遥思吕祖谦（二）：鹅湖之辩

李志坚

　　鹅湖之会激烈辩论了3天，主要争议什么问题？

辩论的中心议题是“教人之法”。 朱熹强调“格物致知”，格物就是穷尽事物之理，致知就是推致其知以至其极。并认为，“致知格物只是一事”，是认识的两个方面。主张多读书，多观察事物，根据经验，加以分析、综合与归纳，然后得出结论。陆氏兄弟则从“心即理”出发，认为格物就是体认本心。主张“发明本心”，心明则万事万物的道理自然贯通，不必多读书，也不必忙于考察外界事物，去此心之蔽，就可以通晓事理。所以尊德性，养心神是最重要的，反对多做读书穷理之工夫，以为读书不是成为至贤的必由之路。

朱熹的育人之法是“读万卷书 行万里路”，我也信奉这理念。不过，根据叶一苇老前辈的说法，这场辩论“双方都意气用事，互为攻讦，陆氏占了上风，朱熹很不愉快，但吕祖谦却不失主持者风度”。这是怎么回事？

儒家重视德的培养，而非技艺。教育的主要目的就是把人培养成“君子”。陆九渊的心学渊源，他自称是“ 因读《孟子》而自得之于心” 。孟子认为，人性本善，既然如此，陆九渊就认为，只要把自己内心的善心发现挖掘出来就可以了，何必那么麻烦读那么多书，研究那么多问题。只要有了这颗心，在实践（践履）中逐渐去感悟即可。陆九渊以孟子的性善论作为立论基础，朱熹高举的是孔孟之道，自然无法作出强烈反应。三年后才写了一首诗“只愁说到无言处，不信人间有古今”来讥讽二陆。如果当时以告子的“性犹端水也，央诸东方则东流，央诸西方则西流。人性之无分于善不善也，犹水之无分于东西也”立论，自然会得出不一样的结论。

　　如何格物，众说纷纭，据说有一百多种方法。历史上有个著名的故事，叫“守仁格竹”。明代大哲学家王守仁（王阳明）一心想成为圣贤，一直笃信朱熹的“格物致知”学说。所以他相信朱熹的“格物穷理”，就是要从外物当中格致出“理”来。有一天，王阳明对一个姓钱的朋友说，我们“格”物，然后体认物当中的“理”，就去格亭子前竹子的“理”。姓钱的朋友在竹子前冥思苦想，竹子里头的“理”在哪里？结果连坐了三天，病倒了。王阳明一看，认为姓钱的朋友功底不够，于是他坐在竹子前面，冥思苦想竹中的“理”，经七天七夜，结果也病倒了。他从亲身实践中体会到，从外在客观事物中寻找“理”，是格不出来的。从此，王守仁开始改变了自己的看法。又在谪贬贵州期间有了龙场悟道：“圣人之道，吾性自足，向之求理于事物者误也。”即无论是天地的法则还是圣人的教诲，其实都蕴含在每个人的内心之中，源自于我们天生的本性。要想成为圣人，只需深入探索自己的内心和本性，而向外寻求这些道理的做法则是徒劳无益的。认为天下之物本无可格者；其格物之功，只在身心上做。王阳明从朱熹的追随者转变成为陆九渊的信奉者，进而创立了中国哲学的重要学派“陆王心学”。

格物出现如此不堪的情况，究其原因是当时的科技水平引起的。根据胡适的研究，起初程颐把格物的“物”字解作“语其大至天地之高厚，语其小至一物之所以然”，又解作“自一身之中，至万物之理”。这个“物”简直是科学的范围，当然做不到了。后来他自己把范围缩小到“穷经、应事，尚论古人”三项。朱熹便依程所定的范围，一生精力大半都用在“读书穷理”，“读书求义”上。后来朱熹说：“夫天下之物，莫不有理，而其精蕴则已具于圣贤之书，故必由是以求之。”物的范围从“天下之物”缩小到“圣贤之书”，“圣贤之书”成为一切事物的标准答案。陆、王认为“格天下物”是做不到的事，限定“意所在之事谓之物”。但是陆、王都主张“心外无物”，真理在心中，故“意所在之事”一句话的范围可大到无穷，比程、朱的“圣贤之书”广大得多，也具有独立自由的精神。

