周恩来与五团体会-周恩来的早期革命活动

不老松

：1919年五四运动后，广大的青年学生、爱国志士，纷纷组织起来，探索救国救民之道，成立各种组织、社团拯救水深火热中的祖国。1920年8月16日，李大钊领导的北京少年中国学会和周恩来领导的天津觉悟社，以及工读互助团、曙光社、人道社等五个团体的20余位代表，在周恩来的组织之下，来到北京，在陶然亭慈悲庵召开“五团体会议”，共同商讨救国运动方向等问题。

此次会议之后，五团体代表又齐聚北大红楼图书馆，讨论并通过《改造联合宣言》和《改造联合约章》。“五团体会议”发出了“团结联合”“改造旧中国”的呐喊，促进了马克思主义的传播，推动了革命事业的发展。今天让我们一起参观慈悲庵红色展览，共同重温这段红色故事，感受共产党人的博大精深的爱国情怀。

1919年8月28日，在天安门前指挥请愿斗争的马骏等青年学生代表被捕。天津学生联合会领导人周恩来闻讯后，立即带领天津数百名学生赴京请愿，开展营救。迫于全国舆论压力，北洋军阀政府于30日释放被捕学生代表。

从北京回天津的火车上，周恩来与刚刚获释的学生代表总结请愿斗争的经验教训，提出在天津学生联合会和女界爱国同志会两个团体中选出一些骨干分子，组成一个比学联更严密的团体，成为引导社会的先锋。9月16日，觉悟社成立。

觉悟社成立后的第五天，他们便邀请仰慕已久的李大钊到天津维斯理堂进行演讲。李大钊深刻分析了英美等帝国主义国家侵略亚洲落后国家的实质，阐述了被压迫民族和人民求得解放的途径。演讲后，李大钊与觉悟社社员们座谈。周恩来详细介绍了觉悟社的情况。李大钊对觉悟社打破封建禁锢将男女同学组成团体以及出版《觉悟》杂志等做法大为赞赏。当时社会奉行“男女授受不亲”，天津学生联合会与女界爱国同志会就是因性别问题而分别成立的。李大钊大力倡导“男女平等”，高度评价觉悟社不分男女的组合方式。他还建议大家认真阅读《新青年》和《少年中国》上的进步文章，分类研究各种学术问题。

听从李大钊的建议，觉悟社还邀请北京大学知名教授、新派人物周作人、钱玄同、刘半农等做“日本新村的精神”“白话文学”“白话诗”等题目的演讲，社内分组研究“白话文学”“学生根本的觉悟”“妇女解放”“工读主义”等专题，学习比较各种新思潮。李大钊与觉悟社保持着较为密切的联系，对周恩来等人的思想转变产生很大影响。觉悟社团结进步青年、传播马克思主义，成为中国共产党成立前重要进步社团之一。

1920年1月29日，周恩来、郭隆真、于方舟等人率领天津爱国学生到省公署请愿，遭逮捕入狱。在失去自由的日子里，周恩来重新思考了许多问题，他后来在给觉悟社成员的信中写道“思想是颤动于狱中”。出狱后不久，8月初，周恩来在天津法租界一幢小楼里主持召开觉悟社年会，提议与北京的进步团体取得联系，共同“商讨救国运动的发展方向和联合斗争的问题”，大家表示同意。

觉悟社年会过后，周恩来偕同社员在觉悟社成立后的第五天，便邀请仰慕已久的李大钊到天津维斯理堂进行演讲。李大钊深刻分析了英美等帝国主义国家侵略亚洲落后国家的实质，阐述了被压迫民族和人民求得解放的途径。演讲后，李大钊与觉悟社社员们座谈。周恩来详细介绍了觉悟社的情况。李大钊对觉悟社打破封建禁锢将男女同学组成团体以及出版《觉悟》杂志等做法大为赞赏。当时社会奉行“男女授受不亲”，天津学生联合会与女界爱国同志会就是因性别问题而分别成立的。李大钊大力倡导“男女平等”，高度评价觉悟社不分男女的组合方式。他还建议大家认真阅读《新青年》和《少年中国》上的进步文章，分类研究各种学术问题。

