学习笔记之文明之旅

啄木鸟

　　学习笔记——公元1057年，宋嘉佑二年的千年龙虎榜。

先说福建的。这一科最拉风的，其实还不是四川的苏轼苏辙两兄弟，而是福建蒲城的章家叔侄。叔叔是章惇，后来的宰相，当时更牛的，是比他大10岁的侄子，这一科的状元章衡，有名的才子，被苏东坡夸过，“百年无人望其项背”。而且，章惇因为没考过自己的侄子，一赌气，这届中的进士资格不要了，过几年又考中了一次；而且，这个家族的好运还没走完。后面章惇的族兄章楶，在9年后，宋英宗治平二年，又中了一个状元。大牛人一嘟噜一嘟噜地出。这是福建浦城章家。

福建福州的林家也厉害，嘉祐二年这一科，林希、林旦、林邵、林颜四兄弟同时中进士。

福建还有泉州的吕家，嘉祐二年这一榜虽然只中了吕惠卿一个进士，但是他家兄弟十人，后来陆陆续续中了八个进士。

说完福建，再来看江西。唐宋八大家之一的曾巩，就是江西南丰人。嘉祐二年这一科，他们家不仅曾巩中了进士，还有他的三个弟弟、两个妹夫，同时中进士。其中，曾巩名气最大，但是他弟弟曾布官当得大，后来位至宰相。但其实，他们家族很多人都很厉害，有“南丰七曾”的说法。

北方的家族也有不少兄弟进士。比如陕西蓝田吕家，吕大忠、吕大钧、吕大防、吕大临四兄弟，都非常厉害，这一科是吕大钧中的进士。还有就是洛阳程家的程颢、程颐两兄弟。嘉祐二年，程颢中进士。程颐虽然没有考中，但是从此大彻大悟，不考了，干脆走上另一条路，后来也成为一代理学大师，这两兄弟的命运关键点，也是嘉祐二年。顺便说一句，张载还是程颐程颢的表叔。

说白了，科举成绩，不仅是个人奋斗的结果，它其实也是一个网络现象。一个地方的地域风气，一个家族的长期积累，都会让身在这个网络中的人受益。

​按照佛教的“因缘和合”来理解，他们都是因。缘是什么？是欧阳修开出的阅卷标准：有话直说——不要押韵，不要对仗，不要用那么多的生僻典故，不要搞花里胡哨的形式，回到孔子孟子司马迁时代《论语》《孟子》《左传》《史记》那样的散文。（2025年6月10日）

学习笔记 ——“君子”人格。

余秋雨有一本书，叫《君子之道》。它一开头就问：一个文化的终极成果是什么？然后他给出了一个很新颖的答案。他说，一个文化的终极成果是它的“集体人格”。说白了：一个文明演化了几千年，最终不过是锻造出来了一种理想的人的活法而已。书里面有一句话很精彩：“任何文化，都是前人对后代的遗嘱。最好的遗嘱，莫过于理想的预示。”一个文化，本质上不是它过去创造了什么东西，而是它对生活在这个文化里的人的一种承诺、一种叮嘱：“我的子孙们啊，你们未来要努力成为这样的人！”这才是所谓的“集体人格”。比如，英国人的“绅士人格”、美国人的“牛仔人格”、日本人的“武士人格”等等。那中国文化的最终成果是什么？就是“君子”人格。这是中国文化对每个中国人的叮嘱：你要做个君子。

什么是君子？借用孔子说的三句话，就基本能说清楚君子的内涵。

第一句话：“君子怀德，小人怀土”。“怀德”它是一种抽象的、超越的、恒定的品质，对就是对，错就是错，不能看情况、不随风倒、不和稀泥。而“小人怀土”就是“视情况而定”，“君子怀德”就是不看情况，只认原则。

比如，不拿不属于自己的东西，这就是一个绝对的道德律令。跟这个东西好不好、这个时候我是不是需要、这个东西的主人是好是坏，都没有关系。这样的人才是“君子”。缺乏原则的老好人，在孔子的道德世界里，是最糟糕的一种情况，比小人还糟糕。他甚至给这种人起了个名字，叫“乡愿”，然后旁边加批注：“乡愿，德之贼也。”