陆九渊提出过一个王炸问题（有说现场被其兄陆九龄制止）：“如果说只有读书才是认识真理和成圣成贤的道路，那么所公认的圣贤尧舜，在他们生活的时代无书可读，不也成为大圣贤了吗？”因为儒家一直把古代圣贤理想化，从孔孟到程朱到陆王，都把崇尚尧舜，恢复周制作为目标，这个问题自然难以回答。实际上，根据现在的观点，尧舜可能是约公元前2200—前2000年（距今4200—4000年前）的部落联盟领袖，其时代早于夏朝，对应中国新石器时代晚期向青铜时代过渡的阶段。陶寺遗址（山西襄汾）、石峁遗址（陕西神木）或与舜的部落活动有关，其文明程度根本无法与后世相提并论。

正因为传统儒学有这些无法克服的缺陷，看似有道理的育人之道，在辩论中未能取得上风。可历史的演变却往往出乎人们的意料。

　　鹅湖之会前后，朱陆两种学派争奇斗艳，各放光彩。 因朱熹的批判精神（如对君权的约束思想），统治者并不乐见，宋宁宗时期的“庆元党禁”，将程朱理学定为“伪学”，禁止传播，朱熹等59人被列入“伪学逆党”名单，程朱理学遭受沉重打击。后恢复朱熹名誉，并追谥周敦颐、二程等理学家，理学逐渐恢复影响力。宋理宗亲政后推行“端平更化”，正式确立程朱理学为官方正统思想：1241年，理宗下诏将周敦颐、二程、张载、朱熹从祀孔庙，并钦定朱熹《四书章句集注》为科举考试标准，程朱理学思想成为选拔官员的核心标准。元朝儒人地位不高，处于受承认但被压制的状态。到了明初，程朱理学重新被确立为官方正统地位。后王阳明的横空出世，提出“心外无理”“致良知”，挑战程朱理学的“格物致知”，成为明代中后期主流思想，程朱理学影响力下降。程朱理学批评心学近禅，而心学则指责程朱理学过于教条化，双方形成学术对立，鹅湖之会的形势重新呈现。

清初迎来程朱理学的高光时刻，康熙尊朱熹为“天地之正气”，“万世宗师”，命人编纂《性理精义》《朱子大全》，使程朱理学重新成为官方学说。雍正、乾隆利用理学强化社会控制，如表彰忠孝节义，同时通过文字狱打压异端。清代中后期考据学批判理学空谈义理，主张回归经典文本，理学在学术界的地位下降。尽管官方仍尊崇理学，但士人更关注经世致用之学，理学逐渐失去思想活力。清末民国时期，中西方文化碰撞成为主要议题。

上世纪70年代中末期流行一部叫《决裂》的电影，这部电影讲述了“江西共产主义劳动大学”在农村办学的故事，其中的一个剧情是欧阳教授（葛优父亲葛存壮饰）站在教室里，黑板上挂了一匹马的彩图，教授说：“同学们，今天我来讲马尾巴的功能。”话音刚落，画外传来“哞”声，有农村经历的人能听出是水牛的叫声。一位女同学立即举手站起来说：“我们是江南地区，没见过马，多的是牛，希望老师以后不要再讲什么马尾巴的功能，多讲一些有关牛的知识。”教室里哄堂大笑，教授尴尬无比。

我也看过这部电影，经历过那个时代。当时的大中专学生首先要求出身好，相信根正苗红；考试成绩不是最重要的因素，更重视品德教育；注重实践，提倡半工半读。我想，陆九渊在天之灵见到这种情景定将开怀大笑。

又过了半个世纪，这是个多么美好的时代！谁都可以吃上白米饭，肉想吃多少就有多少，每个儿童少年都能读上书。读书的时间非常长，从幼儿园到大学，岂止十年寒窗，差不多要读20年。人人具有头悬梁 锥刺股的精神，沉重的书包炼就熊腰虎背，夜以继日的长读使太多的人年纪轻轻就戴上眼镜。博览群书，读书人不仅要懂得马尾巴的功能，还要懂得狗尾巴、鸟尾巴、鱼尾巴的功能，不然无法取得好的成绩，这种场景朱熹该有多么欣喜！

作为鹅湖之会的主持人，这时吕祖谦该是怎样想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