东纵的星火岁月——纪念抗日战争胜利80周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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目 录

前 言

01 东纵建立前，国内抗日形势

02 编入国民革命军的中共抗日武装

03 东江纵队星火岁月见证者之一

04 为建立人民抗日武装积蓄力量

05 编制内曾王两部战绩亮眼

06 国民党顽固派同室操戈

07 怀念战友，感恩护佑

08 亮出红旗，为人民而战

09 香港沦陷，港九大队入驻抗日

10 东江纵队战功赫赫

11 为了和平，主动北撤

12 东纵精神代代传

前 言

　　抗日战争胜利80周年了！

　　历经14年浴血抗战，不愿做亡国奴的中国人，将以“东亚共荣”作掩饰的日本侵略者打败，赶出了中国；将侵略者的帮凶“汪伪政府”，钉在历史的耻辱柱上。

1937年7月～1945年8月，中国国民革命军发动对日军大会战22次，大战役1117次。在抗战中，382万余名中国军人伤亡，206名将军殉国；4321名飞行员血洒长空（其中苏联援华航空队236名、美国援华航空队2590名），2468架战机被击落；中国海军全军覆没，104艘舰艇被炸毁。据不完全统计，在抗战中，我国军民伤亡及失踪人口超3500万。中国抗日武装队伍，毙伤日军约150万人，毙伤伪军约118万人。

正视历史，缅怀英烈；和平来之不易，珍惜美好生活。

01 东纵建立前，国内抗日形势

1931年9月18日夜，在沈阳城（奉天）以北，距东北军北大营西南约800米处‌，日军炸毁南满铁路柳条湖段，随即炮轰北大营，次日占领沈阳。

1931年9月20日，日军占领长春。

1931年11月19日，日军攻陷齐齐哈尔。

1932年2月5日，日军占领哈尔滨。

仅4月余，东北沦陷，日军占领东北全境约100万平方公里。

“九一八事变”前，在东北守军约19万人，其中驻辽宁7.5万人，驻吉林8万人；另有空军5个航空队、飞机260架；海军2个海防舰队、1个江防舰队，共有大小舰船20多艘。

“九一八事变”时，在东北的日本武装力量约3万人，其中驻军约1.5万人，日本武装警察约3000人，飞行队240人，其余为在东北的被召回日本退役军人。此外日本海军第二遣外舰队第十六驱逐队在旅顺。

1932年1月28日午夜，日军海陆空协同突袭上海闸北，对我军阵地及民宅、商店无差别狂炸，国民革命军第十九路军与前来换防的宪兵一起奋起抵抗。淞沪抗战爆发 。

1932年2月5日起，中央空军25架战机和广东空军15架战机先后参战。

1932年2月14日，国府军政部下令中央军精锐第八十七、八十八师和中央军校教导总队合编为第五军，令中央军校教育长张治中任军长，增援第十九路军。

1932年2月20日－22日，在上海闸北与吴淞之间的庙行，驻守此地的第十九路军与前来增援的第五军，在张治中的指挥下，激战三昼夜，三面夹击日军，击毙日军精锐三千多人，取得庙行大捷。

淞沪抗战期间，日军三次增兵，四次易帅。国军以不足5万兵力血战日军九万。国军死伤1万4千多人，日军死伤1万多人。

1932年5月5日，在英美调停下，中日签订了《淞沪停战协定》，而中国军队也被迫不得在上海驻防。

淞沪抗战，中国守军以血肉之躯阻缓了日军侵华步伐。

　　　　1937年7月7日夜，日军在卢沟桥附近演习。7月8日凌晨，日军攻占宛平城。

1937年7月8日，中共中央向全国发出通电（节录）：

“武装保卫平津（北京、天津），保卫华北！

不让日本帝国主义占领中国寸土！

为保卫国土流尽最后一滴血！

全中国同胞、政府与军队，团结起来，建筑民族统一战线的坚固长城，抵抗日寇的侵略！

国共两党亲密合作抵抗日寇的新进攻！驱逐日寇出中国！”

1937年7月17日，时任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委员长蒋介石在庐山发表《对卢沟桥事件之严正声明》（节录）：

“如果放弃尺寸土地与主权，便是中华民族的千古罪人！

如果战端一开，那就是地无分南北，年无分老幼，无论何人，皆有守土抗战之责任，皆应抱定牺牲一切之决心。”

1937年7月底，日军相继侵占了北平、天津。中国守军第29军顽强抵抗，副军长佟麟阁、师长赵登禹等将领殉国，守军伤亡2000余人。

　　1937年“七·七事变”后，7月15日，在庐山国共谈判中，中共代表将《中国共产党为公布国共合作宣言》提交给蒋介石。其后，中共代表周恩来等与蒋介石及国民政府方面进行了多轮国共合作和红军改编谈判。

1937年8月13日，日军大举进攻上海，扬言3个月灭亡中国。国共合作，共同抗击日本侵略者，是国民政府的唯一正确选择。

1937年9月22日，国民党中央通讯社发表了《中国共产党为公布国共合作宣言》，次日蒋介石发表讲话，承认中国共产党的合法地位。国共合作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正式形成。

　　1937年8月9日，两名日海军驾车闯入上海虹桥机场挑衅，被驻守保安队击毙。事后双方交涉，日方代表竟然要求“中方撤出上海保安部队（一二八淞沪抗战后，上海市区已没有驻军），撤除所有防御工事”。

1937年8月13日，上海市区外的中国驻军奉命围攻日军驻沪军事基地，试图在日军增援到来之前歼灭日军。淞沪会战爆发 。

1937年8月14日，国民政府发表了《自卫抗战声明书》，宣告“中国决不放弃领土之任何部分，遇有侵略，惟有实行天赋之自卫权以应之”。“吾人此次非仅为中国，实为世界而奋斗；非仅为领土与主权，实为公法与正义而奋斗。”

淞沪会战历时三个月，是中国军队第一次陆、海、空军大规模协同作战。国军多个精锐德械师率先出战，粤、桂、湘、川、滇和东北军等地方军的主力部队也先后奔赴上海参战。国军73个师和上海保安总队、警察总队、财政部税警总团等共73万多人参战。国军伤亡30万余将士，其中，第67军全军覆没，军长吴克仁中将阵亡，参战部队还有13位少将阵亡（其中5位追授中将）。中央海军全军覆没。

1937年11月11日，上海沦陷。

淞沪会战期间，日军动用舰船130余艘（其中4艘航母），飞机390多架，战车300余辆，共投入9个师团，总兵力达30万多人，毙伤4万多人。

中国军人以血肉之躯，击碎了日军“三个月灭亡中国”的妄想。

　　1937年12月1日，日军乘淞沪胜利之势，水陆空协同，以20万兵力，分三路进攻南京。南京卫戍司令唐生智率首都卫戍部队和淞沪败退到南京的国军，不足15万人，在装备和兵力处于极劣势的状态下，拼死抵抗，南京保卫战打响。

12月9日，日军见久攻不下，向南京城内空投了＂投降劝告书“，限令中国军队在12月10日以前投降，中国守军没有理会。12月10日，日军对南京发动总攻，双方鏖战三昼夜。

12月12日晚，南京守军奉蒋介石命“相机撤退”。因通讯阻断，战场信息混乱，部分守军仍坚持战斗，没能撤退，被困城内。

1937年12月13日，南京沦陷。国军阵亡将士5万，13名将军殉国（其中8人追授中将，3人追授少将），日军屠杀南京军民超30万人。

南京保卫战，国军毙伤日军1.2万人。

　　1938年1月26日，日军乘夺得南京之势，集结了8个多师团约24万人，分南、北两面夹击徐州。徐州会战展开。徐州是津浦和陇海铁路枢纽，也是苏鲁豫皖四省通瞿。国军第五战区司令长官李宗仁指挥64个师约60万余人，浴血阻击，中共领导的八路军115师、129师和新四军张云逸部奉命配合作战，袭扰日军，阻延日军进攻步伐。

徐州东北面的台儿庄，握有大运河的战略要地。1938年3月－4月，日军集结5万兵力意图拿下台儿庄，扫除进攻徐州的北面障碍。李宗仁指挥29万国军设下布袋阵，以5万多将士牺牲的代价，歼灭日军近2万人，取得了中国对日抗战首个振奋国人的胜利，台儿庄大捷。

日军在台儿庄惨败后，迅速重新调集兵力，绕道夹击徐州。

1938年5月19日，徐州沦陷。徐州会战期间，中国军队伤亡将士10万多人，28名将军殉国。中国军队毙伤日军约2.6万人。

1938年6月11日夜，日军乘攻陷徐州之势，趁雨夜袭取安徽安庆后，继续沿长江西进，意图快速夺取武汉。

南京沦陷前，国民政府部分机构临时迁至武汉。武汉地处中国的心脏部分，是南北铁路枢纽。日本侵略者以为拿下武汉，即能掌控中国。日军集结了2个集团军和1个直辖兵团共11个师团的兵力，约25万多人，各型舰艇约120艘，各型飞机约300架，分多路进攻武汉。