这是君子的第一个特征：君子怀德，说的是道德原则的超越性。

君子的第二个特征，也可以用孔子的一句话来概括：“君子之德风，小人之德草”。简单说，君子要像风一样，主动影响别人，而相反，如果一个人像草一样，风往哪边吹我就向哪边倒，不好意思，那就不够“君子”。只要你是在主动地影响世界和他人，你就是君子。按照这个标准，有时候，甚至都不需要额外的行动，一个主动影响世界的念头，都可以把我变成君子。这是君子人格的第二个特征：主动性，主动对世界输出秩序。

第三个特征，还是孔子的一句话：“君子不器”。意思很简洁：君子不是器具。什么是“器具”？就是为了特定目的而制造出来的东西。一旦造出来，就不再变化了，功用就定型了。而君子可不是这样的，君子不是为任何特定目的而生。作为一个人，是浑然一体的，不要被任何标签所绑架，要随时随地保留成长的可能性。君子的人生目标就是为了成为一个更好的人，用自我的力量生成下一个自我，每一天都活出新水平。

​ 君子这个词，在每一个中国人的心里都坚若磐石，而且也都知道怎么用。鲍鹏山老师有句话说得透彻。他说：“读孔子，问题不是孔子是怎么说的，怎么想的，孔子他老人家不在了。而是在我们面对的一切公共事务里面，我们要有能力判断孔子如果在这个处境下，他会站在哪儿，然后我们走过去，和他站在一起。”这段话说得真好。

君子和小人，都不是指具体的哪个人，是对人的起心动念的一种判断标准：什么样的想法和行为是君子之行，什么样的想法和做法不够君子。​联系到实际生活中，遇事能够换位思考，有成人之美的思维习惯；力所能及的帮助别人，探讨和分享有利于共同成长的话题和内容；初心利他也可以利己但不损人等等。（2025年6月11日）

学习笔记——启动时代之眼观察宋代三剑客

启动时代之眼，抽丝剥茧观察柳永、杜甫和包拯混搭三剑客。避免符号化、标签化和扁平化。

柳永

柳永的多重身份

柳永的身份之一是婉约派的内部的江湖老大。站在整个诗词创作的历史地位看，他是慢词（长篇）的开拓者，相当于开山鼻祖。从整个中国文学的层面看，柳永是中国第一个被市场而不是被官场养活的知识分子，用通俗的话说就是那个时代最受普通民众喜爱的著名作家。

坊间流传的柳永

柳永一辈子没有做过大官，年轻时在青楼名气大不被皇帝看中，被从官场里驱逐出去“且去填词”。在正史《宋史》里也没有留下只言片语。于是柳永“奉旨填词”，为青楼女子们写词，经青楼女子传唱，柳永挣的就是青楼女子们的钱。有一个传说，柳永死后家里没钱办后事，是一群青楼女子凑份子把柳永下葬，并且每年春天还上坟祭祀，名曰“吊柳七”。

柳永词的实用价值

柳永的词读起来有长有短，大俗大雅。主要原因是写作目的很明确，就是根据客户要求来创作，满足市场需求。比如：在柳永之前，在诗词里留下姓名的女性只有南北朝时期的苏小小和唐朝的薛涛。而柳永的词是给青楼姑娘们写的营销软文（相当于现代的广告词），都是有特指的：秀香、心娘、佳娘、虫娘和酥娘，主打一个和别人不同。这样就容易理解，为什么柳永一生所写，流传下来的词有212首，居然用了126个词牌，平均一个词牌用不到两次。很多词牌在历史上只有他一个人用过，就是根据客户需求专门创作的带走客户独特标志的保留曲目。

在唐代，传唱的诗词是用在酒宴上供主客取乐的小令，喝酒是主要的目的，传唱是辅助功能，小令都在60个字以内。（七言律诗最多56个字）发展到宋代，歌曲代替酒宴成为全场的焦点，目标是花钱消费，看、听名角演唱。头部明星掏得起钱，也愿意出大价钱请词人写出独树一帜的诗词，以支撑歌手和曲目成为舞台的核心。主题、细节、结构、节奏逐渐加入，篇幅加长，难度加大。柳永能够驾驭超过200字的长篇慢词。

