以枫桥经验为指引，筑牢司法防线

桥下人

以枫桥经验为指引 筑牢司法防线 彻底铲除非法债务司法合法化滋生土壤

近年来，扫黑除恶专项斗争以雷霆之势荡涤黑恶，有效遏制暴力催收等高利贷衍生犯罪，社会治安环境显著改善。但与此同时，部分不法债权人将催收手段从“暴力威胁”转向“司法诉讼”，通过包装非法债权、利用诉讼程序，企图实现非法债务司法合法化，这一现象不仅可能催生大量冤假错案，更会侵蚀司法公信力与社会公平正义。

“枫桥经验”作为基层社会治理的金字招牌，其“发动和依靠群众，坚持矛盾不上交，就地解决”的核心内涵，为破解当前非法债务司法化难题、铲除冤假错案滋生土壤提供了重要指引。深入践行枫桥经验，将矛盾化解在源头、将风险防控在基层，既是对扫黑除恶斗争成果的巩固拓展，也是推进司法公正、维护社会稳定的必然要求。

一、非法债务司法合法化的现实困境：从“暴力显性危害”到“司法隐性风险”

扫黑除恶专项斗争开展以来，以暴力、软暴力手段催收高利贷的行为得到严厉打击，讨债公司、地下钱庄等黑色产业链遭受重创，人民群众安全感显著提升。但不法分子并未彻底收手，而是转向更具隐蔽性、“合法性”的司法催收路径，形成新的治理难题。

（一）非法债权的“合规化包装”：诉讼程序沦为“洗白工具”

部分从事非法高利贷业务的机构或个人，深谙法律程序与证据规则，通过一系列手段对非法债权进行“包装”。一是设计看似规范的借款合同，刻意规避利率上限条款，甚至通过拆分合同、虚增借款金额等方式掩盖高额利息；二是制造虚假银行流水，先足额转账给债务人，再以“服务费”“保证金”等名义收回“砍头息”，形成表面完整的资金交付证据；三是诱导债务人签署空白文件，事后自行填写不利于债务人的内容，为诉讼奠定“证据基础”。

这些经过包装的“债权”，在形式上符合民事诉讼的证据要求。而法院在审理民间借贷案件时，受“谁主张，谁举证”原则与案件数量压力影响，往往优先进行形式审查。若债务人缺乏证据意识、未能留存关键证据，或因经济困难、法律知识匮乏无法有效抗辩，法院极易依据原告提供的“完整证据链”作出支持原告诉求的判决，导致年化利率远超36%司法保护红线的高利贷，甚至“套路贷”诈骗所得，通过判决书转化为受国家强制力保护的合法债权。

（二）司法程序的“异化风险”：三重危害侵蚀社会公平

非法债务司法合法化的危害，远比显性的暴力催收更为深远。其一，它变相保护非法利益，违背扫黑除恶“打击非法、保护合法”的初衷。法院的强制执行程序（查封、冻结、拍卖财产）成为不法分子回收高利贷利润的“最终保障”，司法系统无意中沦为非法金融活动的“信用背书者”，消解扫黑除恶斗争成效。其二，它严重侵蚀司法公信力。当债务人背负远超法律规定的债务，却因司法判决被认定为“老赖”，其对司法公平正义的信任将彻底崩塌，公众也可能将法院与“高利贷保护伞”关联，损害司法权威。其三，它破坏社会诚信体系与金融生态，形成“劣币驱逐良币”的恶性循环——守法金融机构的合规业务受到挤压，而投机、欺诈性的非法借贷行为因“司法保护”得以存续，扭曲市场秩序。

二、枫桥经验的核心契合点：从“末端审判”到“源头治理”

非法债务司法合法化的根源，在于矛盾化解滞后、风险防控缺位——大量非法借贷纠纷未能在基层、在诉前得到有效干预，最终涌入司法程序，给不法分子可乘之机。而枫桥经验强调“源头预防、前端化解、关口把控”，与破解这一难题的需求高度契合。

