红二方面军的长征（2） 保卫和扩大根据地

春江东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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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字：春江东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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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章 保卫和扩大根据地

一、第一次反“围剿”

1、反“围剿”策略

连日来，蒋介石异常恼火，他没想到四道封锁线都未能困住中央红军，现在他们又踏入了贵州，他在红军北上路线上布下的口袋再次失去作用。湘黔山水相连，红2、6军团的存在对于“追剿”中央红军的部队侧后本身就是一个不可忽视的威胁，而湘鄂川黔苏区一旦坐大，与中央红军在黔苏区互为支持，起码够他喝两壶，因此蒋介石决定迅速“剿灭”新生的湘鄂川黔苏区，使其无法立足。

1934年12月下旬，他调集湘鄂两省八个师另四个旅共四十多个团约十一万兵力的部队，编成六个纵队，在地方保安团的配合下，采取他们在江西中央苏区得逞的堡垒主义和封锁政策，对湘鄂川黔边苏区发动第一次“围剿”。参加这次作战的主要是何键的第4路军和湖北徐源泉的第16路军，两人常年与红2、6军团交战，是贺龙、萧克的老对手。

面对敌情的急剧变化，24日红2、6军团撤离常德、桃源，回师占领澧水河畔的慈利。当日致电中央，向军委详细报告了国民党军李觉、陶广、章亮基等部正在向慈利、桃源、常德一带急进，企图包围2、6军团的紧急情况。并提出两种行动方案，请示中央：一是继续向沅江下游（即洞庭湖西岸的常德、桃源一带）进攻，以更猛烈地威胁长沙，更大程度地牵制敌军（东进）；二是暂时退出慈利，撤回大庸、永顺之间的根据地核心区进行休整，伺机再战（西退）。

27日中央复电，同意第二方案，暂时退出慈利，撤回大庸、永顺，建立巩固的根据地。此时，中央红军正准备抢渡乌江，需要红2、6军团像磁石一样吸引更多的敌人。对于远期方针，中央“同意你们利用最近几次胜利……坚决深入到湖南中部及西部行动。”

　　1935年1月初，红2、6军团从慈利撤回大庸、永顺地区休整，准备进行第一次反“围剿”。由于军团领导之间对于反“围剿”的策略存在分歧，贺龙提出的跳出包围，“伸出去”打的主张未获通过，最后仍决定留在根据地里头打。

11日，红2、6军团致电中革军委，报告反“围剿”的方针和作战计划。2、6军团在大庸、永顺开展土地革命，清剿地主和反动武装，两军团扩红后人数一万一千余人。在大庸丁家溶会议上，任弼时领导的省委还对夏曦的“左”倾错误进行了斗争，重建了党和政治工作。

与此同时，参与“围剿”的国民党军始终在不急不忙地修筑碉堡工事，边推进边作战，步步为营。1935年2月开始，湘鄂联军约十一万人正式向根据地大举进攻。参与“围剿”的六个纵队分别是陈耀汉（58师、暂编第4旅）、郭汝栋（26师、独立第34旅）、李觉（19师和四个保安团）、陶广（62、16、新编34师）、徐源泉（48师、新编第3旅）、张振汉（41师、第独立38旅），其中前三个纵队为进攻主力，分别从石门、慈利、龙潭河发动进攻，红2、6军团将重点放在消灭和打击东南两个方向上。

11日，遵义会议后的中央和中革军委及时向红2、6军团发出反“围剿”作战的指示:“应利用湘鄂敌人指挥上的不统一与何健部队的疲惫，于敌人离开碉堡前进时，集中红军主力，选择敌人弱点，不失时机地在运动中各个击破之”,“总的方针是决战防御而不是单纯防御，是运动战而不是阵地战”，“你们主要活动地区，是湘西及鄂西，次是川黔一带。当必要时主力红军可以突破敌人的围攻线,向川黔广大地区活动，甚至渡过乌江。但须在斗争确实不利时，方才采取此种步骤”。

中央的指示有点出乎两军团领导的意料之外，他们不知道的是，此时遵义会议已经召开，对中央苏区第5次反“围剿”阵地战和单纯防御策略进行了检讨。这封回电，实际上与贺龙主张是一致的，但红2、6军团领导没有及时了解《中共中央关于反对敌人五次“围剿”的总结决议》（遵义会议决议）精神，直到4月塔卧撤离前，才收到决议摘要，由萧克传达。而根据红6军团政治部主任张子意1935年12月21日的日记“读完了决议”，收到决议时间可能更迟。红2、6军团领导没能深刻领会中央11日电思想。

