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 class="ql-block">编者按：我有缘与贵州前省委书记朱厚泽先生和前贵州省委组织部部长龙志毅先生有几面之缘。原来厚泽先生任贵州省委书记时，组织部长为龙志毅，宣传部长为丁廷模，省长为王朝文。龙志毅先生为云南昭通籍永善县人，出身于彝族大地主家庭，云南大学法学系毕业，到贵阳参加工作，是有名的作家。文中说到黔中经济的开发就是现今的贵安新区，可见朱厚泽先生是很有远见的思想家，作者的笔端透着对故人的怀念，也因厚泽先生短暂任过贵州省委书记，调中央宣传部而深感惋惜。朱厚泽先生若在贵州省委书记任上工作久些，对贵州的发展贡献会更大……</p> <p class="ql-block">1985年初，中共贵州省委调整领导成员时，我进了省委常委班子并任组织部长。在此之前我担任的是省国防工办主任和国防工业系统的党委书记。这次省级领导班子的调整幅度比较大，而且是在省党代会和人代会之后不到两年时间。原因是根据中央废除领导职务终身制的精神，有的同志要退出现职领导岗位，有的同志要转到顾委、人大或政协。1985年2月5日，在省委召开三级干部会时，即将离任的省委第一书记池必卿同志在当天下午主持召开了地州市委书记座谈会，征求省委书记人选的意见。随后又于7日下午召开省直综合部门主要负责人座谈会，参加这次会议的有经委、计委、国防工办、财政厅的一把手，省委、省府的秘书长以及工、青、妇的一把手，依然是由池老主持，征求省委书记人选意见。会上发言热烈，大多数人都赞成现任书记处常务书记朱厚泽接任省委书记。也有个别人希望池老再留一段时间，并表示对他走后贵州形势的担心。池老当即插话说：他的去留不必考虑，主要是推荐新的一把手。还针对有些同志在发言中歌颂他在贵州几年来的政绩说：主要是三中全会的精神才使贵州这几年的形势稍有好转，否则我池必卿也照样搞“左”的那一套。池老的真诚坦率，使与会者深受感动。座谈会上我是第一个发言者，我同意朱厚泽同志接任省委书记，并说明了推荐的理由。我说的都是内心话，而且是近几年来的亲身感受。我和厚泽认识应追溯到1950年的冬天，那时省市团工委都在一个楼里办公。我刚从云南调来贵州团省工委不到一个星期的一天下午，省市团工委的全体干部组织到南明公园去游玩，在团市工委的队伍里我看见一位英俊而活跃的人物，人们介绍说他叫朱厚泽，是团市工委的宣传部长，贵州地下党的党员，由此给我留下较深的第一印象。此后的几年间我一直在乡下蹲点，没有同他有过交往。50年代中期我调回团省委机关工作后，省市团委已经不在一栋楼里办公了，而且听说厚泽已经离开了团市委，到烟厂当厂长去了，自然也就没有往来的机会。也许因为厚泽是贵州为数不多的地下党员，还有他的精明能干吧，人虽走了却不断有他的消息在团的系统里传播，“朱厚泽当了市某某局局长”,“朱厚泽当了市委宣传部长”，如此等等。特别是他被提拔为市委宣传部长，在团干中成为了爆炸性新闻。33岁的年纪、16年的革命经历出任市委宣传部长本属正常，但在那特定的历史条件下，却足以令同时代的干部们瞩目和羡慕的了。但好景不长，随着接踵而来的“四清”运动，贵阳市被作为“四清”重点、烂了的地区重点清查。这时又传来消息说，厚泽被打成了“修正主义分子”，这个消息和他被“破格”提拔一样，令团干们吃惊，但大家都没有过多地去议论，道理很简单：人人自危的时候，谁还有心思去关心他人的境遇呢！后来听说他受处分之后被发配到乡下劳动改造去了。</p> <p class="ql-block">在那些年月里我和厚泽只见过一次面，时间大约是在“文革”后期的1974年或1975年，原团省委的一位在红军时期就参加革命的炊事员去世，我们大家都去到火葬场与他告别。那时我已经在国防工办工作了，厚泽却是从“劳动改造”之地黔陶乡来的。从火葬场返回城里的时候，我与他和穆颖同志搭乘的是同一辆车。