苏轼《辛丑十一月十九日，既与子由别于郑州西门之外，马上赋诗一篇寄之》：郑州西门外，残月照离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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嘉祐六年（1061年）的十一月，北宋中原大地早已被刺骨寒意浸透，枯黄草木在朔风中瑟缩颤抖，天边残月如霜刃般悬于墨色夜空，清辉洒在蜿蜒的驿道上，将路面的碎石与枯草染得一片惨白。这一年，对苏轼与苏辙而言，是人生中极具分量的转折点——这对自少年时便形影不离、名动京华的兄弟，正面临着人生里第一次真正意义上的远别。

彼时，苏轼凭借制科考试中的出色表现，被任命为大理评事、签书凤翔府判官，即将远赴陕西开启仕途；而苏辙却因在《御试制科策》中直言不讳抨击时弊，哪怕最终入等，也因言辞尖锐触动朝堂神经，主动请辞留京侍奉父亲苏洵。

从汴京（今河南开封）出发的那一日，天还未亮，苏辙便牵着马陪在兄长身侧，一路西行。按照北宋驿道行程，汴京到郑州约一百四十里，宋代一里约合如今五百至六百米，换算下来便是七十到八十四公里，在没有现代交通工具的年代，骑马需整整两日才能抵达。苏辙没有半分犹豫，执意送了一程又一程，直到郑州西门外，才不得不勒住马缰——再往西，便是苏轼赴任的方向，而他需折返汴京。

寒风中，两匹瘦马相对嘶鸣，兄弟二人执手无言，苏辙眼中的牵挂与不舍，苏轼心中的酸涩与怅然，都被残月与寒风悄悄裹进了这段驿路记忆里。就在离别后的马背上，苏轼心绪如潮，从行囊中取出纸笔，在颠簸的马背上匆匆写下《辛丑十一月十九日，既与子由别于郑州西门之外，马上赋诗一篇寄之》，将满腔手足情深与离愁别绪，凝进了这一百一十二个字的诗篇中。

要真正读懂这首诗，不仅要回溯它诞生的时代背景，更要厘清“郑州西门外”这个承载了离别重量的地点——它并非如今郑州主城区的西门，而是北宋郑州州城的西门，二者在时空上有着清晰的界限。北宋时的郑州，并非如今这般规模宏大的省会城市，仅是一座连接汴京与西京洛阳的交通枢纽州城，辖区范围远小于今日，州城核心大致坐落于如今郑州管城回族区的老城区一带。

当时郑州州城的西门名为“西成门”，具体位置约在今日管城回族区西大街与顺城街的交叉口附近。或许有人会疑惑，如今的郑州管城区并无“西成门”，也无以“西门”命名的街道，这实则是历史变迁留下的痕迹。

1927年冯玉祥主政郑州时，为改善城市交通，下令拆除了部分老城墙，其中便包括西成门的主体结构，后来人们沿着西城墙旧址修建道路，取名“顺城街”，西门以北路段称“北顺城街”，以南则称“南顺城街”。如今漫步在顺城街，脚下的青石板路或许还残留着千年前驿马的蹄印，街边的老槐树或许也曾见证过那对兄弟分别时的沉默。

再看这首诗的创作背景，苏轼与苏辙的兄弟情谊，自年少时便已深植。他们一同在眉山的书斋中苦读，一同随父亲苏洵游历四方增长见闻，嘉祐二年（1057年）又一同登进士第，本是意气风发准备共赴仕途之时，却因母亲程夫人病逝，不得不一同返乡守孝三年。守孝期满重返汴京后，嘉祐六年的制科考试成了兄弟二人人生的分叉点。

苏轼的策论才华得到考官赏识，顺利获得外放任职的机会；苏辙却因在策论中直指宋仁宗“无事则不忧，有事则大惧”，毫不避讳地批评朝廷积弊，虽因才学被列入下等，却也让他看清了官场的复杂与凶险。为了能留在父亲苏洵身边尽孝，也为了避开朝堂纷争，苏辙主动请求留京，这才有了汴京到郑州西门外的这段送行，也才有了这首饱含深情的诗篇。