2、溪口、高粱坪和后坪战斗

2月8日，东面郭汝栋纵队的一个旅进至根据地东侧慈利的溪口东南，企图威胁根据地中心之一的大庸。红军将原来对付南面陶广纵队的主力，调至东面，准备集中力量打郭汝栋部。但因匆忙迎敌和战术不当，战斗没有打好，第18团政委熊仲卿牺牲。

此后，红2、6军团返回大庸、永顺，准备打击陶部。这时陶广把主要精力放在了对付陈渠珍方面，而非红军，但2、6军团却以四个团紧盯陶部第62师，在军大坪以北根据地内与之形成持久对峙。直到3月13日，陶部第16师一部和两个保安团由王村渡白河(酉水)北犯时，这四个团才南转与敌16师作战。3月14日，红2、6军团在永顺高粱坪战斗中，击溃两个保安团，并予陶两个团的援军以重击，歼其一部，但因陶广主力尚未深入红军即正面迎敌，高粱坪没有达到歼灭敌人的目的。15日，大庸城失守。

3月21日，红2、6军团准备在根据地内大庸西南二十公里的后坪鸡公垭与澧水之间的河谷里，打击北渡澧水后立足未稳的李觉纵队，但因判断和指挥失误，使本来计划的伏击歼灭战打成了一场反击消耗战。整个战斗仅毙伤李觉、郭汝栋部近五百人，未能实现歼敌一路的原定计划，红军却伤亡了七百余人，干部损失很大，红6军团宣传部副部长刘光明、第53团政委刘志高和第50团政委周志斌英勇牺牲。红4师师长卢冬生也在战斗中身负重伤。

后坪战斗后，陈耀汉第58师乘虚进占桑植。郭汝栋、陶广、李觉纵队分别进占罗塔坪、石堤溪、永顺、农车、洗车，湖北的张振汉纵队也进占茨岩塘。五路纵队合拢上来，离苏区中心塔卧、龙家寨仅五十至一百二十里的路程。

溪口、高粱坪和后坪战斗，由于在根据地内打，没有实现拒敌于苏区之外的愿望，相反根据地却越来越小，两个军团只剩下约九千人，被困在根据地中心狭小区域，形势十分不乐观。

3月22日，任弼时向中央和军委汇报苏区情况并请示报告，若2、6军团不得不退出苏区，宜北渡长江到兴山、远安一带。4月5日，南渡乌江后中央回电，“目前你们那里胜利的可能还是存在的，应尽力在原地区争取胜利”；若情势万不得已时，为保存实力同意渡江。显然，中央对2、6军团的意见并不十分赞同，但也未否决，体现了原则性与灵活性相结合的实事求是精神。

12日，省委和军委分会在反复研究了中央的指示精神和实际情况后，率2、6军团退出塔卧、龙家寨中心区域，不得不转到外线寻找战机。

3、陈家河-桃子溪战斗

离开塔卧、龙家寨的当日下午，红军向南经万民岗，拟往陈家河、仓官峪，经恩施、建始，从湖北香溪北渡长江，进行战略转移。在陈家河西南蒋家垭地区，红军由桑植沿澧水西进两河口、陈家河，与企图阻止红军北进的陈耀汉第58师 172旅一部遭遇。红军前卫第10团立即发起攻击，歼灭其警戒分队，占领蒋家垭北侧的田家坡高地。

陈家河在澧水东岸，位于桑植县城西北六十里，周围高山环绕，有小路通往仓官峪，是红2、6军团向北转移的必经之路。红军从鄂军俘虏口中了解到当面之敌只有一个旅，配置在陈家河、庙凸、张家湾的澧水两岸，正在构筑工事，其余的还远在桑植。桑植到陈家河之间只有一条悬绕山腰、下临深谷的乱石小径，敌人增援和撤退都很困难。同时，由于敌58师172旅以往多在北方江汉平原地区活动，地形不熟，也不善于在山地作战。172旅将指挥部设在陈家河集镇，其余部队在铜关槽、黄木檀、蔡家坪等地，援军多在桑植城。而红军方面十一个团都集中在一起，力量大大超过敌人。红军决定以全部的兵力，分割围歼态势突兀孤进的第172旅。