（一）“矛盾不上交”：减少非法借贷纠纷进入诉讼程序

枫桥经验的核心要义之一，是将矛盾化解在基层、解决在萌芽状态。当前，非法借贷纠纷之所以大量进入诉讼，很大程度上是因为基层缺乏有效的矛盾过滤与调解机制。部分群众在遭遇非法借贷后，要么因害怕暴力威胁选择隐忍，要么在纠纷爆发后直接走向法院，而忽视了基层调解的可能性。践行枫桥经验，就是要构建“基层调解优先、诉讼兜底保障”的纠纷解决体系，让非法借贷纠纷在进入司法程序前，先通过基层组织的调解、疏导得到化解，从源头上减少不法分子利用诉讼“洗白”非法债务的机会。

（二）“发动和依靠群众”：破解司法审查中的“信息不对称”

法院在审理民间借贷案件时，面临的最大难题是“信息不对称”——难以精准判断借款的真实背景、资金用途、利率约定，只能依赖双方提供的证据。而枫桥经验强调“依靠群众”，恰好能弥补这一短板。基层群众、社区组织、行业协会等最了解辖区内的借贷行为，对职业放贷人、“套路贷”团伙的运作模式也更为熟悉。通过发动群众参与线索排查、协助调查取证，能够为法院提供更全面的案件信息，帮助法官识破不法分子的“证据包装”，避免因信息不全导致的错判。

（三）“就地解决”：降低债务人的维权成本与对抗风险

非法债务的债务人多为普通群众，往往面临经济困难、法律知识不足、维权能力薄弱等问题。若纠纷只能通过诉讼解决，债务人需承担律师费、诉讼费等成本，还可能因举证不能而败诉。枫桥经验倡导的“就地解决”，通过在乡镇（街道）、社区（村）设立调解点，联合司法所、法律服务工作者提供免费法律咨询与调解服务，让债务人在“家门口”就能获得帮助，降低维权门槛。同时，基层调解过程中，调解员可引导债务人固定证据、明确权利义务，增强其对抗非法债权的能力，避免因“无力抗辩”而陷入冤假错案。

三、以枫桥经验为指引的治理路径：构建“源头防控-前端调解-司法把关-协同共治”全链条体系

要彻底铲除非法债务司法合法化的土壤，需以枫桥经验为核心，整合基层治理资源，打通矛盾化解的“最后一公里”，构建全链条、多层次的防控治理体系。

（一）源头防控：强化基层宣传教育与风险预警，从“被动应对”到“主动预防”

1. 开展精准化法治宣传，提升群众风险意识。依托社区（村）宣传栏、微信群、公益讲座等载体，由基层司法所、法律服务工作者定期讲解非法借贷的识别方法（如“砍头息”“虚高债务”的常见套路）、法律后果（如高利贷不受法律保护），以及合法维权途径（如向基层调解组织申请调解、向公安机关报案）。针对老年人、小微企业主等易受非法借贷侵害的群体，开展“一对一”宣传，避免其因信息闭塞陷入借贷陷阱。

2. 建立基层风险预警机制，排查非法借贷线索。以社区（村）为单位，组建由网格员、党员志愿者、退休干部组成的“线索排查队”，定期走访辖区内的小贷公司、典当行、棋牌室等易滋生非法借贷的场所，关注频繁借贷、高息还款等异常行为。对排查发现的疑似职业放贷人、“套路贷”线索，及时上报乡镇（街道）综治办，并移交公安机关初步核查，将非法借贷行为遏制在萌芽阶段。

（二）前端调解：完善基层调解机制，让矛盾“化解在诉前、止步于法庭”

1. 建强基层调解队伍，提升调解专业性。整合司法所、律师事务所、公证处等资源，为每个乡镇（街道）配备专职调解员，同时吸纳金融从业者、退休法官、老党员等担任兼职调解员，组建“法律+金融+基层经验”的复合型调解队伍。定期组织调解员培训，重点学习民间借贷相关法律规定、“套路贷”识别技巧、调解话术等，提升其化解借贷纠纷的能力。

