忆浏阳七中之岁 宋燧文

宋燧文

　　近日，浏阳七中初中时的同窗发来邀约，盼我赴长沙一聚。掐指一算，我们这群人都已迈过八十岁的门槛，从校园毕业离校，也足足有六十三年了。​点开微信群里的聚会 “接龙” 名单，目光扫过那些熟悉又陌生的名字，除了寥寥几位高中时仍有联系的同学，其余多数人，我竟怎么也想不起他们当年的模样 —— 是清瘦的少年，还是扎着麻花辫的姑娘？记忆里的面容像蒙了一层薄纱，模糊得抓不住痕迹。可奇怪的是，曾经的校园情景，却像被时光精心保存的老照片，从未随着岁月褪色，反而在心底愈发鲜活。

时光的车轮滚滚向前，在浏阳的土地上碾出深浅不一的辙印，而浏阳七中的变迁，便是其中最浓墨重彩的一笔。2000 年，为顺应教育格局调整，浏阳七中与浏阳五中携手合并 —— 宛如两条奔涌的溪流汇聚成河，为这片土地的教育事业注入全新活力。时隔八年，2008 年，这片曾装满无数人青春与梦想的校园，迎来了历史性转折：改建为湖南省首个县市级素质教育基地。从此，它褪去旧时光的青涩，在素质教育的新征程上开疆拓土，成为引领时代教育潮流的先行者。

　　回溯过往，浏阳七中的青砖黛瓦间，始终萦绕着金江书院的千年文脉。1959 年的秋天，我怀揣着对知识的炽热渴望，背着母亲缝制的粗布书包，第一次踏入这所校园。彼时，校园里几十株古樟早已枝繁叶茂，浓密的绿荫像一把把撑开的绿色巨伞，将整个操场严严实实地笼罩。微风拂过，樟树叶簌簌作响，那声音轻柔又绵长，仿佛在低声诉说着清代金江书院里朗朗的书声。从昔日的金江书院，到后来的私立金江中学，再到我眼前的浏阳七中，这份教育的薪火跨越百年，从未断绝。

初入校园时，这里热闹得像一片沸腾的海洋。彼时的七中规模颇大，从初一到高三共有 20个班级，单是初一新生便有四个班。我们四个班的学生，挤在左右两个天井周围的教室里，虽显拥挤，却满是青春的朝气。课桌上摊开的课本早已泛黄，纸页边缘卷着毛边，可每个人都视若珍宝 —— 不少同学还会在书页间夹上一片从后山采来的枫叶，红的、黄的，成了那段岁月里最别致的青春书签。教室是由青砖旧屋改造而成，带凳的课桌斑驳破旧，桌面上布满了往届学生留下的刻痕，一看便知已陪伴了无数学子。我们找来旧报纸仔细铺在桌面上，便能一笔一划地认真书写生字；窗户格子上糊着的窗皮纸早已破损，每逢寒冬，凛冽的寒风顺着缝隙钻进来，冻得人手指僵硬麻木，可没有一个人肯放下手中的笔 —— 大家只是把棉袄裹得更紧些，目光紧紧盯着黑板上的字迹，任凭思绪沉浸在知识的海洋里。

　　那时恰逢国民经济最困难的年月，日子苦得像嚼着掺了糠的糙米，难以下咽。学校食堂的灶台常常是冷火秋烟，蒸出的钵子饭里还掺着细小的糠皮，吞咽时剌得嗓子生疼。即便如此，我们也舍不得浪费一粒粮食，就着从家里带来的萝卜擦菜，蘸上一点酱油，匆匆扒拉几口饭，便背着书包往教室跑。在我们心里，比起肚子的饥饿，耽误上课才是最让人焦虑的事。老师们的日子同样艰难，几乎每位老师讲课前，都要先喝一口热水暖暖身子，后来我们才知晓，他们常常饿着肚子走上讲台，却从未缺过一节课，从未敷衍过一堂课。他们在课堂上讲授孔孟的 “仁”，阐述家国的责任，声音不大，却像一粒粒火种，精准地落在我们心底，点燃了我们对知识的渴望，更唤醒了我们对家国的担当。

