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池上闲”到“念佛偈”：白居易晚年诗词的归心与感悟

西湖寻梦

白居易晚期诗词的时间段通常认为从 829年，（白居易因目睹牛李党争加剧，彻底放弃参政意愿，以太子宾客分司东都闲职的身份定居洛阳，）至其逝世的唐宣宗大中元年（公元846年）。生活地点一直都在洛阳。 诗词创作多聚焦于闲适生活、禅理感悟与对人生的总结，风格淡泊旷达。 829年白居易称病罢刑部侍郎，以太子宾客分司东都，回洛阳履道里，从此永远离开长安。这一变化使他从朝廷的核心官员转变为地方的闲职官员。《长乐亭留别》是白居易从长安出发去洛阳时，写给送行之人的诗，诗中回顾了自己过去几次离开长安的经历，表达了此次从容自去官的心境。 灞浐风烟函谷路，曾经几度别长安。昔时蹙促为迁客，今日从容自去官。优诏幸分四皓秩，祖筵惭继二疏欢。尘缨世网重重缚，回顾方知出得难。 《中隐》写于大和三年（829年），当时白居易五十八岁，在洛阳任太子宾客分司。白居易历经宦海沉浮，对政治斗争感到厌倦，加之进入暮年，希望寻求一种更为闲适、安稳的生活方式。中唐时期宦官弄权，藩镇割据，朝中党争激烈，白居易屡经风波，此时他既不想完全远离尘世，又不愿深陷政治漩涡，于是提出了“中隐”的观念。他认为“大隐住朝市，小隐入丘樊”，但丘樊过于冷落，朝市又太过嚣喧，不如作中隐，隐在留司官，这种生活状态“似出复似处，非忙亦非闲”，既能享受做官的俸禄，又无需操劳政事，还能避开政治风险。 大隐住朝市，小隐入丘樊。丘樊太冷落，朝市太嚣喧。不如作中隐，隐在留司官。似出复似处，非忙亦非闲。不劳心与力，又免饥与寒。终岁无公事，随月有俸钱。君若好登临，城南有秋山。君若爱游荡，城东有春园。君若欲一醉，时出赴宾筵。洛中多君子，可以恣欢言。君若欲高卧，但自深掩关。亦无车马客，造次到门前。 《琴茶》创作于唐文宗大和三年（公元829年）。57岁的白居易因病辞去刑部侍郎的官职，改授太子宾客分司东都，赋闲于洛阳。白居易从政心路以被贬江州司马为分水岭，前期积极进取、忧国忧民，后期审时度势、明哲保身。此诗便是他后期生活与心境的体现，表面上表达了归隐后的洒脱之情，如“兀兀寄形群动内，陶陶任性一生间”，写自己天性开朗、旷达洒脱，与官场风气相悖，辞官后春眠、读书皆无压力，十分惬意。但实际上也流露出他希望重返朝廷为国家效力的愿望，尾联隐含着壮志难酬的感叹和欲展宏图的期望。 兀兀寄形群动内，陶陶任性一生间。自抛官后春多梦，不读书来老更闲。琴里知闻唯渌水，茶中故旧是蒙山。穷通行止常相伴，难道吾今无往还 《奉和令公绿野堂种花》约作于唐文宗太和三年（公元829年）。 当时白居易任太子宾客分司东都，居住于洛阳。诗题中的“令公”指中书令裴度，他是历事四朝的宰相，晚年在洛阳建有私人园林“绿野堂”，常在此优游宴集，吸引了众多文人雅士。裴度一生功勋卓著，不仅平定淮西，帮助唐宪宗实现“元和中兴”，还非常注重人才培养，引荐了李德裕、韩愈等名士，重用李光颜、李愬等名将。白居易此诗是应和裴度在绿野堂种花之事而作，以巧妙的方式赞扬了裴度奖掖后进、培养人才的功绩。奉和令公绿野堂种花绿野堂开占物华，路人指道令公家。令公桃李满天下，何用堂前更种花。 《春风》作于唐文宗大和五年（831），当时白居易在洛阳任河南尹。 