2. 推行“诉前调解优先”机制，过滤非法借贷纠纷。法院在受理民间借贷案件前，引导当事人先向所在地的基层调解组织申请调解；对当事人不同意调解或调解不成的，再进入诉讼程序。同时，建立法院与基层调解组织的“诉调对接”机制，由法院向调解组织出具《调解指引函》，明确案件争议焦点（如是否存在“砍头息”“虚高债务”），协助调解员精准开展工作。对调解成功的案件，由法院进行司法确认，赋予调解书强制执行力；对调解中发现涉嫌非法借贷的案件，及时终止调解并移送公安机关。

（三）司法把关：深化实质审查，以“能动司法”破解“形式合规”陷阱

1. 强化法院实质审查义务，跳出“证据形式依赖”。法院在审理民间借贷案件时，应超越对借款合同、转账记录的形式审查，主动审查以下内容：一是借款合意的真实性，询问借款用途、双方关系、利息约定细节，排查是否存在胁迫、欺诈等情形；二是款项交付的完整性，核查银行流水与实际收款金额是否一致，是否存在“砍头息”；三是原告的放贷资质，查询原告是否存在多次放贷、高息放贷的记录，判断其是否为职业放贷人。对存在疑点的案件，可依职权调取银行流水、通话记录、证人证言等证据，避免被“包装证据”误导。

2. 合理分配举证责任，为债务人“减负赋能”。当债务人提供初步证据（如聊天记录、录音、证人证言）证明可能存在“砍头息”“虚高债务”或原告系职业放贷人时，法院应将举证责任转移至原告，要求原告提供证据证明借款金额的真实性、利率的合法性。若原告无法提供充分证据，应作出对其不利的判决，打破“原告举证即胜诉”的惯性，为债务人提供公平的抗辩机会。

（四）协同共治：打通部门壁垒，构建“基层组织+法院+公安+金融监管”联动格局

1. 建立信息共享机制，打破“数据孤岛”。由乡镇（街道）综治办牵头，整合基层调解组织、法院、派出所、市场监管所、金融办等部门的信息资源，建立“非法借贷风险信息库”，录入职业放贷人名单、“套路贷”案件线索、涉非法借贷的企业信息等。各部门可实时查询信息库，实现线索互通、数据共享，避免因信息割裂导致的监管漏洞。

2. 完善线索移送机制，形成打击合力。基层调解组织在调解中发现涉嫌“套路贷”、非法经营、诈骗等犯罪线索的，应立即移送公安机关；法院在审理中发现类似线索的，应中止诉讼并将线索移送公安机关侦查；公安机关侦查终结后，若认定构成犯罪，应及时告知法院，由法院驳回原告诉讼请求；若不构成犯罪，再由法院继续审理民事案件。同时，金融监管部门应加强对小贷公司、融资担保公司等机构的监管，严厉打击违规放贷行为，从源头遏制非法借贷的产生。

四、结语：以枫桥经验守护司法公正，筑牢社会公平正义防线

黑恶势力的“软化”“转型”，考验着社会治理的精细化水平；非法债务司法合法化的隐忧，要求我们必须跳出“就司法谈司法”的局限，从基层治理的源头寻找破解之道。枫桥经验作为经过实践检验的基层治理良方，其“源头预防、群众参与、就地化解”的理念，为彻底铲除非法债务司法化土壤、防范冤假错案提供了清晰路径。

深入践行枫桥经验，不仅需要完善基层调解机制、强化司法实质审查，更需要凝聚政府、社会、群众的合力，构建“预防-调解-司法-监管”环环相扣的治理体系。唯有如此，才能彻底斩断非法债务的“司法洗白”链条，巩固扫黑除恶斗争成果，让司法真正成为维护社会公平正义的最后一道防线，让人民群众在每一个司法案件中感受到公平正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