面对来势凶猛的日军，蒋介石自任总指挥，集结了14个集团军，100多万兵力，200多架战机，30多艘地方舰艇迎战。苏联援华航空志愿队（1937年11月成立，1941年6月苏德战争爆发后离华归国。自1937年8月至1941年底，中国政府从苏联购买飞机累计1285架）也提供了空中支援。

武汉会战4个半月多，战场遍及鄂、皖、豫、赣4省，毙伤日军20多万人，其中江西万家岭大捷，歼灭日军3000多人。整个会战期间，国军伤亡40万余人，其中阵亡254628人。

武汉会战，国军顽强抵抗，日军久攻不下，消耗了日军大量资源。日军大本营知道广东军力不足，决定奇袭广州，切断粤汉铁路，掐断国军的军需供给。

1938年10月12日，日军登陆大亚湾；10月21日广州沦陷；粤汉铁路被日军占领。10月25日国军开始主动撤离武汉，日军26日占领武昌、汉口，27日占领汉阳。

　　1938年10月初，日军见武汉战事不利，在澎湖马公岛秘密集结了三个师团及陆军航空兵和海军航空兵，总兵力约7万人，舰艇和木船约500艘，飞机100多架，准备侵占广州，切断在武汉顽强抵抗的国军供给。

1938年9月，中日武汉会战期间，国军抽调了广东5万主力军北上武汉参战。更早前，两次淞沪抗战和南京保卫战已抽调了粤军中最能打的三个军参战。此时，国军仅剩5个师➕2个旅的二线弱兵（不满编），7艘军舰，防守广州和大亚湾、大鹏湾、虎门等珠江口。

1938年10月12日，日军2个师团和一个先遣支队，分三路在广东惠阳大亚湾登陆。沿途仅有小量阻击。

1938年10月21日，日军占领广州。从大亚湾登陆到占领广州，国军及民间抗日武装毙伤日军2500余人。

02 编入国民革命军的中共抗日武装

　　“七·七事变”后，中共代表周恩来、博古、林伯渠、朱德、叶剑英等与国民政府及蒋介石进行了多轮谈判，商讨国共合作和红军改编等具体事宜。

1937年8月22日，根据国共两党达成的协议，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宣布红军主力部队改编为国民革命军第八路军， 8月25日，中共中央军委发布命令确认改编。同年9月11日，国民革命军整编，八路军改称为国民革命军第十八集团军（俗称八路军）。第十八集团军总司令朱德（上将），兼任国民革命军第二战区副司令长官，初建4.55万人，国民政府授予中将衔7人，少将衔18人。

1937年10月，在赣、湘、鄂、闽、粤、浙、皖、豫等八省境内红军和游击队改编为国民革命军陆军新编第四军（简称新四军）。军长叶挺、陈毅（1941年1月代军长，1945年8月军长），初建约1万人，国民政府授予叶挺中将衔，项英少将衔。

1938年3月6日，周恩来正式就任民国政府军事委员会政治部中将副部长。

1938年底，由中共东南特委领导，以港澳和海外华侨回乡救亡及本地乡勇自发组织的名义组建的两支抗日武装游击队，经中共党组织通过统战关系，也得到了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授予国民革命军的合法番号：

1939年4月，东宝惠（东莞、宝安、惠阳）边人民抗日游击大队改编为国民革命军第四战区东江游击指挥所第四游击挺进纵队直辖第二游击大队（简称第二大队），大队长王作尧，初建约200人。

1939年5月，惠宝人民抗日游击总队改编为国民革命军第四战区东江游击指挥所第三游击挺进纵队新编游击大队（简称新编大队），大队长曾生，初建500余人。

1940年9月，曾部“新编大队”，改称为广东人民抗日游击队第三大队，大队长曾生；王部“第二大队”改称广东人民抗日游击队第五大队，大队长王作尧，两大队政委林平（尹林平）。此时，曾、王两部共剩100余人。

1942年1月下旬，广东人民抗日游击总队成立，大队长梁鸿钧，政委林平。

1942年2月3日，广东人民抗日游击总队港九独立大队成立，大队长蔡国梁，政委陈达明，由原曾、王两部派员组成。

1943年12月2日，广东人民抗日游击队东江纵队（简称东江纵队、东纵）正式公开宣布成立。司令员曾生，政委林平，副司令员兼参谋长王作尧。

1946年7月5日，广东人民抗日游击队东江纵队主力北撤山东，列入新四军山东军区（1937年10月，国共议定，在粤红军和游击队编入新四军）。

在广东汕尾市石山村，这块刻着“第三游击纵队新编大队队部旧址”的大石头，是国民革命军“新编大队”番号即将终结的标志。

　　曾生， 1934年冬，加入中国青年同盟（中共外围组织），1936年10月，加入中国共产党。1937年7月中山大学毕业，8月在香港创办海华学校，自任校长。1938年初，任中共香港海员工委书记。1938年12月，奉中共中央指示，到惠阳坪山组建惠宝人民抗日游击总队，任总队长。 1939年5月，任第四战区第三游击挺进纵队新编游击大队大队长。1940年9月，任广东人民抗日游击队第三大队大队长。1943年12月，任广东人民抗日游击队东江纵队司令员。

王作尧，1934年毕业于黄埔军校广州（燕塘）分校第七期（相当黄埔军校第十一期）。1935年在国民党军队中加入中国青年同盟。1936年9月加入中国共产党。1938年5月任中共东莞中心县委宣传部长兼武装部长。同年10月，奉命组建东莞县抗日模范壮丁队，任队长。1939年元旦，任东宝惠边人民抗日游击大队大队长。1939年4月，任第四战区第四游击挺进纵队直辖第二游击大队大队长。1940年9月，任广东人民抗日游击队第五大队大队长。1943年12月，任广东人民抗日游击队东江纵队副司令员兼参谋长。

03 东江纵队星火岁月见证者之一

　　被授予“国民革命军”合法番号的中共领导的“新编大队”和“第二大队”（曾、王两部）共800余人，在不到一年时间里，通过夜袭、伏击等战术打击日军，逐步收复失地，以少胜多，取得骄人战果。1940年3月8日开始，被第四战区186师凌团和地方保安队等3000多人围追截杀。

1940年5月中旬，曾、王两部的上司，第四战区东江游击指挥所主任香翰屏宣布，“曾、王匪部均被歼灭”。

广东汕尾石山村，这里留下了“新编大队”存在过的痕迹。这是“新编大队”部分活着进入石山村的人员名单。我们的父亲曾伯强有幸活着进入石山村。

我父亲经历、见证了，中国共产党于“七七事变”后，在粤、港、澳和南洋华人中积极宣传抗日救亡，筹集资金，组建广东人民抗日武装队伍，并领导这支军队，打击日本侵略者，保卫家园的艰苦卓越岁月。

　　我父亲出生于香港一个没落的书香世家，是家中长子。他从小就读的私塾教书先生叶廷英是大革命失败后撤至香港的中共党员。叶先生以私塾教书先生和香港劳工夜校老师的公开身份，继续在学生中宣传中共的政治主张和对未来世界的憧憬。东北沦陷后，他又组织学生宣传抗日救亡。

我父亲是叶先生最得意的门生，叶先生将他带入了中国共产党。当时中共在香港被称为“地下党”，中共党员的身份需要保密。叶先生看我父亲家经济不好，便推荐我父亲去共产党开设的印刷厂当学徒。我父亲很好学，机械印刷从铸字、排版到雕花、铸版，对印刷机从安装、调试到维修、保养，他都有自己的心得。

“七七事变”后，1937年8月初，根据中共香港市委的安排，叶先生秘密组织了香港第一批以中共党员为主的青年工人和学生搭乘木船赴惠阳驻军参加军事培训，为组建中共领导的抗日武装做准备。

这批参加军训的人中，我父亲年龄最小，还未满15周岁，进入军训班时，还没有上了刺刀的步枪高。教官想拒收，他说：“人不在大小，马不在高低。打仗不单拼体力，还拼智力。打日本仔，｀不论男女老少皆有责＇。” 教官看他机灵，就收下他了。

1938年1月，为将零散的青年抗日团体集中起来，中共组织并领导了广东抗日青年先锋队（简称抗先）。南京沦陷的消息，激发了很多爱国热血青年加入抗日队伍，接受军训，为参加抗日战斗作准备。我父亲也加入了抗先，继续留在军训基地，协助新学员们军训。当时国民党驻军提供军训的地点有多个，东莞、宝安、惠阳、淡水、增城、中山等地都设有军训班。