这一年，白居易年届六十岁，他外出踏春，看见春风送暖，百花盛开，情随景生，为了借花咏志，寄托自己对统治者重用人才、不要有所偏私的愿望，写下了这首诗。 春风先发苑中梅，樱杏桃梨次第开。荠花榆荚深村里，亦道春风为我来。 《早春招张宾客》写作时间背景暂无确切的史料记载。 从诗的内容来看，这首诗描绘了久雨初晴后的早春景色，天气清新，风烟草树都呈现出欣欣向荣的景象，池色如蓝，花光似火，虽然时节有些冷落衰残，但仍有阳和之气温暖身心。诗中“商山老伴相收拾，不用随他年少人”一句，体现出白居易想要与友人相聚，享受早春时光，而不愿随年轻人追逐热闹的心境。 久雨初晴天气新，风烟草树尽欣欣。虽当冷落衰残日，还有阳和暖活身。池色溶溶蓝染水，花光焰焰火烧春。商山老伴相收拾，不用随他年少人。 《销暑》何以销烦暑，端居一院中。眼前无长物，窗下有清风。热散由心静，凉生为室空。此时身自得，难更与人同。 《销暑》写于唐文宗大和五年（831年）。此时白居易已年过六旬，任河南尹，因年老体衰不耐酷暑，加之官务清闲，便在洛阳宅院中静居避暑，通过调整心境应对炎夏。这种“心静自然凉”的消暑方式，与其晚年崇佛尚静的生活态度密切相关。 ‌ 《重阳席上赋白菊》作于大和九年（835年），时年白居易约63岁，常以诗酒自娱。值重阳节期间与友人赏菊时，因见满园金黄菊花中独有白色菊花，联想到自己虽年老仍保持青春活力，遂赋诗以自嘲。 ‌ 重阳席上赋白菊满园花菊郁金黄，中有孤丛色似霜。还似今朝歌酒席，白头翁入少年场。 《咏菊》一夜新霜著瓦轻，芭蕉新折败荷倾。耐寒唯有东篱菊，金粟初开晓更清。关于这首诗的创作时间，没有明确的历史记载。但从诗的内容和风格来看，可能是白居易晚年所作。白居易晚年退居洛阳，生活相对闲适，其心境也渐趋淡泊，诗中对菊花耐寒品格的赞美以及对闲适生活的描绘，与他晚年的心态相符。抒发了自己在历经磨难后依然坚守自我的情怀。 白居易与刘禹锡早年虽同朝为官却未曾谋面，直至晚年（55岁后）因仕途不顺相继外任，才在扬州、洛阳等地相遇并成为至交，《与梦得沽酒闲饮且约后期》是白居易与刘禹锡（字梦得）在洛阳相聚时所作，创作于唐文宗开成二年（837年）。此时两人同为闲职官员，政治上均遭冷遇，因志趣相投而成为挚友。 ‌与梦得沽酒闲饮且约后期少时犹不忧生计，老后谁能惜酒钱？共把十千沽一斗，相看七十欠三年。闲征雅令穷经史，醉听清吟胜管弦。更待菊黄家酝熟，共君一醉一陶然。 白居易与刘禹锡在唐武宗会昌元年（841年）两人同居洛阳，当时白居易已七十岁。他们常相聚饮酒赋诗，此诗便是在一次雪夜小饮后，白居易以七律形式写下，既表达对友情的珍视，也寄托了豁达的人生态度 雪夜小饮赠梦得同为懒慢园林客，共对萧条雨雪天。小酌酒巡销永夜，大开口笑送残年。久将时背成遗老，多被人呼作散仙。呼作散仙应有以，曾看东海变桑田。 《哭刘尚书梦得二首》是唐代诗人白居易于会昌元年（842年）在洛阳创作的悼亡组诗，为追念同年病逝的挚友刘禹锡而作。 刘禹锡与白居晚年同居洛阳，过从甚密。会昌元年七月，刘禹锡病逝，白居易悲痛异常，感到自己失去了志同道合的老战友，于是和泪写下了这两首诗。 其一四海齐名白与刘，百年交分两绸缪。同贫同病退闲日，一死一生临老头。杯酒英雄君与操，文章微婉我知丘。贤豪虽殁精灵在，应共微之地下游。其二今日哭君吾道孤，寝门泪满白髭须。不知箭折弓何用？兼恐唇亡齿亦枯！窅窅穷泉埋宝玉，骎骎落景挂桑榆。