厦召开的上海滤清器厂“庆丰收”年会时，李小龙、杜维强、曹麟儿、陈惠国、杨庆刚等人在半醉半醒中借题发挥，以敬酒为名轮番逼副厂长郑斌喝酒，郑不喝，他们就说一些令郑斌非常难堪的话，还差点和想帮郑斌解围的陈忠等人打起来。众所周知陈少华与郑斌在总厂共事时就是一对出了名的冤家，此时的陈少华当然乐得看笑话了，温耀和厂长劝阻的效果也不大，幸好我与他们几个都有些私交，竭力从中斡旋才没酿成更大的事端。

这就是我在陈行分厂的那些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