然而，这份热闹并未持续太久。艰苦的岁月像一把无情的筛子，渐渐筛走了许多同窗。先是坐在后排的熊再明 —— 他和我来自同一个村，平日里总爱和我一起徒步去学校，或在樟树下背书 —— 默默收拾起书包。他低着头，声音有些沙哑地说：“家里忙不过来，我得回去帮着种地。” 离别那天，他从课本里小心翼翼地取出一片压得平整的枫叶，郑重地塞到我手里，眼眶泛红，哽咽着说：“你替我多读读，以后有机会，也给我讲讲课堂上的事。” 没过多久，邻桌的小兰(化名)也走了。小兰家住在枨冲，平日里总是安安静静地坐在座位上做题。那天，她母亲攥着半块红薯来学校接她，脸上满是无奈与心酸，哭着说：“实在供不起了，让孩子回家帮衬着吧。” 临走前，小兰把自己仅剩的一斤半粮票悄悄塞给了我，轻声说：“你别饿着，好好读书。” 还有高中年级的两个同学，偶尔偷食堂的钵子饭躲在礼堂(兼饭厅)的舞台下吃，被汤佩佑校长(曾是南下干部、地下党员，七中撤销高中后调到三中掌舵)发现后没有公开批评他们，只是私下给予口头警告，后来这两个同学都考入了重点大学。

　　日子一天天过去，四个班的同学越来越少，空着的课椅在教室里整齐地排列着，像一个个沉默的影子，无声地诉说着离别的哀愁。到最后，四个班只好合并成一个班。夜晚的教室里，只有一盏盏油灯散发着微弱的光，灯影在墙上晃悠悠地跳动，照得人心里空荡荡的。

原本我满心期待着读完初中后，能在七中继续读高中 —— 校门口的公告栏上，“高中班招生” 的旧告示还在风中轻轻晃动，那是我们无数人心中的期盼。可等到1962年毕业时，班里的学生已所剩无几，高中班终究没能办下去。我们背着简陋的铺盖，踏着清晨的霜花，各自奔赴不同的学校：有人去了浏阳一中，我则去了位于古港的浏阳三中。如今回想起来，当年能坚持读完初中、顺利升学的人，其实寥寥无几。

离开七中的那天，我忍不住一次次回头凝望，只见古樟的叶子正纷纷扬扬地飘落，往昔教室里的书声仿佛还萦绕在枝头，可再仔细听，却又模糊不清，只留下满心的怅惘与不舍。

如今再回首那段在七中度过的三年时光，苦是真的刻骨铭心，可暖也是深入骨髓的。旧课桌上歪斜的字迹、老师们饿着肚子却依旧洪亮的讲课声、同窗离别时饱含期望的嘱托，还有校园里那一棵棵始终傲然挺立的古樟，都化作了我心底最柔软的念想。即便当时常常饥肠辘辘，可那份对读书的初心，却像金江的流水般清澈绵长，又如书院传承的薪火般炽热明亮，一直熠熠生辉，从未熄灭。

　　再后来，我从贵州调回浏阳工作 —— 因母校离老家只有四公里路程，所以时常会回去看看。曾经上课的教室依旧静静地矗立在那里，青砖墙上的划痕又多了几道，岁月的痕迹愈发深刻，屋顶的瓦片也有了不少破损，可它们就像一位位沉默的长者，坚守着这里的每一段记忆，每一个故事。校园里的几十株古樟，依旧枝繁叶茂，粗壮的枝干向四周伸展，好似忠诚的卫士，日夜守护着这片承载了无数人青春的土地。我常常会伸手抚摸古樟粗糙的树干，指尖触到的纹路里，仿佛还留存着当年我们在树下嬉戏、背书时的纯真与快乐。阳光透过树叶的缝隙倾洒而下，在地面上形成一片片晃动的光斑，与当年课桌上的光影渐渐重叠，明明暗暗间，满是对未来的希望。