听从李大钊的建议，觉悟社还邀请北京大学知名教授、新派人物周作人、钱玄同、刘半农等做“日本新村的精神”“白话文学”“白话诗”等题目的演讲，社内分组研究“白话文学”“学生根本的觉悟”“妇女解放”“工读主义”等专题，学习比较各种新思潮。李大钊与觉悟社保持着较为密切的联系，对周恩来等人的思想转变产生很大影响。觉悟社团结进步青年、传播马克思主义，成为中国共产党成立前重要进步社团之一。

1920年1月29日，周恩来、郭隆真、于方舟等人率领天津爱国学生到省公署请愿，遭逮捕入狱。在失去自由的日子里，周恩来重新思考了许多问题，他后来在给觉悟社成员的信中写道“思想是颤动于狱中”。出狱后不久，8月初，周恩来在天津法租界一幢小楼里主持召开觉悟社年会，提议与北京的进步团体取得联系，共同“商讨救国运动的发展方向和联合斗争的问题”，大家表示同意。来到北京，打算请李大钊召集并主持一个座谈会，商讨联合问题。李大钊收到邀请后，非常赞同他们的计划，列了一个可以参加座谈会的团体名单，有少年中国学会、青年工读互助团、曙光社等。对于主持会议的事，李大钊谦虚地说：“这次座谈既是觉悟社发起的，应该以觉悟社为主体，至于邀请哪些团体参加，可以大家商量。”*

陶然亭慈悲庵内的周恩来纪念室

8月14日，少年中国学会在中央公园（即如今中山公园）来今雨轩举行茶话会，研究团体座谈会事宜。张申府介绍了天津觉悟社在京社员来函邀请参加座谈会的事，并推举李大钊、邓中夏等人为少年中国学会参会代表，建议会址选在陶然亭慈悲庵。那时的陶然亭地界还是乱坟岗子，芦苇丛生，偏僻荒凉，不易被人注意。

8月16日上午，天津的觉悟社和北京的少年中国学会、曙光社、人道社、青年工读互助团等5个进步团体23名代表，如约来到慈悲庵北配房，围坐在一张长方桌旁。周恩来和李大钊相互谦让，不肯当主席，大家便推刘清扬为会议主席。李大钊坐在桌子一侧，周恩来和邓颖超坐在桌子另一侧。泼辣干练的刘清扬坐在桌子横头一边，首先报告开会宗旨。

觉悟社最年轻的社员邓颖超简明扼要报告了觉悟社的组织及活动经过。接着，周恩来阐述了联合进步团体、共谋社会改造的意义，他提出：只有把五四运动以后全国各地产生的大小进步团体联合起来，采取共同行动，才能改造旧的中国，挽救中国的危亡。他进而分析，团体虽多，但思想复杂，必须加以改造，才能真正团结起来，为这个目标而奋斗。这一切概括起来，就是“改造”和“联合”四个字。他的发言赢得大家的热烈掌声。

李大钊代表少年中国学会发言，强调各团体标明社会主义奋斗目标的必要，说：“盖主义不明，对内既不足以齐一全体之心志，对外尤不足与人为联合之行动。全体间此后应有进一步的联络。”他鼓励青年到劳工中去，到农民中去，和他们同命运、共呼吸。李大钊简洁的语言、深邃的思想、缜密的逻辑，给大家以深刻的启迪。

8月18日下午，五团体各推选出3名代表，在北大红楼图书馆召开各团体联络筹备会，继续讨论联络事宜。此后，五团体成员又在北大红楼图书馆、中央公园来今雨轩先后召开12次联席会议，最后通过《改造联合宣言》《改造联合约章》。

《改造联合宣言》与《改造联合约章》由张申府起草。这时的张申府，已经开始参与共产党早期组织的创建工作，所以《改造联合宣言》中公开使用了“赤帜”字样。《改造联合约章》明确阐明联合各地革命新团体，本着分工互助的精神，“以实行社会改造”，并提出必须进行5项工作：宣传事业之联合、社会实况之调查、平民教育之普及、农工组织之运动、妇女独立之促进。

五团体会议促进了进步团体的改造与联合，对确立社会主义奋斗目标、创建共产党北京早期组织及成立中国共产党，起到积极推动作用。如今的陶然亭慈悲庵五团体会议旧址，已成为北京著名的红色遗存，留下了革命先辈探索救国救民道路的历史足迹，镌刻着中国共产党人的初心使命。

本文主要来源于中共北京市委党史研究室、北京市地方志编纂委员会办公室：《红楼旧址群故事》原文，《103年前，周恩来等人在北京组织召开了五团体会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