随笔｜斯巴达与雅典

山子

撰文/山子

图源/网络

编推/山子

斯巴达与雅典是古希腊邦国的两种不同类型的价值体系。这两种模式对现代社会有着深刻的影响。

斯巴达和雅典代表了两种极端：前者强调集体主义和军事纪律，后者注重个人自由和民主创新。

斯巴达与雅典作为古希腊最具代表性的两种城邦类型，分别体现了军事专制与民主自由两种截然不同的文明路径。

斯巴达的现代启示更多体现在危机管理和社会凝聚力方面；而雅典的现代启示则体现在民主制度建设方面。极端的斯巴达模式会导致社会压抑，极端的雅典模式可能陷入社会混乱。最后要落脚到“动态平衡”这个核心交点上，这才是对现代文明具有真正的启示意义。这两种截然不同的价值体系，犹如一枚硬币的两面，为现代文明提供了极其宝贵的借鉴资源。

斯巴达模式是集体主义、纪律与尚武精神的化身。其价值体系围绕着一个最高目标构建，即打造一个高强度的军事机器，维持少数人对大多数人的不容分说的绝对统治。个人完全从属于国家。个人存在的意义是为了国家的强大与安全。整个社会就是一个大军营。极端尚武，极端纪律，极端服从，极端简朴，极端团结是斯巴达模式的核心要义。在现代社会，面对战争、疫情、自然灾害等重大公共危机时，斯巴达模式所强调的集体行动、牺牲精神、高度纪律性和令行禁止的效率，具有极高的参考价值。它能迅速整合社会资源，应对巨大的危机挑战。

雅典模式是个人主义、民主与人文主义的摇篮。雅典模式的价值体系强调兼顾社会的繁荣与个人的自由幸福。雅典模式是现代民主国家的思想发源地。所有公民都享有参政议政、言论自由和参政投票的权利。尊重每个人的人格尊严。解决问题的方式依靠公开的辩论、演说和说服，而非暴力或强制。鼓励公民在各个方面追求卓越，包括军事、文艺、哲学、体育等方面，强调个人的全面发展。这是社会创新和文化繁荣的温床。

雅典模式对自由思想、科学探索和艺术创造的尊重，褒奖个人的才华与创造力，这是现代社会进步的终极源泉。一个包容多元、鼓励批判性思维的社会才能持续产生突破性的思想和文化。‌雅典在古典时期（公元前5-4世纪）创造了涵盖哲学、戏剧、历史、建筑和雕塑的综合性文化成就‌，这些成果不仅定义了古希腊文明，更成为西方现代文明的基石。

雅典模式也有严重的弊端，比如处死苏格拉底的“多数人的暴政”、面对公共危机时的决策效率滞后等。这就提醒我们，民主制度需要配套的制衡机制。

斯巴达和雅典代表了人类社会中两种永恒的张力和选择：秩序与自由、集体与个人、稳定与创新、纪律与表达。一个健康的社会既需要雅典式的开放、自由和创新来保持活力和进步，也需要在关键时刻拥有斯巴达式的纪律和凝聚力，以保证公共社会的安全稳定与健康运行。

斯巴达模式和雅典模式的价值体系，如同西方文明DNA的双螺旋结构，共同塑造了历史，也继续启迪着未来。世界文明史告诉我们，任何时候都没有一个十全十美的、一成不变的模式。现代文明的持久繁荣，在于其包容性和适应性，即能够汲取斯巴达的秩序、韧性与牺牲精神，同时又捍卫雅典的自由、创新与人文精神。

斯巴达和雅典都不是完美的模型，但它们共同勾勒出了一个健康社会所必需的二元性。现代文明要健康发展，就要努力避免极端，超越二元对立，在雅典的自由与斯巴达的秩序之间寻求一种动态的、智慧的平衡。

斯巴达的专制未能持久，因其内部缺乏创新和适应的活力。雅典的辉煌最终被内部纷争和外部强权所终结，暴露了民主的脆弱性。没有自由的秩序是暴政，没有秩序的自由是混乱。现代文明的智慧，就在于如何汲取二者之长，避免二者之短，以法律至上制度确保国家的长治久安。

2025年9月13日杨光融随笔

作者艺术简介

杨光融（笔名网名山子），男，1956年8月出生，籍贯贵州天柱，文学学士，1977年考入贵州大学汉语言文学专业学习。中国书法家协会会员。原贵州省书协常务理事、学术专业委员会委员、隶书专业委员会委员，黔东南州书协第三至五届主席。

先后师从中国当代著名书法家及书法理论家姜澄清、康殷、欧阳中石、启功、沈鹏诸先生。

主要业绩:荣获贵州省首届书法论文研讨会最高奖，入展中国书法家协会主办的首届全国楷书学术展（贵州省唯一）、首届全国篆书展、首届中国西部书法篆刻展、首届西南四省区优秀书法家提名展，被中国书法家协会授予“纪念中书协成立30周年贡献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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