盲流

黄大信

“盲流”是“盲目流动人口”的简称。在上世纪50~80年代计划经济吋期，相对于国家移民和知青“上山下乡”的计划安排，对这类“无序流动”人口带有一定的管理和统计属性，常带贬义色彩。

当时中国长期实行城乡二元结构和严格的户藉与人口流动限制，农村人口难以通过合法途径转为城市户口，城乡差距带来的吸引力、地区之间经济发展的不平衡，促使部分山东、河北的农民沿袭祖辈“闯关东”的做法，到东北投亲靠友，寻找更好的生活。

当年我在黒龙江边境的呼玛县下乡，虽然边远寒冷，但收入相对较高，每工能有2元的收入。一个山东文登来生产队投亲靠友的移民说，他们那里干一天8分钱，只够买一张邮票。当年东北对于山东贫困地区的人来说，相当于我们到国外去打工的收入差，因此，“肓流”们不惜冒险前往。

1971年冬天，张队长带着我们十来个知青和“盲流”在红砬子柈子场打柈子。张队长听不懂上海话，但知青之间说的“盲流”二字他听懂了。他操着河北口音不屑地说：什么“盲流”不“盲流”的，我还是个老“盲流”哩！

当年知青看不起的“盲流”，在知青返城几十年后，却成了建设边疆的主力军。

呼玛镇公社大队机耕队的上海知青王建华曾亲身经历了带“盲流”过关的往事。

1973年机耕队订购了一台佳木斯产的半自动“康拜因”，虽然早已发到塔河火车站，等县农机供应站安排送货不知要等到猴年马月了，于是农机站商量让机耕队自提，给补贴运费。

机耕队借了一台55马力胶轮拖拉机，在回程的半道上出了故障，捣鼓了半天也没能修好，只好先把水箱的水放了，以防冻裂水箱。前不着村后不着店的，公路上积了一尺深的雪，只能沿着车辙徒步二三个小时到十八站找救援。

当借来的“东方红-75”履带拖拉机拽着康拜因快到十八站公路检查站时，路边的林中突然窜出一个三十来岁一身破烂的年轻人，背着一捆破棉被，操着山东口音的普通话，好像读过书。乞求我们能带他过关卡，他要到边境地区投奔亲戚。估计他是没有边境居民证，被撵下大客车的，知青也动了侧隐之心，让他藏在康拜因的粮仓里。过了检查站让他下车自行解决，他是千恩万谢，就差下跪磕头了。

1972年，呼玛县“五七”农场来了一位叫毛忠吉的山东人。他夫妻俩拖家带口有十个孩子，毛忠吉十个孩子依次叫大毛、二毛、三毛到十毛。1976年，毛忠吉老婆又生了一个女儿。当年农场自已发电，到晚上10点停电，一到晚上停电后查人头就犯难。9个儿子在炕头上，地上摆滿了棉胶鞋和毡袜。后来毛忠吉的大儿子参加了工作，二毛、三毛也相继在农场连队务农，四毛也即将参加连队的劳动，尽管拉下“饥荒”，但社会主义社会饿不死人，这一大家子成了农场的好劳力，翻了身。

当年进出边境地区都要多次检查边境居民证，但阻挡不住内地向往更好生活的农民。一旦他们站稳了脚跟，就会回“关里家”提亲，当年三百元就能娶到媳妇了。

当地的华俄第二代娶媳妇困难，一般在自己的小圈子里找，因为比内地经济条件好，也到“关里”找媳妇。

边疆缺工匠，移民中身怀一技之长的木匠、瓦匠、铁匠、白铁匠、皮匠、兽医、厨师更容易落户。改开以后，内地经济更加活跃，人口向沿海发达地区流动，黑龙江人口逐渐外流。

从人口流动的趋势看，呼玛县常住人口呈下降趋势：2022年为3.5万人，2023年为3.48万人，2025年约为3.3万人。这主要是因为呼玛处干大兴安岭深处，交通不变，就业机会少，部分人口外出寻求更好的发展机会。

随着中国户藉制度和城乡二元结构的逐步改革，以及人口流动管理的规范化，“盲流”这一带有时代烙印的术语已极少在官方术语中使用，取而代之的是“流动人口”“外来务工人员”等更中性、客观的表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