在车上穆颖同志问他，听说你在自己装电视机？厚泽回答说，是呀，已经装成功了。穆颖笑道，不简单啊，都说人到中年不学艺，你倒学成了。厚泽漫不经心地回答，玩玩呗。在他们的对话过程中，我没有插话，但心里却暗暗地在佩服他的钻研精神。我和厚泽有较多的往来，是在十一届三中全会之后的事了。那时他早已获得平反，担任了贵阳市委副书记，并很快提拔到省委担任了书记处常务书记。我在许多不同的场合听过他的讲话和报告，感觉得到他的思想解放，理论功底厚实，听他的报告觉得很过瘾。“商品经济是不可逾越的阶段”这个提法，我就是在他作报告时听到的。有同志回忆说他在60年代初期就讲到过这个观点。80年代初讲这个观点都已经够大胆了，何况60年代初？也许这就是他被打成“修正主义分子”的一个重要因素吧。还有就是觉得他知识领域宽，决策能力强。每每谈到贵州的建设和发展，他都能谈出一些超乎常人的见解，给人耳目一新和充满信心与希望的感觉。他作风纯朴，平易近人。那时要请一位省委负责同志到省的业务部门会上讲话是一件不容易做到的事情，而我几次请他到军工系统的会上讲话他都来了，他的讲话总能理论联系实际，听者都能受到很大的启发和鼓舞。据我所知，厚泽之所以担任省委书记绝不仅仅是上述提到的那两次推荐会的结果。早在两年之前，省里在一次三级干部会上就推荐出了四位省级后备干部，厚泽就是其中的一位。随后他被安排到中央党校专门为培养省部级干部而设立的中青年干部班学习，并且担任了班里的支部书记。因他在学习期间的表现出色，受到中央主要领导的注意。在此次班子调整之前，中央政治局委员，分管组织工作的宋任穷同志专程来贵州作过考察，与省委交换过班子调整的意见。厚泽同志担任贵州省委书记的任命，中央很快就批复下来了。接着进入了班子调整的第二阶段，即选拔副书记、常委和副省长。在我参加推荐省委书记的那次座谈会上，池必卿同志就说过，经中央批准，这次班子调整分两个阶段进行，首先确定书记人选，再确定其他成员，并且说了其他成员的选择也在按部就班的考察之中。据我所知，贵州省委的班子调整之所以分两步进行，主要是对人选的看法存在不同意见，便将问题留给新的省委书记来解决。具体哪些人进入了第二阶段人选的考察，我对这类事情没有去打听，也不在意。</p> <p class="ql-block">省委开完三级干部会议之后，我去杭州参加了国防科工委召开的科技市场会。这次会议的会期很长，在早春的西子湖畔呆了十多天，又去了上海，回到贵阳已是4月中旬了。出差回来后的第二天去机关上班时，国防工办分管政工的副主任管建民同志告诉我说：“你出差这段时间，上面派人来考察过你。”我听后并没有在意，我对管说：“省委组织部说过，要对省级部、办、厅局的一把手作一次全面考察，就是看看是否称职吧。”他说：“我看不像，好像是要提拔的意思呢。”我听罢一笑了之，没有同他多议论。接着便有省级机关的一些消息灵通人士告诉我，说我要进常委担任组织部长了。我听了半信半疑，依然没有去打听情况。有人在通报消息的同时还忠告我说：那是一个折寿的职务，顶多干两三年，否则吃不消。大约过了两三天，我正在办公室里看文件，厚泽给我打来电话：“我是朱厚泽，你在干什么？”用的是一种熟人和朋友的口气。“正在看文件”，我如实地回答。“你到17号来一趟吧”，他说。我放下电话预感到这事和听到的传闻可能有关，于是思想上便有了几分准备。从内心来说，即便提拔我也不希望担任的是组织部长这个职务，但我们这一代人历来都是服从组织安排的，一切听其自然吧。到了广顺路17号，我见到厚泽已经在大门外来回地踱着步。当我的车停下来正要拉开车门下车时，他却急步走过来说：“找个清静的地方吹吹去！”说着便上了我的车，既没有带秘书更没有带警卫，我感到有些惊讶，他可是堂堂正正的省委一把手啊。我问他上哪里去，他说：“去森林公园。”我听了更加觉得奇怪！上公园去谈工作，还真有点地下党的遗风哩！在去森林公园的路上，我们一路谈的都是一些可有可无的话题，如杭州技术市场会的情况、上海见闻等等，大概是因为有驾驶员的缘故吧。