13日凌晨，红军先在澧水西岸的田家坡西北展开，准备攻击其北面的庙凸山和陈家湾山上的敌人。庙凸的敌人企图先声夺人，率先向红51团阵地发起进攻。红51团在打退庙凸山敌军一个营的冲击后，乘势发起攻击，一举夺占庙凸山、张家湾、吴家湾三个制高点，从这些阵地逃出的敌人欲窜向对岸的陈家河，都被两翼的红军消灭在河谷中。红6军团政委王震在率队冲锋时负伤，简单包扎后继续坚持指挥，极大地鼓舞了官兵的士气。

接着，红2军团主力首先徒涉过澧水，向蔡家坪和玛瑙台的敌人进攻；6军团和红4师一部向铜关槽敌人突击；红51团向陈家河南北高地发动进攻。红51团预备队第3营直插陈家河敌第172旅旅部，击毙旅长李延龄，使该旅失去指挥能力，割断了172旅两岸的联系。战至黄昏，红2、6军团将该旅全部歼灭。

陈家河战斗开始后，陈耀汉亲率第58师师部及174旅（欠第348团）和一个山炮营由桑植向陈家河增援，进至两河口时，发现第172旅被歼即掉头南撤，准备暂宿桃子溪，等待从桑植撤出的第348团到达后，再一起向塔卧的郭汝栋部靠拢。15日，萧克率红6军团49、51团一口气奔走八十多里山路，准备截击桑植第348团之敌。黄昏时分，部队行进至离桃子溪十里路时，发现河水有些浑，向当地老百姓打听，得知上游刚有大队人马过去。萧克急令红6军团和第10团加速赶往桃子溪，在离桃子溪八里的岔路口，将两个团展开，突然发起攻击，打得敌人措手不及。经两小时战斗，将陈耀汉所率师部及174旅部分全歼，并缴获了两门山炮。

三天两战的陈家河--桃子溪战斗，共歼国民党军陈耀汉58师一个师部和两个旅，俘二千余人，缴获枪二千余支、山炮两门。参与“围剿”国民党军各路纵队震惊于陈耀汉58师的覆灭，纷纷后退，由进攻转入防御，红军乘胜收复了桑植县城和永顺、大庸县的部分地区，第一次反“围剿”结束，根据地的局面由最初的被动逐渐转为主动，2、6军团暂时放弃北渡长江计划。

　　4月下旬，湘鄂川黔省军委分会决定采取“伸出去”策略，主动离开苏区东进，造成夺取慈利、石门，进攻津市、澧县，北渡长江之势，以调动国民党军离开中心苏区，并寻机进一步牵制和打击湘鄂之敌，配合中央红军北渡长江，同时东进开展动员群众和筹备粮食、扩大红军等工作。

5月8日，中央红军胜利渡过金沙江进入四川。自此，红2、6军团策应中央红军西征的任务全面完成。他们现在面临主要是自身的生存和发展问题，这也是中央4月5日电的期望。

二、第二次反“围剿”

1、忠堡战斗

5月上旬，蒋介石又令湘鄂军对根据地发动第二次“围剿”。有陈家河前车之鉴，这回湘鄂国民党军都谨慎了不少，各有顾虑，力求自保，以固守为主。红军趁机返回永顺、桑植、龙山一带，但红军的西返也未能造成有利于全局的形势。

受陈家河--桃子溪战斗的打击，鄂军张振汉41师和第48师此时已退至长阳、海洋关、五峰、鹤峰、来凤一线，防堵红军渡江。下旬，红2、6两军团进逼龙山及以西的来凤，以调出陈家河--桃子溪战斗后躲进堡垒中的鄂军，但鄂军坚守不战。贺龙、任弼时等决定引蛇出洞。6月9日夜，红军突袭宣恩县城，攻占可以俯瞰全城的南山铜鼓堡，进入来凤、李家河守军张振汉41师的背后，这回鄂军坐不住了。徐源泉急令41师驰援宣恩，以防红军突破鄂湘边界防线后渡江。红2、6军团一面切断宣恩和恩施之间的交通，一面继续佯攻宣恩城北的椒园据点。主力则于11日夜悄悄南下疾驰位于咸丰县城东边的忠堡地区，将援敌分割成构皮岭和忠堡两处。经过三天的激烈战斗，歼灭敌第121旅。曾被王震誉为“攻城拔寨”能手的红51团1营营长贺庆积率领1营，如一把尖刀一般插入敌军指挥部，端掉了41师师部和一个特务营，活捉了敌纵队司令兼41师师长张振汉，击毙41师参谋长。经过做张振汉的思想工作，他后来成了红军学校一名出色的教官。