夜台暮齿期非远，但问前头相见无。 池上二绝其一山僧对棋坐，局上竹阴清。映竹无人见，时闻下子声。其二小娃撑小艇，偷采白莲回。不解藏踪迹，浮萍一道开。白居易的《池上》组诗创作于大和九年（835年），时任太子少傅分司东都洛阳。 ‌该组诗是白居易在洛阳游池时，观察到山僧对弈与小娃撑船采莲的场景后所作。第一首描绘山僧在竹阴下对弈的清幽画面，第二首则刻画了小孩偷采白莲却不知隐藏踪迹的生动情景。 ‌ 《长相思·汴水流》汴水流，泗水流，流到瓜州古渡头。吴山点点愁。思悠悠，恨悠悠，恨到归时方始休。月明人倚楼。 该词作于唐文宗开成四年（839年）春，据王汝弼在《白居易选集》中所述，此词乃“柳枝回南，白氏惜别之作”。当时白居易年老且患风病，决定精简家事，打算将家妓樊素放走，此词可能是他在与樊素分别时所作，表达了他的惜别之情。（樊素陪伴白居易约十年，不仅负责日常的巾栉（梳妆洗漱）等照料事宜，还以出色的歌舞才艺为其消遣。樊素擅唱杨柳枝词。白居易曾在诗中提及“樱桃樊素口，杨柳小蛮腰”，可见他对樊素容貌与才艺的欣赏，两人常以歌舞、饮酒相伴，度过许多时光。） 《病中诗十五首》是白居易在开成四年（839年）创作的一组诗。这一年，白居易六十八岁，患了风痹之疾，身体不适，左足不支。他早年间就倾心于佛教和道教，借助这次生病，他对自身进行了反思，并有了一些感悟，于是创作了这十五首诗，题为《病中诗》。 《病中诗十五首·别柳枝》两枝杨柳小楼中，袅袅多年伴醉翁。明日放归归去后，世间应不要春风。此诗是其与樊素分别时所作。 开成四年，白居易六十八岁，不幸得了风病，左足不支，不能再骑马出行，只好将这匹高大如骆驼的坐骑卖掉。他回顾五年来，总是骑着这匹骆马相伴外出，或是观赏百花、饱览山川，或是聚会畅谈、喝酒吟诗，如今却不得不与它分离，心中感慨万千，于是写下了这首 《病中诗十五首·卖骆马》。五年花下醉骑行，临卖回头嘶一声。项籍顾骓犹解叹，乐天别骆岂无情。 会昌四年（844年）冬季，白居易倾注自己财力并号召他人，开通了龙门口南面伊河上的险滩“八节滩”，事成后有感而作《开龙门八节石滩诗二首》，表达了为民造福的欣慰之情。 其一 铁凿金锤殷若雷，八滩九石剑棱摧。竹篙桂楫飞如箭，百筏千艘鱼贯来。振锡导师凭众力，挥金退傅施家财。他时相逐四方去，莫虑尘沙路不开。其二 七十三翁旦暮身，誓开险路作通津。夜舟过此无倾覆，朝胫从今免苦辛。十里叱滩变河汉，八寒阴狱化阳春。我身虽殁心长在，暗施慈悲与后人。 唐贞元十七年（801），30岁的白居易在长安结识了23岁的元稹，他们为对方的文采精华而折服，政治上又都反对宦官专权、提倡轻徭薄赋。为了实现古代仕人怀有的那份安邦定国的宏伟抱负，二人同时参加了吏部的制科考试，并且同时当上校书郎。虽是个闲官，倒也可自得其乐。直到元稹因敷水驿事件得罪宦官、被贬下放，白居易以死上书无效。元和十年（815），元稹被贬为通州司马，同年白居易被贬为江州司马。此后，二人只能互通书信、倾诉衷肠。太和五年（831），元稹病逝于武昌，次年归葬咸阳。开成五年（840），白居易六十九岁，大病初愈，时距九年，诗人对老友的情感依旧很深。加上健康与心绪亦与日俱非，更增添了对故人的思念，在某夜梦到元稹后，诗人创作此诗。 梦微之夜来携手梦同游，晨起盈巾泪莫收。漳浦老身三度病，咸阳宿草八回秋。君埋泉下泥销骨，我寄人间雪满头。阿卫韩郎相次去，夜台茫昧得知不？ 