1938年10月12日，日军登陆大亚湾，大部分抗先队员奉命后撤安全区，只有小部分仍留在日占区对日军作战。我父亲是留在日占区继续抗日的抗先队员之一。

1938年12月初，我父亲加入曾生率领的惠宝人民抗日游击总队，因他是香港人，也是共产党员。

1939年5月，他随惠宝人民抗日游击总队改编，加入第四战区东江游击指挥所第三游击纵队新编游击大队特务队（后改称侦察队）。

1940年5月底，他奉派返回香港，在中共开设的印刷厂继续抗日工作。

1942年2月，广东人民抗日游击总队港九独立大队成立，他受邀加入港九独立大队短枪队，参与剿匪、除奸、伏击日军官，其主要工作仍在印刷厂。港九大队市区中队成立后，他也加入了市区中队。

1945年9月，港九独立大队调回东江纵队江南指挥部，他仍留在香港。

1946年6月30日，广东人民抗日游击队东江纵队主力北撤山东后，我父亲留在新四军山东军区。

照片摄于山东，前排中间是我父亲。1947年换装后，称中国人民解放军。

04 为建立人民抗日武装积蓄力量

　　这是由原广东人民抗日游击队东江纵队政委林平（尹林平）指导编写的《东江纵队史》，于1983年起草，1985年7月由广东人民出版社出版。 我父亲协调了这本书的出版和印刷。

《东江纵队史》是真实的历史记载。在那十年中，1940年前参加抗日的东纵老战士，在领导岗位上的，几乎都经历过浩劫式审查。有幸在他们相互证明的回忆中，将各自的亲身经历汇织成了较为完整的东纵历史记忆。在东纵成立四十周年之际，由东纵原政委林平指导，华南师范大学政治系黄慰慈等老师撰写此书。

编书时，由于刚从浩劫中走出来不久，有些老战士联系不上或已去世，所以此书编写略有遗憾。

　　抗战时期八路军香港办事处主任廖承志看过稿件后，为《东江纵队史》写了序言。他开篇写到：“《东江纵队史》记录了东江纵队建立和发展的历史，记录了抗日战争时期我党领导东江军民英勇抗战的光辉历程。看了之后，它把我带到了四十年前华南抗战的烽火岁月。”

《东江纵队史》很值得每个东纵后人认真阅读，这对了解东江纵队浴血涅槃，最终成为华南抗日战争胜利主要力量的过程和精神很有帮助。

　　关于东江纵队历史或故事有很多人作过回忆录。这本1983年由东江纵队政委林平指导下编写的《东江纵队史》，在编写过程中得到了中央档案馆、中央军委档案馆、中国人民解放军军事科学院、中国人民解放军军事学院、中国人民解放军军事博物馆、中共广东省委档案馆、广州军区军事研究室、中共深圳市委党史研究委员会、中共惠阳地委党史研究小组等单位提供大量历史资料支持。

《东江纵队史》稿件完成时，大部分东纵当年的主要领导还活着，稿件得到他们的审阅。

上世纪二十年代初，自中国共产党成立后，工人运动发展迅猛，直接损害了国民党所代表的群体利益。1927年4月12日，蒋介石以“整顿国民政府内部”为借口，实行“清党”，对共产党人进行捕、杀。

“4.12事变”后，上海、广州等地的知识界共产党人有部分转移到了香港、南洋（东南亚一带的新加坡、马来西亚、泰国、印尼）等地，分散隐蔽，等待时机，以学校教职员、工商业职员等身份继续开展工作。

我父亲的私塾老师叶廷英先生是这批共产党人之一。

　　1936年下半年，中共中央临时南方工作委员会（简称南委）成立，广东各地方党组织陆续恢复。基层党组织率先在大学、青少年教育机构和青年社群中开展抗日救亡宣传活动。

“七七事变”后，根据中共南委指示，“通过统战关系，争取当地驻军支持，利用合法途径，发动组织民众，组建人民抗日武装队伍。” 一支有战力的抗日武装，必需经过专业的军事训练，才能面对强敌，保存自己，消灭敌人。香港、惠阳、东莞、宝安、增城、中山等地的中共党组织积极配合，通过统战工作，优选青年党员和爱国进步青年进入军训班。军训班，为广东人民抗日武装培养了一批军事骨干。

从1937年冬～1938年10月，中共东莞中心支部，通过统战关系，争取到东莞驻军153师的支持，在东莞、宝安、增城一带分批组织当地共产党员、爱国青年等二百多人参加了军事训练班。

这些党员骨干大部分军训结束后回到原属地，组织了当地乡抗日自卫队、壮丁队等民间抗日武装。

　　从1937年8月～1938年10月初，中共香港市委和海员工委，亦通过统战关系，得到了惠阳驻军的协助，以“惠阳青年回乡救亡工作团”的名义，组织多批党员、爱国学生和青年工人，到惠阳接受军训。“救亡”就是要用武力将日军赶出中国。上战场前能先接受军训，在当时算是幸事。

1937年8月初，在中共香港市委秘密安排下，第一批香港中共党员、爱国青年工人和学生，赴惠阳接受军训，准备参战。这批青年中，我父年龄最小，还不到15周岁。离开香港时，他只与二妹告别，嘱托照顾好家人（也许再也不能回来了），便悄悄登上了回惠阳的木船。

　　1938年7月，中共东莞中心县委组建了东莞常备壮丁队，组织了中共党员和爱国青年约180人，组成了常备壮丁队第二中队，第二中队全部骨干是中共党员。而由普通民众组成的第一中队，也设立了中共党支部，派了党员任副中队长。

　　1938年1月，根据中共南委（1938年4月，撤销南委，成立中共广东省委）的指示，将广东地区的多个青年抗日团体，联合组成中共统一领导的广东抗日青年先锋队（简称抗先），其中，中山大学、岭南大学的爱国学生和广州部分青年抗日社团等成了抗先前期的主要骨干。由中共香港市委组织，结束军事训练的香港党员和青年也加入了抗先。抗先队员先后也安排了军训。军训学习后，回到各地向民众宣传抗日和募捐，以筹集资金购置武器装备，随时准备上战场。

我父亲也加入了“抗先”。因在军训班考核成绩优异，他被留在军训班，协助新学员军训。

1938年10月，日军在大亚湾登陆后，粤军留守部队基本无力阻挡，纷纷后撤。大部分抗先县工作队也奉命后撤山区，但也有部分抗先队员不肯后撤。我父亲是这些抗先队员之一。

面对战力强大的敌人，抗先队员们拿起守军留下的武器，不断袭扰日军，甚至正面阻击。由于兵力悬殊，他们伤亡惨重。每次战斗，都有队员倒下，也有附近听到枪声的乡民加入。很多新人刚加入队伍，马上就投入战斗，牺牲时连姓名都没有留下。我父亲也多次受伤，其中一次子弹打伤了耳朵，一次打伤了下巴，都是差点送命的险景。他们说：“什么是先锋？面对日寇冲锋在前的就是先锋。” 这群抗先队员的幸存者，后来成为曾生部的成员。

　　1938年10月12日，日军在大亚湾登陆后向广州方向推进，进军沿线地区的中共党组织收到消息后，相继临时组建武装队伍进行阻击，虽然武装力量薄弱，却体现了广东民众保家卫国的气魄。

日军登陆后，中共广东增城党组织，立即组建了广东民众抗日自卫团增城县第三区常备队。10月17日，日军登陆后5天，他们在增城仙村竹园涌附近伏击了在东江上行驶的日军船只，击毙日军十多人，缴获一批军用物资。

日军登陆第二天，10月13日，中共东莞中心县委组建了东莞抗日模范壮丁队，王作尧任队长，全队共150人。

10月19日，日军占领东莞石龙。10月20日，组建才第七天的东莞模范壮丁队与之前组建的东莞常备壮丁队，在东莞峡口伏击了渡河的日军。第二天，两支壮丁队又组织了40多人渡寒溪河去伏击日军。在这两天的战斗中，两壮丁队共牺牲了11人。

1938年10月24日，广东省委为加强广州至香港一带抗日游击斗争的领导，紧急成立了中共粤东南特委，主要领导港澳、中山、南海、番禺、顺德、东莞、宝安、惠阳等地的党组织和人民抗日斗争。特委调派中共香港海委书记曾生到惠阳，组建人民抗日游击队，适当时机建立游击根据地。

曾生回到惠阳，立即召集了一批港澳和南洋“回乡救亡青年”及“抗先队员”（我父亲是这两者中一员），组建了惠宝人民抗日游击队。曾生向当地国军“借了”15支步枪，每枪配10发子弹，当地党组织送来8支枪，加上原“抗先”的一点枪支。一支武器装备简陋，士气高昂的抗日游击队形成。

1938年12月2日，在广东惠阳县周田村，惠宝人民抗日游击总队（简称惠宝总队）成立，曾生任总队长，周伯明任政委，初建时共100余人。惠宝游击总队成立后，中共粤东南特委决定，把东莞抗日模范壮丁队部分队员70余人和蔡国梁率领的叶挺警卫排18人，编入惠宝总队。部队迅速发展，陆续编成三个中队和一个特务队，蔡国梁率领的警卫排编入第一中队，成为惠宝总队的主力中队。到12月中，惠宝总队已有约200人，120支长、短枪。

