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蓝色雄剑

师者、智者、仁者——记我的大学老师赵怀玉先生 张全省

晨露还缀在太极服的衣角，没等指尖拂去就融了——掌心还留着云手划圆时的余温，像揣着半捧未凉的晨光。木质茶几上的手机轻轻震了两下，屏幕亮起来的瞬间，“怀玉老师”四个字像颗暖玉，顺着目光滑进心里。点开是他的消息：“全省，秋凉了晨练别贪早，太极讲究‘顺时而动’，日子也一样。”

昨天教师节，我刚发去“愿您安康”，他的回复就追了过来，连标点都透着妥帖：“谢谢你还记得，我一切都好，你也要多顾着家。”这样的惦念，像老茶泡在温水里，慢腾腾地漾开暖意，勾得那些与他相处的日子，又清晰地浮了上来——原来有些相遇，从来不是过眼云烟，是刻在心里的光，会跟着岁月慢慢亮。

一、赵老师：在思想的缝隙里照进光

我刚进大学时，政教系的学兄和老师说：“赵怀玉老师是敢跟‘定论’掰掰理的人。”后来在图书馆的旧刊架前蹲了一下午，我才真正懂了这份“敢”——1978年，他24岁，刚把教案摊开在讲台第一层抽屉，就在《陕西日报》理论版发了篇哲学文章。那时候改革开放的春风刚吹到学术圈，多数人还在旧理论的围栏里小心试探，他却敢把自己对哲学的思考，印在全省人都能看到的报纸上，像在密不透风的墙里，撞开了一道细缝。

更让我震撼的是1980年末，他在中国社会科学院的内刊《未定稿》上，写了篇关于物质定义的论文。后来这篇文章刊发在1981年的《陕西师大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上，他认为现行哲学教科书关于哲学的物质定义需从本体论与认识论双重维度补充修正，没有半句含糊，连论证的每个标点，都透着“不盲从”的劲儿。

有次跟赵老师聊起这篇文章，他说：“那时候天还未亮就睡不着了，宿舍的日光灯管嗡嗡响，我趴在旧木桌上改稿，稿纸上的墨迹晕开又干，细小的纸洞像思想撞开的缝隙——就怕漏了一个念头，误了一段理。”后来我才知道，这篇文章发出去后，华南师范大学有个应届哲学硕士生，背着帆布包从广州珠江边跑到宝鸡渭水旁，包里的论文复印件边角磨得发毛，字里行间画满红圈——那是他攒了一路的疑问，就想当面跟赵老师探讨物质问题。1984年，赵老师又在《陕西师大学报》写了《试论物质概念的内在规定》，把这个问题挖得更深：“物质不是僵死的定义，是‘存在’与‘认知’的对话，是‘本体’与‘方法’的共生。”

在那个思想解放刚起步的年代，他像个举灯的人，把自己的思考亮在前面。后来他研究矛盾的“结构-过程”理论，会拿桌上的粗瓷茶杯举例：“杯子的‘结构’是瓷土塑形、窑火淬炼的定数，是它‘是什么’；‘过程’是装茶待客、盛水润喉的变数，是它‘做什么’——矛盾从来不是死的框架，是定数里藏着的变数，变数里守着的定数，就像人既要守得住本心，又要容得下变化。”

他辨析“质”与“本质”时，曾指着校园里的白杨树：“树皮光滑、叶呈心形，是它给世界看的‘相’，是‘质’；能挡炎阳、能栖飞鸟，是它藏在‘相’里的‘用’，是‘本质’——我们看事物，总先盯着‘模样’，却忘了‘模样’里藏着的‘意义’，就像读书不能只背句子，要懂句子里的人心、世理。”

再后来，他写《邓小平的哲学智慧》，发表在《解放军报》理论版。文章里说：“邓小平的哲学智慧，不是书斋里的学问，是能扛着民族往前走的‘根’。”他把这份智慧拆成六个“坐标”：“解放思想、实事求是”是“定盘星”，帮我们在迷雾里稳住方向，不瞎闯；“走自己的道路”是“合脚鞋”，让我们不盲从别人的路，走得稳；“改革开放”是“发动机”，给日子添劲，往前跑；“要照辩证法办事”是“指南针”，教我们辨得清利弊，不迷路；“大胆地试、大胆地闯”是“开山斧”，敢破僵局，敢拓新局；“三个是否有利于”是“度量衡”，让我们知道“对不对”，不跑偏。