</p><p class="ql-block">到了公园后，我们下了车，漫步在幽静而空气清新的森林里，他这才将话题转入正题。他说他刚从北京汇报班子回来，在北京时分别向中组部副部长王照华、部长乔石和中央书记处分管组织工作的习仲勋等同志汇报了省里几个班子的调整名单，他们都表示同意省里的意见，现在就只等中央通过后发通知了。他告诉我说这次班子调整安排我进了常委并担任组织部长。果然印证了最近几天来听到的传闻。他没有告诉我这个安排是怎样产生而来的，但我心知肚明显然是以他的意见为主导的结果，即便这么想我也没有说一些感激的话，觉得说不出口来。我对他说的是我从来没有干过组织工作，对组织工作很陌生，对全省干部情况不了解，担心自己不能胜任这份工作。他听罢既没有给我打官腔，也没有给我做思想工作，而是开门见山地说了许多实实在在的情况。除了</p> <p class="ql-block">人事上应注意处理好的一些事项外，至今记忆犹新的是，他还特别说到我们的干部大多是传统型的党政干部，要进行知识更新才能提高素质、适应改革开放和发展经济的需要。他还谈到于光远来贵州时建议创办一个“智力开发中心”，采取短期轮训的办法来更新干部的观念，这是那天在森林公园与他“散步”两个多钟头谈得最多的话题。他还具体谈到了对一些现任厅局级干部的看法，用的是交换意见的口气。其实他提到的一些人我根本就不了解他们的情况，也就只能洗耳恭听了。从他的谈话中我感觉到这些人都进入了他的视线，或者准备重用或者要作必要的调整。</p> <p class="ql-block">森林公园谈话后的第三天，也就是4月20日省委便开会宣布了中央的决定。后来我看中央发文的日期是4月18日，中央开会通过贵州省委班子的调整应在发通知前的几天，说明厚泽约我去森林公园谈话的那天，他已得知了中央批准名单的准确信息。厚泽是很细致的人，没有把握的事，他是不会干的。这次贵州几个班子调整的面是比较大的，新进班子的有副书记丁廷模、常委有常务副省长张树魁和我，经委主任刘玉林担任了副省长，副书记苏钢接替了徐健生的顾委主任职务，原省委常委、常务副省长张玉环接任吴实的人大主任职务，贵阳市委书记夏页文到省人大任常务副主任；省委秘书长刘汉桢担任省纪委书记仍兼任着省委秘书长职务。与此同时一批省级老同志退出一线职务，转入顾委、人大或政协，解决了一年多以前换届时没有来得及解决的问题，体现了中央废除领导职务终身制的精神，受到了中央的肯定。当年的5月，《人民日报》在突出的版面位置登载了《贵州省委顺利实现新老交替》的文章，并表扬了池必卿同志“让位荐贤”的高风亮节。到组织部上班后，我便抓紧时间听取各处室的工作情况汇报，以便尽快熟悉情况，进入角色。那时我还兼任着国防工办主任的职务。一天上午我正在办公室里忙着，忽然接到厚泽同志的电话，他告诉我说，中汽公司的老总李刚到了重庆，我们派专人去请他来贵州看看军工企业，先到遵义，然后到安顺、凯里、贵阳调研座谈，李老总已经接受了我们的邀请。你把手上的事先放一放，代表省委去遵义接他，就地参观061基地，和他聊聊贵州上汽车项目的事情。至于到011基地和083基地，就安排雷迅（时任省国防工办副主任）和机械厅的同志陪同去吧。我按照他的安排，带着机械厅的一位副厅长抵达遵义，下榻在061基地招待所的“将军楼”里，恭候着由重庆乘火车来遵义的李总。我很理解厚泽同志对这件事情的热情和重视，他想利用贵州军工的优势，上汽车项目，而且要做大做强，使之成为贵州的支柱产业。这个想法里面体现了厚泽同志两个方面的胆识。一是他看准了汽车项目在中国是一个有前途的朝阳产业。那时全国的汽车生产还处于起步初期，真正搞成了气候的屈指可数，只要有敢为人先的勇气，争取立项快上，是大有可为的；二是他意识到贵州的军工企业有强大的机械装备能力，他发现了这么一个优势，敢于去充分利用国防工业的力量，这是贵州汽车生产能快上和快出生产成果的前提条件。