　　1938年12月中旬，中共东（莞）宝（安）边区工委，收集了国民党军撤退时留下的武器装备，机枪1挺，长、短枪约60支，也组建了200多人的东宝惠边人民抗日游击队。

1939年元旦，东宝惠边游击队进行整编重组，在原200多人的队伍中精选出120人，重新组建东宝惠边人民抗日游击大队，王作尧任大队长，何与成任政训员，黄高阳任党总支书记。

在抗战初期，枪支弹药都很缺乏，连一人一枪也达不到，缴获一挺机枪就立一等功。正如《游击队歌》里唱的：“没有枪没有炮，敌人给我们造。” 游击队更多的武器靠缴获日军的。就如他们说的：“日本仔仓库枪支弹药好多，就睇你有无本事去攞。”

05 编制内曾王两部战绩亮眼

　　1939年初，日寇占领广州后，因战线拉长，加上当地民间抵抗浪潮此伏彼起，日军被迫撤出了部分占领区域。败退到山区的国民党军又回来了。

“游击”、“游击将军”，自古是政府军武官的一个官位，始设于汉高祖刘邦时期，一直延续至明、清。游击军队主要职责是戍边、抗击外来之敌。

抗战时期，国民政府军队设置了多个游击部队，如：1938年武汉会战期间，第五战区设立鄂豫皖边区游击指挥所，第21集团军总司令、安徽省主席廖磊兼任游击总指挥。

日军登陆大亚湾后，第四战区也设了几个游击指挥所，其中，国军第四路军副总司令香翰屏中将兼任第四战区东江游击指挥所主任，下辖：第三游击挺进纵队，司令骆凤翔，驻扎博罗；第四游击挺进纵队，司令王若舟，驻扎樟木头。曾生所率“新编大队”隶属第三游击挺进纵队，王作尧所率“第二大队”隶属第四游击挺进纵队。

　　中共中央和广东省委十分重视东江人民抗日武装的建设，1939年4月，派来了延安警备区参谋长梁鸿钧和中共南方局卢伟良到东江加强游击队的领导。

根据中共中央和广东省委的指示，在东江建立的抗日武装，不公开中共领导的事实，而采用爱国青年和港澳及华侨同胞自发组织的名义，争取国民革命军的合法番号，以利于部队的生存和发展。

1939年4月，东宝惠边人民抗日游击大队改编为国民革命军第四战区东江游击指挥所第四游击挺进纵队直辖第二游击大队（简称第二大队），下辖两个中队。大队长王作尧 ，初建200余人。

1939年5月，惠宝人民抗日游击总队改编为东江游击指挥所第三游击挺进纵队新编游击大队（简称新编大队），下辖三个战斗中队、一个特务队（后改称侦察队）、一个民运队（后改称干部队）和一个医务所。大队长曾生，初建500余人。

1939年5月，为了加强曾、王两部党的领导，在坪山成立了中共东江军事委员会，中共广东省东南特委书记梁广任军委书记，从延安来的梁鸿钧任指挥。

为了保持队伍的干部任命和行动自主权，除了初建时游击指挥所提供了部分枪械，其后的军费、武器装备、被服军装和药物全部自给。曾生部主要由南洋华侨和港澳同胞捐助，王作尧部主要由当地民众捐助。

1939年初，海外华侨通过宋庆龄（1938年6月，宋庆龄在香港发起组织“保卫中国同盟”）转交给曾生部惠宝总队一次就达20万港币。

1939年2月，惠宝总队副总队长兼参谋长郑晋亲到马来西亚吉隆坡募捐，并将募捐所得总额40%送给新四军，40%留给惠宝总队，20%用作救济惠州战争难民。

南洋华侨，富有的一次捐几百至上万元，工薪阶层节衣缩食最少也捐出月薪的5～10%，没有收入的妇女也将自己的私房钱和首饰、结婚戒指'等捐出。抗战数年累计，仅“南洋惠侨救乡会”就捐款约1千万元。

那时国民党军士兵一个月军饷约5～10个大洋（银元），到1938年中，几场大战后，国内经济几近崩溃，国民党中央军尚且欠饷，其他地方军可想而知。

如下图所示，第三游击挺进纵队，队部驻扎在博罗，曾生率领的”新编大队”，活动范围从淡水至沙头角。

第四游击挺进纵队，队部驻扎在东莞樟木头，王作尧率领的“第二大队”，活动范围从东莞松岗到深圳。

日军沿岸边设置据点。

曾、王两部都在对日作战前沿，握有水上交通要道。他们在对日军袭扰战中，逐步收复失地，保护了当地民众，成为第四战区辖下所有游击部队中战绩最突出队伍。

　　自1939年初到1940年春末，中共领导的曾、王两部一直在对日作战前沿。

1939年夏季，在葵涌、沙头角、横岗一带，“新编大队”与日军交战大小30多次，均取得胜利。因弹药严重不足，很多时候需肉搏拼刺刀。对于广东人，日军不算小个子，拼刺刀讲究技巧，掌握力点可以“四两拨千斤”，队员们以边拼刺刀边打枪的拼命气势，硬把日军迫退（日军规定退了子弹才拼刺刀，免得伤及自己人）。

1939年9月初，日军500多人再次在大亚湾登陆，占领葵涌、沙鱼涌一带，封锁海面，意图切断内地与香港、南洋的国际运输通道。国民党守军退守淡水。9月12日，“新编大队”主动出击，夜袭葵涌，日军不敢夜战，拂晓前败退出海。“新编大队”收复了葵涌、沙鱼涌，缴获了一批军用物资。须知道，“新编大队”包括不少非战斗人员，总共才500余人，实际战斗人员只有三个中队➕一个特务队。

9月15日，驻沙头角日军500多人试图反扑，经盐田、梅沙，进攻坪山，意图夺回葵涌、沙鱼涌，歼灭“新编大队”。“新编大队”与当地民兵配合，在盐田至坪山之间的马峦山设伏，打退了日军。

12月，日军一个大队在返回深圳途中，“新编大队”在横岗设伏，毙伤日军三十多人。

“新编大队”有一个特务队，后改称为侦察队，队长彭沃。我父亲因善用长、短枪，又机灵，也在特务队里。特务队经常化妆侦察，掌握日军的动态，了解日占区日伪军的布防和物资存储位置，还负责惩治汉奸和叛徒，截杀落单的日本兵，逼他们不敢随意外出。“新编大队”之所以能常常以少胜多，成功夜袭日军据点，取走军需物资，与特务队的付出分不开。

队长彭沃经常带我父亲化妆侦察，多扮成父子（一老一少不易引人关注），进入日军据点侦察。

他们第一次装扮成父子，去一个日占墟镇了解日伪军的布防和物资存放情况。两人戴着斗笠，队长微躬着背，嘴里叼着一个“大头钉”（自卷香烟），慢慢向镇口走去。入口处有俩伪军拦截检查，看了证件，其中一个伪军再打量了一下他们，要求摘下斗笠。因为当兵的经常戴军帽训练，额头上有一道明显的黑白分界，普通农民戴斗笠，整个脸都遮住，额头上不会有黑白两截。那时我父亲没有经验，老实摘下斗笠。队长见状，马上把叼着的烟头甩到伪军手上。烟头嘴叼那端湿的，正好粘在一个伪军手上，伪军烫得大叫一声，忙甩手，我父亲见状马上拔枪，队长更快，开枪把那个伪军打倒了，我父亲也给另一个伪军送了一枪，然后队长拉着他飞快跑了。后来我父亲训练时再不戴帽，让整张脸都晒黑。

执行侦察任务要十分注意细节，遇突发状况，反应慢点，可能就丧命。

在不到一年时间里，曾部“新编大队”多次主动出击日军据点，逐步收复失地，惩罚汉奸。他们还组建民兵队伍，保护当地百姓安全和利益。他们是一支有信仰、有纪律、有军事素养的队伍，他们不仅得到当地百姓的拥戴、支持和参与，也得到港澳同胞和海外华侨的赞誉和资助。第四战区和东江游击指挥所亦传令嘉奖，称赞“新编大队最能执行命令，最能打击敌人，最能得到准确情报，最能在军风纪上起模范作用。”

　　王部“第二大队”，战绩也不俗。他们活动在东莞、宝安一带，不断袭击宝太公路沿线日军军车，炸毁公路桥，剪断电话线，破坏日军的交通和通讯联络，逼使日军不敢轻易外出。

1939年9月30日 ，王部主动袭击驻东莞县民教馆的日军，双方展开肉搏。此战，击毙日军22人(其中一名军曹)。

1939年11月底，趁日军抽调兵力进攻粤北，王部包围封锁宝安县城南头，切断日军粮道，迫守城日军经海上出逃。12月1日，收复了广东首个县城，深圳宝安县城南头。

曾、王两部的赫赫战功，使香翰屏被视作国军中游击作战能力最强、战果最辉煌的一位，被誉为“游击将军”。1940年8～9月间，香翰屏以善于游击战而引起蒋介石关注，授予上将军衔，调任闽粤赣边区总司令。

