彝族毕摩会考成就《查姆》这部不朽经典

南鹰

毕摩会考证真章，墨染彝经韵久长。

一部查姆传万代，千年文脉续薪光。

清乾隆五年（公元1740年），清廷为巩固西南边陲稳定、实现民族地区治理，在彝族南部方言区推行具有开创性的毕摩文化管理制度，以临安府（今建水县）孔庙“学政考棚”为核心，构建起官方主导的毕摩文化传承体系，成为中国历史上中央政权支持少数民族传统宗教文化的重要典范。

彼时，临安府承担着统筹周边区域毕摩培养与认证的关键职能，每隔三年在此举办彝族毕摩会考，考生覆盖临安府、元江府、开化府（今文山地区）、普洱府（原思茅地区）四府，形成“四府共一调”的文化聚合格局。这场会考兼具科举预备考试属性，学子既要考核彝文典籍解读、祭祀仪轨操作等毕摩核心技能，还需参与秀才科目的文化测试，“当官入仕途”成为众多学子的毕生追求。考试合格者由朝廷统一颁发认证证书与专用法器，并在其传承的经书上加盖满汉文四方府印，赋予其在彝区开展宗教活动的官方合法性。这一制度自乾隆年间延续至道光时期，不仅让获认证的毕摩在彝区赢得极高威望，更推动了南部方言区彝文书写规范与彝语发音标准的统一，为彝族文化跨区域传承筑牢根基，其影响绵延至今。

在这一制度滋养下，凝聚几代彝族毕摩集体智慧的创世史诗《查姆》应运而生，成为南部方言区毕摩文化的集大成之作。“查姆”为彝语南部方言音译，意为“纵横综观”，核心是古代彝族对自然起源、宇宙运行规律的认知记录，本质上是彝族先民关于万事万物起源的系统性传说。全书以“查”为基本单位，共设120个“查”，对应“阴经”60查与“阳经”60查，数量设定源自中国古代天干地支纪年法——十干与十二支依次相配组成60个基本单位，120个“查”象征“双甲子功德圆满”，既暗含对天地运行周期的哲学思考，又融入五行推演理念，形成兼具文化叙事与历法智慧的独特体系。不过，受传承方式与历史变迁影响，目前已完成翻译的“查”仅40余个，大量珍贵内容仍待进一步整理与研究。

从成书脉络与内容架构看，《查姆》清晰分为上下两部分。上部《吾查》（本文称“吾查经”）成书于清乾隆二十一年（公元1756年），被视为“先天”之经，聚焦彝族先民对世界本源的探索，涵盖天地起源、万物生成、人类诞生、疾病由来等核心议题，同时收录毕摩对自然现象、社会规则的早期解说，是研究彝族古代宇宙观与原始认知体系的重要文献。下部《卖查》（本文称“卖查经”）成书于清道光二十一年（公元1841年），属“后天”之经，内容更贴近现实生活与文化实践，包含历法推算、医药知识、术理应用、道德规范、祭祀流程等实用内容。

值得关注的是，《卖查》的传承方式极具特殊性，以师徒口传心授为主，缺乏系统文字记录，且在实际应用中需根据祭祀场景灵活调整——不同仪式需设置不同规格的祭台，献祭时的上香数量、祭品种类、祭杯数量均有严格规定，尽显彝族祭祀文化的严谨性与复杂性。此外，《查姆》全书遵循“阴阳分诵”原则，“阴经”与“阳经”在祭祀仪式中需由毕摩按“公母”分工分别诵唱，进一步凸显彝族文化中阴阳平衡的核心思想。

从文献价值来看，彝族南部方言区的毕摩古籍原文并非普通宗教典籍，而是融合历代毕摩会考优秀文章的文化合集。它集各家毕摩学识与经验于一体，历经85年修编完善，形成体系完备的知识宝库。然而，受历史战乱与传承断层影响，现存大部分毕摩藏经已非原版，多为历代毕摩手工传抄的版本。这些抄本虽在一定程度上保留《查姆》核心内容，却也因传抄过程中的解读差异与笔误，形成不同版本的细微区别，既为当代《查姆》史诗的整理研究带来挑战，也更凸显这份文化遗产的珍贵性。

清代临安府毕摩会考制度与《查姆》史诗的形成，是中央政权与地方民族文化良性互动的典型案例。前者以官方认证与制度保障，为毕摩文化赋予合法地位与发展动力；后者以文字与口传结合的方式，记录彝族先民的智慧结晶。二者共同推动西南彝族文化的传承与发展，至今仍是研究中国少数民族文化、民族关系史的重要素材，为当代少数民族非物质文化遗产的保护与传承提供了宝贵的历史借鉴。

作者简介：李绍峰，来自双柏县大麦地镇底土村，双柏县查姆研究会副主席，双柏县毕摩协会副主席兼秘书长，州彝学会会员、省彝学会会员，在彝族文化传承、研究、整理、归正及彝文翻译、书写等方面颇有造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