看好军工，重视军工，使军工为我所用，这是厚泽的独到见解。从他到省里担任书记处书记之后，他便十分重视和关心贵州的军工产业，经常到企业去调研了解情况，和基地的领导交流沟通。</p> <p class="ql-block">贵州军工企业实力雄厚，在三线建设的投入仅次于四川和陕西。拥有011、061、083三大基地以及二机部、五机部和总后勤部所属的百余个企事业和科研单位，拥有一流的技术、设备和人才。1974年中央和国务院下文，对军工企业实行“双重领导”模式，并以地方管理为主导。除了军品生产方面以部为主导，地方监督协调为辅助，其它方面包括人事、党务、行政等职权，实实在在地都归属于地方管理。在70年代后期提出了军工企业要生产民用产品之后，国防科工委也一再强调民品生产要以地方为主导。可是对这样的有利条件，过去省里的领导人是看不清楚的，更没有想到去利用了。传统的观念总是将军工企业看成非我所有而敬而远之，甚至当成包袱，认为几十万人窝在贵州吃喝却不给地方交纳一分税收如此等等。与此相反，厚泽不仅看到了军工的优势，而且有魄力使之为贵州所用。其实军工企业随着军品生产的日渐减少，生产民品也成为了军工企业的迫切需要，在这个问题上地方与军工企业的利益是一致的，因此厚泽的所思、所想、所为，特别是上汽车项目便成为了大家共同的愿望。李刚考察了三个基地之后，在花溪与省里交换意见时说：贵州军工生产汽车的能力不亚于中国整个现存的汽车生产能力，他愿意积极协助贵州上汽车项目。一时间上汽车项目成为了贵州经济发展的热门话题。因为种种原因，特别是厚泽调离贵州的原因，贵州的汽车项目进展缓慢，进一步退三步，始终摇摆不定，没有活力，眼看着后来者居上却无能为力，终究让这一可能促进贵州经济发展上台阶的战略定位成为了遗憾的话题。如果上汽车项目只是厚泽同志把贵州经济搞上去的一个具体设想和举措，还属于微观的范围，那么在他同一时期提出的建立黔中经济试验区（特区）的设想，则是他思考贵州经济发展宏观战略的大手笔，而且他已经部署并着手调研和设计了。我没有参与这件事情，只听他在常委会上多次提起，谈得眉飞色舞。还听说这个设想已向中央作了汇报，时任中办主任王兆国叫拿出具体的方案供中央研究。推出黔中经济试验区的设想，是厚泽敢为人先思想的体现。据我所知他非常反对某些专家的梯度理论和东部单向支援西部的说法。“我们要自已动手，不能等到东部中部发达了再来考虑我们的事。”这是他常说的一句话。为此，为了集中精力抓好全省的经济发展，他成立了由丁廷模、张树魁、刘汉桢和我组成的人事小组。他对我们说：“今后我和朝文同志的主要精力要用在抓经济发展的大事上，人事工作和其他方面的日常工作就由你们几位负责起来。按规定应上常委会研究的事项，由你们初步议定一个方案后提交常委会讨论，这样可以节约我们陷入日常事务的时间，以便集中精力抓好经济工作。”人事小组成立后开了几次会，</p><p class="ql-block">执行的结果是：省管干部的任免由组织部考察通过后，先报人事小组审议，再提交常委会讨论，事前就不再个别征求书记和省长的意见。除了人事问题之外，我记得人事小组还议论了一些其他方面的事情，例如重大的上访案件等。人事小组的成立客观上确实为厚泽和朝文以及其他常委减轻了日常事务的负担，但这个小组的成立是否有越权之嫌呢？当时我们都没有意识到，也没有人提出不同的意见。</p> <p class="ql-block">5月下旬至6月上旬，我应中英贸易协会之邀到英、法两国考察引进飞艇技术项目，这个安排是在国防工办任上时定下来的，签证都已经办好了便只能成行。我从国外回来时，厚泽正在紧锣密鼓地推进黔中试验区的设计工作，据说已经有眉目了，但还没有提交到常委会上讨论，大概是因为方案还不够成熟吧。在这段时间我发现许多的人围绕在厚泽的周围，有省委研究室的人员，有大学的教授，还有社会科学和自然科学方面的一些专家和学者。这些人似乎在厚泽的周围形成了一个智囊团，这大概也是他的工作风格吧。