06 国民党顽固派同室操戈

　　曾、王两部在取得国民革命军正式番号时，没有公开由中共领导的事实。 曾生到部队前公开身份是香港海员工会干事，部队中半数以上成员来自港澳和海外华人。王作尧有黄埔军校毕业的背景，部队成员以当地乡勇壮丁为主。因此，瞒过了以反共著称的游击指挥所主任香翰屏。

由于得到港澳和海外华人的捐助，当地民众的支持配合，加上自身训练有素，曾、王两部的战绩太亮眼，抗日队伍逐渐壮大，且控制了粤港国际海运航道。

以“儒雅清廉”著称的香翰屏，也因军饷短缺，想拉拢曾王两部。他以加入国民党，封官进爵为诱饵，提出合伙走私钨矿、桐油、武器和药品等战略物资，被曾、王两部严辞拒绝，不发国难财。

香翰屏的各种利诱被拒绝后，再看曾、王两部的日常作派，开始怀疑他们是中共的队伍。于是，香翰屏以“加强部队管理，协助工作”之名，派人到曾、王两部任大队和中队副职，进行监视和分化。

　　随着中共领导的敌后游击战全面展开，抗日根据地逐渐扩大，日军后方的安全和部队供给受到威胁，于是把主要精力集中对付中共领导的抗日武装。国民党的反共势力趁机提出“溶共、防共、限共、反共”的政策，挑起事端，打压、围剿中共领导的抗日武装。

1940年1月，中共广东省委派组织部长李大林到惠阳传达中共中央和南方局指示，指出国民党正在掀起反共浪潮，要提高警惕，避其锋芒，一经暴露，立即撤离。

1940年2月，香翰屏命令曾、王两部到惠州集训，意图“一锅端”。曾、王两部有所警觉，派“新编大队”副大队长兼政训员周伯明前往惠州向香翰屏了解集训安排，并提出到集训地看看，以便作具体安排。周伯明到集训地后，看到这是西湖中的一个小岛，岛内仅有一间空庙，一条狭长小道通岸边。对方一旦火力封锁小道，岛上的人，不被打死也会困死。于是曾、王两部以日军近日有异动为由，要求原地警戒训练，暂不上岛。

　　1940年2月底，潜伏在第四战区游击指挥所作战科的中共党员李一之和张敬人送来情报：国民党正调集部队，准备围歼曾、王两部。

据此，中共东江军委召开紧急会议，曾、王两部的主要领导都参加了会议，经讨论研究决定：曾、王两部东移海陆丰。海陆丰在大革命时期，曾经是红色根据地，群众基础好，山丘地形，有利于与国民党顽军周旋。

东移前，曾、王两部进行了整编，留下了伤病员和部分非战斗人员及小部分未暴露的党员干部坚持地方工作。

曾生部，“新编大队”，整编为：三个战斗中队、侦察队、干部队、政工队和大队部下属的医务所、修械所，共500多人。

王作尧部，“第二大队”，整编为两个中队，共180多人。

　　1940年3月初，国民党第四战区指“曾、王两部为土匪”，调集了186师1095团（团长姓凌，称凌团），保安第8团两个营，汕头、东江两地罗坤、袁华照等4个支队和惠阳、博罗等地2个大队共3000多人，对曾部驻地坪山和王部驻地乌石岩进行分兵合围。

3月8日晚，王部突出重围。3月9日晚，曾部突出重围。

第四战区司令部收到曾、王两部向海陆丰方向突围消息后，紧急调集各部追截。第四战区保安司令章远飞亲临海丰指挥堵截。

本是同根生，共同抗外敌，何以相煎急？

“新编大队”整编后，非战斗人员还有不少，还要带上粮食和装备，一日行进10公里左右。经常找到可以稍微休整的地方，顽军又追上来了。部队为甩掉追兵，兜兜转转，边打边退，走了十多天，来到惠阳与海丰交界的高潭。

高潭曾经是大革命时期的苏区，“新编大队”在高潭休整了几天，得到当地百姓热情帮助，为伤员提供了住宿，也给予部队补充了食物。部队再整编，侦察队并入第一中队，彭沃任中队长。

3月下旬，仅留下第二中队在高潭，其余跟随大队部转向水口。

3月30日下午，在暴风雨的掩护下，凌团一个营偷袭了驻水口柑树下的第三中队，第三中队三十余人被俘。

凌团继续向驻水口的大队部逼进，第一中队队长彭沃带领部分队员护送大队部和干部队等非战斗人员及装备撤离。第一中队其余队员和干部队有战力的队员阻击凌团，做断后。他们边打边退，吸引凌团向他们追击，最后撤向五指嶂。

第二中队从高潭赶来增援，被凌团后续部队截击，也撤往五指嶂。

第二天，凌团和其他顽军开始围攻，海丰那边已有第四战区保安司令亲临堵截。第一中队和干部队的部分队员与第二中队汇合，他们退无可退，唯有死战，让大队部和其他已撤离的战友彻底摆脱国民党顽军追杀。

这一仗打得相当惨烈，第二中队中队长叶清华牺牲，参战的二中队队员全部牺牲，第一中队除了护送大队部的中队长和小部分队员，其余大部分也牺牲了。

我父亲在东移途中，随彭沃队长从侦察队并入第一中队，因善用长、短枪，人又机灵，每次掩护撤退都有他。

大队部和非战斗人员先撤，到一个地方驻扎，埋锅造饭。饭煮好了，他们断后的队员，刚好赶上吃饭。有时饭没吃几口，顽军又逼近了，他们把饭往衣服口袋一倒，又回头与顽军打上了。有时候，饭还没煮熟，顽军来了，大部队人撤了，留下了锅和半生不熟的米。我父亲不管烫不烫，伸手就抓几把往衣服口袋放。有战友笑他，生米都吃。结果边打边跑一天多，再找不到吃的，大家都来分享我父亲口袋里的半生米，这时个个都赞好吃，夸我父亲“醒目”。

这次在五指嶂阻击凌团，我父亲也在。战斗从早到晚，身边的战友一个个倒下，我父亲拿起了他们的枪，继续战斗，打一枪换一个地方，直至所有弹药用尽。天黑了，枪声也逐渐稀落，最后剩下一片寂静。

07 怀念战友，感恩护佑

　　天黑了，一切恢复宁静，我父亲子弹也打光了。他慢慢爬起来，到处寻找看有没有还活着的战友。找了很久，一个活的都没有。他找到比较远的地方，看到了干部队的政工干部吕品（与他家人重逢时，我们尊称他为五伯）。五伯也在寻找活着的战友。他看到我父亲，悲喜交集：“你还活着？！” 我父亲悲伤地说：“我在寻找活着的人呢，那边已经没有活的了。” 五伯说：“我这边也查看过了，没有活的。” 他说：“我们趁天黑走吧，不过我们已被层层包围，这次真的弹尽粮绝了。” 我父亲从背后拔出手枪，说：“我还有子弹（其实一颗子弹也没有），你跟我走吧！” 那时我父亲才刚17岁半，人小点子多。

我父亲和五伯终于绕出了国民党顽军的包围圈。他们昼伏夜出，绕道走进海丰地界。海丰那么大，大队人马去了哪里？五伯决定先把我父亲带回家。

吕品（五伯）是海丰汕尾人，在海城中学读书时，参加了彭湃建立红色政权的运动，成为了革命党人（共产党），彭湃牺牲后，他一直在外坚持革命工作，没有回过家。

五伯第一次回到阔别多年的海丰，带着我父亲，换了普通百姓的衣服。他要我父亲把手枪也扔了。我父亲不舍得，枪是命，怎能仍？五伯知道我父亲的枪早没子弹了，他说：“没子弹的手枪还不如烧火棍，拿着只会暴露身份。” 我父亲依依不舍把手枪埋了，还做了记号。

五伯带着我父亲，装扮成两兄弟，向家乡走去。翻过一道山梁，有一个老乡在卖红薯，好不容易看到有人来了，就热情地把热腾腾的红薯递过来。五伯摆手说：“买呀，买呀（潮汕话：不要）。” 我父亲很奇怪，我们都没有钱，怎么还买呢？但是，已经三天没吃过东西了，先吃了再说。于是接过红薯就往嘴里塞。五伯尴尬了，他跟老乡解释说：“我小弟是聋哑的，这次带他出去打工没有赚到钱，已几天没吃的了，请阿哥不要责怪。” 老乡见状也就算了。

五伯回到久别的家，把我父亲藏到海丰乡下老宅的牛棚里，自己出去找组织了，一走就是大半个月。吕家人对我父亲非常好，吃饭的时候叫他出来一起吃，偶尔还带他到自家农地活动活动。