辛丑十一月十九日，既与子由别于郑州西门之外，马上赋诗一篇寄之

宋·苏轼

不饮胡为醉兀兀，此心已逐归鞍发。

归人犹自念庭闱，今我何以慰寂寞。

登高回首坡垄隔，但见乌帽出复没。

苦寒念尔衣裘薄，独骑瘦马踏残月。

路人行歌居人乐，童仆怪我苦凄恻。

亦知人生要有别，但恐岁月去飘忽。

寒灯相对记畴昔，夜雨何时听萧瑟。

君知此意不可忘，慎勿苦爱高官职。

这首诗没有华丽辞藻的堆砌，没有生僻典故的点缀，却如同一杯温酒，初尝时是离别苦涩，细品时便觉亲情的醇厚与人生的通透。开篇“不饮胡为醉兀兀，此心已逐归鞍发”两句，便将离别后的恍惚与牵挂写得入木三分——苏轼分明没有饮酒，却像喝醉了一般昏沉恍惚，并非身体疲惫，而是心已随着苏辙返程的马匹远去。

“归人”二字用得极妙，苏辙是返回汴京的人，尚且还在牵挂家中父亲（“庭闱”代指父母居所），而自己却是远赴他乡的人，未来漫长岁月里，又该用什么来慰藉这份孤独与寂寞？这里的“寂寞”，不止是离别后的孤单，更藏着对亲人的思念、对未知仕途的迷茫。彼时苏轼不过二十六岁，虽日后以豁达著称，但面对与至亲的第一次远别，少年人心中的脆弱与柔软，终究在诗句中展露无遗。

接着，诗人笔锋一转，将视线拉回离别瞬间：“登高回首坡垄隔，但见乌帽出复没。”苏轼在分别后，忍不住勒马登高，回头眺望苏辙离去的方向，可连绵的丘陵挡住了视线，只能看到弟弟头上的乌帽在山间时隐时现。“乌帽”是宋代文人常戴的黑色幞头，这里以“乌帽”代指苏辙，既符合古人借物代人的写作习惯，又添了几分亲切感。

仿佛在读者眼前，真的浮现出一个身着素衣、头戴乌帽的身影，骑着瘦马在残月下渐行渐远，身影时而被土坡遮挡，时而又显露出来。“出复没”三个字，将离别时的不舍与无奈写到了极致：每一次看到乌帽出现，苏轼心中便涌起一丝希冀，盼着弟弟能再停留片刻；可每一次乌帽消失，又添一分失落，明白离别已是定局，这种反复拉扯的心境，正是离别时最真实的写照。

随后，诗句中的情感从“不舍”转向“心疼”：“苦寒念尔衣裘薄，独骑瘦马踏残月。”十一月的中原，寒风如刀割，苏轼想到弟弟身上的衣裘或许不够厚实，又想到他要独自骑着瘦马，在残月映照的驿道上返回汴京，那份兄长的关怀与担忧，跃然纸上。“瘦马”与“残月”既是对当时环境的写实。

北宋官员出行多骑驿马，未必都是骏马；离别时天色未亮，残月仍挂天边——也渲染了凄凉氛围。在那样寒冷的清晨，一匹瘦马、一轮残月、一个独行的人，画面本身便带着萧瑟，而苏轼将这份萧瑟与对弟弟的牵挂相融，让诗句多了几分温度，仿佛能看到他眉头紧锁、喃喃自语的模样。

“路人行歌居人乐，童仆怪我苦凄恻”两句，用对比手法凸显了苏轼的孤独。路边的行人唱着歌谣赶路，城中的居民忙着生计，每个人都沉浸在自己的生活里，唯有苏轼被离愁包裹，满脸凄苦。就连身边的童仆都觉得奇怪，为何主人会如此伤感。

童仆不懂这份兄弟情谊的重量，不懂他们一同经历的寒窗苦读、一同面对的家庭变故，更不懂这份离别背后藏着的对未来的担忧。这种“众人皆乐我独悲”的对比，并非苏轼矫情，而是因为他心中的牵挂太深，深到足以忽略周遭的热闹，只余对弟弟的惦念。

然而，苏轼终究是苏轼，他没有沉溺于离愁，而是从离别中生出对人生的思考：“亦知人生要有别，但恐岁月去飘忽。”他清醒地知道，人生本就充满离别，这是无法避免的常态，可他害怕的，是岁月流逝太快，下次与弟弟相聚不知要等到何时。

这句诗里，藏着对时光的敬畏，更藏着对亲情的珍视。后来的人生也印证了这份担忧——苏轼一生多次被贬，从黄州到惠州再到儋州，苏辙也因受兄长牵连屡遭外放，兄弟二人聚少离多，可无论相隔多远，他们始终用书信传递牵挂，而这份深厚情谊的起点，正是郑州西门外的这次离别。