忠堡战斗后，从6月23日起，红军又在湘西围困龙山县城三十五天。在此期间，2、6军团先后组织了小井、象鼻岭、胡家沟和招头寨打援战斗，但都没有大量歼灭敌人。

在招头寨战斗中，蒋介石急令彭位仁师增援龙山，企图从侧面突袭，以解被困部队之围。苏杰率领红17师奉命急行军一天一夜赶到招头寨阻敌。部队刚到，敌从东南方向反扑过来，17师在49、51团及师部未赶赴作战地点之前，仓促应战，敌乘机占据部分山头阵地。7月28日，苏杰师长组织二百多人的敢死队，向占据山头阵地之敌发起猛攻，不幸被子弹击中头部，时年24岁，他是湘鄂川黔苏区反“围剿”斗争中牺牲的最高级别的军领导之一，是红军的重大损失。此次战斗中，红50团政委方振声、51团团长黄林也光荣牺牲。

2、板栗园战斗

自红军从龙山撤围后，7月底8月初，徐源泉为加强来凤至宣恩的封锁线，防止红军进入鄂西，先后传令驻鹤峰太平镇的第34师和驻高罗镇的第48师前推至沙道沟，同时调第85师由晓关南下李家河。为掩护行动，他还命令驻高罗的暂编第4旅占领水田坝；驻来凤的第41师123旅占领李家河。第85师是刚刚奉蒋介石指令由江西调到湖北利川，对鄂西各方面的情况都不熟悉，但85师实力不容小觑，师长谢彬也是个心狠手辣的敌人，双手沾满了江西苏区红军和革命群众的鲜血。当贺龙、任弼时等获悉85师孤军南下的情报后，2、6军团领导决定针对该师，发动板栗园战斗。

此时，孤悬于湘鄂川黔根据地的红2、6军团与中央的通讯完全依赖无线电，中央6月16日曾致他们，通报懋功会师的喜讯，并明确指示两军团在新的战略格局下的任务：“今后我二、六军团的任务是出乎鄂川陕边，配合川陕甘的行动，以发展西北革命大局。”这表明，中央要求他们由原来的策应中央红军行动，转变为策应一、四方面军在“川陕甘”的行动，从而将他们的行动纳入了全局战略之中。由于距离远、信号弱，这封电报很可能经历了多次重复发送和接收，7月初才最终被红2、6军团的电台完整接收并成功破译。此后红2、6军团很长时间与中央失去联系。现在所有的行动只能由省委和军委会研究决定。

7月31日晚上，大战当前，红2军团18团1营2连3排的战士有些紧张。宿营后，贺老总来到战士们中间，一进门就说：“来，掰掰手腕劲。”开始，战士们谁也不敢与他掰。贺老总笑着说：“来吧，李班长带头。”那位被贺龙点名的班长鼓起勇气一试，输了，接着前后十多个战士轮流和贺老总掰，都输了。贺老总连赢十几局后笑着说：“还不行啰，晚上把枕头垫高点，美美睡三晚，待捉了谢彬，再来掰一盘啰！”一席话，说得大家哈哈大笑，紧张的心情顿时轻松了下来。

　　为造成国民党军的错觉，红军于8月2日由龙山以东的兴隆街突然北进至宣恩沙道沟附近。徐源泉判断红军将打击由太平镇、高罗南下的第34师或第48师的142旅，急令其停止前进，严加戒备。第85师认为红军是向北行动，且距离较远，仍于8月3日晨按原计划向李家河南进。此时，红军突然改变行动方向，由沙道沟附近山间捷径向西南急进，于11时许赶至第85师必经的板栗园东南利夫田谷地设伏。

一小时后，第85师进入伏击地域，红2军团4师从谷地北侧的安家坡上，突然向敌先头部队发起猛攻。敌人在夏天正午的太阳下赶路，一个个又渴又累，显得无精打采，先头大部很快被歼灭。在前线指挥的红4师师长卢冬生身先士卒，战斗中再次中弹受伤，在3月份的后坪战斗中，他曾负过重伤。

贺炳炎代理师长继续指挥猛攻。敌后续部队匆忙展开，妄图抢占西坡高地，但为时已晚，红6师已抢先占领制高点，并集中火力一举消灭了敌三个营。此时红6军团也已赶到，敌退守谷地南山。红2、6军团迅速展开围歼。刚从1营营长提拔为51团团长的贺庆积果断率领部队占领了南部制高点，对敌形成了有利的夹击之势。