吕品兄弟六人，他排行老五，是家里最聪明的孩子，也是邻里羡慕的男孩。后来村里人知道他在海城读书参加了彭湃的“革命党”。

国民党顽军“围歼”了五指嶂的曾、王两部后，还在惠阳海陆丰一带查找漏网的共产党人。那时地方管理实行“连保制”，保长听说，吕家当“革命党”的老五突然回来了，还带了一个不会说话的年轻人。很可疑，于是上报了。

国民党保安队知道后来搜查，恰好前一天晚上，五伯找到大队部，回来把我父亲带走了。保安队抓不到人，就把吕家男的关进大牢，女的赶出家门，房屋封了。直到吕家老父亲在牢里病重，乡亲们担保，又查无实据，才把人放出来。

在后来的战斗中，五伯牺牲了（近三十年后才知道），他把我父亲带回石山村，石山村里有我父亲的名字，却没有他的名字。他是为了抗日，战斗到最后一刻的优秀共产党人。

我父亲不知道吕品的真实姓名，也不知道他老家在海丰哪个村里（不敢问），进出村都是晚上，对村里情况也不了解。三十年后，组织帮他找到了吕家。我们姐妹去探望了吕家。吕品的大哥（我们尊称他大伯）带我们去看当年我父亲躲藏的牛棚。当年会说广州话的海丰人不多，大伯在汕尾和香港工作过，会说广州话，因此主要是他照顾我父亲，帮我父亲翻译，跟吕家人交流。大伯说：“五弟牺牲了。还好，你们父亲这么有出息，我们大家知道了都很开心，可以告慰五弟了。” 我们两家也成了兄妹相称的世交了。

　　1940年4月中旬，冲出包围圈的“新编大队”剩下100余人，进入海丰石山村，部队整编为：长枪队，手枪队和政工队。大队部留驻石山村，手枪队在梅陇、公平一带活动，主要是了解周边环境，想办法解决部队供给问题，其余人员疏散隐蔽。4月下旬，政工干部吕品带我父亲回到石山村，他回政工队，我父亲去手枪队，两人从此握别。

王部 “第二大队”，自3月8日晚冲出包围圈后，一直在惠阳山区与围追堵截的顽军周旋，伤亡不少。

国民党顽军见武力不能消灭曾、王两部，改用谈判诱捕。因对“停止内战，团结抗日”存有幻想，在东移途中，“新编大队”派了大队副官李燮邦（原新编大队第一中队中队长）去试探顽军诚意，结果被扣押。4月18日，“第二大队”政训员何与成和中队长卢仲夫带领40多战士应邀前往谈判，亦被扣押。何与成和李燮邦等六名干部被押送到惠州杀害。

　　至5月初，“新编大队”仅剩下70余人陆续回到汕尾海丰石山村，“第二大队”剩下30余人在海丰骆坑至鲘门一带分散隐蔽。曾、王两部从约800人锐减至100余人，语言不通，弹药不足，给养不继，还被国民党顽军以“土匪”之名搜捕。

海丰石山村是红色老区，当地中共党组织和百姓对撤退到此地的抗日游击队十分热情。但在战乱年代，本身就是贫困山村，一下子来了几十口人，吃喝已是大问题，加上国民党顽军到处封锁搜捕，不通语言的队员无法融入当地社会，危机四伏。

在十分困难的情况下，大队决定来自香港的非战斗人员和部分专业技能人员先分批疏散回香港。我父亲是战斗人员，但又是当时非常稀缺的机械印刷技工，重点是他不懂潮汕话，很容易暴露，会拖累战友。最后，他也被派回香港，另有任务。

08 亮出红旗，为人民而战

　　1940年6月初，在生死存亡之际，八路军香港办事处主任廖承志从香港送来中共中央书记处5 月8日的电报。

中共中央指示：曾、王两部应回东宝惠地区，在熟悉的地方，在日军与国民党军之间坚持抗日。不可停留在后方山区，国民党会将我们当土匪剿灭。

党中央同时指出：政治方向错误，军事上也必归失败。

1940年8月初，曾、王两部100余人，在地方党组织和民众帮助下，重返东宝惠抗日前线。

　　1940年8月，中共广东省委根据党中央指示，派出省委常委、东江特委书记林平，兼任曾、王两部政委，以加强对曾、王两部党的领导。

1940年9月中旬，中共东江特委在宝安县布吉乡上下坪村召开部队干部会议，决定部队整编，将原“新编大队”和“第二大队”番号改为广东人民抗日游击队第三大队和第五大队，林平兼任两个大队的政治委员，梁鸿钧负责军事指挥。

第三大队：大队长曾生，副大队长乌强，政训员卢伟良，下辖：两个中队，一个短枪队，共70余人，在东莞大岭山一带活动。

第五大队：大队长王作尧，副大队长周伯明，政训员蔡国梁，共30余人，在宝安阳台山地区和广九铁路两侧活动。

从此，曾、王两部亮出了人民抗日游击队的鲜红旗帜，摆脱原编制的约束，不受限制地扩大部队力量。他们一边打击日伪军，逐渐收复失地；一边建立乡镇抗日民主政权，发动当地民众组建民兵、抗日自卫队， 惩恶除霸，公平交易，恢复生产，保护民众利益。

这是东莞大岭山第三大队大队部。

09 香港沦陷，港九大队入驻抗日

　　1941年11月，日军在港九外围和东莞宝安惠阳地区集结了3万多兵力准备进犯香港。面临日军进攻的港英当局，向八路军香港办事处提出，请求广东人民抗日游击队牵制准备进攻香港驻扎在东宝惠地区的日军。经请示中共中央，游击队方向港英当局提出：应开放民主，武装民众，保卫香港，并为游击队供给武器装备。英守军表示同意。

收到日军会很快进攻香港的消息后，广东人民抗日游击队当即决定由第三大队和第五大队分别派员组成多支武功队进入港九地区，由第五大队政训员蔡国梁统一领导驻港九武功队。蔡国梁是原“新编大队”政训员兼政工队队长，1940年9月整编后，调任第五大队政训员。他掌握中共的方针政策，熟悉第三大队和第五大队的人员，也熟悉港九的环境和人文。

1941年12月6日，日军向香港新界发动进攻前两天，第五大队派出蔡国梁、曾鸿文、黄高阳等分别率领武工队，进入罗湖、元朗、沙田等地。他们到达目的地后，马上分头行动，联络相熟的乡民，告知日军将至，须筹组武装自卫。12月9日，第三大队亦派出黄冠芳、江水、刘锦进等分别率领武工队，进入沙头角、大埔、西贡等地。

1941年12月7日清晨（夏威夷时间），日军偷袭珍珠港。1941年12月8日凌晨（夏威夷时间7日下午 ），日军集结陆、海、空1.5万兵力，在飞机、炮火支援下从深圳向香港进攻。而英守军只有4000余人。12月11日，九龙失陷。12月25日，正是西方人的圣诞节，香港总督向日军投降。

日军占领港九后，控制了市区和铁路公路运输线。因兵力有限，山区和农村等边缘地区成土匪活跃的区域。土匪投靠日军，与汉奸勾结，抢掠平民，奸淫掳掠，当地民众苦不堪言。

　　1942年1月下旬，在太平洋战争爆发，香港沦陷的背景下，根据广东人民抗日游击队已从100余人，发展到1500余人的实际情况，在阳台山区根据地白石龙村会议上，中共中央南方工作委员会（简称南委）副书记张文彬传达了南委指示：

① 成立广东军政委员会，书记林平，委员：梁鸿钧、曾生、王作尧、杨康华、林锵云、罗范群。目的为加强和统一中共在东江地区和珠江三角洲敌后游击战争的领导。

② 成立广东人民抗日游击总队，总队长梁鸿钧，政委林平，下设：总队部参谋处、政治部、军需处。原部队整编为：1个主力大队和4个地方大队。

主力大队由原第五大队基础上扩展，东莞地区仍为第三大队，惠阳地区部队组建惠阳大队，宝安地区部队组建宝安大队，港九地区成立港九独立大队（简称港九大队），大队长蔡国梁。

　　武工队最初入驻港九目的：① 接收英军遗留武器装备（之前英军答应提供武器）；② 打击日伪，破坏日军军需物资储运网络，清匪反霸；③ 发动民众，组织建立抗日武装自卫；④维护海外⇆香港⇆广州的国际水路运输通道，⑤营救在港九的爱国民主人士和文化名人。

武功队进入港九地区后，首先去收集英军遗弃的武器弹药，共有轻重机枪30多挺，步枪数百支，大批弹药和作战物资。武功队将大部分武器装备运回游击队总部，留部分适用的武器，装备自己。他们一边打击日伪军、清剿海匪，一边宣传抗日、组织当地青壮年成立自卫队。港九地区的游击战发展迅速。