如果从纯文学的角度看，文学作品追求不甘平庸，别出心裁，跟别人不一样，是作者的自我抒发。从作品推导作者的内心再到人格，所以，王国维在《人间词话》里评价柳永“俗俗俗”。但是，我们要把自己的一双眼睛穿越到作者生活的时代去看他为什么创作出的作品，忽而大雅忽而大俗，水平忽高忽低？因为市场提供的动力来自于客户需求，有需求就有市场，尤其是像柳永这样只能靠市场提供衣食住行的词人，我们需要从更多的维度来理解他，理解当时社会的丰富性，人性的复杂性和写作的多元性。

“即便是大文豪，在他们活着的时候，也都必须日日数兜里的六便士，偶尔得空望望月亮。”

（整理于2025年6月13日）

杜甫

1059年，宋朝出现了一本《杜工部集》，其中收集了杜甫1400多首诗。后世各种关于杜甫诗集的注释版本都是以这部《杜工部集》为底本的。《杜工部集》出版后，在宋朝出现了“千家注杜”的现象。通俗一点说就是成百上千的人蜂拥而来研究杜甫，各种各样注释杜甫诗集的版本喷涌而出。一个在唐代早期并不出名，直到韩愈元稹所在的中唐时期才有“李杜文章在，光焰万丈长”的杜甫，到了宋代，李白名声下降，杜甫的名气依然直线上升，突然光芒万丈。这是为什么呢？

杜甫在盛唐诗人中年龄最小的小弟，比高适小8岁，比李白王维小11岁，比王昌龄小14岁。错过了盛唐诗人之间相互表扬的时代机会。由于安史之乱的发生，在盛唐与中唐之间，诗人有个断裂带，中唐著名的诗人除韩愈之外，几乎都是杜甫死后出生的，比如白居易、元稹、刘禹锡、柳宗元、孟郊、贾岛、李贺等。

但是，在杜诗里，各种悲欢离合，贫贱富贵，抑扬顿挫，变化无穷，没有什么主题是杜甫写不了，驾驭不了的。杜甫才是那个超越前人而后人又无法超越的人。杜诗不像李白的诗那样朗朗上口，也不如王维的诗中有画，杜诗的特点就像是一部部纪录片，不仅仅是用生命写诗，而且是用诗写自己的生命：写自己的经历，写眼前发生的事，写自己心中所想。《三吏三别》《兵车行》都是就事论事，没有拔高和超越性，他完整经历了安史之乱的全过程，亲眼看到了盛世崩塌后的惨状：眼见他起高楼，眼见他宴宾客，眼见他楼塌了，无望回复的那种心绪伴随着他流离失所，都体现在他的诗里。按时间线读杜甫的诗，可以看到一个人的成长过程，一步一个台阶向前走。直到生命的最后一个阶段，《登高》：

风急天高猿啸哀，渚清沙白鸟飞回。

无边落木萧萧下，不尽长江滚滚来。

万里悲秋常作客，百年多病独登台。

艰难苦恨繁霜鬓，潦倒新停浊酒杯。

独登台，境界之高，气象之大，格律之严，独步千古！

从唐代建立到天宝末年，一百多年间，才留下律诗300多首，杜甫自己写的就有150多首，占了一半。从唐代开始到宋代王安石变法之前，科举考试都是考写诗，格律非常严谨的律诗。在平仄押韵对仗上都有严格规范的诗。《杜工部集》几乎成为唯一的一套复习资料。