当时机关里有一种说法，认为办公厅、组织部、宣传部等是工作的热线部门，而像科学院、社会科学院和大学等是工作的冷线部门，他却将“冷线”变成了“热线”。厚泽还有一个风格，就是作报告常常不用稿子，开口就讲。这段时间里我碰到一件甚为尴尬的事情。为了提高干部素质，从1983年起省里安排在各个本科大学都设置了干训部，专门培训省直机关里被“文革”耽误没有进过大学的年轻干部报考入学，学制为两年。1985年参与培训的第一期学员结业，集中到省委党校举行结业典礼，由我主持大会，厚泽同志发表讲话。他没有使用讲稿，却能从贵州的省情讲到经济建设的设想，最后讲到提高干部素质以适应形势的需要，洋洋洒洒讲了近三个钟头。省委一把手的讲话照例是要见报的，有关同志和报社记者搞了一个讲话的摘要送审。我是会议主持者又是分管干部的常委，自然成为了第一审稿人。我仔细的看了一遍后感觉到文字太长，但又觉得处处都讲得很精彩，无从动手修改，最后勉强删除了一些内容后送给他看。他看后对我说，就不用登了吧。他说这话时虽然笑容可掬，但语气却是坚决的。我听后感觉得到这份文稿大概是没有抓住他报告的要点，第二天就要见报，再修改也来不及了，怎么办呢？只好发一条消息应付了事，但我的心中总存在着几分的遗憾。对待生活上的待遇，厚泽的作风也是与众不同的。他自上世纪60年代就居住在一个满院子煤堆，进入楼道便喧声四起的大杂院里。担任贵阳市委副书记后他没有搬家，到省委担任常务书记之后还是住在那里，当了省委一把手后他依旧巍然不动。解放前广顺路16号是国民党省主席谷正伦的公馆。解放后，从省委第一任书记苏振华开始，所有的第一书记都住在那里，李再含除外，因为那时几乎处于军管状态，他居住在省军区大院里。广顺路16号实际成为了贵州第一书记不成文的公馆。池必卿同志离开后，厚泽搬到广顺路16号居住是顺理成章的事，但他却不为所动。他总是没日没夜地工作着。为了工作方便，他干脆在办公室里支了一张床，平常很少回家。他的那间办公室位于广顺路17号楼梯下进出走道的地方，顶多二十来平方米，室内有两张写字台靠窗而立，一张是他用的办公桌，另一张为秘书所用。屋里还有几张沙发和靠椅，其它的地方都堆着书籍，再加上一张床，整个办公室里就没有多少活动的空间了。厚泽除了开会和出差，他几乎都工作于此，学习于此，生活于此，他过得紧张又充实，自得其乐。一天的下午我正在他那狭小的办公室里与他谈工作，听到他的夫人熊正群来电话，提醒他今天是端午节，要他下班后回家吃饭。他平时常常一日三餐都是在省委机关食堂解决的呢。他当即问熊正群家里有哪些人，熊的回答我自然是没有听清楚的，但大概说的是只有她一人在家，子女们都没有回来吧。他握住话筒笑道：“那又何必回去呢，你干脆下班后到我这里来，我们在食堂炒两个菜不是更省事吗！”一副洒脱不羁的表情。厚泽调走后朋友们偶然议论及此，有人说：朱厚泽有远见，知道他自己在贵州呆不长，所以既不搬家也不搬办公室。这自然是一种善意和敬佩的褒扬。其实厚泽这么快便被调走，不仅我们感到突然，就是他自己，也是毫无思想准备的。在1985年6月25日的常委会上，秘书给厚泽送来一份电话记录。厚泽接过看看便对大家宣布：“胡启立同志明天来贵阳。”他在说这话时看不出他有什么特别的表情，我却暗自猜想：一个电话说来就来，这不符合中央领导出行视察的程序，也许是有什么特殊的事情吧？但也只是想想而已，并没有把它放在心上。会议继续按预定的议程进行，没有停下来专门研究接待安排的事情，这方面的工作自然是由厚泽去考虑安排的，我们该干什么还干什么。1985年6月26日我的预定日程是和廷模一起召开整党工作汇报会，会期一天，由我主持，廷模作总结发言。会议开到12点时接到电话，要我和廷模下午3点半之前赶到花溪西舍。电话上没有说去干什么，我们心想应该是去和启立同志见面并汇报工作吧，于是我们只好安排将下午的会议提前举行，在下午两点钟结束会议后便赶去花溪。