《忆江南》写于唐文宗开成三年（838年），当时白居易67岁，正以太子少傅分司东都，住在洛阳。 白居易曾担任杭州刺史两年，后又担任苏州刺史一年有余，青年时期还曾漫游江南，旅居苏杭，对江南有着深刻的了解和深厚的感情。晚年回到洛阳后，他十分不满于朝廷内部的朋党纷争、宦竖擅权，对政治感到厌倦，便以觞咏弦歌、山水风月作为消遣，《忆江南》三首正是在这样的情况下产生的，表达了他对江南美景和往昔生活的怀念之情。 《忆江南》 其一：江南好，风景旧曾谙。日出江花红胜火，春来江水绿如蓝。能不忆江南？其二：江南忆，最忆是杭州。山寺月中寻桂子，郡亭枕上看潮头。何日更重游？其三：江南忆，其次忆吴宫。吴酒一杯春竹叶，吴娃双舞醉芙蓉。早晚复相逢？ 《醉吟先生传》作于公元838年（开成三年）。是白居易晚年退居洛阳生活的自我写照。他晚年远离政治纷争，诗酒度日，尽醉长吟，在旷达之中隐含着避世的无奈心情。 醉吟先生者，忘其姓字、乡里、官爵，忽忽不知吾为谁也。宦游三十载，将老，退居洛下。所居有池五六亩，竹数千竿，乔木数十株，台榭舟桥，具体而微，先生安焉。家虽贫，不至寒馁；年虽老，未及耄。性嗜酒，耽琴淫诗，凡酒徒、琴侣、诗客，多与之游。游之外，栖心释氏，通学小中大乘法，与嵩山僧如满为空门友，平泉客韦楚为山水友，彭城刘梦得为诗友，安定皇甫朗之为酒友。每一相见，欣然忘归。洛城内外六七十里间，凡观寺丘墅有泉石花竹者，靡不游；人家有美酒鸣琴者，靡不过；有图书歌舞者，靡不观。自居守洛川，暨布衣家以宴游召者，亦时时往。每良辰美景，或雪朝月夕，好事者相过，必为之先拂酒罍，次开箧诗。酒既酣，乃自援琴操宫声，弄《秋思》一遍。若兴发，命家僮调法部丝竹，合奏《霓裳羽衣》一曲。若欢甚，又命小妓歌《杨柳枝》新词十数章。放情自娱，酩酊而后已。往往乘兴屦及邻，杖于乡，骑游都邑，肩舁适野。舁中置一琴一枕，陶谢诗数卷，舁竿左右，悬双酒壶，寻水望山，率情便去，抱琴饮酌，兴尽而返。如此者凡十年。其间日赋诗约千余首，岁酿酒约数百斛，而十年前后赋酿者不与焉。妻孥弟侄，虑其过也，或讥之，不应，至于再三，乃曰：“凡人之性鲜得中，必有所偏好。吾非中者也。设不幸，吾好利，而货殖焉，以至于多藏润屋，贾祸危身，奈吾何！设不幸，吾好博奕，一掷数万，倾财破产，以至于妻子冻馁，奈吾何！设不幸，吾好药，损衣削食，炼铅烧汞，以至于无所成，有所误，奈吾何？今吾幸不好彼，而自适于杯觞讽咏之间，放则放矣，庸何伤乎？不犹愈于好彼三者乎？”此刘伯伦所以闻妇言而不听，王无功所以游醉乡而不还也。遂率子弟入酒房，环酿瓮，箕踞仰面，长吁太息曰：“吾生天地间，才与行不逮于古人远矣，而富于黔娄，寿于颜回，饱于伯夷，乐于荣启期，健于卫叔宝，幸甚，幸甚！余何求哉？若舍吾所好，何以送老？”因自吟咏怀诗云：“抱琴荣启乐，纵酒刘伶达。放眼看青山，任头生白发。不知天地内，更得几年活。从此到终身，尽为闲日月。”吟罢自哂，揭瓮拨醅，又引数杯，兀然而醉。既而醉复醒，醒复吟，吟复饮，饮复醉，醉吟相仍，若循环然。繇是得以梦身世，云富贵，幕席天地，瞬息百年，陶陶然，昏昏然，不知老之将至。古所谓得全于酒者，故自号为醉吟先生。于时开成三年，先生之齿六十有七，须尽白，发半秃，齿双缺，而觞咏之兴犹未衰。顾谓妻子云：“今之前，吾适矣；今之后，吾不自知其兴何如？” 《杨柳枝二首》写于唐武宗会昌三年至五年（843-845年）之间。