四川校友张谷初等老先生提议成立浏阳七中 “奖奖学基金会”，我毫不犹豫地加入，不仅是积极的倡导者和支持者，还主动承担了基金会会长的职责。那些年，我们奖励了好几批品学兼优的学生，看着那些年轻的面庞，就像看到了当年的自己，也希望能为母校的教育事业尽一份绵薄之力。

每当回忆的闸门打开，那些曾经教导过我们的老师，便会清晰地浮现在眼前。宋凤楼老师虽已年迈，可他严谨的教学态度，却深深烙印在我的脑海里。我仿佛还能看到他站在讲台上，手持粉笔，一笔一划地在黑板上讲解代数题，那些原本枯燥难懂的公式定理，经他深入浅出的讲解，瞬间变得生动易懂。还有我们都亲切地称呼为 “王胖子” 的老师 —— 其实他只是略显富态或是些许浮肿，这还是他自己先调侃着说起的，我们便跟着叫开了，如今竟忘了他的本名 —— 他的物理课，总是充满欢声笑语。王老师最擅长用生活里的小事打比方，把复杂的物理原理讲得通俗易懂：比如用 “烧水时水蒸气顶开壶盖” 解释做功，用 “走路时脚与地面的摩擦” 讲解摩擦力，让我们在轻松愉悦的氛围中就掌握了知识。有时下课铃将响，大家急着冲出教室活动时，王老师会把一只鞋和一顶帽子放在讲台上，笑着说 “还冒（浏阳方言，意为‘还没’）”，用 “鞋帽” 的谐音提醒我们别急着跑，先把课堂重点再记一记，逗得大家忍俊不禁，也让我们牢牢记住了知识点。

章子璜、徐习之、苏子泉三位老师，更是堪称 “全才”。他们知识渊博，又多才多艺：章子璜老师讲政治课(兼教高中语文)时，总能把国家大事讲得激情澎湃，让我们对家国未来充满向往；徐习之老师的语文课，无论是讲解古文还是朗读诗词，都声情并茂，仿佛能带着我们穿越时空，与古人对话；苏子泉老师则精通历史与地理，上历史课时，他能把朝代更迭讲得像故事一样有趣，上地理课时，又能拿着地图，带我们 “走遍” 世界各地，领略不同地域的风土人情。王秀文老师(徐老师的夫人)负责敲钟，还上音乐课，更是为我们艰苦的岁月增添了一抹亮色。她的歌声如钟声清脆悦耳，无论是《茉莉花》还是《让我们荡起双桨》，经她一唱，都格外动听。那歌声仿佛还在校园上空悠悠回荡，让我们在饥寒交迫的日子里，也能真切感受到音乐的美好，感受到生活的诗意。还有军人出身的贾老师，他的体育课总是充满 “严” 与 “爱”。贾老师身姿挺拔，做事雷厉风行，他会严格要求我们跑步、做操，每个动作都要标准到位；可在我们累得跑不动时，他又会放慢脚步陪着我们，给我们加油鼓劲。他还教我们打篮球、打乒乓球，在运动中教会我们坚持与协作，不仅锻炼了我们的身体，更磨砺了我们的意志。

　　如今，浏阳七中虽已不复存在，但承载着无数记忆的校园仍在：金江书院的文脉仍在流淌，夏明瀚、陈昌烈士带领师生修筑的环校马路仍在延伸，开国上将宋任穷与诸多栋梁之材的足迹仍深深印在校园的土地上，浏西文化书社 —— 这片浏阳第一个基层党支部的印记，也依旧清晰。这些珍贵的痕迹，早已超越了一所学校的存在，成为浏阳教育史上不可磨灭的精神坐标，永远镌刻在我们这些老校友的心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