进了西舍的会议室，见到启立、厚泽还有常务副省长张树魁已经坐在会议室里了。那时省长王朝文出差在北京，胡克惠在中央党校学习，其他的常委们参加没有我已记忆不清，还有省纪委书记兼秘书长刘汉桢，他是列席常委会的人员，按照秘书长的接待职责，他也是应该在场的，但在我的日记上却只记录了朱、丁、张和我四人在场，不知当时就是这个情况还是日记记得不全的原因。下午的安排是向启立同志汇报工作，先由树魁汇报了经济工作方面的情况，然后廷模和我分别汇报了宣传工作和整党工作情况，便也到了吃晚饭的时候。此次陪同启立同志来的随员似乎只有两人，大家挤在一张大圆桌上吃了一顿简单的晚餐。饭后启立同志提议出去散散步，一行人便沿着花溪河畔而行。启立和厚泽走在前面，他们边走边谈，步子很快，就像是在急行军，我们在后面紧跟慢跟也跟不上他们的步伐。绕了一圈后大家回到了宾馆，正当我们准备向启立同志告别，乘车返回贵阳时，却又告知我们说启立同志有事要宣布，请大家到会议室去。原来这才是胡启立此次贵州之行的主要任务，他宣布了中央的决定：朱厚泽调任中央宣传部部长，由时任共青团中央第一书记胡锦涛担任贵州省委书记。果然，启立的贵州之行是一次特殊使命，但这使命却出乎我们大家的意料。厚泽上任也就半年的时间，他的许多设想正在按部就班的起步和推进，他的调离对贵州的发展意味着什么呢？但党的组织原则就是下级服从上级、全党服从中央，这是不容置疑的，我们的思维方式已然如此。因此，当启立同志宣布这个决定后，我和廷模、树魁都是按这个思路表的态。厚泽的表态却不同，他再三恳辞，说自己担负不了这个工作，希望中央考虑不要调他去担任这个职务。他的再三恳辞自然都是无效的，他便提出了去当副部长的请求，这个请求当然也是无效的。启立同志在宣布完中央决定，并听取了我们的表态后，便上楼休息去了。这时会议室里只剩下了厚泽、廷模和我三人，树魁因有外事接待任务，先返回贵阳去了。厚泽埋怨我们不帮他说话，看着他去“跳火坑”，我们也只能以笑作答，但却十分理解他的心情，因为中宣部部长这个角色确实是不好当的，而厚泽的不情愿是真心实意的，这在当时就给我留下了深刻的印象。其实，从省委书记调任中宣部部长，论职务虽说是平调，论位置却是重要的，并且也算是被重用了，但厚泽对这件事的处理却十分的低调，他告诉大家从今天起，贵州的媒体不要再出现朱厚泽的名字和图像了。他原准备是不安排任何形式告别活动的，但经大家提议还是开了一个简单的座谈会，参会人员除常委外，只有人大和政协的一把手参加。会后既没有按常规照一张照片留念，也没有安排在机关食堂吃一顿饭，一切礼俗都免去了。那年头每到夏天西瓜上市时，各单位都会派车去榕江拉西瓜来分给职工作为职工福利。座谈会那天正值办公厅从榕江拉西瓜回来，便在参加座谈会的每人面前用小碟子放了两片西瓜，仅此而已。事后却听说有人向中纪委告状，说贵州省委为了欢送朱厚泽，摆下了七十多桌宴席，厅局长们全都参加了大吃大喝……，真是令人啼笑皆非。7月中旬，在新任省委书记胡锦涛同志到任后，厚泽陪同他去毕节等地转了一圈，回来后便去北京上任了。厚泽离开贵州的那一天，大概是他有所交待或是受他一贯处事低调的行为影响，省里没有安排任何形式的送行活动。按理说领导干部调动工作的迎送，组织部门和办公厅都是责无旁贷的，我当时身为组织部长却没有想到这点。而我个人从友情出发，去到了磊庄机场为他送行，廷模也是去了的，还有夏页文同志以及常委办公室的邓洪泰和许明，厚泽的秘书吴廷述是要跟随厚泽去北京上任的，这个送行场面就像是一次平常的出差。后来我想，如果稍微放点风声出去，磊庄机场肯定会是车水马龙，热闹得很，凭着厚泽的处事风格和个人魅力，那一定又会是另一番送行场面了。厚泽和我们在机场候机厅里照了几张照片，随便聊了一会，便到了上飞机的时间。可以说厚泽是在悄无声息中与生他养他、并正在为之而奋斗的这片土地告别的。后来发生的事情让我常常在想，如果厚泽不离开贵州，贵州的发展会是一个什么样的情况，厚泽又会是一个什么样的情况。</p>