这篇文章后来拿了学院一等奖、宝鸡市特等奖、陕西省二等奖，我跟他道贺时，他却摇摇头：“奖是纸做的，风一吹就皱了；可里面的理是活的——邓小平的智慧从不是书本上的铅字，是能帮老百姓过日子的拐杖，能照着手脚往前走的灯。做学问，要对得起‘理’，更要对得起‘人’。”

二、赵老师：把哲理种进日子里

大二那年，26岁的赵老师给我们政教系80级讲西方哲学史。那本教材厚得能压弯帆布书包，里面的“存在即被感知”“我思故我在”绕得人头疼，可他一上讲台，就像给这门课“通了电”，连空气里的粉笔灰都透着活气。

吊扇在头顶吱呀转，把他白衬衫的衣角吹得轻轻晃，袖口卷到小臂，露出半截沾着粉笔灰的手腕。他讲赫拉克利特“人不能两次踏进同一条河流”时说：“你们如果下果后摘一片树叶，这片叶子今天鲜绿，明天枯黄，落在河里就随水流走——河水每秒都在换，我们每走一步也在变。可‘变’里藏着‘常’：叶子会落，但树还在；河水流走，但河床还在；人会变老，但心里的透亮不能丢。哲学从不是要背熟的句子，是让你在‘变’里守住‘常’，在‘常’里活出透亮。”

他讲柏拉图“决定一个人心情的，不是环境，而是心境”时，窗外正好飘起细雨，有同学皱着眉抱怨“上课不方便”。他笑了笑：“天在下雨，可心能放晴啊。你看雨打在树叶上，是‘沙沙’的响，不是杂音’；你看走廊的砖缝里，雨润出了青苔，不是‘脏乎乎的绿’——环境是定的，心境是活的，日子的温度，从来不在窗外的天，在心里的光。”

我至今记得笔记本扉页抄满的句子：苏格拉底的“我只知道一件事，那就是我一无所知”，笛卡尔的“我思故我在”，普罗泰戈拉的“人是万物的尺度”——那些字后来被我翻得墨迹晕开，可每次看到，都能想起他站在讲台上的样子：阳光从窗户斜进来，落在他肩头的粉笔灰上，像撒了一层细雪，他眼里亮着光，仿佛在跟两千年前的哲人对话，也在跟我们心里的“困惑”对话。

1991年，赵老师调到马列主义教研室，我们的交集渐渐多了。后来老领导杜兴运老师退休，他接了社科部党支部书记、主任的担子，第一件事就是带着我们申报专业。为了法学专业，我们挤绿皮火车去西安，在西北政法大学的行政楼里等了一上午，才拿到申报参考资料；回校后，他办公室的灯常亮到深夜，我路过时总看见他趴在桌上改报告，眼镜滑到鼻尖也没察觉，手里的笔在“培养方案”那页画满圈，圈里写着“要让学生有饭吃，更要让学生有底气”。

可惜最后政法系抢先了一步，我们只好改报哲学专业——没成想，国控的法学专业没批下来，我们的哲学专业却批下来了。2000年9月，我们在宝鸡文理学院钢管厂办学点等新生，铁皮房被秋阳晒得发烫，空气里飘着焊管厂残留的铁屑味，可折叠桌上的搪瓷缸里，陕南绿茶的清香压过了一切。赵老师守在桌前，手里攥着38人的新生名单，每来一个学生，就用红笔勾掉一个名字，像把一颗种子放进土里——他怕漏了任何一颗，怕哪颗种子没找到落脚的地方。

有个学生赶火车晚了，他隔十分钟就给家长打个电话，语气里没有半点急功近利，只有妥帖的安抚：“您别慌，孩子安全第一，我们等他，再晚都等。”两天下来，他的衬衫被汗浸得发皱，可名单上的38个名字，最后全划上了红勾——一颗都没少。

2000年，他担任宝鸡文理学院副院长后，管的事多了，却没放下哲学专业。2003年刚开学，我们担心学生就业，跟他提“能不能把哲学专业改成哲学系，给学生多些底气”，他当即就去找党委书记张志鸿、校长王志刚。没过多久，学校党委就开了会，9月23日那天，哲学系正式挂牌。西北大学的陈国庆教授、西北政法的张周志教授特意来祝贺，给学生做报告时说：“哲学不是‘冷门’，是‘打底’的学问——心里有哲学，走哪条路都不慌。”

直到2017年哲学系移交政法学院，这17年里，共招了587个学生。有287人考去了清华、人大、复旦这些名校读硕士，30多人考了北大、吉大的博士。有次一个考上清华硕士的学生回来看他，带了本自己写的书，扉页上写着：“赵老师，您讲柏拉图‘心境定乾坤’那天，我忽然懂了：日子难不难，不在事儿多不多，在怎么看事儿；路远不远，不在脚力够不够，在心里亮不亮。现在我也想做个给别人心里点灯的人。”赵老师翻着书，眼眶红了，说：“这比拿任何奖都强——做老师，不就是盼着学生把‘光’接过去吗？”