国内抗战之初，很多宣传抗日、推动国共合作、批评国民党顽固派消极抗战的文化名人和不愿做亡国奴的爱国民主人士去了香港。日军进入港九后，立即封锁交通，实行宵禁，搜捕这些“反日分子”。在这危急时刻，中共中央南方局周恩来致电八路军香港办事处，要求广东党组织和广东人民抗日游击队，“不管有多大困难危险，都要想尽办法，不惜任何代价，完成抢救这批民主人士和文化界名人。”

从1942年1月5日晚开始，经6个多月，广东人民抗日游击总队驻港九武功队（1942年2月3日后为港九独立大队）在当地党组织和民众帮助下，在港九大队的运筹、接力保护中，300余名中国文化名人和爱国民主人士及其他人士共800余人，先后转移到安全地区。

日军占领港九后，将英军战俘、港英政府文职人员和印籍官兵分别囚禁于5个不同地方的集中营。驻港九武功队收到消息后，即深入查探各集中营的关押情况，并拍摄集中营的具体设施和位置等，向英军提供营救方案。

1942年2月～10月，港九独立大队分批将被关闸人员救出，并护送到安全地区。

蔡国梁，出身厦门一个清贫的船工家庭，16岁进入厦门淘化大同厂当工人并参加工人纠察队。1932年该厂迁往香港，易名为香港淘化大同厂（简称淘大厂）。参加进步团体组织宣传抗日。1938年5月，由周伯明介绍，在香港加入中国共产党。同年，奉中共粤东南特委之命，蔡国梁带领淘大厂17名工人，加入叶挺警卫排，蔡国梁任排长。叶挺离开后，蔡国梁率警卫排编入“惠宝人民抗日游击总队”第一中队，成为曾生部作战主力，蔡国梁任中队长。

1939年5月，蔡国梁任惠宝人民抗日游击总队中共党总支书记。惠宝人民抗日游击总队改编为国民革命军“新编大队”后，任政训室主任兼政工队队长。

1940年3月，曾、王两部东移前整编，蔡国梁任曾生部“新编大队”政训员。同年9月，曾、王两部改编为“广东人民抗日游击队”第三大队和第五大队，蔡国梁转任王作尧部第五大队政训员。

1942年2月，蔡国梁任广东人民抗日游击总队港九大队大队长。

1944年6月后，先后担任东江纵队第二支队支队长，第四支队支队长兼政委，西北支队支队长，为东江纵队的壮大和根据地的扩展作出贡献。

1946年6月30日，蔡国梁随东江纵队北撤山东后，进入华东军政大学学习。后随东纵改编到中国人民解放军两广纵队，任第二师参谋长。

1949年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任广东军区东江军分区司令员，1951年转业任广东省海岛管理局副局长 ，1952年4月逝世。

　　1942年2月3日，在香港西贡黄毛应村，广东人民抗日游击总队港九独立大队宣告成立，大队长蔡国梁，政委陈达明，政训主任黄高阳。下辖：长枪队、短枪队和海上队。因港九地区当年是英属地，制度和人文与内地有所不同，因此给予港九大队独立自主权，而蔡国梁在“新编大队”（后改称第三大队）和第五大队都做过政训员，政治水平高，可以信赖。

长枪队，队长卢进喜，指导员张立青。1943年5月撤回深圳小梅沙。

短枪队，队长黄冠芳。1943年3月，沙头角中队成立，部分队员归入沙头角中队，队长卢进喜。

海上队，队长陈志贤，副队长王锦。1943年6月，海上队发展成海上中队。

1942年底，大屿山中队成立，中队长刘春祥，指导员陈亮明，副中队长苏光。

1943年3月，沙头角中队成立，中队长林冲，指导员何杰，副中队长莫浩波，副指导员李元良。

1943年上半年，西贡中队成立，中队长罗汝澄，指导员刘志明，副中队长张兴。

1943年6月，海上中队由海上队发展而成，中队长陈志贤，指导员林伍。

1943年底，市区中队成立，中队长兼指导员方兰。

1944年9月，元朗中队成立，指导员杨江，副中队长何国良。

我父亲于1940年5月底，奉派回到香港执行任务。日军开始进攻香港后，黄冠芳率领其中一支武工队到达港九。因我父亲善用长、短枪，之前也和黄队长一起执行过任务，黄队长邀请我父亲加入他率领的那支武功队。港九大队成立后，我父亲也加入了黄冠芳率领的短枪队。因我父亲的主要工作任务在市区，市区中队成立后，也邀他加入市区中队。市区中队很多宣传品（戏称纸弹）需要印刷，我父亲也有帮忙。

港九大队老战士梁叔向大队首任大队长蔡国梁之子蔡建中和东江纵队政委尹林平之女尹小平介绍当年抗日故事。

　　香港赤径圣家小堂，是广东人民抗日游击总队港九独立大队后期大队部驻地。

　　香港大会堂纪念花园是香港特别行政区官方纪念抗日烈士的场所。花园中的纪念龛内陈列着记载港九大队115名抗日阵亡烈士信息的纪念册。

对于香港同胞而言，打击日伪，清匪反霸，维护民众的生活安宁，更使他们感受到港九大队存在的意义，更使他们支持、协助和参与港九大队开展的抗日工作。

在港九大队的运筹、接力保护中，在当地中共党组织和民众帮助下，300余名中国文化名人和爱国民主人士及其他人士共800余人，先后转移到安全地区。港九大队还营救了盟军飞行员克尔中尉等3人，解救了在日军集中营的盟国被俘将士赖特上校等19人及工作人员共81人；与盟军建立情报网络，多次为盟国提供精准情报，成功轰炸日军舰和日占香港启德机场。

港九大队在盟军中留下良好记忆，是因他们为反法西斯同盟作出过贡献。

港九大队是抗日战争时期在港九地区的唯一抗日武装。港九地区的每一座抗日英烈纪念碑，都洒有港九大队英烈的鲜血。

　　抗日英烈纪念龛内。

　　香港回归后，每年重阳节，香港特区政府都组织相关人员参加祭祀抗日英烈纪念活动。

10 东江纵队战功赫赫

　　1943年12月2日，遵照中共中央指示，广东人民抗日游击队东江纵队公开宣布成立，司令员曾生，政委林平，副司令兼参谋长王作尧，政治部主任杨康华。他们共同公开发表了《东江纵队成立宣言》，宣告东江纵队是人民子弟兵，坚决拥护中国共产党的政治主张，接受中国共产党领导，为打败日本帝国主义，建设独立自由幸福的新中国而奋斗。

东江纵队成立时，下辖：第二大队、第三大队、第五大队、惠阳大队、宝安大队、港九大队、护航大队等7个大队。

东纵司令部参谋处下设：作战科、侦察科、训练科、交通科、联络处、卫生处、机要科和电台。

纵队政治部下设：组织科、宣传科、保卫科、统战科、民运科、敌工科、报社和新闻台。

纵队建立了完整的政治工作机构和制度：大队设政委，中队设政治指导员，小队设政治服务员，班设政治战士。

东江纵队司令部设在深圳大鹏葵涌土洋村意大利天主教堂内。

　　东纵的四位主要领导，一位曾任红军团长，两位毕业于中山大学， 一位毕业于黄埔军校。

曾生，1937年毕业于中山大学文学院教育系。余见前。

尹林平， 1930年秋，加入中国工农红军，火线中加入中国共产党，从班长做到团长。中央红军长征后留在当地任中共漳州中心县委委员兼军委书记。1938年4月，中共广东省委成立，任省委常委兼军委会书记。1940年9月，兼任广东人民抗日游击队第三大队和第五大队政委。1943年12月，任广东人民抗日游击队东江纵队政委。

王作尧，1934年毕业于黄埔军校广州（燕塘）分校第七期（相当黄埔军校第十一期）。余见前。

杨康华，1936年毕业于中山大学政治系，同年3月加入中国共产党。1938年4月，任中共广州市委常委兼宣传部长。1938年10月广州沦陷后，撤退到香港，任中共东南特委宣传部长。1940年10月任中共香港市委书记。1941年12月香港沦陷后，到东江抗日游击区，任广东人民抗日游击队东江纵队政治部主任。

1943年12月，东江纵队成立时，前身广东人民抗日游击总队，取得的战果，如图所示。

　　1945年，东江纵队司令部迁到广东博罗县罗浮山冲虚观内。

抗日战争胜利时，东江纵队已发展成拥有1.1万多人的军队，建立了东至陆丰，西至清远，北至始兴，南至香港，总面积六万多平方公里（广东三分之一国土），人口450多万的抗日根据地和游击区。

在游击区内，。东江纵队打击日伪，清匪反霸 据不完全统计，抗战八年中，东江纵队对日、伪军作战1400多次，毙伤日、伪军6000多人，俘虏、投诚3500多人；缴获枪6500多支，炮25门。