红49团政委晏福生也参加了板栗园战斗。正当他指挥第2营冲进寨头时，发现一股敌人突破红军阵地往西逃窜。他来不及调动部队，带着警卫员尾追而去。战斗结束后，部队撤出阵地进行总结，发现政委和他的警卫员都不见了，指战员们都以为政委牺牲了，万分悲痛。正举行追悼会时，晏福生和他的警卫员喜笑颜开扛着缴获的长枪、短枪，押着几个俘虏步入了会场。

战至23时，红军全歼85师师部、两个团和一个特务营，击毙85师师长谢彬，俘虏千余人，缴获迫击炮六门和大量枪支弹药，以及六万多块银元。此次战斗是中国工农红军利用运动战、伏击战，实现以弱胜强，以少胜多的一个成功战例，被记入中国革命军事史。

战斗中，红2军团4师12团参谋长周竟成不幸牺牲。8月8日，2、6军团返回根据地之后，又发动了芭蕉坨战斗，击溃陶广纵队十个团。

第二次反“围剿”战斗，虽然取得了重大胜利，但由于敌人的封锁，原有的根据地并未得到完全恢复，在补给和兵源上也遇到了很大的困难。

三、根据地东扩

1、东出澧水

1935年8月，省委和军委分会决定，继续执行第二次反“围剿”前未能完成的东向计划。由贺龙、任弼时、关向应、王震率领红2、6军团主力立即东出津市、澧州地区，发展新的根据地；由萧克和张子意率领红18师留在原苏区，加强根据地内部对敌斗争，巩固根据地。

自8月20日至27日，2、6军团主力乘虚先后占领了石门、澧州（今澧县）、津市和临澧等城市，消灭了部分国民党守军，控制了津市、澧州广大地区，并远出湖北公安，直接威胁到常德和沿江部分县市。这一带人口稠密，十分富庶，红2军团过去曾经转战于此，有较好的群众基础，因此2、6军团进入此地后如鱼得水。

9月，看透湘鄂军“自扫门前雪”心思的蒋介石再次调集中央军汤恩伯、孙连仲、樊嵩甫纵队等四十二个团，加强对红2、6军团和湘鄂川黔根据地的“围剿”，连同原有的郭汝栋和湘鄂军八十六个团，共计一百二十八个团，准备于10月组织第三次“围剿”。分别由五峰、石门、澧州、慈利等方向进行攻击，同时巩固岳阳、长沙一线。此次蒋介石在宜昌设立了行营，委派陈诚负责组织对红2、6军团的“围剿”。

上旬，为摆脱敌人的包围，红军主动撤离了津市、澧州，再西返。通过此次东扩，红2、6军团基本备齐了全军的被服冬装、补充了药品和其他物资，仅扩红就约达六千人，新成立了红5师和16师。在较短的时间内，两军团的人力、物力和财力得到了很大的补充。

2、何去往兮

撤离津市、澧州后，红军集结于石门西北的维新、仙阳、大兴、磨岗隘一带，寻机破敌，但此时国民党军在鹤峰、来风、龙山、永顺、塔卧、大庸、慈利之间构筑了大批堡垒，步步为营的策略使红军很难找到破绽。回不了原先西边根据地的红军，能够活动的地域一天天缩小，再加上敌人严密的经济封锁，情势日益危急。

就在这紧急时刻，他们收到了红军总部的联络信号。后来才知道中央原负责与红2、6军团联络的电台被调到了红军总部，密码本也一同带走。10月9日贺龙、任弼时、关向应向总部汇报了湘鄂川黔根据地遇到的敌情和己方兵力，建议将2、6军团主力转移到黔东的镇远、黄平地区活动。这封电报要求并转中央，但此时的张国焘嚣张到极点，卓木雕会议“另立中央”，当然没有将此转发已经北上的党中央。朱德、张国焘于15、19日先后复电红2、6军团，认为在狭小的地区内固守为失策，远征可能会损失很大，建议2、6军团留在外围原苏区附近，诱敌出动，实施各个击破；并一再强调今后2、6军团的行动，由两军团按实际情况决定。也就是说，总部没有给予明确指示，红2、6军团不得不自己决定今后的行动方针。朱德、张国焘电未告知2、6军团一、四方面军分裂之事，两军团误以为这是中央的指示。

　　感谢阅读，未完待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