三、赵老师：把温柔活成哲学的模样

赵老师常说：“做学问要钻得深，做人要放得软——学问是骨，做人是肉，少了哪样都立不起来；骨太硬易折，肉太软易垮，刚柔相济才是真。”他的学问做得深，做人却像邻家长辈，说话时声音不高，却句句落在心坎上；做事时不慌不忙，却件件透着担当。

我留校后教中共党史，每次写论文遇到坎，去找他请教，他从不会直接说“你该怎么写”，而是把《李大钊文集》《毛泽东选集》找出来，翻到重点段落，用红笔标出让我自己读：“你看李大钊说‘铁肩担道义，妙手著文章’，‘道义’是根，‘文章’是枝，根扎不深，枝再茂也会落。你写‘党的纯洁性’，要先懂‘纯洁’不是空词，是心里的‘道义’，是手里的‘实在’——别人嚼过的饭没滋味，自己悟透的理才扎得深。”

2005年我评教授，材料 改了三稿，他每稿都逐页批注，连标点错误都圈出来，最后拍着我肩膀说：“你的研究扎得深，就像树的根往土里钻，别怕慢——是金子总会发光，不用急着让人看见；真正的光，是从里往外透的。”2013年我获批国家社科基金一般项目，出版了《党的建设的生命工程》，他特意给我打电话，说：“书我看了，写得实，没辜负你跑档案馆那些日子——学问从来不是‘编’出来的，是‘熬’出来的，是‘实’出来的。”后来我拿了陕西省教学成果集体一二等奖，他比我还高兴，说：“这不是你一个人的功劳，是大家一起把‘理’讲透了，把‘心’掏给学生了——教学不是演戏，是交心。”

生活里，他更像个操心的大家长。每次见面，他先问的不是工作，是“家里老人最近腿疼好些没？孩子考研复习累不累？”末了总不忘加一句：“你别总熬到后半夜，晨练要坚持——身体是根，学问是枝，根枯了，枝再茂也会落。日子要慢慢过，根要稳稳扎，别慌。”我后来坚持练太极拳，就是受他的影响——他说“太极讲究‘以柔克刚’，做人做事也一样：遇到硬坎别硬撞，像云手那样‘化’开；走得顺时别飘，像马步那样‘扎’稳。慢慢来，才走得远。”

2024年5月，我们政教专业80级的同学在西安聚会，特意请了赵老师。他来了，头发比几年前白了些，腰杆却还挺直，穿着件浅灰的衬衫，跟当年讲课时一样。他坐在圆桌主位上，听我们说各自的日子：有人在基层做了一辈子扶贫，晒得黝黑，却笑着说“看见老乡们脱贫，比啥都值”；有人在学校教了几十年书，鬓角也白了，却叹着气说“最后一届学生毕业时哭了，我也没忍住”；有人退休后学了书法，带来自己写的“师恩难忘”，字里行间透着拙劲——他听着，时不时点头，眼里的光软得像初春的水，看着我们，就像看着当年刚发芽的小苗：“你们都没丢‘本心’，这就够了。”

等我们说完，他站起来，清了清嗓子，开口时声音没从前洪亮，却字字恳切：“同学们，岁月就像流水，我们都是水里的船——年轻时往前冲，想划得快些、再快些；老了才懂，船要稳，帆要顺，日子的好，不在追着什么，在守住什么。你们把青春给了祖国、给了社会，没丢‘初心’，这就是最好的‘答卷’。”

接着，他就朗诵起来：“变老的时候，一定要变好，要变到所能达到的最好！犹如瓜果成熟，焰火腾空，舒缓地释放出最后的优美，最后的香与爱意，最后的，竭尽全力！”朗诵到“最后的香与爱意”时，他抬头看了看满座的我们，像看当年教室里那些年轻的脸；“竭尽全力”落音时，有人悄悄抹了眼角——那不是伤感，是忽然懂了：变老从不是“衰退”，是“成熟”，是像瓜果那样，把一生的养分，酿成最后的甜；像焰火那样，把一生的光热，释成最后的亮。
　　
　　如今赵老师退休后住在北京，跟女儿在一起。我们离得远了，可他还是常给我发消息：“天冷了，晨练时多穿件马甲，太极要‘顺天’，别跟寒气硬扛”“最近看了本讲党史的书，里面有段关于‘初心’的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