而且，宋朝的雕版印刷术发达，出版业有了市场，考生又有需求，有印刷能力又有销售渠道，一次印一万侧，一上市就被疯抢，这也是当时人考试问题的解决方案。

总结一下，杜甫自己记录片式的写实风格和严谨的格律，加上科举考生的大量需求，以及宋朝雕版印刷术发达，共同作用的结果就是杜甫得到了宋朝人青睐。

任何一个文明成果在某一个时代的流行，都不只是因为它自身的力量和价值，还有就是它对这个时代有用。前者是因，后者是缘，因缘和合。

（整理于2025年6月13日）

包拯是怎么成为包青天的？

包拯是宋仁宗时期，1027年与韩琦、文彦博同期考中的进士，当年29岁。但是包拯没有马上去做官，而是回到家乡（今安徽省合肥市）侍奉父母，父母去世后他已年届40才出来做官。从基层开始做起，当过县官，也做过开封府尹。生平大部分时间在财政部门和监察部门任职。直到去世前一年，才转为军事长官（枢密院副使相当于副宰相）。单说宋朝在开封府做过地方官的官员都有200多个，可为什么只有包拯在后世声明远扬，在普通民众的心中是正义的化身，能与文圣孔子，武圣关羽，聪明人诸葛亮并列？

从正史的记载来看，包拯的一生在两个方面体现出他的精神内核。一是孝。二是为官清廉，不畏权贵。孝不必多说，为侍奉父母，考上进士也不做官。为官清廉，体现在他在广东端州（今肇庆市）为官期间。端砚是肇庆特产，也是出了名的贵重物品，很多地方官都拿它给朝廷重臣送礼。包拯不仅不这样做，离职时自己都不带走一方端砚。他还给儿孙们立规矩，如果做官有贪脏违法的行为，死了不能入祖坟。不畏权贵，则体现在直言敢谏，对范仲淹，对宋仁宗都是如此，该反对反对，该提意见提意见。

正是因为他做人的底色是简单直接，不参与帮派党争，没有花花肠子，知人论世，见招拆招。写文章不随便讲大词，上价值，搞联想，透明。在当时的政坛上是一个非常独特的存在（极少），也是后世在舞台上非常好辨认的角色，优秀，简单，孤独，老百姓容易接受，记住和传颂。

后世传下来的关于包拯的各种角色中，融入了“铁面御史”赵抃（bian）的品质和形象，也融入了范仲淹的品质和形象。后世一千年的人都把自己内心的渴望投射到他身上，如此简单又如此强大，不畏权贵，明镜高悬，站到一切黑暗，一切不公和一切阴谋诡计的对立面。一个形象高大的理想人物在百姓心中是永垂不朽的。

包拯属于箭垛式人物：文圣孔子，武圣关羽，聪明人诸葛亮，好官包拯。

（整理于2025年6月13日）

学习笔记——关于乌台诗案

乌台诗案是个冤案吗？

首先，从当时的司法体系和法律程序上看，不是冤案。苏轼被指控的罪名是什么？是讥讽朝政，是含沙射影地反对宋神宗的新法。在当时的法律框架下，你讥讽朝政就是实打实的罪名。

唐朝和宋朝都有明确的法律条文：指斥乘舆，情理切害者斩。非切害者徒二年。判断标准是什么？是皇帝的感受。皇权社会，法律的尽头还得是皇帝本人的意志和感受。况且，在案件审理过程中，苏轼本人也是承认了他的诗文中有反对新法，讥讽朝政的内容。

如果把宋代的法律制度和同时期其他文明横向对比的话，宋代的司法制度不仅完善，还达到了相当高的水平。（不存在屈打成招）宋代的司法制度里，事实审理过程和法律判决是严格分开的，彼此制衡，互不干涉。事实审理，把审理的情况写成案卷之后，再把案卷移送到判决机构如大理寺，事实审理程序就结束了。之后就是判决机构根据事实挑出适用的法条来拟订判决。稍微重大一点的案件，在事实审理程序结束之后，朝廷要临时委派一个之前没有参与审理的官员介入，把案情再问一遍，才把案情的事实正式落到纸面上，这个程序叫“录问”。如果此前的事实审理程序中有逼供不公、屈打成招，“录问”就是翻供的机会。一旦疑犯翻供，就要启动重审程序，换一个审理班子，重组重审。这就是为了保护当事人的法律权利。苏轼并没有翻案，依法被判徒刑两年，但由于遇到大赦天下，免于刑事处罚。但是，作为一个官员，苏轼还得接受行政处罚，被贬为黄州团练副使，没有任何职务，并且本州安置，限制人身自由。