白居易于会昌二年（842年）以刑部尚书致仕后寓居洛阳。当时，洛阳永丰坊西南角园中有垂柳一株，柔条极茂，白居易见之有感而发，创作了这两首诗。后来，此诗传入乐府，遍流京都，唐武宗听闻后，下诏取两枝植于禁苑，白居易又写下《诏取永丰柳植禁苑感赋》一诗。这两首诗借永丰柳的境遇，抒发了诗人对人才埋没的感慨以及对自身身世的喟叹。 《杨柳枝二首》：其一：一树春风千万枝，嫩于金色软于丝。永丰西角荒园里，尽日无人属阿谁。其二：一树衰残委泥土，双枝荣耀植天庭。定知玄象今春后，柳宿光中添两星。 《问刘十九》绿蚁新醅酒，红泥小火炉。晚来天欲雪，能饮一杯无？ 关于《问刘十九》的写作时间，有两种不同说法。一种说法是此诗作于唐宪宗元和十二年（817年），当时白居易被贬为江州司马，与友人刘十九交情深厚，在一个天寒欲雪的傍晚，他思念刘十九，于是写下此诗相邀。另一种说法认为，此诗是白居易晚年隐居洛阳时所作，约为唐武宗会昌年间（841-846年），当时白居易生活相对闲适，在一个风雪欲来的傍晚，他想起了好友刘十九，遂创作了这首诗。 《二月二日》二月二日新雨晴，草芽菜甲一时生。轻衫细马春年少，十字津头一字行。 这首诗的写作时间，没有确凿的史料记载，但有观点认为此诗作于白居易晚年寓居洛阳期间。当时洛阳的二月二日有花朝节、挑菜节等习俗，人们会在这一天外出踏青、赏花、挑菜。白居易看到雨后初晴，草芽菜甲生长，少年们在十字津头骑马前行的景象，有感而发创作了这首诗，展现了春日的生机与活力，以及人们在节日中的闲适与欢乐。 白居易晚年居住在洛阳，任太子少傅等闲职，生活相对闲适。《池上早夏》可能是他在洛阳履道坊的宅园中所作，描绘了他晚年退居后的悠然生活。此时的白居易历经宦海沉浮，心境渐趋淡泊，诗中“慵闲无一事，时弄小娇孙”等句，体现了他享受天伦之乐的恬静心境。《池上早夏》水积春塘晚，阴交夏木繁。舟船如野渡，篱落似江村。静拂琴床席，香开酒库门。慵闲无一事，时弄小娇孙。 《秋雨夜眠》凉冷三秋夜，安闲一老翁。卧迟灯灭后，睡美雨声中。灰宿温瓶火，香添暖被笼。晓晴寒未起，霜叶满阶红。 这首诗作于唐文宗大和六年（832年）秋，当时白居易任河南尹。诗人已六十多岁，体衰多病，官务清闲，加上亲密的诗友元稹已经谢世，心情特别寂寞冷淡，于是写下了这首诗。 白居易的《念佛偈》，创作于会昌二年（公元842年），当时白居易七十一岁，隐居香山专修念佛三昧。 白居易晚年对弥陀净土的信仰愈发坚定，他历经宦海沉浮，晚年辞去官职，尽遣侍妾，希望通过念佛修行求得往生西方极乐世界。 余年七十一，不复事吟哦。看经费眼力，作福畏奔波。何以度心眼，一声阿弥陀。行也阿弥陀，坐也阿弥陀。纵饶忙似箭，不废阿弥陀。日暮而途远，吾生已蹉跎。旦夕清净心，但念阿弥陀。达人应笑我，多却阿弥陀。达又作么生？不达又如何？普劝法界众，同念阿弥陀。 白居易晚年退居洛阳，远离政治纷争，将生活重心放在饮酒、赏花、与友人唱和上，诗词多描绘日常小事，如《醉吟先生传》中记录的“抱琴弹秋思，把酒话东篱”，字里行间皆是对平凡闲适的满足，不再有早年“兼济天下”的壮志。他深受佛教思想影响，晚年诗词常蕴含“空”“静”的禅理，以此消解人生的烦恼与执念。如《暮江吟》中“可怜九月初三夜，露似真珠月似弓”，以极简的自然之景传递出对当下的珍视，不再纠结于过往或未来，归于内心的澄澈与淡然。具有禅意与超脱的心境，