在根据地，东江纵队建立民主自治政权，实行减租减息，促进农业生产；公平交易，维护民众利益，促进根据地经济发展。

在海上，东江纵队有两支海上游击队，以大鹏半岛为界，东边是护航大队，西边是港九独立大队海上中队。日军将港九设为日本南太平洋战争的中转站和补给站，开辟了香港⇆汕头⇆台湾和香港⇆菲律宾两条海上运输线。东纵两支海上游击队经常巡海，对于大型日军运输舰，他们给盟军提供情报，引盟军飞机来轰炸；几百吨以下的小型日伪运输船，他们就出动三几艘木帆船去包抄，将日伪货船物资当成我军的军需供给。

为国家长远发展，他们救助了300多位中国文化名人和爱国民主人士及其他人士共800余人到达安全地区。

在国际上，他们营救了8个盟军飞行员和从日军集中营解救了81个盟国被俘军人和政府工作人员；与盟军建立情报网络，多次为盟国提供精准情报，如轰炸日军机场最佳时机，日舰运输物资及航运线路等重要情报。

1944～1945年间， 东江纵队营救了8个盟军飞行员和81个被俘盟国军人及工作人员的具体情况：

1944年2月11日，美国第十四航空队飞行员克尔（音译，下同）中尉，在袭击香港启德机场时飞机被击中跳伞，获港九大队庇护脱险。

1944年5月26日，第十四航空队勒夫哥中尉、拉忽累尔中尉、沙克上士、康利上士、利斯上士等5位飞行员，驾417号B25轰炸机轰炸日本运输舰时被击中，坠入大亚湾海面，被护航大队营救。

1945年1月16日，第十四航空队机群轰炸日军军事设施时，一飞机被日军高射炮击中，飞行员伊根中尉跳伞落入新界海面，被港九大队短枪队营救，同时第三舰队飞行员克利汉海军少尉亦获救。

克尔中尉、威廉·勒夫哥空军中尉代表5获救飞行员、克利汉海军少尉都有分别来信致谢。

1941年12月，日军占领香港后，把英军战俘关押在亚皆老街等三个集中营，港英政府文职人员囚禁在赤柱集中营，印籍官兵囚禁在马头围集中营。应英军请求，港九大队深入市区摸查情况，提出营救方案，在英军派员协助下，将这些战俘分批救出。

据不完全统计，东江纵队先后从日本战俘集中营救出英国人20名，印度人54名，丹麦人3名，挪威人2名，俄国人1名，菲律宾人1名。

11 为了和平，主动北撤

　　1945年9月始，日本宣布无条件投降后，国民党军队开始集结力量，准备“清剿”东江纵队。1946年2月5日，时任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委员长广州行营主任张发奎召开记者招待会，宣称广东没有中共领导的武装部队，只有“土匪”，没有“东江纵队”，他们的职责只有“剿匪”。

张发奎也算抗日名将，率部参加过淞沪会战、武汉会战、昆仑关战役、粤北战役、桂柳会战等战役。1945年日本无条件投降后，他被指定为华南战区受降主官。1945年9月16日，张发奎在广州市中山纪念堂主持了受降仪。

1938年11月，张发奎奉命任第四战区司令长官。1939年，曾、王两部编入张司令长官麾下抗日，因战绩骄人而获战区司令长官嘉奖。1940年5月，第四战区宣布“曾、王匪部被剿灭”。其后，东江纵队（核心为曾、王两部）顽强生存，继续抗日的战绩和给盟军的帮助海内外皆知。此刻，张司令长官却不肯承认“东江纵队”的存在！

1946年3月9日，东江纵队政委林平飞抵重庆。在3月11日和3月18日的重庆中外记者招待会上，林平介绍了东江纵队的抗日经历及当时广东国民党军剑拔弩张对付东纵的情况，中共代表周恩来也在记者招待会上要求国民党军队停止袭击。 中国民主党派也呼吁制止内战。

在国、共、美三方代表组成“军事调处执行部”的协调下，国民党政府终于承认广东中共抗日武装部队的存在。

为避免国共双方军队冲突，经多番谈判协商，国共双方签订了《北撤协定》，主要内容：

① 承认华南有中共领导的抗日武装力量；

② 同意东纵2400人北撤，不撤退的复员，发给复员证，政府保证复员人员的生命安全，财产不受侵犯，就业居住自由。

③ 东纵撤退到陇海路以北，撤退船只由美国负责，具体措施回广东再谈。

回到广东后补充协议：

① 北撤部队带走全部武器，不能留给当地。

② 国民政府答应提供北撤人员的置装费、用粮费、伤病员治疗费、复员人员安置费等共3亿7千万元，（实际仅给了1亿元），由国府广州行营支付。

　　1946年6月23日，东纵北撤将士冲破国民党军队的围堵，陆续到达深圳大鹏半岛集中，部队处于高度戒备状态；对复员人员作了周密安排，以确保他们的生命安全。

6月29日，在大鹏湾沙鱼涌海滩上欢送的民众云集，举行了欢送北撤部队的大会。八年抗战，患难与共，生死相依；此刻即将离别，前路未知，乡亲们依依不舍，挥泪送别。

6月30日，在司令员曾生率领下，东纵主力2583人（其中160人是其他纵队人员），在大鹏湾沙鱼涌登上了三艘美军登陆舰，向山东烟台进发。

至此，“广东人民抗日游击队东江纵队”的抗日救亡使命完成。

东江纵队，从1939年4月，取得国民政府给予合法番号开始，就是一支人民抗日正规军队。在8年抗战中，得到当地民众及港、澳和海外华人的支持、捐助、参与，从800余人受挫至100余人，再发展壮大到超过11000人的强大军队，收复了6万多平方公里（广东三分之一）国土，护佑了当地450多万民众；救助了300多中国文化名人和爱国民主人士；营救了8位盟军飞行员和81位盟国被俘将士及工作人员；与盟军建立情报网络，多次为盟国提供精准打击日军的重要情报。

抗战八年间，东江纵队指战员有2500多人殉国。

东江纵队北撤2583人（含珠江纵队等其他人员160人）中，我们的父亲是其中一员。

　　东江纵队三位率领北撤的指挥员（从左到右）：司令员曾生，副司令员兼参谋长王作尧，政治部主任杨康华。

抗日战争时期，八路军和新四军是国民革命军的重要组成部分，东江纵队也被承认是国民革命军的一部分，是由中国共产党领导的抗日武装。他们对抗日战争的重要贡献，就是保一方百姓平安，保一地国土不受践踏。

这三位东纵指挥员，登上美舰时穿的是国民革命军的军服。

　　1946年6月30日，东纵司令曾生、副司令王作尧、政治部主任杨康华率主力部队2400人北撤，到达山东烟台后，清点实到2583人，含珠江纵队89人、韩江纵队47人、南路23人、桂东南1人。

北撤武装人员在深圳大鹏湾分乘三艘美军登陆艇，恰遇台风天气，历5昼夜风浪，1946年7月5日，到达山东烟台。

　　1946年7月5日早晨，历经5昼夜风浪后，登陆舰终于在山东烟台靠岸。东江纵队北撤官兵，衣着整齐，精神饱满，站在甲板上，准备登上山东解放区这片热土。

　　东纵北撤官兵登陆，受到山东胶东解放区党、政、军、民上万人热烈欢迎。

　　在山东烟台的欢迎仪式上，胶东军区副司令、胶东行署主任致词欢迎，东纵司令曾生致答谢词。

东纵北撤后，归入新四军序列。战斗人员进入华东军政大学整训，非战斗人员进入党校学习。

　　除了北撤2400人，东纵大部分人员（约8千）就地复员（多为本地参军的民众和港、澳、海外华人）。由东纵司令员曾生、政委林平签发“临时复员证”。“临时复员证”上写着：本队复员人员，“经委员长广州行营代表王衡少将予以决不歧视之保证”。“望沿途军警给予保护，该员籍贯地方政府给予安居就业。”

为了保护复员军人和根据地百姓的利益，东纵政委林平带领约400余人分散隐蔽留守。其中，南雄、始兴一带有200余人，九连山有60余人，紫金、河源、五华一带有20余人，英德、新丰、翁源和增城、博罗一带有约100人，海陆丰、惠东一带有约40余人，此外，从化、东莞、宝安也有少量留守武装人员。

　　刚发完“复员证”，东纵主力北撤，国民党方就开始逮捕、杀害复员人员了。消息传至山东，东纵主要将领于1946年8月15日发出通电，一方面提醒当地国民党顽固势力遵守协议，另一方面，号召留下人员组织反抗。

12 东纵精神代代传

　　在港九独立大队的后代中，蔡建中大哥曾经作为亲属随东纵北撤，搭乘美舰，在海中历5昼夜风浪，于山东烟台登陆，到达山东解放区 。

　　一年一度的广东人民抗日游击总队（东江纵队）港九独立大队老战士新春茶话会活动，几十年后已由他们的后代接棒继承。东纵前辈抗击侵略者的骨气，保家卫国的牺牲精神，和平后铸剑为犁，为祖国建设默默奉献的赤诚，也一起继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