无论是事实审理程序还是法律判决程序，无论是量刑还是判决，苏轼本人的权利还是被充分保护的。从法律上看并不是一件冤案。

下面再从另外一个角度探讨一下：在士大夫与朝廷共治天下如此宽容的大宋朝，为什么要对苏轼这个大文豪兴起在宋代很罕见的文字狱？

我们都知道，唐代宗与魏征的故事，是君臣滋滋论证的范例。“以铜为镜，可以正衣冠；以史为镜，可以知兴替；以人为镜，可以知得失。”流传千古。大臣直眉瞪眼批评皇帝，皇帝再憋屈也得装成一副虚怀纳谏的样子嘛。况且宋代法律规定也允许諫诤，宋神宗至于小气到要对苏轼兴起文字狱吗？

我们先来看一段文字：“在中国传统的政治格局中，皇帝亲自主持政务，一般不被提倡，因为这极其危险。当权力在宰相手上时，这权力是可以被批评的，批评者的安全是由皇帝来保护的。而一旦由皇帝亲自掌握大权，这权力便不可批评。即便那皇帝圣明无比，不可批评的权力也不受人欢迎。宋神宗不算一个暴君，但从他亲自主政起，整合国家的政治环境就变得迥异了。此前旧党人士针对王安石而发的许多不满言辞，现在仿佛直接加在了神宗的头上，使他极易把所有的异议和不满看做对他皇权的蔑视。”这才是苏轼被捕被贬的关键。

在此之前，韩琦、富弼、欧阳修、司马光等反对的都是王安石。从1071年开始，苏轼一直都在地方任职，远离朝廷，受地方那些握有实权的人不满新法的氛围感染，捕捉不到政治风向的变化。从熙宁年间到元丰年间，不仅年号变了，时局也变了，但是苏轼讥讽新法，夹枪带棒，阴阳怪气的文风一直没变，他直抒胸臆的写诗风格不变，被扣上讥讽朝政的帽子，最终酿成乌台诗案并不冤枉。

还有关键的一点是，宋代的雕版印刷技术升级了。苏轼的诗文已经被大规模复制之后传开了，苏轼的名气太大了。

他不仅是个进士和制科考试的胜利者，他的身后还有一大批大佬如欧阳修司马光等对他的夸奖，甚至还有传说中的宋仁宗对他的期待。他官不大但名气光华夺目，类似今天的超级大网红。所以，他被当时的出版商盯上也是顺理成章的事情。杭州的书商们反应太快，苏轼的诗文迅速就被雕版印刷上市开卖，而且是毫无悬念的大卖。一个文人，在生前就用雕版印刷技术出版了自己的文集，是中国历史上有据可考的第一人。苏轼是中国历史上第一个吃饭出版螃蟹的人，也是第一个被螃蟹坑了，夹了手的人。雕版印刷技术既降低了陷害他的人的搜证成本，也提前帮御史台这些人完成了证据固定。更加关键的是，印刷出版让苏轼的诗文变成了一种全新的权力来源，这才是时代巨变级别的转变带来的要害。此时此刻，文人在诗文里写讽刺朝政的话，就不是说给皇帝一个人听的，也无法控制希望朝政发生良性的改变。反而有哗众取宠，说给舆论听的嫌疑。场景变了，动力就不纯粹了，给皇帝带来的麻烦和烦恼也就变质了。神宗皇帝为了变法成功，急于想统一天下的共识，而作为地方官的苏轼竟然能用出版印刷这种方式，隐隐然成为了另外一个权力中心，变成了变法的最大阻碍。那么，站在神宗皇帝的角度来看，要想干成事，就得扫除这个障碍——隐性的独立于皇权之外又难以控制的权力。那么，苏轼被捕被贬的结果是必然的。

故事启示：前一个时代的一粒灰尘，落在后一个时代的出头鸟头上，那就是一座足以压垮他，让他毁灭的山。

（整理于2025年10月14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