诗的结尾，苏轼将思绪拉回过往，也对弟弟寄予期许：“寒灯相对记畴昔，夜雨何时听萧瑟。君知此意不可忘，慎勿苦爱高官职。”他回忆起从前与弟弟在寒灯下相对而坐、促膝长谈的日子——或许是在眉山老家的书斋，或许是在汴京的出租屋内，一盏油灯、两卷书，便是最温暖的时光。

而“夜雨何时听萧瑟”，则是他对未来相聚的期盼：什么时候才能再次与弟弟一同坐在窗前，听夜雨打在屋檐上的萧瑟声响，重温当年的温馨？最后一句“慎勿苦爱高官职”，更是肺腑之言——他希望弟弟不要过于贪恋高官厚禄，因为在他看来，亲情的温暖、安稳的生活，远比功名利禄更重要。这份对仕途的淡然，既是苏轼对弟弟的叮嘱，也是他自己人生价值观的体现，而这份价值观，离不开父亲苏洵的教导。

苏洵虽未直接出现在诗中，却是兄弟二人情谊与价值观的重要底色。苏洵在《名二子说》中曾解释给两个儿子取名的深意：“轼乎，吾惧汝之不外饰也；辙者，善处乎祸福之间也。”他担心苏轼锋芒太露、不懂掩饰，希望苏辙能在祸福之间保全自己。

苏轼劝苏辙“慎勿苦爱高官职”，实则是延续了父亲的期许——他们一家人始终将亲情与品德放在首位，而非仕途得失。后来苏辙果然谨记兄长教诲，虽也在官场沉浮，却始终保持清醒，从未因追逐高位而迷失本心，兄弟二人相互扶持，成了宋代文人中手足情谊的典范。

这首诗除了承载亲情，更为后世留下了关于北宋郑州的珍贵记录。如今的郑州已是现代化大都市，高楼林立、车水马龙，可在北宋时，它只是一座普通州城，因地处驿道要冲而显得重要。

苏轼的诗句让我们知道了北宋郑州的西门位置、驿道走向，甚至能推测出当时文人官员的出行方式——骑马、走驿道，需随身携带纸笔以备记录。这些细节如散落的珍珠，被这首诗串联起来，让我们得以窥见千年前中原大地的风貌，也让郑州这座城市多了一份文学底蕴。

还有一个细节值得留意：苏轼在诗题中特意注明“马上赋诗一篇寄之”。在马背上写诗，条件艰苦，纸张容易被风吹动，笔墨也难以掌控，字迹或许潦草，却最能体现当时的真情实感——没有时间斟酌字句，所有情感都源自内心本能，这种即兴创作的质朴，让诗句更具感染力。后来苏辙收到这首诗后，深受触动，写下《次韵子瞻送赴阙》等诗回应兄长，兄弟二人以诗传情，成了文学史上的一段佳话。

如今，当我们站在郑州管城回族区的顺城街，看着街上熙熙攘攘的人群、两旁林立的商铺，很难想象千年前这里曾是萧瑟驿道，曾见证过一对兄弟的深情离别。可当我们轻声念出“登高回首坡垄隔，但见乌帽出复没”时，心中依然会涌起暖流。

这份跨越千年的手足情深，这份对亲情的珍视，是人性中永恒的光芒。苏轼的这首诗，不止是他个人情感的记录，更是对所有亲情的赞颂，它告诉我们，无论岁月如何变迁、距离多么遥远，亲情永远是心中最温暖的港湾。

在文学史上，苏轼的诗词多以豁达豪迈著称，“大江东去，浪淘尽”的壮阔、“一蓑烟雨任平生”的洒脱，早已深入人心。可这首《辛丑十一月十九日，既与子由别于郑州西门之外，马上赋诗一篇寄之》，却让我们看到了他柔软的一面——没有壮阔意境，只有“寒灯相对”的温情；没有洒脱姿态，只有“念尔衣裘薄”的牵挂。

正是这份温情与牵挂，让这首诗超越了时空限制，成为能打动每一个有亲人、有牵挂之人的作品。每当我们与亲人离别，每当我们在异乡思念家人时，读起这首诗，总会想起嘉祐六年十一月的那个清晨，想起郑州西门外的残月与瘦马，想起苏轼对弟弟的牵挂，想起那份永远不会褪色的手足情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